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福楼拜与生物科学

与上述作家相比，福楼拜所接受的生物学影响是非常少见的。就内在质地而言，他的作品几乎看不到自然环境决定论的影子(比较一下福楼拜与巴尔扎克各自关于环境及其与人关系的描写就可看出) ，同时在作者层面上他杜绝了对于生物学理论的体系性的严肃搬用，而《布瓦尔和佩库歇》则在嘲笑的意义上使用达尔文的人从猿演变而来的观点。

福楼拜的作品，尤其是早期作品，与生物学课题有一定的关联。但基本可以肯定的是，福楼拜对于生物学题材和问题的涉及，其用意是出于反思、反讽或戏拟，而非出于严格、严肃的模仿。1837年的游戏之作《随你喜欢》(“Quidquid volueris”) ，其意义类似于玛丽·雪莱为反思科学灾难而写的科幻小说《弗兰肯斯坦》，区别只在于前者所写的是一个由生物学的人猿交配实验所带来的家庭灾难。该作写的是一个奇怪的故事，灵感来自当时生物学界新发现的人猿类型及以此为基础提出的关于人猿关系的推测(布丰、拉马克、伊莱尔) 。作品的人物包括已在美洲暴富的男主角保罗(Paul) 、保罗的妻子艾德丽(Adele)和保罗从巴西带来的怪物达里奥(Djalioh) 。达里奥本是保罗在巴西时让一个女奴与大猩猩交媾所生的后代，后来保罗对妻子艾德丽感情冷漠，达里奥转而对艾德丽产生了欲望，暴露其野性的一面。他突然变得狂怒起来，杀死了艾德丽的孩子，强奸并杀死了艾德丽。^[2]已有研究者在当时的《巴黎杂志》中发现了这个故事的一个来源，不过福楼拜在结果的处理上有自己的变化，即艾德丽的尸首在坟中腐烂，达里奥的骨架完好无损及保罗的再婚。^[3]有学者从作者自叙传的角度在这篇故事中解读出关于福楼拜本人所接受的“失败的教育”的主题，^[4]但我们认为，从生物学的视角去看待该故事似乎更为合理。达里奥身上明显有着当时(尚未经过达尔文系统阐述过的)生物进化假说的显著影响，也透露出福楼拜成熟时期作品中某些具有疯狂和失语特征的主人公的气质，尤其是《萨朗波》中的马托。可以看出，福楼拜塑造这类源自生物学影响的人物形象，其目的与其说是要严肃阐述某个生物学主题，倒不如说是要以游戏的态度对这个主题展开想象。其中的保罗有几分类似于玛丽·雪莱的科学狂人弗兰肯斯坦，他们二者都以制造科学和生物学的怪物开始，最终又都为怪物所害，这个情节反而促使人们对科学发明所引发的伦理问题作出反思。在风格上，该作也极不严肃，被认为是对于夏多布里昂、雨果等的“戏仿”。^[5]

福楼拜一生中的首篇发表作品《一堂自然史课:职员的类型学》(“Une Lecon d＇histoire naturelle，genre commis”，1837)也与当时生物科学的发展有关，同时与巴尔扎克的《结婚生理学》在构思上有一定类似之处，是一篇关于公务员的生理学作品。该作通过袭用生物学的分类法故意把居维叶等人的动物分类扩大到人类中的职员，并将其描述为低等人类，这种人之存在的主要标志就是抄写，即为手写文本制造另一个准确的副本，而全无自己的任何独特性和创造性。^[6]福楼拜整个创作生涯中的第一部作品以讽刺职员为主题，既说明福楼拜在其青春期就已开始关注并揭露现代社会在绝大多数人身上制造的平庸，同时也是非常富有象征意味的，因为福楼拜的最后一部作品《布瓦尔和佩库歇》也是以职员的平庸抄写为主题的。平庸问题的揭示在福楼拜这篇作品中的确至关重要，应当说是作品的基本主题和目的所在，而在形式上则受惠于生物学，并对后者进行了戏仿。L．M．波特认为，这部作品“是对以居维叶和布莱维尔(他是居维叶的学生，曾反对居维叶对所有的生物进行分类)为代表的当代动物学家的自负努力的伏尔泰式嘲笑”，^[7]这一看法确是指出了福楼拜与流行的生物学的关系。而如果联系福楼拜的创作整体来看，把这篇作品理解为对生物学和职员的双重嘲讽似更准确，不过无论如何，除了讽刺“职员”这种处在“座架”中的无个性的人类类别之外，该作的目的并不在于严肃地照搬生物学的方法，而在于跟生物学开个玩笑。以上的早年作品使我们看到，福楼拜对于生物学的态度和使用的侧重点都与对生物学非常痴迷和狂热的左拉有太大差异。

研究福楼拜成熟时期的作品和他的书信，对于我们认识福楼拜与生物学的关系更加重要，因为早年的作品毕竟是草率之作，经科学精神熔炼的独特风格、系统的诗学和对于科学的完整意见都尚未形成，而成熟的作品虽然已不再直接反讽地袭用生物学的框架，但在与生物学关系的处理上却更加微妙了。主要表现在:成熟的“福楼拜风格”(它同时容纳理性、词语的精确、韵律、主观第一与艺术本位)已经将生物学的影响完全过滤掉，或者交由人物去承担，使这种影响与作者本人的风格无关。福楼拜有读书癖和研究癖，不过物极必反，这反而使他的生活体验更加有限、更加疏离丰富而真实的生活，致使他在写作之前被迫对生活做临时、有限的体验和调查，远不如左拉、更不如巴尔扎克那样在面对生活时从容自如、左右逢源。更兼在《萨朗波》、《圣安东尼的诱惑》和《布瓦尔和佩库歇》等作品中让来自学术的材料、学科文献取代了生活和故事，这无疑公然背离了左拉以“真实感”为核心的自然主义原则。在20世纪，这一点甚至招致了景仰他的诗人、学者瓦莱里的批评，瓦莱里说福楼拜在《圣安东尼的诱惑》的写作中受到了博学、百科全书和学术资料这些魔鬼的诱惑，一直走向了真实的消失。^[8]真实的消失在某种程度上确能够由博学而导致，不过“真实”本来也不是福楼拜这些作品的目标所在，因为它们在立意上本来就是要远离当下世俗生活的(《萨朗波》和《圣安东尼的诱惑》取材于古代东方，《布瓦尔和佩库歇》徒有描写当下生活的外观，其实则是检验现有一切知识的百科全书) ，同时正如上文所论，即使像《包法利夫人》这样酷似现实主义作品的小说，也是故意要违反科学真实的。再者，福楼拜的某些在内容层面上仰赖科学文献的作品在处理具体科学文献时，其做法也与左拉的做法大不相同。福楼拜作品中那些似乎吊书袋子式的行为实际上都是由人物发出的，如在《圣安东尼的诱惑》和《布瓦尔和佩库歇》中，人物的迂腐、执著和模仿(包括科学模仿)的荒诞行径均起源于书本上的材料，书本本身成为人物行为的动力、依据和伴随物，而左拉的作品则相反，书本、生物学教科书中的原理、科学实验的程序竟成为作者本人叙述话语的支撑和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