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福楼拜与左拉文学观的对立

在《论小说》这篇著名的论文里，左拉非常慷慨地称福楼拜是“自然主义之父”和“我们当代的伟大小说家”之一。那么“当代的伟大小说家”又是如何写作呢?他这样总结:首先是“观察”，其次是掌握大量的材料并做“详细的笔记”，再次是“仔细地研究过他们所要走进去的领域，探索了所有的根源”，最后是依据“排列得合乎逻辑”的事件动手写作。如果写一部关于戏剧界的小说的话，结识演员、观看演出、在这个领域掌握知识、记笔记、和最内行的人交谈、收集有关的词汇、故事和肖像、参考成文的材料、阅读一切对他有用的东西、参观故事发生的地点、在剧院住上几天，等，将构成其中最重要的几个环节。他特别指出，这种写作方式与乔治·桑“在一叠白纸面前坐下”按照想象一气呵成完全不同，因为在自然主义作品中，过去长期被小说家奉为最高品格的“想象”已被“真实”取而代之。^[80]但实际上，被左拉拉入自然主义阵营的福楼拜在写作方式上与自然主义相比是有较大差异的，而福楼拜与乔治·桑之间在写作方式上的差异也没有左拉所说的那样明显，这种情况只需人们读一下福楼拜的浪漫作品和东方故事即可得知。

了解一下左拉都是厌恶什么样的作品或文学追求，这对于我们弄清左拉的自然主义与福楼拜的创作之间的差异非常有用，它会让我们看到自然主义的创作程序如何不适用于福楼拜的一系列表现。在为左拉所厌恶的文学特征中，有这么几个表现左拉谈得较多:视觉的瘫痪症;注重想象、充满“离奇古怪”的色彩或夸张;把“美”当作文学的最高追求等。事实上，这几个表现在福楼拜那里都有重要价值，因而可以说，左拉对于上面这几个特征的批评有几分是针对他所熟知的福楼拜的。在《论小说》中，与其说左拉赞美了福楼拜，^[81]不如说他暗中批评和贬低了福楼拜，他所说的那些话一定会让后者感到不快(正如人们所知，福楼拜对左拉的自然主义言论已经表现出了强烈的厌恶之情) 。左拉在谈到如何真实地感受自然、表现自然时，确实说过感受主体因观察方式的不同所导致的真实感的差异的问题，即所谓的“每个人的眼睛都有各自独特的视觉”。这个见解对于福楼拜来说，应是合理的、有分寸的和能够接受的，因为《包法利夫人》和《情感教育》这两部作品已经证明了福楼拜描写法国乡村和巴黎生活的能力，且呈现出福楼拜本人的现实主义的特异性。然而左拉却责备那些对于客观对象“视而不见”的眼睛: “毫无疑问，这些眼睛都有毛病，联结这些眼睛与大脑中枢的神经害了某种瘫痪症，科学对此还不能加以解释;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它们白白地瞧着生活在周围运动，却永远也不能精确地再现它的一个场景。”^[82]左拉的这种不指名的批评，^[83]主要是指涉及不同程度的浪漫主义或虚假描写的两种情况，一是某些外省作家在描写乡村时比较出色，而在描写巴黎时却由于受到童年时期乡村记忆的影响而对其真实图景“视而不见”的局部瘫痪症，另一是指那种只能够把自然当作“怪物”而在作品中堆积了许多“荒谬的色彩和形象”的“整个视觉的瘫痪”。后面这种瘫痪症尤其令左拉厌恶，因为它不是夸大就是缩小，“一切都浸渍在虚伪的色彩中，一切都张牙舞爪而又支离破碎。……永远也写不成一部真正的作品，因为这是他们的眼睛的缺陷所不允许的”。^[84]如果我们明白了这种不指名的批评与当年圣勃夫对《包法利夫人》之外福楼拜的其他作品的某些批评(“夸张、怪诞而残忍”)有多么相似，我们或许就能够获知福楼拜对左拉的这些话应该有怎样的感受了。左拉在树立文学的“真实感”的前辈典范的时候，也大多以巴尔扎克、司汤达和福楼拜的局部作品、场景、人物为例，因为他很清楚(同时也在论文中提到了)这些作家中每个人都有不少违反了科学确实性的夸张、怪诞和对现实盲视的成分。

可以看出，左拉的上述阐述和批评基本上是破立结合、明暗兼施，语境比较复杂，具有多个维度和多指向性，未点名地击中了福楼拜的许多要害。先谈一下它如何触及了福楼拜的“视觉的瘫痪症”的问题。福楼拜的幻想力在福氏一生中(从青年时期的习作到《圣安东尼的诱惑》的重写)一直都表现非凡，它源自福楼拜的智力障碍、神经官能症或疯狂的气质，而这种心智疾病的伴随症状之一正是左拉所说的“整个视觉的瘫痪”。据福楼拜的朋友迪康记录，福楼拜在发病时常感觉两眼冒火，然后产生超现实的货车或灯光的幻觉，这是典型的病理学的视觉瘫痪症，这种疾病从内部对福楼拜早期的浪漫主义作品起到规定作用，使之带上了幻想和疯狂的色彩，布耶和迪康之所以建议福楼拜把早期文本的《圣安东尼的诱惑》扔到火里，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只需看看虽经反复删削仍然尽显怪诞的《圣安东尼的诱惑》的最后文本，就可推知它的早期文本在幻想上会达到何种地步了。笔者认为，这种艺术上的视觉的瘫痪在福楼拜身上正是以生理上的视觉瘫痪症为源头的。高莱夫人的爱情对于福楼拜的疾病有一定的治疗作用，在给这位夫人的一封信中，病情稳定的福楼拜谈到了他自己身上的幻想力逐渐被健康的理性所取代的过程，与这个过程相伴的是“想象的逐渐衰弱”、“激情的下降”和浪漫主义气质的减弱: “我童年时就像其他人一样梦想光荣。在我身上，健全的理性萌发较晚，但毕竟牢固地生了根。因此，若说将来公众能碰巧读上我的一行字，都将是可疑的。即使这事会发生，也得等到十年以后”。^[85]显然他对自己现在就写出符合健全理性的以及与早期的迷狂分道扬镳的作品是非常不自信的，不过对“十年以后”却充满信心，正如其所料，刚好是十年时间，被推为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典范之作的、具有客观、真实、逻辑、理性之特征的《包法利夫人》出版了，这可以说是福楼拜对于“视觉的瘫痪症”的首次完美克服。不过综观福楼拜的完整的创作轨迹，人们会看到他实际上是在两个极端之间不断分裂摇摆: 《包法利夫人》(1857) 、《情感教育》(1869)和《布瓦尔和佩库歇》(1881)相对而言代表着一种现实主义的收缩和理性的克制，而《圣安东尼的诱惑》(1849年稿本) 、《萨朗波》(1862)和终极本的《圣安东尼的诱惑》(1874)则又回到浪漫主义的放纵和“视觉的瘫痪症”里，它们总是交织出现的，也就是说，福楼拜的“视觉的瘫痪症”并没有真正克服。

左拉的总结除了批评“视觉的瘫痪”和“怪诞”，还暗中以福楼拜终生对于“美”的最高追求为标靶，这应当是左拉与福楼拜在创作观念上发生冲突的焦点所在。左拉这样说: “只有当人们从事描绘生活图景的时候，真实感才是绝对必要的。因此，在我们现在所讨论的概念中，没有什么可以代替它，不论是精工修饰的文体、遒劲的笔触，还是最值得称赞的尝试。你要去描绘生活，首先就请如实地认识它，然后再传达出它的准确的印象。如果这印象离奇古怪，如果这幅图画没有立体感，如果这作品流于漫画的夸张，那么不论它是雄伟的还是凡俗的，都不免是一部流产的作品。”^[86]他认为恰是真实感，而不是对于“美”的追求和传奇式的“离奇古怪”，应当在作品中占有压倒一切的位置，因为“美”的过度追求、夸张都不符合文学科学化的标准。相反，在福楼拜看来，“美”却是艺术追求的毫不含糊的最高目标。早在1844年神经官能症第一次发作和创作《情感教育》第一稿本的那个时期，他就确立了这一目标，他说: “我最喜欢的是刚劲有力的句子，是内涵丰富、明白易懂的句子，这种句子仿佛肌肉突出，有着茶褐色的皮肤。”^[87]这正是左拉所说的“精工修饰的文体、遒劲的笔触”。在福楼拜笔下，艺术的缪斯仿佛是“童贞的处女”，以至于他“不敢写一行字”，或者到了“四天写了五页”、“八个小时修改了五页”的地步，如果有可能，他甚至认为，他宁可只取文体，而舍弃主题材料之类这些能够提供真实感的内容。晚年的福楼拜曾向乔治·桑这样谈到左拉和都德二人: “两个人全不特别关心我所重视的艺术的目的，那就是:美。”^[88]对于艺术和审美价值的维护，或许就是为什么当左拉发表他的自然主义言论和对“视觉的瘫痪症”、美的文体观念大加贬责的时候，福楼拜却反过来批评左拉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