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自然科学的成功与理性的扩张

十九世纪上半叶，欧洲科学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按照孔德的解释，数学、天文学、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等自然科学均已取得重大突破，纷纷达到了所谓实证的水平。^[4]自然科学的成就因此对欧洲尤其是法国社会各领域发生了巨大影响，导致下列结果的出现:一是国家与社会普遍重视自然科学的作用，自然科学的地位被无限地抬高，文学艺术和审美受到了冷落，地位迅速下降;二是自然科学方法和结论被用之于社会各领域，促成了(科技)理性的滥用和扩张，在哲学上集中表现为实证－科学主义(实证主义)思潮的形成;三是文学艺术主动乞援于自然科学，并在审美领域形成史无前例的自然－科学主义(自然主义)思潮。这三者构成了福楼拜独特的艺术观和科学观得以形成的基本环境。

上述结果得力于法国大革命所造成的无情破坏和现有制度的崩溃。这种将一切夷为平地的重大事件要求新政府立刻建立正确反映着理性的全部知识，这导致对于以古典教育为基础的旧学院和大学体制的清除和新的教育体制以及巴黎综合工科学院的建立。主流时代精神要求新式学校只限于讲授科学科目，而排斥了古代语言教育，并降低了文学、语法和历史教育的重要性，道德和宗教科目则基本已在教育的过程中消失，后来虽有部分学科教育得到恢复，但对于知识界的整体气氛已经无补。正如圣西门所描述的，旧式教育的水平与人们对于希腊语和拉丁语的掌握程度是成正比的，而在拿破仑时代，出色的新式教育则意味着对于数学、物理学、化学和自然史即“实证科学和观察性科学的成就”^[5]的熟知。大革命后创建的巴黎综合工科学院没有获准自由设立课程的权力，而是被赋予一种纯粹军事组织的形式，其中“所讲授的所有学科，都侧重于在实践中的应用，全体学生都力求以军事或市政工程师的身份，运用自己的知识”^[6]。至于文学和观念哲学的地位，通过圣西门的继承者昂方坦的一段话可以看出，“1793年以后，科学院接过了权杖，数学家和物理学家取代了文学家:蒙日、富柯罗伊、拉普拉斯……(成了)思想王国里的权贵。在同一时期，拿破仑这位法兰西研究院力学部的成员，把十八世纪哲学的嫡系子孙扼杀于摇篮之中”^[7]。

自然科学的成功及其社会主导地位的确立，助长了独尊自然科学、贬低甚至否定非科学主题价值的信念，形成了声势浩大的科学主义(Scientism，即所谓的唯科学主义或科学精神普遍主义)思潮，这种思潮倡导一种以自然科学模式统一其他一切知识领域的哲学观和思维方式。兴起于19世纪30年代法国的实证主义(Le Positivisme)只是科学主义的一个哲学名称，或曰科学主义的哲学形态，我国甚至有学者称之为“科学主义思潮的源头”。^[8]按照创始者孔德(Comte，1798—1857)的原则，除了以观察到的事实为依据的知识外，没有任何真实的知识，因此独立于科学之外的哲学并不存在，唯有科技理性才能够解释哲学的命题，哲学只存在于具体科学中。在孔德看来，所谓“实证”就是指对于真实、有用、肯定、精确的追求，而一门科学只有在它“完完全全建立在观察到的事实之上，其确实性已被普遍承认的时候”，才能够成为实证科学，同样，“我们的知识的任何一个分支要成为科学，只有使用假说的手段，把一切作为其基础的事实结合起来，才能做到”。^[9]在他看来，任何知识，包括人文与社会知识，若想成为科学知识，唯一的途径就是使用自然科学的“观察”、“假说”与“实验”的方法。以这种观念为前提，以孔德及其后继者(在法国有泰纳，在英国有密尔、斯宾塞等)为代表的实证主义，不仅要将社会学、经济学、哲学、历史学变成实证科学，而且还要用科学方法论统一诗学和文学。在后面这两个领域，泰纳和左拉分别成为推广科学方法的主要实践者。除此而外，进化论的泛化或普遍主义，尤其是后来广泛流行的达尔文主义，也是风行于法国的科学主义的重要形态。若单论生物进化论(从布丰到拉马克、圣伊莱尔，再到达尔文)本身，我们认为它并不是科学主义的一种形态，而只有在把这种进化论的思维习惯带到自然科学以外的领域中去时，才存在一个科学主义的问题。事实上，进化论及其成熟形式——达尔文主义并不是孤立地对当时的人文和社会科学产生影响的，毋宁说，这种影响总是以与哲学上实证主义的影响相结合的形式发生的，而且实证主义本身在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生物进化论的影响。由于生物学家开始为人类在自然界确定了位置，这影响到人们对于人类本身研究方法的选择，以思考诸如“人文科学如何与自然科学相关联，对人的科学研究如何与对自然的科学研究相关联”的问题。^[10]结果在极少干扰的情况下，由巴黎综合工科学院的师生们所推行的自然科学方法在人的科学研究中确立了主导地位，这种自然科学真理的内蕴之一就是进化论崇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