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从李健吾先生的研究开始

蒙李维永先生提醒，笔者翻阅了李健吾先生的一篇研究十九世纪法国文学与科学关系的旧文。这篇发表在1957年《文学研究》(《文学评论》的前身)上的题为《科学对法兰西十九世纪现实主义小说艺术的影响》的论文规模宏大、纵横捭阖、资料丰赡，论述了科学对司汤达、巴尔扎克、左拉尤其是福楼拜创作的推动作用，可以说是国内关于十九世纪法国文学研究的一篇经典性文献。^[1]撇开1958年反右运动所导致的政治误解不谈^[2]，这篇文章就价值取向而言，应当说对十九世纪法国文学所接受的科学影响进行了总体上较为积极乐观的评价，同时在一些地方又能够坚持维护艺术的尊严，反对将小说家与科学家画等号。如他这样批评左拉道:

左拉看重科学，到了这般地步，命名他的流派为自然主义，“自然主义者”的前身是博物学者，在法文只是一个字。不幸是左拉强调科学方法的时候，经常忽略文学本身的特征。……科学对小说艺术的影响，首先是一种质量的保证，而小说家固不必一定懂科学，才能进入艺术领域。为了真实，为了虚象的创造，福楼拜说的好，他是不惜使用“诡计”的。但是左拉却牢牢报定科学，不顾一切，甚至于不顾它给自己的理论和创作带来的伤害。他受到医学家拜尔纳尔的启发，认为小说家进入实验阶段，于是作为实验者，根据“实验医学研究导论”里的理论，他接受另一位医学家吕卡的“自然遗传论”里关于气质遗传的解释，把气质当作线索，写出他的包括二十部长篇小说的巨著卢贡·马加尔家族……犯了这种机械搬用的错误。……巴尔扎克和福楼拜重视生理学，然而没有那样荒唐，向生理学要关于人类命运的一切责任。所幸从他提出自然主义理论那一天起，法兰西小说作家并不全走他的道路，他自己也不走了，因为他最后发现自己走不通。这种实际上是反反映论的实验，就这样向文学告别了。科学到底还是科学，而艺术吸收科学成果，仍然必须回到自己的实践道路。^[3]

李健吾先生对于左拉的批评和对法兰西十九世纪科学与艺术关系的经验教训的总结在今天仍有振聋发聩的作用。用现在的学术语汇来讲，李健吾先生所指出的左拉创作方法的失误，实际上是科学主义之误，即除了机械搬用一般科学的实验方法之外，又以当时的女王科学之一——生物学的原理来统一文学领域，致使文学成为科学的俘虏。

我们的问题是:在十九世纪的法国，在科技理性大行其道和文艺审美日益走向萎缩的大背景下，福楼拜如何保持了艺术的魅力和根性?福楼拜与科学、科学主义和科技文化之间是否还存在更复杂的关系?这无疑是我们今日研究西方社会现代化进程与十九世纪法国文学关系时应当特别关注的问题。我们认为，李健吾先生对于科学影响文学的消极层面尚没有进行充分的估计，以及因时代原因，他对于十九世纪法国作家对于科学和科学主义的反思也未涉及。本章的写作将在李健吾先生已有的相关研究的基础上，重点解决几个问题:一是福楼拜如何正确处理了科学与艺术之间的关系;二是福楼拜接受科学影响的底线在哪里，或者说，福楼拜从科学的影响中获取了什么，以及又从科学的影响中拒绝了什么;三是福楼拜对科学主义或科学的滥用表达了怎样的反对意见。通过这几个方面的论述，我们将会表明，福楼拜基本上充当了启蒙现代性的反对者的角色，完全有理由将其划入由卢梭、布莱克、尼采、托尔斯泰等组成的质疑现代科技理性乃至反抗现代性的行列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