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福楼拜叙事话语的科学特性

来自科学的论述结构及语言的影响，在福楼拜小说中有着多方面的表现。带着科学和解剖家的态度营构《包法利夫人》这样的典范作品，不仅使其在感情、观点方面大为节制，而且改变了法国文学的叙事结构、描写技巧和语言。福楼拜已不再炫耀貌似雄辩的辩证法、充满自信的各种宏论、经不起推敲的离奇虚构和大段大段的冗长描写，这使作品呈现出一种逻辑学的清晰和几何学的匀称。左拉曾经批评巴尔扎克在暴露社会矛盾的时候爱用辩证法、热心于作预言、喜好离奇的虚构和冗长描写，他认为这种做法是典型的“浪漫主义的”和“非科学的”，^[44]而在这些方面，福楼拜有着完全不同的表现。

福楼拜叙事话语的科学性，以节制为其特征。其表现之一是个人因素的节制。这种对作品中的感情和观点的删削来源于作家的隐藏或“无动于衷”，这一点我们上文已有论述。在叙事方面，非逻辑的离奇虚构则被自然化、日常化和逻辑化的处理削平。为此左拉评价说:对于《包法利夫人》的作者来说，“小说的情节只是这样构成的，其中偶然事件被选择并且安排来按照某种和谐的发展顺序而彼此依次发生。偶然事件本身都是平平常常的。……一切异乎寻常的虚构都被排除掉了。……故事只是用叙述日常发生的事情而不以出奇制胜的方法来展开的”。^[45]这个评价与左拉在《论小说》中对情节所提的“把事件合乎逻辑地加以安排”的要求是相符合的。在《论小说》中，为左拉所认可的情节是由作家所掌握的笔记和大量材料提供出来的，其中的“事件都是排列得合乎逻辑的，一件跟着一件;这就形成一种对称，作家既有的观察和所准备的笔记，一个牵引另一个，再加上人物生活的连锁发展，故事便形成了，故事的结局只不过是其自然的不可避免的后果”。^[46]这样的情节安排使叙事本身呈现出逻辑学的清晰性。至于福楼拜的描写(即“限定人、完成人的某一环境的情况”) ，左拉更是推崇备至: “居斯塔夫·福楼拜是迄今运用描写最有分寸的小说家。在他的作品里，环境描写保持在一种合理的平衡中:他不淹没人物，而几乎总是仅限于决定人物。正是这一点，形成了《包法利夫人》和《情感教育》的巨大的力量。可以说，福楼拜把巴尔扎克拥塞在小说开头几章里的、像拍卖商一样的冗长的描写减少到了最低限度。他写得简明，这是稀有的优点;他写出突出的特点，画出粗大的线条和具有描绘力的特点，这一切便足以使人不会忘记这幅图景。……我们其他的作家大部分没有节制，缺少平衡”。^[47]这种描写的节制、平衡或几何学的匀称，左拉称之为“科学地运用描写”，但实际上它也是理性复归后的福楼拜利用长达多年的时间进行自我压抑和锤炼的结果。

福楼拜对于叙事和描写的分寸的把握、叙述体前后适当比例的精心安排和准确算计，体现了不折不扣的数学精神。这种精神在前－实证主义时代的其他学科领域就已经广泛存在。可以生物学为例。在这一领域，为福楼拜所反复提及的著名生物学家居维叶在当时可谓大名鼎鼎的人物。居维叶之所以能够为生物学之变成实证科学作出重要贡献，关键在于他对数学精神的强调。他曾经在《1789年以来自然科学进步的历史说明》(1810)中说过这样一段典型的言论: “唯有试验，唯有根据重量、尺寸和计算，通过对所采用的一切物质和得到的一切物质加以对比而进行的试验，是今天进行推理和证明的唯一合理的途径。因此，即使避免使用计算的自然科学，也以服膺于数学的精神、无一例外地运用聪明的方式而自豪。它们不会使自己陷入倒退的危险”。^[48]我们再看看福楼拜说什么: “我愿意创作那样一些书，它只需要写下句子就能支撑(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 ，就像为了活着只需要空气就够了一样。令我厌恶的是内在于草拟提纲、安排效果中的那些诡计，所有那些来自内部的计算——然而，它们却是艺术，因为风格的效果靠它们，全靠它们”^[49]。可以说，恰是“计算”构成了福楼拜风格的内在精神。

在以文学语言表现事物方面，福楼拜追求的是科学语言的精确性(但不是袭用科学语言的形体或语体，下文述及) 。大而言之，除了对叙述体形体比例的精当安排和苦心经营之外，还它表现于文学叙述体与生活实在之间的准确对应，小而言之则具体到字词的选择和准确用韵的问题。

福楼拜向来认为，艺术的虚构作品在对于真实、真理和灵魂的把握方面，应当有着科学语言般的精确性，同时相信自己的作品赋有这种品质。福楼拜说: “艺术应当超出个人的爱好和神经的敏感之外!到了以大公无私的方法把物理学的精确给它的时候了!而对于我来说，首要的困难在于风格、形式;无限的美起源于理念本身——如柏拉图所说，它是真理的光辉”，^[50]这里所谓的“物理学的精确”指的是超越作者的个人性，而通过风格的提炼以准确地表现一种科学的真实或真理。在谈到早年的作品《十一月》时，他说起自己偶遇的一件事，并引申到包法利夫人的真实性问题: “前天，在靠近杜克的森林里，在泉水旁边有一处幽雅的所在，我看到灭了的雪茄烟头和剩下的点心。有人到这里寻乐来了!十一年前，我在《十一月》里就写到了这样一个场景:当时完全是想象的，而那天却获得了真实经验。诗歌就像几何学般精确。归纳法和演绎法一样有价值;再者，人到了某一程度，对有关灵魂的事物就不会再弄错了。我可怜的包法利夫人，不用说，就在这一刻，同时在法兰西二十个村子受罪、哭泣”^[51]。这段叙述说的是自己的诗歌对于生活和精神的准确符合和对应，或作品中的艺术真实具有数学那样的精确性。他虽然没有要求诗歌向数学学习，但无疑，数学的精确性、艺术与真实(按:福楼拜的真实是什么，下文解释)的准确符合应当成为艺术家的最重要的目标。

而在句子内部，如在字词的选择和用韵方面，福楼拜更是费尽心机。他不仅要在散文里使用诗歌的韵律(他自己所说的像人们写史诗那样去写日常生活，见上文) ，而且还要让它体现数学的精当和匀称，其困难可想而知，以致有时，一个星期写不到三页。在一封涉及《包法利夫人》写作过程的信中，他对高莱夫人说起其中十三页内容的来历: “一页不多，一页不少，七个星期写了十三页。这十三页，我相信，总算写成了，像我可能做到的那样完美。只有一个字，重复了两三回，要去掉;还有两处分段，太相似，也要再来一遍。如今总算写出一点什么来了”。^[52]写完以后就大声朗读，不悦耳的部分还要修改或删掉。这种习惯一直持续到晚年的创作。难怪戈蒂叶向龚古尔兄弟抱怨《萨朗波》写作方式之荒唐，认为福楼拜咂摸字韵、慢性推敲的低效写作方式纯属于疯狂行为: “一本书，并非为高声朗读而写，咱们不是没写过……福楼拜有一悔，害了他的艺术生命;就是《包法利夫人》里，有一个句子连用了两个属格，橘树的花的花冠(une curonne de fleurs d＇oranger) ，他一直耿耿于怀;写就写了，况且也不可能有别的写法”。^[53]不过我们认为，正是福楼拜从数学中所获得的追求精确的精神，才成就了他所追求的完美风格。

福楼拜的上述追求与他对于科学研究的兴趣是密不可分的。福楼拜绝不是一个厌恶科学的作家，在他那里，这种兴趣是介于科学和诗之间的桥梁，是他为诗歌赋予科学性的前提。福楼拜的研究癖几乎也能符合左拉关于对所描绘的领域进行研究的要求，只不过这种符合是有一定限度的。福楼拜就许多领域做过大量的阅读和研究，这与那个时代的知识型转换和科学知识的爆炸有非常密切的关系。青年福楼拜系统学习过当时体制内设立的各门学科，这在《包法利夫人》中就有表现，读者可以在十五岁的查理·包法利的“五年级”(相当于现在的初中二年级)课程表上看到解剖学、病理学、生理学、药理学、化学、植物学等十多门课程。而福楼拜十六岁时发表的小说《一堂自然史课:职员的趣味》(这也是他一生中发表的第一篇作品)正是在模仿流行的生理学教科书写法的基础上写成的。甚至于，如果没有对于东方学著作的阅读，福楼拜就不可能写出关于东方的一系列作品，而如果没有对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各分支的独特思索和研究(虽然这种研究不一定达到了专业化水准，但却属于一位人文学者的独特思索) ，也就不可能有《布瓦尔和佩库歇》这部在文学史上少有的、伟大的准学术类文学作品。各科学的兴趣使得福楼拜与左拉常常能够走到同一个房间进行文学和科学的论争，这为他们的作品在不同程度上具备科学性提供了条件。

就内容层面来讲，出于表现现代世俗生活的需要，福楼拜也必须主动阅读相关的科学著作，以利于创作过程本身对于现代科学成就的使用。如为了写好《包法利夫人》中卷第十一章的局部内容，他专门研究了跷脚、手术和药学理论，为了写《萨朗波》，他曾忙于关于公元前三世纪古代迦太基的考古工作，为了写作《圣安东尼的诱惑》，他阅读了一系列相关的东方学著作，以及为了《布瓦尔和佩库歇》，他几乎阅读、研究了所有科学学科的理论著作。正如福楼拜所说的，“要写就该知道一切”，让那些著作“成为各类文学作品的根源”，作家“就是他们时代的百科全书”，等等。^[54]不过，科学对福楼拜的意义仍然主要表现在形式方面。在诗歌与技艺关系的理解上，福楼拜推崇的是十六世纪法国七星诗社的领袖龙沙的做法: “龙沙的诗学，有一条妙则:他劝诗人学各行技艺，锻冶工、金银细工、锁匠等等，为了钻研隐喻”。^[55]在十九世纪这个科学发达的时代，虽然福楼拜眼中的科学取代了龙沙的技艺，但它们对于文学的意义并未改变。这样一来，福楼拜的句子在其笔下继续成为一种精工细活，其主要特点乃是在于科学的精准和逻辑的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