三、福楼拜作品中的灵性和对生物主义的拒绝

左拉科学主义行为的最突出表现，是让生理学研究取代文学创作本身，以企图从现有的生理学或医学的结论出发，验证或再获得某个生理学的或医学的结论。这一结论是左拉在主人公的行为中归纳出来的规律，它给左拉带来了“寻求真实所带来的非同一般的快乐”。但由于福楼拜反对结论，也由于他骨子里对科学所持的保留态度，他并不喜欢左拉的所作所为。我们觉得，福楼拜在他的遗著《布瓦尔和佩库歇》中对于滥用科学结论的主人公的讽刺，某种程度上应当是他厌恶自然主义的一个结果;如果有必要从文学界找到一位与荒唐的布瓦尔和佩库歇最相似的作家的话，这个人当非左拉莫属。布瓦尔和佩库歇每采取一个所谓科学的行动，都必然要从口袋里掏出他们的袖珍指南，等站直了读他一段之后再付诸实践，实际上在进行文学写作的时候，左拉也常常掏出贝尔纳的医书来，采取比较类似的做法。由此我们说，福楼拜与左拉在诗学观念上的对立绝不是偶然的。再者，福楼拜本人的神经病经过个人努力而被克服，这也证明了左拉的气质和遗传决定论的谬误和愚蠢，福楼拜是深知这一点的。在《＜泰蕾丝·拉甘＞序言》里，左拉毫不掩饰他的科学目的:

在《泰蕾丝·拉甘》中，我着意研究的是几个人物的气质而不是性格。这是全书的主旨所在。我所选择的几个人物，都是彻头彻尾受各自的神经和血脉支配的，他们不具有自由意志，生活中的每个行动都是他们的肉体要求不可避免的结果。泰蕾丝和洛朗是两个没有理性的人，如此而已。我力图一步一步研究情欲、本能的冲动、神经性发作给大脑造成的损害等因素，在这两个没有理性的人身上暗中发生的作用。我这两个主人公的爱情是为了满足一种需要;他们所犯的谋杀罪是他们通奸的结果。这种结果之于他们，与狼残害羊没有什么两样。还有他们的内疚——姑且这样称吧，纯粹是一种机能的混乱，是紧张得要暴裂的神经系统的一种反抗……请仔细读一读这本小说吧，诸君会发现，其中每一章都研究了生理学上一个有趣的实例。^[9]

另外左拉还声称，他写作这本小说的目的“首先是科学方面的”，他纯粹是带着生理学的兴趣向自己提出并解决问题，研究或揭示两个分属血质型和神经质的主人公接触时所产生的生化反应和深刻骚动，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研究他们的兽性，甚至仅仅研究他们的兽性”，在这两个活人身上“做了外科医生在死尸身上所做的分析工作”。而福楼拜的作品及其对于人物的解剖则是拒绝这种生物主义的。把左拉的《泰蕾丝·拉甘》和十年前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对比，可以发现它们有着同样的题材:两部作品都写婚外情，故事都以主人公的死亡而告终。两部作品发表后都受到舆论的攻击。但是二者在创作方法上却有一个根本的区别，即《泰蕾丝·拉甘》使用科学尤其是生理学的方法和观点去描述、分析人物的行为，而福楼拜所采用的却仍然是一种经典诗学的套路和纯艺术的视野。这通过分析两部作品对爱情的描写或表现的方法就可看出。下面是作品《泰蕾丝·拉甘》对于洛朗和泰蕾丝爱情的描写:

泰蕾丝天生缺乏柔情，还有些神经质，与洛朗粗鲁、好冲动的性格相遇，产生了奇异的效果。从前，在卿卿我我的那段日子里，不同的气质，使这对男女成了天作之合，在他们之间建立了某种平衡，甚至可以说，他们各自在生理上都得到满足。情人以冲动相赠，情妇以激情回报，两人互为鱼水，以热吻来调节他们感官的机能。但现在他们生理的机能失调了，泰蕾丝以过分激动压倒了对方。洛朗突然也变得兴奋不已，他受了少妇热情冲动的影响，就像一个受到严重神经官能症折磨的姑娘那样，气质也慢慢变了。有些人在某种特定的环境下会产生一些变化，研究他们是饶有兴味的事情。这些变化先在肉体上出现，很快便蔓延到大脑以及全身。^[10]

紧接着又有非常类似的一段:

在泰蕾丝剧烈的挑逗和冲击下，他的春情萌发了。因为有了泰蕾丝，这具高大、肥满、软乎乎的身躯里形成了一个极其敏感的神经系统。洛朗以往的生活与其说是神经型的，还不如说是感官型的，现在他的感觉细腻多了。在他的情妇的一阵热吻之下，一种新鲜、刺激、紧张的生活倏地在他面前展现。这种生活使他的情欲成倍地增长，把他的快乐推到了极点。一开始，他真有点儿如癫似狂了，他不顾一切地放纵自己，尽情享乐，这是他以前凭感官冲动从未享受过的。于是，在他体内产生了奇异的变化，神经的感受性压倒了官能性的冲动，改变了他素质的就是这个因素。^[11]

左拉的方法在这两个描写爱情的段落里非常典型地体现出来了。这种方法暴露出的最突出的特点:一是作者本人的大段的客观解剖和分析几乎取代了艺术性描写，且非常貌似科学语言的语体，类于实验报告。实际上这种语言正是对于科学语言的蹩脚模仿。二是具体、大量地袭用了生理学的术语、结论和视角去描述人物行为。如直接在作者叙述的层面上滥用“神经”、“感官”、“官能”、“冲击”、“气质”等抽象术语，发表了人作为一种生物体由遗传、环境和时代所决定等生理学、遗传学和自然主义诗学观点。由于受到自然科学尤其是生理学成见的过度影响，左拉笔下的人物被处理成一种没有心灵、没有思想、感情和意志的生物体，换句话说，这种人只是由血肉和神经组成、由本能支配并由遗传和特定气质类型所决定的动物。在这一所谓的科学成见的支配之下，洛朗和泰蕾丝的相互吸引和爱情被归结为一连串的生化反应，即使是人物的忏悔也被纳入生理学的轨道，这分明是滥用了生理学的逻辑(“他的悔疚纯粹是物质性的，只有他的躯体，他那被刺激的神经和那颤抖的皮肉惧怕那个溺死者”^[12]。如此一来，左拉的人物及其爱情除了是肉体和它的生化效应之外，并没有显示出属于人类所有的超越性或精神性。

然而，曾经受到王室和法庭指控的福楼拜在对于爱情的处理上是完全不同的，《包法利夫人》中的爱情从本质而言则是一种灵魂的交流，下面的段落描写的是爱玛与莱昂的偷情:

他们的眼睛，有的是更传情的语言;每逢他们竭力搜寻无关紧要的话题，两个人就全感到一种相同的懒散心情，好像灵魂还有一种深沉、持久的呢喃，驾乎声音的呢喃之上。他们想不到自己会有这种甜蜜感受，惊愕之下，没有想到点破它的存在，或者寻找它的原因。未来的幸福好像热带的河岸，天性仁厚，滋润两旁的大地一样，放出阵阵香风，由他们尽情享受，他们也如醉如痴，乐在其中，什么顾虑都不搁在心上。^[13]

这种对于灵魂及其深沉交流所作的强调在关于他们爱情的描写中不断重复着:

包法利夫人听他讲，惊讶自己竟这样老了;这些花花絮絮的事情，反复扩展了他的生命，形成一片感情的海洋任他遨游。^[14]

他们不再言语;但是你看着我，我看着你，觉得脑子里扑扇扑扇的，像有什么出声的东西，顺着他们一动不动的瞳孔流过来流过去。他们握着手，只见过去、未来、回忆和梦想，全部融化在这销魂的优美境界。^[15]

他常常一边看她，一边觉得他的灵魂离开自己，变成波浪，顺着她的头部往下流，不由自主，流进她的白净的胸脯。……她朝他弯下身子，仿佛神魂颠倒，话也说不出来，唧唧哝哝道: “别动!别说话!看着我!你的眼睛像有什么东西发射出来，那样甜，那样让我惬意! ”^[16]

即使轮到描写激情场面，福楼拜也往往会把这种场面诗意化，从而把本能净化为艺术画面。最突出的例子是爱玛与莱昂参观卢昂圣母堂后钻进奔驰的马车颠鸾倒凤的场景，对于二人的疯狂行为，福楼拜给我们提供的只是一个近乎虚拟的想象空间，我们只能够看到车夫一再地催马前行的画面，它穿越无数大街小巷、绕过教堂广场码头山岭，而不能够稍有停留，黄布帘子密封的车厢内间或传来催车夫前行的吼叫声，时而从里面飘出一些碎纸来。^[17]至于里面所发生的激情行为和左拉意义上的一系列生化反应，则全然隐退到直接叙述的层面之外，更不可能通过科学语言的形式被转变为实验报告。下面一个例子可能没有那么典型，但同样快速地完成了从本能向诗的转换:

他们睡在草地，躲到白杨树底下吻抱。他们未尝不希望一生一世住在这小地方，就像两个鲁宾孙一样，心旷神怡，觉得这里福天洞地，不啻世外桃源。他们不是头一回看见树木、蓝天、青草，也不是头一回听见水声潺潺、微风在枝叶之间吹拂，不过毫无疑问，他们从来没有加以赞赏，好像大自然先前并不存在，或者只在他们的欲望满足之后，才开始美丽一样。^[18]

综合以上数例，会发现相对于左拉而言福楼拜写作方法的基本特点。表现为两点:一是客观的解剖和分析已被最大程度地压缩，艺术性的和诗化的描写居于统治地位，所使用的文学语言的语体是左拉生理学实验报告的对立面，每一个语汇都来自于人与自然融合为一的生活世界的体验和直觉，而不是来自于生理学实验室或科学世界的抽象。二是表现出了把人当作性灵和灵魂的存在来看待的福楼拜人学观的最显著特点。这两个艺术特点也从侧面表现了福楼拜生活态度的高贵之处。我们知道，生活里的福楼拜生有高卢酋长般魁梧的身躯，但里面却布满了小妇人般脆弱的神经，不过，这种先天的条件并没有促使福楼拜的作品形成左拉作品那样的生物学走向，或使其向着本能决定论和神经错乱倾斜。他在谈及对于自己疾病的克服这个问题时，曾说到“有一种绝高的骄傲维系住我”，李健吾先生也认为，《包法利夫人》值得推许的优点之一恰在于它“呈有一副高傲而古典主义的容貌”。^[19]相反，如果福楼拜在艺术上也表现出左拉作品的那种动物本能决定论的风貌，这一高贵的作风就将消失。

由于远离了自然科学尤其是生理学的套路(包括术语、结论和视角)去描述人物行为，福楼拜就把人从神经、器官、气质和本能的话语织体中解放了出来(按:一般所论他的作品所暴露的萨德气质实际上是来源于对于人物行为的“显示”，而非来自作者包含分析、研究等在内的“讲述”部分) 。况且福楼拜很明白，把艺术变成科学著作将无异于给艺术判死刑，正如他所说的: “如果一部小说像科学著作那样乏味，那么好吧，这将是艺术的终结! ”^[20]这导致在福楼拜笔下，人及其行为被真正地当作性灵和灵魂的存在及其表现而得以描写和叙述，而不是被固定地、先入为主地当作受到遗传、环境和生存竞争等生理学和遗传学规律所决定的丛林世界的生物体。试问，丛林世界中被各种生理需要所决定的生物体如何才能进入一个属人的世界?纯粹的动物世界的生物学表现的实验报告如何就是艺术?正是由于福楼拜在艺术上正确地抵制了自然科学成见的过度影响，我们才看到了他笔下的人物被心灵、思想和感情的气息所包围，使作品带上了浓厚的唯美、直觉和柏拉图主义的色彩。福楼拜曾经说过，他迷信“美的宗教”，欣赏“美丽的形式”、“美丽的日落、月光、色彩丰富的画面”等。^[21]还曾这样地崇拜直觉: “艺术直觉具有一种刹那性的特征，实际上类似于半睡半醒时的幻觉:它在你眼前穿越;这时你就该贪婪地抓住它”。^[22]同时，我们在《包法利夫人》中所看到的灵动世界也是建立在福楼拜对于上帝的灵知主义信仰和对柏拉图哲学的迷恋之上的。难怪意识批评家乔治·布莱把“对于广大无边的宇宙中的生命的直觉”和“对于心灵的表达”(“心灵或自然的独一无二的存在”)当作福楼拜经验的中心和作品(尤其是《包法利夫人》)的主要目的。^[23]我们认为，艺术、美、直觉、灵魂和高贵的事物，是福楼拜在任何功利的追逐和科学统一运动的威力目前都未曾出让过的东西。

如果从正面切实联系福楼拜的作品与生物学及相关分支学科原理的内在联系的话，我们会发现，他实际上抵制了生物学、生理学、遗传学和医学等学科的一系列结论对于文学的不利影响。在他的某些作品中，从青春期习作到《三故事》、《布瓦尔和佩库歇》，读者可以找到许多生理和心理病变的素材，这些材料在二十世纪初还一度引起了精神分析学家的关注，不过，这些作品之所以在医学、生理学和心理学上具有继续解释的价值，乃是因为作者本人从未就此作过任何解释。《包法利夫人》的高超艺术性的表现之一，在于通过人物的视野，判断或指出爱玛身上存在的神经错乱或歇斯底里问题，如书中通过包法利医生判断爱玛的病情，如此写道: “待了四年，刚站稳脚跟，查理离开道特，并不合算。可是万一势在必行的话，也就顾不得了!他把她带到卢昂，去看他的老师。她害的是一种精神病:应该换换空气才是”^[24]，但叙述者或作者并没有把它与家族以前的健康状况联系起来，没有把这种病归结到遗传方面，甚至没有在这方面作出些许暗示。《圣安东尼的诱惑》也有类似的特点，其主人公圣安东尼常常沉溺于严重的幻觉而不可自拔，其情状类于福楼拜本人在精神病发作时所表现出的某些症状，或者恰如福楼拜所说的一些“幻觉者”如圣戴莱丝、霍夫曼和爱伦·坡身上所特有的现象。^[25]我们从中可看到，在经福楼拜强调之后，圣安东尼的意识分裂实际上是出自他对崇高的精神目标的刻意追求，而不是源于生理或遗传的某些不足。需要引起我们注意的是，福楼拜在创作《圣安东尼的诱惑》第三稿本(1874)的时候，左拉正在步入他的文学高峰期，然而二人的友谊和交往却并没有使福楼拜染上左拉的那些文学习惯。

同时这里也不存在一个福楼拜对当时所盛行的生理科学缺乏了解的问题。相反，福楼拜在作品之外从不掩饰自己对医学、遗传学的兴趣，在一封信中他说: “一件怪事，我如此为医学的研究吸引。我总想解剖。我要小上十岁，我会做的。”^[26]不过这种兴趣从来没有促使他力图在作品中获得什么医学结论。福楼拜本人也并不怀疑遗传学有其正确的一面，他曾经说: “好些事物会自为说明的，如果我们能够知道我们真正的世系。因为人的组成的元素，究竟有限，其同样的组合本该再现。所以遗传是一种正确的原理，不过错被人们应用罢了。”^[27]由此可看出，他所反对的不是遗传学本身，而是对于遗传学的错误应用。与此相关的是心理学，他也说过类似的话: “和这字眼(即遗传原理——引者)类似的，还有好些。人各持其一端，终于不相了解。心理的科学，如果没有准确的名类，如果依然用同一字句标志最繁复的观念，会永久停留于其瘗埋的所在，这就是说，黑暗与愚马矣之中。门类分不清，只好再见吧，结论! ”^[28]因而，福楼拜所反对的与其说是科学本身，不如说是将科学结论不恰当地使用于其他领域的行为，或用局部领域的简单化结论去解释、统一其他领域的复杂情况的企图和做法。据此推之，科学结论在文学和诗学领域的肆意横行自然是福楼拜所反对的，因为文学本身一旦成为科学语言的亦步亦趋的模仿者，被用来说明科学自身的结论，文学和诗学就将失去自身的本性，失去它的艺术性和诗性的根基。福楼拜一生最忌讳在作品中直接阐述或倾向于透露、佐证某个科学道理，每当涉及到科学问题的时候，他宁愿把有关科学问题的讨论交给人物去完成，如《包法利夫人》通常安排郝麦和包法利医生去实际地处理和讨论医学及相关的病理学、生理学问题，^[29]而不是由作者直接把文学作品变成科学结论的实验报告。否则，他就会违背自己的艺术诺言，重复自然主义的失败美学，成为实验科学的发言人。

福楼拜艺术的基本原则在于“不隔”地、清晰地表现事物，它是一种直面自然、走向生活本身的艺术理念，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即在于，从艺术中抛开一切学术结论(它包括任何门类的自然科学结论及任何依据自然科学方法而形成的“主义话语”的结论)对于艺术的侵扰。在一封信中，福楼拜这样痛斥以任何学术结论取代艺术的做法:

坦率说，艺术不应该被任何学说用来作讲坛，否则便会衰退!人们想把现实引到某个结论时总是歪曲现实，而结论却只属于上帝。再说，难道只凭虚构的小说情节就可能发现真理?历史，历史和博物学!那才是现代的两位缪斯。凭借它们才可能进入新的天地。我们不能回到中世纪。让我们“观察”，一切都在其中了。……我看见最卓越的天才和最伟大的作品都从不作结论。荷马、莎士比亚、歌德，所有上帝的长子都(如米什莱所说)提防自己做再现以外的别的事。^[30]

福楼拜是在跟尚特比小姐讨论乔治·桑的作品《拉坎提妮小姐》时讲这段话的。乔治·桑的一贯特点是用作品来宣讲她的乌托邦社会主义的信仰和学说，这一点是福楼拜决不同意的(按:福楼拜认为社会主义是属于中世纪的宗教意识形态，下文述及) ，一方面，福楼拜不同意用作品宣讲某种学说;另一方面，福楼拜不相信社会主义和历史主义的进步观，所以他的意见既是针对文学的创作方法，又是针对当时的意识形态和哲学思潮而发。由于他的意见主要是围绕乔治·桑作品中的社会主义信仰展开的，所以他没有特殊强调自然科学的结论问题，但他所说的“任何学说”当然应当包含自然科学和生物学的结论在内。那么，福楼拜称“历史和博物学”是“现代的两位缪斯”，其意义何在?我想它的意思在于说明，“历史和博物学”是在对人类社会事变和大自然进行观察的基础上形成的，艺术应当向它们学习，把自身建立在观察和再现的基础之上，而不是要求文学模仿历史、博物学等任何科学学科的结论，或者让它们取代艺术。

福楼拜反对在艺术中宣扬某种学说，其意图实在于全力保护艺术的艺术性和自性，维护艺术的权利。我认为只有福楼拜的这种抛开一切结论的对于“自然”的无隔阂的表现，才是真正符合自然本性的(或者我们可以称之为福楼拜式的自然主义的)表现手法，而左拉那种以科学和生物学的模式、语言和结论来取代艺术的企图，不仅恰恰违背了艺术的宗旨，而且本身就是反自然的做法。因此，我认为只能够把左拉的自然主义理解为“自然科学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