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法国文学美学主动乞援于自然科学

这个时代的科学与文学之间的关系，从其积极面而言，确实存在科学对文学的良性影响;然而就其消极面而言，则表现为艺术主动乞援于自然科学，并以此为基础在审美领域形成史无前例的自然－科学主义(自然主义)思潮。在文学领域，这种源自自然科学的系列影响，从启蒙运动的科学理性崇拜一直到自然主义，可谓愈演愈烈。虽然早期在个别人那里也存在将科学思维植入文学创作方式的企图，如色情作家布洛道诺(Bretonne，1734—1806)想以生物学家叙述自然史的方式写一本描写自己色情经验的小说，以补充布丰的《自然史》，但总体来看，这种影响仍基本偏重于用文学形式解说科学问题或转述科学成就，以表达文学家对科学的关心和信心。如风特耐耳(Bernard de Fontenelle，1657—1757)用通俗的笔墨解说星球，伏尔泰用古雅的诗体向朋友报告牛顿的伟大成就，晒尼耶(A． Chénier，1762—1794)在诗歌里高呼“让牛顿说着众神的语言”，而风达诺(Fontanes，1757—1821)则写有《天文学赋》、德里耳(Delille，1738—1813)则写有《自然三界》这样的科学诗。^[11]

后来，在文学中搬演科学的野心愈来愈大，人们普遍倾向于以科学语言和方式从事文学创作，这种倾向在十九世纪上半叶法国生物学获得更大发展后形成潮流。在生物学和孔德实证主义的影响之下，对科学充满信仰的人文学者和作家不乏其例，不同程度地信奉自然科学及其原理精神，并将其搬用至文学领域。如司汤达主张以“科学”字样代替“艺术”字样，因为“一种艺术永远有赖于一种科学;它是一种科学指示的方法的实施”。^[12]巴尔扎克信奉动物学家圣·伊莱尔(1772—1844)的学说，认为社会与自然界的动物王国有类似之处，只不过他的研究对象不是动物种类，而是社会人类现象而已，1842年的《人间喜剧前言》显示了他在文学领域模拟动物学研究的企图。^[13]巴尔扎克作品的某些段落充满着林耐(Carl von Linne，1707—1778) 、居维叶(Georges Cuvier，1769—1832)的术语，带有科学分类的文风，也有模仿布丰(Buffon，1707—1788)写人类自然史的打算。福楼拜的同代人、法国史学家和作家欧内斯特·勒南(Ernest Renan，1823—1892)在其表明信仰的早期著作《科学的未来》(1848—9)中则大胆揭示了科学精神对于文学的意义: “科学揭示给我们的现实世界，比想象力创造的奇幻世界要优越得多。……使我们的思想目空一切，或者只是为了我们写出的片段作品就牺牲万物的现实，都是轻浮的做法。……如果说虚构的奇迹经常是诗歌的必需品，那么，自然的奇迹，一旦在其全部光泽中露面，就将组成崇高一千倍的诗歌，这诗歌将是现实本身，同时是科学和哲学”。^[14]实际上这里存在一种通过科学来赋予当时空洞的诗歌以意义的预想。这种追逐科学之风连福楼拜也未能幸免，他不仅预言艺术将愈来愈具有科学的形态，而且身体力行，极力在作品中实现科学的风格。总体来讲，在艺术中实践科学的观察方式、语言和思维基本上是现实主义作家的事情，而浪漫主义和唯美主义者则一般对此持有拒斥心理。如雨果虽在《莎士比亚论》中设有“艺术与科学”一章，但基本是谈二者区别，他“对自然科学的惊人成就，简直可以说是视而无睹”;波德莱尔更是声称“诗不能和科学或道德合流，否则就要死亡或者退化。它没有真理做目的，只有自己做目的”。^[15]波德莱尔的话带有消极维护艺术尊严或抗议社会的意图。而在现实主义阵营中，巴尔扎克对科学的推重与借鉴应当说最接近于科学主义者的某些做法(除了文风上对科学语言的一定程度的模仿，巴尔扎克作品中的大量插话、议论和剖析渗透着当时普遍流行的、来自许多科学门类的结论) ，因而其作品体现了一定的科学主义倾向。难怪泰纳在评论巴尔扎克时说: “他开始写作不是按照艺术家的方式，而是按照科学家的方式。他不描写而解剖。”^[16]

但与以上这些努力都不同的是，自然主义者对于科学的使用几乎达于登峰造极的或滥用、迷信的程度，这批人在诗学、美学领域以泰纳(Hippolyte Adolphe Taine，1828—1893)为代表，在文学上则以左拉等人为代表，他们实际上是文艺界科学主义的代言人。在法国文学批评史上，圣勃夫很早就已强调要把作家当作生物标本去解剖、分析和实验，这种做法据说“为批评奠定了坚固的基础，并赋予批评以历史和科学的踏实的立足点”^[17]，不过，由于他在文学上仍然高扬启蒙主义、人文主义大旗，因而还不能够说圣勃夫与科学主义有什么瓜葛。泰纳的理论才真正是从法国化的科学主义思潮即实证主义中演绎出来的。我们今天把泰纳列为社会历史批评的代表，^[18]强调的还只是他与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的关系，这实际上忽略了他作为十九世纪文学科学主义者或自然主义者所发挥的作用。泰纳三十年代后陆续对自然科学尤其是生物学和达尔文进化论、孔德实证主义产生了迷恋，这为他后来以科学主义的逻辑对文艺作出理解提供了条件。如在以自然科学方法统一作为人类精神科学之一的艺术哲学时，他把美学理解为“实用植物学”，对文艺作了生物学的解释。在谈到达尔文进化论的“自然淘汰”原则时，泰纳则说，它不仅可用来解释生物的起源和结构，而且“对于精神与物质，历史学与动物学、植物学，才具与性格，草木与禽兽，这个规律都能适用”;而使用地理、气候等要素去解释文艺作品，其道理也与用同样的要素去解释植物的生长相同。^[19]这大概是观念学或精神现象学(如果不称之为“精神科学”或“人文社会科学”的话)对自然科学语言的最典型的滥用，同时也体现了泰纳美学体系中与以波德莱尔这一派为代表的审美现代性有别、但与科技理性摆脱不了干系的另一种现代特性。

与泰纳同时，左拉的文论和创作则是科学主义思维在十九世纪法国文坛的最重要表现形式。就理论上而言，左拉主要接受了自然科学、实证主义和美学家泰纳的显著影响。他常把刚译为法文不久的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视作解决某些生物学问题的钥匙。在写作时，他经常遇到诸如隔代遗传之类的生理学、生物学、遗传学等方面问题，为了弄清这些问题，他常搁笔到图书馆查阅相关资料，而且还不止于像科学家那样翻阅大量科学文献，还要投身于实验室进行反复的观察研究，力图获取最大程度的理解。这让我们想起福楼拜的作品《布瓦尔和佩库歇》的两位主人公的某些行为，他们自建实验室，以自己的亲身经验配合文献研读，对现成的科学结论进行逐一试验。在《实验小说论》这篇自然主义文学的宣言书中，左拉借鉴、吸收克洛德·贝尔纳的医学研究方法，强调文学要用实验方法对社会生活进行描写，以达到绝对真实，并主张把遗传学知识应用于文学创作中。与贝尔纳在《实验医学研究导论》中把实验方法应用于医学研究类似，左拉把实验方法应用于文学创作，认为实验小说家应该“像生理学家对有生命的物体所做的那样，对性格、情感、人类以及社会的事实进行分析”，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实验方法既然能导致对物质生活的认识，它也应当导致对情感和精神生活的认识”，^[20]这无疑是地地道道的科学主义观点。不仅如此，左拉还把从化学至生理学，再从生理学而至人类学和社会学，视作科学统一道路上的不同阶段(这一点与孔德非常类似) ，而实验小说则被安排在这条道路的终端。由于左拉主张把实验方法和人类遗传的规律应用到实验小说的创作中去，以使文学描写达到绝对真实，这不仅使他在大量作品中充分客观、理性地再现了社会真实和超道德领域的人欲世界，而且大大缩小了他所说的抒情诗人的“想象”和“谎言”的地盘，使文学成为科学方法和科学结论的试验场，这比巴尔扎克在科学精神的追寻上走得更远。因此，我们可以把左拉的自然主义称为现实主义的科学化形态，或文学科学主义的典型形态。^[21]实际上，自然科学对法国文学的影响仍然主要体现在创作方式和方法方面，它强调的是作家应当具有较强的“观察力”和“分析力”，这是作品客观性的主要来源。^[22]而在左拉等人的自然主义体系中，除了这两点强调之外，科学的影响还表现为对于生物学原理的具体吸收和应用，说明自然科学对法国叙事文学的统一力度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呈现出逐渐加大的趋势。

福楼拜是处在由巴尔扎克向左拉过渡阶段的代表性作家，因而，研究他在这一科学主义的推进进程中与科学和科学主义的关系，对于我们重新思考、理解“科学对法兰西十九世纪现实主义小说艺术的影响”这一课题非常重要。进一步说，通过对于福楼拜的研究，我们会看到十九世纪法国文学与科学之间存在一种复杂的而非单纯的关系，它既包含文学对科学的依附与顺应，也包含文学对科学的思索、拒绝乃至嘲讽。福楼拜虽然是以倡导文学的“客观性”而闻名的作家，但他一生的观点和创作在主动接受自然科学的影响方面，既不能与巴尔扎克相比，又无法追赶左拉。这种复杂性表现为:福楼拜对于科学本身所持的乃是一种赞赏的和支持的态度，同时也主张在创作态度、语言表达方面主动吸收科学的长处，然而在作品中，福楼拜对科学的模式、结论却持一种拒绝的态度。不唯如此，福楼拜还从科学本身的逻辑出发，对科学结论的完成性表示怀疑，继之他反对科学结论的错误使用、反对科学主义行为本身，以自己的行为和作品对抗现时代普遍流行的科学文化。概而言之，福楼拜对科学及其统一世界的趋势的态度是以质疑与嘲讽为主的。这不是说福楼拜不懂得科学的价值和内涵，而是说，正是基于对科学实质、科学与自然、科学与世界的关系的正确理解，他才发现了科学文化的危机和危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