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物科学的成熟及其文学影响

生物科学成熟之前，人类中心论的思想在西方文艺创作和人文知识领域居于统治地位。这种情况之所以可能，主要与自古以来哲学与神学关于人的主流观念(神创论)密切相关。因为长期以来，主流哲学家和神学家一般认为人是超越于万物之上、热爱智慧和富有道德的生灵，把人置于生物界之外加以看待，虽然始于卢克莱修等极少数才智之士猜测或者提出人是自然的产物，但诸如此类的观点均被教会和世俗视为“淫亵”并受到压制。文艺复兴之后，现代科学逐渐挣脱了神学的束缚，关于人的固有观念也随之发生变化，其中直接把人从神坛上拉下来，然后再归入动物范畴的学科是生物学。

科学上关于人的起源的观点大致始于十六世纪维萨勒(A．Vesale)和哈维(W． Havey)的人体解剖学研究，到了十七世纪，欧洲生物学界产生了人形猿的概念，导致泰森(E． Tyson)对黑猩猩进行解剖学研究，并对黑猩猩与人作出比较，揭示出人和人猿(尤其是黑猩猩)之间的亲缘关系，但并没有提出人源于动物中的某一个种的观点。动物学在十八世纪获得长足的发展，林奈(Carl von Linné，1707—1778) 、布丰(Buffon，1707—1788)和居维叶(Couvier，1789—1832)将人置于动物分类的范围，不过他们仍然出于各种原因在不同程度上坚持物种不变的思想(如林奈相信上帝创造万物，认为物种不变，只是晚年这种观念有所动摇;布丰认为生物物种是可变的，曾大胆推测所有的动物都来自于同一种祖先，但出于社会压力，他放弃了自己的进化论观点;后起的居维叶仍然是进化论的反对者，一直坚持物种被创造出来就是目前的状态的观点，但他的古生物学研究却又为后来的进化论提供了不少证据) 。经过拉马克、圣·伊莱尔(他们主张一种以后天获得性世代传递为依据的进化学说) 、佩尔特斯(Boucher de Perthes)尤其是达尔文等人的努力，生物科学牢固地确立了人由远古灵长目动物逐步进化而来的思想。生物学的成熟(尤其是生物进化论)对于文学的最大影响，在于它扭转了以往文学作品中的人类中心论的观念，使现代文学从兽性和生物学本能的视角去描写人类行为，有的作家甚至在作品中通篇套用或证明生物学家的观点。

在福楼拜时代，生物进化论对于文学的影响具体体现为物种可变学说和自然选择等理论观点对于文学的影响，这种影响实际上已经渗透到了文学中人的观念的变化、人物行为和事件特征的处理、环境的构造等方方面面。进化论的物种可变说认为，形形色色的物种是在自然条件的长期作用下由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逐渐变化而来，人类自然也不能幸免。但这种学说在对文学施加潜在影响的时候，不但没能促使作家强调人类高于动物的积极的属灵的一面，却反而倒转了这一经典的视角，将人性还原到生物性。再者，在拉马克、圣·伊莱尔、达尔文等人进化论观念的背后，都存在一个自然环境决定论的根基，不管他们的理论相互之间有何不同，他们都共同强调环境对于物种进化的决定性作用，而全然认识不到人类对于环境、进化的原动力和自然选择进行控制和获取引导进化的自由的可能。如拉马克强调了生物对环境的被动适应和环境对生物的绝对的决定性作用。而达尔文的自然选择说则认为，在生物的发展过程中，只有一部分适宜于生存的生物才能够得到保留并形成新种，不适者将被淘汰。作家和人文学者将这些结论应用到文学和社会领域，则衍生出社会环境决定论。如泰纳的艺术社会学就表现出这种倾向，除了频繁地使用生物学术语，他还用生物学“适者生存”的原理来比附文学艺术，认为只有适合于环境的艺术类型才会得到发展，否则就将被淘汰。而在文学作品中则表现为，以巴尔扎克、左拉等为代表的作家乐于将人物放在生物学的观念背景和由此模仿而来的社会环境决定论的框架内去描写，主体的自由意志不再成为专注的对象。另外，具有决定论特征的生物遗传学理论对十九世纪法国文学，尤其是自然主义文学也有不可忽略的影响，如左拉在自己作品的人物身上体现了生物遗传规律的作用。不过，当我们强调自然主义文学接受遗传学影响的时候，也不可忽略克洛德·贝尔纳和孟德尔以前生物进化论就物种遗传问题的讨论对作家的潜在影响，如布丰就环境直接诱发生物的遗传改变的问题，拉马克就获得性遗传的问题，达尔文《物种起源》就变异和遗传的关系问题等，都早已有过讨论。作为文学的科学背景，这些问题的讨论对作家的科学主义世界观的形成具有无形的塑造作用。不过，像巴尔扎克这样的作家，无论他的作品受到圣·伊莱尔等人的生物学和自然环境决定论的潜在影响何等显著，^[1]他都没有故意把文学艺术当作生物学和科学观点的试验场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