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巴尔扎克的“美丽的死蝴蝶标本”

现代科学主义的原则，包括文学上自然主义的原则，以及现实主义的某些做法，是以现代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基础的。现代科学对于世界的解释来源于物理学或机械力学中的原子论，该理论认为自然只是运动着的物质粒子或原子，而每一个原子的运动都有其直接原因，并受到数量和预测法则的支配。经过从培根到牛顿的提炼，这种自然观被提高为对于现代思想具有支配地位的机械论世界观。原子论或机械论的世界观决定了现代科学在方法论上采取以下原则:一是强调对研究对象进行观察、假设、实验和再观察的经验原则;二是为获取精确测量而强调使用数量方法的数量原则;三是以普遍规律的方程式来解释反复出现的自然事件和行为的机械性原则或因果原则;四是相信人类可以凭科学而获得进步的进步原则;等等。在十九世纪，现代科学主义将现代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扩大化、绝对化和普遍化，以之理解人类社会和从事相关的知识构建，它不仅对人文和社会科学诸领域如哲学、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有显著影响，而且通过统一诗学进而影响到文学创作本身，使诗学和文学想象领域也沦为现代科学方法的附庸。如，现代科学的原子论和机械论的世界观显著地影响了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认为所谓真实只是一种客观、可量化、与主观性不相融的绝对实在) ，而在方法论上，自然主义受科学的浸淫尤甚。不过话说回来，自然主义在方法论上所做的努力，其目的仍在于再现它所谓的科学(主要是物理学和生物学)真实，表现其原子论和机械论的真实观、自然观。

在一般所说的现实主义作家中，巴尔扎克因相信手相学和面相学之类的精神“科学”而著称，但他的真实观仍然受自然科学影响最重，这种影响使他对人、世界和自然采取了决定论、原子论和机械论的观点，把真实存在与物理学的对象等同看待。泰纳在评论巴尔扎克时说: “他开始写作不是按照艺术家的方式，而是按照科学家的方式。他不描写而解剖。”^[56]他认为巴尔扎克之所以是一个解剖学家，是因为他不像莎士比亚那样直接地猛力闯入人物的心灵，而是“围绕着他们打圈子，耐心地、笨重地、像解剖学家一样，先提起一条筋肉，然后一根骨头，然后一条血管，然后一条神经。他要察看过浑身的器官和官能，方才动到脑筋和心脏”^[57]。这意味着一个真实的人物的心灵将被归结为他的生物学实体和与其相关的物理学环境的一个部分或结果。在巴尔扎克的作品里，这种解剖大师的功底表现为职业观察家看穿一切的透视能力和对于由城市到街道、房宅、门面、石墙、窗栏、玻璃、柱基、苔藓、房间、壁炉、家具、衣物，再到人物外貌、家世、教育、生平、财产、社交、爱好等人生和人性的表和里的一切状况的构造和渲染，仿佛有考古家、建筑师、织毡匠、成衣匠、化妆品商、生理学家、法学家等无数专家轮番上阵，在对人物各方面的情况拟定最详细、最精确的报告，但整个人物的表和里的“真实”基本被淹没在堆积如山的具有客观决定性的文件资料中。在这种情况下，当读者作为职业观察家和科学爱好者而存在的时候，他反而更易于维持对于巴尔扎克作品的兴趣。除了由表及里的解剖之外，泰纳认为，巴尔扎克之所以有力量，还在于他的系统性，即他身上“哲学家和观察家的结合”: “他看到了细节，同时也看到了联系各个细节的规律”，“这是完成科学家的第二特征”。^[58]对于这一特征，我国八十年代前以典型概念为核心建构的本质主义文论已经对此有了充分的解释。巴尔扎克的典型化处理在方法论上显示了自然科学以万有引力和普遍规律的方程式来解释反复出现的自然事件和行为的机械性原则或因果原则。有意思的是，泰纳也谈到了巴尔扎克解剖性描写所表现出的原子论和机械论的弱点，这些意见虽然对巴尔扎克表示了批评，但却终究归于赞美。泰纳谈到，读者可能会对作者所安排的没完没了的候见室的等待感到乏味，冗长的木器铺清单和律师事务所的账单也让人头痛，很多罗列和描绘不是让人感到窒息，就是晦涩难懂。更重要的是，泰纳似乎批评巴尔扎克那种有形无神的描写只能让生物学家和生理学家感到满意，而全无作为艺术品而本应具备的诗意气息。他说: “描写不等于绘画，而巴尔扎克在实际上不过是作描写的时候却常以为作了绘画，在他那东纂西抄的文字里，我们什么也看不出;那只不过是个目录。花蕊的逐一细数永远不能叫花的形象呈现在我们眼前。没有乔治·桑和密启莱(米什莱——引者)诗意的气息，没有雨果和狄更斯明丽的观照，不能叫我们看见有形的物体。只有到了那样的地步，我们才能跳出自身的圈子，强烈的情绪才能照亮我们的眼睛。巴尔扎克详细的描述却使我们心中寂然，目前暗无所见，不管他把盖尼克府的窗棂和梵卢亚骑士的鼻子写得如何仔细，这些窗棂和这个鼻子的形象可并没有显现出来，只有生理学家和考古学家才能在这里揣摩出一些东西;普通的读者则只能肃然张口，私心期望有一副插图或者绣像会有益得多——最后的失败是:冗长的描写打破了印象的完整”。^[59]泰纳认为，在想象中展现一个不在场的人物的相貌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然而如果用文字描写某一特点或颜色，如果长到十二三行就会使想象失去作用，从而使人物的形态、神韵和面貌消失，或“只剩下一堆肉和骨头”。依据此理，泰纳认为巴尔扎克的下面这段描写，与其说展示给我们一个活的女人形象，不如说是一件“解剖学习作”或者一堆肉和骨头的碎片:

两只眼睛上边，轩起两道细描过的弧形的眉毛，眼睛里有时闪着像恒星一样的火焰，眼白不是淡蓝，也不是纯白，也没有红丝布在上面;它带着角质的硬度，然而又含着热意。眼珠周围有一个橘红色的圆圈，中间青铜，外绕黄金，但是活的黄金和富有生气的青铜。这眼珠有它的深度;它不像有些眼睛似的，里面衬着一层锡泥，能把光线反射出来，使人看去，像老虎或猫的眼睛一样。它深不见底，正像有些镜面眼睛的光度一样，有它的绝对性……^[60]

对于这类绵延长达两百余行的描写，泰纳以生物学家的由数十根别针别起来的“美丽的死蝴蝶标本”加以比拟，非常贴切。令人不解的是，泰纳紧接着上述批评，在未经任何过渡和论证的情况下，一下子就对这些缺点赞美起来: “然而这描写又多么富有力量!人物经过这样一番冗长的逐部描写，看去多么突出，多么显眼。……因为真实本来就是这样的:它有说不尽的琐事细节，这些琐事细节又说不尽地细微轻妙”，而“为了说明完整的人，便须要说明这一切痕印。”^[61]这样的结论、这样的理论和创作导向，显然是由泰纳对科学观察原则、真实原则、实证主义和机械论的理论信仰所导致的。不过，通过泰纳的评论我们能够看到，浪漫主义的以追求“诗意的气息”和“明丽的观照”为旨趣的诗学原则，仍然在十九世纪中后期人们的科学主义迷信和自信中留有些许痕迹。

巴尔扎克作品的艺术成就之高是世所公认的，不过在对流行科学的机械论世界观的接受和信仰方面，也很少有人能与之相比。“美丽的死蝴蝶标本”只是一个非常突出的例子，这个例子表明，人和对象的存在是一种可以进行量化的、可点数的、可以确定和精确分离的实体，具有不可移易的客观性、唯一性和真实性，尤其是，人的存在的真实有时几乎被处理得与死物和无机物无异，失却了诗意和“灵”的气息，应当说这是由于巴尔扎克对浪漫主义克服过度所致(准确地说，有些地方确定属于克服过度，有些地方则表明并未真正摆脱浪漫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