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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楼拜与现代思想
1.3.6.2 二、福楼拜对于自然主义真实神话的消解

二、福楼拜对于自然主义真实神话的消解

为了美的文体,福楼拜甚至不惜强调虚构、强调偏离和扭曲真实,以使艺术变得更加无用。他这样肯定艺术的虚构性:“《包法利夫人》中没有‘真实’的东西。它完全是一个虚构的故事;这里没有一点我的个人感情,也没有什么来自于我的私生活。正相反,真实的幻觉(假如有的话)来自于作品的非个人化。作家一定不要成为他的主题,这是我的原则。”[89]当然,他的作品所造成的真实幻觉是介于客观性和个人化之间的东西,个人因素只是潜藏于艺术的幻象中,并不是真的完全消失了。他想说的意思是,他并非执著于现有的真实生活(无论是外界的真实还是个人的私生活的真实) ,而是常常感到有一种对生活和描写对象进行变形的需要,并把这一意愿付诸实施。一个表现是就整体的创作方法而言的,即通过作品间接地转换和扭曲生活的原生态,使私人的自我及其情感获得一种艺术形式,一个客观对应物,使主观的内容客观化,从而把私人性投射到非我的文学形象上,而不是像浪漫主义那样直接地把这种个人生活变成作家本人的自传。“包法利夫人就是我”这句名言揭示的便是这种间接的表现形式,其中的变形表现为性别的转换(易性癖的形式)等方面,而又不易于为读者认出。作者的感情和观点在作品中既不像拜伦、甚至也不像巴尔扎克那样以作者本人的名义传达出来,而是全部隐藏在包法利夫人身上和她的故事中。在创作《包法利夫人》的过程中,他感到有一种摆脱青春期生活和自己的私生活的迫切感,他对高莱夫人说: “我想把我见到的东西全部写下来,不是原来的,而按变形的样子写。我认为准确叙述最壮丽的现实是不可能的。我还必须将现实加以渲染。”[90]就此而言,《包法利夫人》是以扭曲和升华的形式对福楼拜青年时代生活的一种叙述,人们在这部作品中虽然无法看到作者生活的本原形态,但他青春期的感情和问题(主要是偷情和神经官能症)已被吸收到作品中,投射在包法利夫人身上。正如他主张的,“我们的欢乐和我们的痛苦都应当被我们的作品吸收。太阳一出,朝露变成云雾升腾,谁也认不出朝露来了!蒸发吧,尘世的雨,昔日的泪,你们应当浸透阳光,形成缭绕的烟雾往天上升腾”[91]。由于已经形成成熟的、把生活艺术化的功力,所以他决定,“不再考虑过去准备写回忆录的计划”,因为回忆录毕竟是一种赤裸裸书写自我的粗糙艺术形式。而另一个表现更能见出福楼拜的特点,这个方面是就具体的写物方式或手法而言的,即他力求在变化的情境中再现同一个对象,写出这个对象的灵气和鲜活,以表现事物的内在韵味,而不是把它机械化为一个恒久不变的、用于活体解剖的死物。这种表现我们上文已经论述。

因此,福楼拜之批评左拉不爱艺术并消解后者的真实观,必然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福楼拜对唯物主义、自然主义和印象主义(他乐于将三者并提)统统没有什么好感,认为他们都被所谓的“真实”和“现实”的事物所牵制,而他本人却认为“现实”只不过是艺术的跳板而已。他不尊重文学流派或人们授予文学流派的什么称号,他对屠格涅夫说: “这不仅是一个观察的问题。一个人必须整合他的各种感知能力。所谓现实,按照我的观点,只是一个跳板。然而我们的朋友们却相信它本身构成了艺术的全部。他们的唯物主义让我感到愤怒,几乎每个星期一,当我读到我们善良的左拉的文章(发表在报纸《伏尔泰》上) ,我都被激怒。在现实主义后,我们有了自然主义和印象主义。怎样的进步啊!一群轻浮的家伙,他们试图让大家相信他们发现了地中海。”[92]又对热奈特夫人讲: “我的朋友左拉变得越来越荒谬。他嫉妒老雨果的名望,想‘建立一个学派’。……左拉作为一个批评家的自信乃是出自他的不可思议的无知。我想,再不会存在任何对于艺术和艺术自身的热爱了。还有谁会喜欢一个美丽的句子?”[93]福楼拜对于自然主义“真实”神话的怀疑直到临死都未停止。1880年2月3日,福楼拜在给莫泊桑的信中附上了一封给自然主义小说家莱昂·埃尼克(Leon Hennique,1851—1935)的信,在这封信中,他的基本观点是捍卫浪漫主义(准确地说是对于综合了浪漫主义在内的创作方法的捍卫) ,反对自然主义,并对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的“真实”观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拆解。莱昂·埃尼克是七十年代后期由左拉、保尔·阿列克西(Paul Alexis,1847—1901) 、亨利·塞阿(Henry Ceard,1851—1942) 、于斯曼(Joris- Karl Huysmans,1848—1907)和莫泊桑等六人组成的自然主义文学流派“梅塘集团”的一名成员,也是《梅塘晚会》的作者之一,他曾把自己于1880年以戏剧形式写就的一篇以讽刺浪漫主义为目的的作品《庞特保先生的伟大事迹》(Les Hauts Faits Monsieur de Pontbau)寄给福楼拜过目,福楼拜怒不可遏,遂回信揭穿了自然主义的真实神话及其虚妄。该信严厉批评埃尼克道:

那种认为你发现了自然、你比你的前辈更具真实性的偏执激怒了我。拉辛的暴风雨一点也不比米什莱的更缺少真实。没有‘真实’,只有不同的感知方法。照片是一种类似物吧?但它不比一幅油画更真实,或者二者是同样的。打倒学派,无论它们是什么!打倒缺乏理解力的词语!打倒一切学院、诗学和原则!我吃惊于像你这样优秀的人仍然沉迷于这些废话!只有上帝在某个地方知道我对文献、书籍、见闻资料和旅行之类存有戒心。对,我正是把所有这些都当作次要的和低等的东西去看待。客观真实(或诸如此类的名称)必定只是一种跳板,它有助于人们飞越得更高。你是否相信我已经蠢到了这样一种地步,以至于相信在《萨朗波》中我提供了对于古迦太基的真实再现,以及在《圣安东尼的诱惑》中提供了对于亚历山大理亚的准确描绘?噢,没有!但是我相信我是按照我们今天所设想的样子表现了它们各自的精神存在……简言之,为了结束这个关于真实问题的讨论,让我提出以下情况的存在:假设被发现的历史文献表明,塔西陀从头至尾都在撒谎。这对于塔西陀的光荣和风格会有什么影响吗?那无论如何都是无关紧要的。不只存在一种真实,而是两种:一是历史真实,一是塔西陀的真实……[94]

像“没有‘真实’,只有不同的感知方法”这样的话,应当说是福楼拜创作方法和其诗学的精华部分,它呼应了我们上文对于包法利夫人的眼睛的分析。大约就在此前不久,即福楼拜创作《布瓦尔和佩库歇》第五章(这一章专门探讨小说、戏剧和美学)的时候,他安排叙述者发出了这样的议论: “艺术只探讨真实性,然而真实性取决于谁观察它,所以真实性是相对的、昙花一现的东西。”[95]这个议论真正反映了福楼拜的诗学观点。应当说,对于十九世纪任何打出“真实”招牌的文学流派来说,这种消解的力度都可谓是史无前例的,而这种火药味十足的语言竟然出自老年福楼拜之口,实在可叹。再者,对于二十世纪以消解历史真实为要旨的新历史主义来说,福楼拜关于塔西陀历史的解读,也是不可忽略的。

【注释】

[1]李健吾,《科学对法兰西十九世纪现实主义小说艺术的影响——纪念〈包法利夫人〉成书百年(1857—1957) 》,载《文学研究》,1957年第4期。

[2]关于李健吾先生的这篇文章,后来的《文学研究》发表了两篇批评性文字,一篇是杨耀民等先生的《对<科学对法兰西十九世纪现实主义小说艺术的影响>的意见》,见《文学研究》,1958年第2期;一篇是陈燊先生的《评李健吾先生的<科学对法兰西十九世纪现实主义小说艺术的影响>》,见《文学研究》,1958年第4期,其中后者有较多学术论辩的成分。但由于时代原因,二文总体上采取了阶级论立场。

[3]李健吾,《科学对法兰西十九世纪现实主义小说艺术的影响——纪念〈包法利夫人〉成书百年(1857—1957) 》,载《文学研究》,1957年第4期,第43、64、65页。

[4]马里埃蒂,《实证主义》,管震湖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18—19页。

[5]哈耶克,《科学的反革命:理性滥用之研究》,冯克利译,译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120页。

[6]哈耶克,《科学的反革命:理性滥用之研究》,冯克利译,译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125页。

[7]哈耶克,《科学的反革命:理性滥用之研究》,冯克利译,译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130页。

[8]夏基松,《现代西方哲学教程新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89页。

[9]马里埃蒂,《实证主义》,管震湖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5页。

[10]冯·赖特,《知识之树》,陈波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96页。

[11]李健吾,《科学对法兰西十九世纪现实主义小说艺术的影响——纪念〈包法利夫人〉成书百年(1857—1957) 》,载《文学研究》,1957年第4期,第40—41页。

[12]李健吾,《科学对法兰西十九世纪现实主义小说艺术的影响——纪念〈包法利夫人〉成书百年(1857—1957) 》,载《文学研究》,1957年第4期,第59页。

[13]泰纳说: “他(指巴尔扎克——引者)本是饶夫华·圣·伊莱尔的弟子,曾宣布过写一部人的自然研究的计划,兽物编目已经有人做过,他想编一部生活风俗类编。这类编他是做了,艺术史上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和艺术风马牛不相及的想法。”见泰纳,《巴尔扎克论》,见《欧美古典作家论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87页。

[14]格兰特,《现实主义》,周发祥译,昆仑出版社,1989年版,第45页。

[15]李健吾,《科学对法兰西十九世纪现实主义小说艺术的影响——纪念〈包法利夫人〉成书百年(1857—1957) 》,载《文学研究》,1957年第4期,第59、50页。

[16]泰纳,《巴尔扎克论》,见《欧美古典作家论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86页。

[17]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五分册) ,李宗杰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376页。

[18]如胡经之、王岳川的《文艺学美学方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采用的是这一思路,可参见该书第一章第二节。

[19]泰纳,《艺术哲学》,傅雷译,安徽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75—78页。

[20]朱雯等,《文学中的自然主义》,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137、127页。

[21]关于左拉与现代科技理性、科学方法的联系,可参阅高建为的《自然主义诗学与现代性》一文,载《国外文学》,2004年第1期。

[22]左拉称,巴尔扎克和司汤达的成就来自于“他们巨大的观察力和分析力”,同时他把自然主义小说称为“观察和分析的小说”。左拉,《论小说》,见《欧美古典作家论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15—216页。

[23]1871年9月8日致乔治·桑函(无日期) ,见Aimee L. Mckenzie ed. ,The George Sand- Gustave Flaubert letters. London : Duckworth & Co. ,1922,p. 209.

[24]1852年4月24日致路易丝·高莱函,见Francis Steegmuller,ed. ,The letters of Gustave Flaubert ,(1830—1857) ,Cambridge,Mass. : Belknap Pr. ,1980,pp. 158-159.

[25]1852年4月24日致路易丝·高莱函,见Francis Steegmuller,ed. ,The letters of Gustave Flaubert ,1830—1857,Cambridge,Mass. : Belknap Pr. ,1980,p. 159.

[26]1857年3月18日致尚特比女士函,见Francis Steegmuller,ed. ,The letters of Gustave Flaubert,1830—1857,Cambridge,Mass. : Belknap Pr. ,1980,p. 230.

[27]1853年7月15日致路易丝·高莱函,见Francis Steegmuller,ed. ,The letters of Gustave Flaubert ,1830—1857,Cambridge,Mass. : Belknap Pr. ,1980,p. 193.

[28]1852年9月4日致路易丝·高莱函,见Francis Steegmuller,ed. ,The letters of Gustave Flaubert,1830—1857,Cambridge,Mass. : Belknap Pr. ,1980,p. 169.

[29]1853年8月14日致路易丝·高莱函,见Francis Steegmuller,ed. ,The letters of Gustave Flaubert ,1830—1857,Cambridge,Mass. : Belknap Pr. ,1980,p. 195.

[30]1853年9月30日致路易丝·高莱函,见《福楼拜小说全集》(下)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22、523页。

[31]1852年7月22日致路易丝·高莱函,见Francis Steegmuller,ed. ,The letters of Gustave Flaubert,1830—1857,Cambridge,Mass. : Belknap Pr. ,1980,p. 166.

[32]1853年3月27日致路易丝·高莱函,见Francis Steegmuller,ed. ,The letters of Gustave Flaubert,1830—1857,Cambridge,Mass. : Belknap Pr. ,1980,p. 182.

[33]1852年1月16日致路易丝·高莱函,见Francis Steegmuller,ed. ,The letters of Gustave Flaubert,1830—1857,Cambridge,Mass. : Belknap Pr. ,1980,p. 154.

[34]1852年9月4日致路易丝·高莱函,见Francis Steegmuller,ed. ,The letters of Gustave Flaubert ,1830—1857,Cambridge,Mass. : Belknap Pr. ,1980,p. 169.

[35]阿尔贝·迪博岱,《福楼拜生平创作年表》,见《福楼拜小说全集》(下)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01页。

[36]阿尔贝·迪博岱,《福楼拜生平创作年表》,见《福楼拜小说全集》(下)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03页。

[37]卢卡契,《左拉诞生百年纪念》,见《卢卡契文学论文集》(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18页。

[38]1852年7月26日致路易丝·高莱函,见Francis Steegmuller ed. ,The Letters of Gustave Flaubert,1830—1857,Cambridge,Mass. : Belknap Pr. ,1980,p. 193.

[39]1853年7月15日致路易丝·高莱函,见Francis Steegmuller ed. ,The letters of Gustave Flaubert ,1830—1857,Cambridge,Mass. : Belknap Pr. ,1980,p. 193.

[40]1853年9月16日致路易丝·高莱函,见《福楼拜小说全集》(下)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20页。

[41]1853年7月8日致路易丝·高莱函,见《福楼拜小说全集》(下)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04页。

[42]1853年7月8日致路易丝·高莱函,见《福楼拜小说全集》(下)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05页。

[43]福楼拜,《包法利夫人》,见《福楼拜小说全集》(上)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11页。

[44]卢卡契,《左拉诞生百年纪念》,见《卢卡契文学论文集》(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17页。

[45]卢卡契,《左拉诞生百年纪念》,见《卢卡契文学论文集》(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18—419页。

[46]左拉,《论小说》,见《欧美古典作家论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16页。

[47]左拉,《论小说》,见《欧美古典作家论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24—225页。

[48]哈耶克,《科学的反革命:理性滥用之研究》,冯克利译,译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127页。

[49]1853年6月25日致路易丝·高莱函,见Francis Steegmuller,ed. ,The letters of Gustave Flaubert,1830—1857. Cambridge,Mass. : Belknap Pr. ,1980,p. 189.

[50]1857年3月18日致尚特比女士函,见Francis Steegmuller,ed. ,The letters of Gustave Flaubert ,1830—1857. Cambridge,Mass. : Belknap Pr. ,1980,p. 230.

[51]1853年8月14日致路易丝·高莱函,见Francis Steegmuller,ed. ,The letters of Gustave Flaubert ,1830—1857. Cambridge,Mass. : Belknap Pr. ,1980,p. 195.

[52]1854年4月7日致路易丝·高莱函,见福楼拜《书信八封》,载《译文》,1957年第四期。

[53]亨利·特罗亚,《不朽作家福楼拜》,罗新璋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版,第245页。

[54]1854年4月7日致路易丝·高莱函,见福楼拜《书信八封》,载《译文》,1957年第四期。

[55]1854年4月7日致路易丝·高莱函,见福楼拜《书信八封》,载《译文》,1957年第四期。

[56]泰纳,《巴尔扎克论》,见《欧美古典作家论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86页。

[57]泰纳,《巴尔扎克论》,见《欧美古典作家论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87页。

[58]泰纳,《巴尔扎克论》,见《欧美古典作家论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90页。

[59]泰纳,《巴尔扎克论》,见《欧美古典作家论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88—189页。

[60]这段描写是泰纳本人在论述中引用的例子。见泰纳,《巴尔扎克论》,见《欧美古典作家论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二) ,第189页。

[61]这段描写是泰纳本人在论述中引用的例子。泰纳,《巴尔扎克论》,见《欧美古典作家论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二) ,第189页。

[62]1853年6月6日致路易丝·高莱函,见李健吾,《科学对法兰西十九世纪现实主义小说艺术的影响——纪念〈包法利夫人〉成书百年(1857—1957) 》,载《文学研究》,1957年第4期,第44页。

[63]1853年6月6日致路易丝·高莱函,见李健吾,《科学对法兰西十九世纪现实主义小说艺术的影响——纪念〈包法利夫人〉成书百年(1857—1957) 》,载《文学研究》,1957年第4期,第45页。

[64]1853年9月16日致路易丝·高莱函,见《福楼拜小说全集》(下)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20页。

[65]1853年6月25—26日致路易丝·高莱函。见Francis Steegmuller,ed. ,The Letters of Gustave Flaubert,1830—1857,Cambridge,Mass. : Belknap Pr. ,1980,p. 189.

[66]福楼拜,《包法利夫人》,见《福楼拜小说全集》(上)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5页。

[67]福楼拜,《包法利夫人》,见《福楼拜小说全集》(上)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0页。

[68]福楼拜,《包法利夫人》,见《福楼拜小说全集》(上)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5页。

[69]福楼拜,《包法利夫人》,见《福楼拜小说全集》(上)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23页。

[70]福楼拜,《包法利夫人》,见《福楼拜小说全集》(上)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54页。

[71]David Roe,Gustave Flaubert. New York : St. Martin's Press,1989,p. 23.

[72]福楼拜,《包法利夫人》,见《福楼拜小说全集》(下)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5页。

[73]福楼拜,《包法利夫人》,见《福楼拜小说全集》(下)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51页。

[74]福楼拜,《包法利夫人》,见《福楼拜小说全集》(下)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20、334页。

[75]王钦峰,《后现代主义小说论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05页。

[76]李健吾,《科学对法兰西十九世纪现实主义小说艺术的影响》,载《文学研究》,1957年第4期,第47页。

[77]亨利·特罗亚,《不朽作家福楼拜》,罗新璋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版,第473页。

[78]并不是说巴尔扎克的作品在所有的地方都体现了科学观察的态度,因为他的作品还表现出崇尚夸大和空想的另一个极端。关于这一点,福楼拜的两个人物布瓦尔和佩库歇曾各执一词,分别评论了巴尔扎克作品的这两个方面。同时佩库歇还对巴尔扎克提出了最严厉的批评: 《那已经不是文学,而是统计学或人种志》。福楼拜,《布瓦尔和佩库歇》,见《福楼拜小说全集》(下)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44页。

[79]马赫,《感觉的分析》,洪谦等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3、238—240页。

[80]左拉,《论小说》,见《欧美古典作家论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16—217页。

[81]左拉曾说过,“请看我们当代的伟大小说家吧,居斯达夫·福楼拜、龚古尔兄弟、阿尔封斯·都德,他们的才华不在于他们有想象,而在于他们强有力地表现了自然”。左拉,《论小说》,见《欧美古典作家论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15—216页。

[82]左拉,《论小说》,见《欧美古典作家论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17—218页。

[83]“我不愿意在这里提出任何一个当代小说家的姓名”。左拉,《论小说》,见《欧美古典作家论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18页。左拉称福楼拜为“当代的伟大小说家”显然是对作为左拉本人的朋友和文坛元老的福楼拜的尊重,而到了批评他的时候,不点名当然是比较明智的做法。

[84]左拉,《论小说》,见《欧美古典作家论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18页。

[85]1846年8月8—9日致高莱夫人函,见Francis Steegmuller,ed. ,The Letters of Gustave Flaubert,1830—1857. Cambridge,Mass. : Belknap Pr. ,1980,pp. 52-53.

[86]左拉,《论小说》,见《欧美古典作家论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18—219页。

[87]1844年6月7日致路易·科姆南函,见《福楼拜小说全集》(下)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37页。

[88]1876年4月3日致乔治·桑函,见Francis Steegmuller,ed. ,The Letters of Gustave Flaubert,1857—1880. Cambridge,Mass. : Belknap Pr. ,1980,p. 233.

[89]1857年3月18日致尚特比女士函。Francis Steegmuller,ed. ,The Letters of Gustave Flaubert,1830—1857. Cambridge,Mass. : Belknap Pr. ,1980,pp. 229-230.

[90]1853年8月26日致路易丝·高莱函,见《福楼拜小说全集》(下)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11页。

[91]1853年8月26日致路易丝·高莱函,见《福楼拜小说全集》(下)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11页。

[92]Francis Steegmuller,ed. ,The Letters of Gustave Flaubert,1857—1880. Cambridge,Mass. : Belknap Pr. ,1980,p. 242.

[93]Francis Steegmuller,ed. ,The Letters of Gustave Flaubert,1857—1880. Cambridge,Mass. : Belknap Pr. ,1980,p. 242.

[94]福楼拜在1880年2月3日致莱昂·埃尼克函,参见Francis Steegmuller,ed. ,The Letters of Gustave Flaubert,1857—1880. Cambridge,Mass. : Belknap Pr. ,1980,pp. 266-267.

[95]福楼拜,《布瓦尔和佩库歇》,见《福楼拜小说全集》(下)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5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