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本研究的目的和基本观点

本著拟在融合上述诸批评视野和充分吸收其成果的基础上，重点以现代哲学和文学思潮、当代批评理论、现代性反思理论为学术背景，探讨福楼拜与西方现代主流思想，主要是十九世纪两大思潮——科学主义和历史主义的关系，以突显福楼拜在现代社会、现代知识体系、现代文化等各方面问题上所形成的思想面貌及其特征，阐述现代语境下福楼拜思想系统的特异性，发掘福楼拜的思想在现代语境中所显示的意义。

一个半世纪以来，福楼拜一直作为纯粹的艺术家而闻名于世，而思想家福楼拜却一直默默无闻，从来没有受到学界的重视。我们已经看到，在当代关于福楼拜的一系列最著名的研究中，法国哲学家萨特的三千页巨著《家庭白痴: 1821—1857年的居斯塔夫·福楼拜》是对福楼拜所作的存在心理分析，美国学者乔纳森·卡勒的《福楼拜:不确定性的使用》是就福楼拜作品的后现代特征所做的分析，英国作家朱力安·巴恩斯的《福楼拜的鹦鹉》是一部关于福楼拜生平思想的半学术和半虚构性作品，澳大利亚学者克莱尔·阿迪生的《福楼拜的位置》是在主题层面所作的文本发生学研究，其他学者的相关著作和论文也大抵可归入心理、主题、叙事和艺术分析的范畴。而在福楼拜研究的文化转向中，巴赫金、萨义德和玛丽·奥尔等人的研究要么是随感性的、不系统的和零碎的，要么就是受限于东方学和性别的视角，均没有有效地把福楼拜与西方现代思想、现代科学和历史文化及其所凝聚的现代性价值观、西方理性主义价值体系的关系当作一个有价值、有意义的课题来把握，因而也不可能准确、系统地把握福楼拜的思想整体。笔者认为，通过融合各种批评视野，以思想史研究和历史主义为基本方法，将福楼拜与体现现代性价值追求的西方现代主流思想相勾连，尤其是把他的思想放到十九世纪欧洲历史文化语境中进行分析与研究，无论是对于福楼拜研究，还是对于法国文学研究而言，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本著认为，在与十九世纪科学、科学主义和历史思想的对话中，福楼拜适度借鉴了科学精神，并且拥护相对主义的历史主义，但他仍然是艺术、思想和知识领域内科学主义的执疑者、纯艺术的守护者、实证主义和自然主义的反对者、西方现代化进程的逃避者、现代开放社会和社会主义的敌人、不合时宜者、历史决定论、历史目的论和历史理性主义的挑战者，以及古代专制体制和东方价值的维护者。本著认为，在福楼拜生活并创作于其中的十九世纪欧洲历史文化语境中，福楼拜对于流行于整个欧洲思想界的科学主义，和涵盖历史主义追求在内的几乎欧洲所有的历史思想，都采取了独立冷静的态度和自由对话、平等交涉的立场。长期以来，人们往往误解了福楼拜与科学和科学主义的关系，实际上，一方面，他在不伤及艺术特质的前提下主动接受科学的有益影响;另一方面，他又对科学的发展、科学的体系进行了理智的反思，尤其对独尊自然科学、贬低甚至否定非科学主题价值、以实证主义为典型代表的科学主义信念的盛行进行了强有力的批评。福楼拜认为，科学入诗和艺术家对于科学与艺术之间关系的处理只应当在确保不以科学模式取代艺术特性或伤害艺术美的前提下进行;科学手段只能够充当艺术美本体的器用部分;他反对将融合了主观性介入的艺术观察与机械论的科学观察相等同;反对按照原子论和机械论的观点、方式去理解文学;反对那种在文学中肆意搬演科学的语言、原理和结论的科学主义的狂妄野心;反对文学创作中的生物学、实证主义和科学实验崇拜;反对左拉等人的自然主义文学追求和泰纳的自然主义美学体系，同时毫不留情地揭示了自然主义真实神话的虚妄。在文学创作中，福楼拜成功地规避了生物科学霸权、文学生物主义、生物学实验、语言和结论对于自己作品的影响，而在文学创作之外，他对十九世纪初已经渐趋繁荣的生物科学也敢于发表自己的批评意见。他之所以推崇毕夏和卡巴尼斯，乃是因为他们在自然科学方法挂帅的时代里，仍然保持了人类精神分析领域中内省方法的独立性;相应地，他之所以将孔德的实证主义形容为致命的愚蠢和滑稽、丑怪的角色，也正是因为它企图以自然科学的方法和态度统一一切学科领域。除了通过书信来表达自己对于科学体系和世俗科学主义的态度之外，《布瓦尔和佩库歇》是展示、批判和揭发科学普遍主义之害的最完善作品。在与文学和科学领域的各种科学主义进行交涉的过程中，福楼拜形成了自己的有机论世界观和诗学观念。

在历史方面，当时盛行于法国和欧洲的一些主流历史思想也往往与科学主义存在血脉联系。除了德国传统的历史主义、维科和本国的米什莱等人对福楼拜的历史思想有过积极影响并得到后者赞赏外，启蒙主义、实证主义、圣西门主义、其他各种乌托邦学说，以及文学中的乌托邦社会主义在法国粉墨登场，它们的线性时间观、历史观、历史乐观主义、历史决定论和历史普遍主义受到了福楼拜的严厉批评。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地方，是他在书信和作品中对乌托邦社会主义所作的评价，在这些评价中，乌托邦社会主义成了一种宗教性话语和属于中世纪的一幅面孔;它们的共同特征被表述为痛恨自由、痛恨法国大革命、哲学和对于传统文化的排斥;同时，乌托邦社会主义也成了现代专制、反自然和心灵死亡的代名词;在艺术观上，文学的社会主义使命则被福楼拜表述为一种现代癫狂。在福楼拜那里，反抗社会主义与反抗资本主义在本质上都是反抗现代性和反抗历史终结论的一种表现。在历史观上，福楼拜与德国传统的历史主义、维科和本国的米什莱有较多亲和之处，即重视不同民族历史的个别性和特殊性;反对本质主义、客观主义和实证主义历史观;反对将历史视为一种有规律和有目的的存在;反对通过历史的文学表现来表达作家关于历史发展规律的个人观点或者达到某种个人目的的做法;否认绝对的历史真实之说;强调历史与人的本体论关系，认为历史的真实是主客观的统一体，相信历史只有凭借主体的同情或移情才能获得认识;主张将历史非理性化和情绪化等。除了《布瓦尔和佩库歇》对以上历史观有过表达之外，《萨朗波》及其创作过程是福楼拜历史观念和历史意识的集中体现。

如果说本著对于百余年前一个文学家的思想见解的梳理有什么现实意义的话，那么这种意义或许在于，它有助于人们看到历史上的世界文学和作家对于人类社会和历史究竟承担了怎样的道义责任，有助于人们在当前的世界和现实中保持一种清醒的头脑，以承担起相应的道义责任和更好地维护前现代的文化传统、纯艺术、人文精神、自然和多元历史的存在价值。一个多世纪以来，在现代化进程迅速推进、科学主义大行其道、物质主义甚嚣尘上的浩浩荡荡的世界潮流面前，国内外思想界、学术界对西方理性主义思想传统、启蒙、现代性、现代价值至上论、工具理性和现代文明的价值与弱点的反思一浪高过一浪，在这一时代精神的感召下，笔者挖掘了这一反思传统的早期形态，也算是为目前反思的学术贡献了自己的一份绵薄之力。

【注释】

[1]Henry James，Selected Literary Criticism ，M． Shapira ed． ，Harmondsworth: Penguin，1968 ，p． 281． ，p． 254．

[2]Edmond Duranty ，“Review of Madame Bovary”，in Laurence M． Porter ed． ，Critical Essays on Gustave Flaubert ，Boston : Hall ，1986 ，p． 49．

[3]雷纳·韦勒克，《近代文学批评史》(第三卷) ，杨自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年版，第77—79页。

[4]参见福楼拜1862年12月23—24日致圣勃夫函，in Francis Steegmuller ed． ，The Letters of Gustave Flaubert ，1857—1880． Cambridge，Mass． : Belknap Pr． ，1982． p． 45．

[5]Barbey d＇Aurevilly ，“M． Gustave Flaubert ”，in Laurence M． Porter ed． ，Critical Essays on Gustave Flaubert ，Boston: Hall ，1986 ，p． 50．

[6]Henry James ，“Flaubert＇s Tentation de saint Antoine”，in Laurence M． Porter ed． ，Critical Essays on Gustave Flaubert ，Boston: Hall ，1986 ，p． 145．

[7]瓦莱里，《 (圣)福楼拜的诱惑》，见《文艺杂谈》，段映虹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86页。

[8]Stephen L． Tanner，Paul Elmer More: Literary Criticism as the History of Ideas．Provo: Brigham Young University，1987，p．217．

[9]乔治·卢卡契，《叙述与描写——为讨论自然主义和形式主义而作》(1936) ，见《卢卡契文学论文集》(一)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43—50页。

[10]彼埃尔·V．齐马，《社会学批评概论》，吴岳添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版，第103页。

[11]Georg Lukacs ，“Salammpo”，in Flaubert: A Collection of Critical Essays，Raymond Giraud ed． ，Englewood Cliffs，N． J． : Prentice－ Hall，Inc． ，1964，pp． 146－151。

[12]巴赫金，《关于福楼拜》，见《巴赫金全集》(第四卷) ，钱中文主编，白春仁等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96—105、565—567页。

[13]萨特，《什么是文学》，见《萨特文论选》，施康强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81页。

[14]参见Jean Paul Sartre ，The Family Idiot : Gustave Flaubert ，1821—1857 ，Volume 4 ． Chicago :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1 ，pp． 42－70．

[15]乔治·布莱，《批评意识》，郭宏安译，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3年，第242页。

[16]参见Laurence M． Porter ，ed． ，A Gustave Flaubert encyclopedia ，Westport ，Conn． London : Greenwood Press ，2001 ，p． 147．

[17]Claire Addison ，Where Flaubert lies : chronology，mythology and history ，Cambridge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1－10．

[18]徐贲，《文化“场域”中的福楼拜》，载《中国比较文学》，2003年第4期。

[19]乔治·布莱，《批评意识》，郭宏安译，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3年，第3页。

[20]乔治·布莱，《批评意识》，郭宏安译，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3年，第3页。

[21]Charles Baudelaire ，“Madame Bovary”，见Raymond Giraud ，ed． ，Flaubert: a Collection of Critical Essays． Englewood Cliffs ，N． J． : Prentice－ Hall ，1964 ，pp．92－94．

[22]乔治·布莱，《批评意识》，郭宏安译，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18—26页。

[23]Raymond Giraud ，“Introduction”，见他本人编的Flaubert: a Collection of Critical Essays． Englewood Cliffs，N． J． : Prentice－ Hall ，1964． p．9．

[24]乔治·布莱，《批评意识》，郭宏安译，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3年，第39—40页。

[25]马塞尔·普鲁斯特，《论福楼拜的“风格”》，见《普鲁斯特随笔集》，张小鲁译，海天出版社，1993年，第221—238页。

[26]乔治·布莱，《批评意识》，郭宏安译，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3年，第45—46页。

[27]参阅Jean－ Pierre Rechard ，“The Creation of Form in Flaubert ”，该文原为里夏尔著作《文学与感觉》之一部分。见Raymond Giraud ，ed． ，Flaubert: a Collection of Critical Essays ，Englewood Cliffs ，N． J． : Prentice－ Hall ，1964 ，pp． 36－56．

[28]Georges Poule ，t “The Circle and the Center: Reality and Madame Bovary”，见Paul de Man，ed． ，Madame Bovary : Backgrounds and sources ，essays in criticism ． New York : W． W． Norton ，1965 ，p． 407．

[29]Georges Poule t，“Flaubert”，Studies in Human Time．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56 ，pp． 16－17．

[30]Jean Rousse t，“Madame Bovary: Flaubert＇Anti－ Novel”，见Laurence M． Porter ed． ，Critical Essays on Gustave Flaubert ． Boston : Hall ，1986 ，pp． 58－59．

[31]让·鲁塞，《为了形式的解读》(1962) ，见《波佩的面纱——日内瓦学派文论选》，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世界文论》编委会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94—95页。并参见Jean Rousse t，“Madame Bovary or the Book about Nothing”，in Flaubert: A Collection of Critical Essays ，Raymond Giraud ed． ，Englewood Cliffs，N． J． : Prentice－ Hall，Inc． ，1964，pp． 112－131．

[32]《 (圣)福楼拜的诱惑》，见瓦莱里《文艺杂谈》，段映虹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84、190页。

[33]Harry Levin，The Gates of Horn ，New York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3 ，p． 285． ，pp． 303－304．

[34]Charles Du Bos ，“On the＇inner Environment＇in the Work of Flaubert ”，见Paul de Man ed． ，Madame Bovary : Backgrounds and sources ，essays in criticism ，New York: W． W． Norton ，1965 ，p． 363．

[35]Victor Bromber t，“L＇Education sentinentale: Profanation and the Permanence of Dreams”，in Raymond Giraud ed． ，Flaubert: a Collection of Critical Essays ，Englewood Cliffs ，N． J． : Prentice－ Hall ，1964 ，pp． 154－173．

[36]Laurence M． Porter ，ed ，A Gustave Flaubert Encyclopedia ，Westport ，Conn．London : Greenwood Press ，2001 ，p． 82．

[37]Dennis Porter，Haunted Journeys: Desire and Transgression in European Travel Writing ，Princeton and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1，pp． 164－187．

[38]乔治·布莱，《批评意识》，郭宏安译，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248页。

[39]勒内·基拉尔，《浪漫的谎言与小说的真实》，罗芃译，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58—160、316—317页。

[40]在基于无意识概念的精神分析批评(如二十世纪初的西奥多·里克在分析福楼拜作品中被压抑的无意识内容时已经使用了传统的精神分析学方法)和超现实主义之后提出意识批评，并不意味着意识批评家对于深层心理学的无知，相反，他们早已意识到“无意识”概念和创作原则中所包含的悖论性。如第一代意识批评家阿尔贝·贝甘在《创作与命运》一书中已经提出并评价了“现代诗悖论”问题，即“现代诗想使自己听命于自动性，记述无意识的流露，但它对这种愿望却越来越有意识”。阿尔贝·贝甘《文学批评的作用》，见《波佩的面纱——日内瓦学派文论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37页。

[41]福楼拜1880年2月3日致莱昂·埃尼克信，参见Francis Steegmuller ，ed． ，The letters of Gustave Flaubert ，1857—1880． Cambridge，Mass． : Belknap Pr． ，1982．pp． 266．

[42]让·鲁塞，《为了形式的解读》(1962) ，见《波佩的面纱——日内瓦学派文论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80页。

[43]斯塔罗宾斯基，《波佩的面纱》，见《波佩的面纱——日内瓦学派文论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64页。

[44]阿尔贝·贝甘，《文学批评的作用》，见《波佩的面纱——日内瓦学派文论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37页。

[45]Vladimir Nabokov ，“Gustave Flaubert: Madame Bovary”，见他的Lectures on Literature，Fredson Bowers ed．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80，pp．125－177．中译参见纳博科夫，《文学讲稿》，申慧辉等译，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185—245、517页。

[46]韦恩·布斯，《小说修辞学》，华明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0、19—23、92—97页。

[47]分别参阅罗兰·巴尔特，《福楼拜与句子》，见《外国文学报道》，1988年第5期和“The Reality Effect”，见Tzvetan Todorov，ed． ，French Literary Theory Toda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11－16．

[48]分别参阅Gerard Genette，Figures of Literary Discours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2 ，p． 183．和他的《叙事话语新叙事话语》，王文融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33页。

[49]雷蒙·德布雷－热奈特，《论＜三故事＞的叙述语式》，见张寅德编选《叙述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02页。

[50]Raymonde Debray－ Genette ，“Narrative Figures of Speech in‘A Simple Heart’”，见Laurence M． Porter ed． ，Critical Essays on Gustave Flaubert ，Boston: Hall，1986 ，pp． 165－184．

[51]Michal Peled Ginsburg ，Flaubert Writing : a Study in Narrative Strategies ，Stanford ，Calif． :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 179－184．

[52]Shoshana Felman ，“Modernity of the Commonplace”，in Laurence M． Porter ed． ，Critical Essays on Gustave Flaubert ，Boston: Hall ，1986 ，pp． 29－48．

[53]Eugenio Donato ，“Flaubert and the Question of History”，in Laurence M． Porter ed． ，Critical Essays on Gustave Flaubert ，Boston: Hall ，1986 ，p． 87．

[54]Jonathan Culler ，Flaubert : the Uses of Uncertainty ，Ithaca :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4 ，p． 93． ，p． 152．

[55]可参阅Victor H． Brombert，“Flaubert and the Status of the Subject”，见Naomi Schor and Henry F． Majewski eds． ，Flaubert and Postmodernism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1984 ，pp． 100－115．

[56]Michael Riffaterre ，“Flaubert＇s Presuppositions”，in Naomi Schor and Henry F．Majewski eds． ，Flaubert and Postmodernism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1984 ，pp． 177－191．

[57]爱德华·赛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16页。

[58]爱德华·赛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234页。

[59]Richard Terdiman，Discourse/Counter－ Discourse: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Symbolic Resistance in Nineteenth－ Century France，Ithaca :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5 ，p． 234．

[60]Charles Baudelaire ，“Madame Bovary”，见Raymond Giraud ed． ，Flaubert: a collection of Critical Essays． Englewood Cliffs，N． J． : Prentice－ Hall ，1964 ，pp．92－94．

[61]Naomi Schor，Breaking the Chain : Theory ，and French Realist Fiction ，New York :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5 ，pp． 3－28．

[62]Mary Orr ，Flaubert : Writing the Masculine ，Oxford ; New York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89． ，p． 168．

[63]钱林森先生在九十年代初期曾经著文介绍中国文坛主要是五四新文学运动时期对于福楼拜的接受情况。可参阅钱林森，《 〈爱真与美的‘冷血诗人’〉 ——福楼拜在中国》，载《蒲峪学刊》，1994年第2期。本节在适当借鉴该文的基础上，重点梳理中国学界关于福楼拜及其作品的研究情况，并对其遗漏的部分进行补充。

[64]该文结尾附释曰: “裴利西原语如下Le naturalisme fit－ il réellement faillite ? S＇it neIaissait rien de durable ，encore aurait－ il bien mérite de lalittérature en la ramenantàl＇ observation，àl＇ étude sincère de Ia réalite． Mais ，pour ne parlerici que duroman，nouslui devous Flaubert ，les Goncourt，Daudet，M． Emile Zola，guy de Maupssant，Ferdinend Faber ; et peut－ etre aucune autre époque de notre histoire litteraire ne fournirait，dane un seul genre，plus de nome justement illustres”。陈独秀，《现代欧洲文艺史谭》，载《青年杂志》，第1卷第3号，1915年11月。

[65]田汉，《诗人与劳动问题》，载《少年中国》，第1卷第8期，1920年2月。

[66]徐志摩，《波多莱尔散文诗·序》，见王锦厚，《五四新汉学与外国文学》，四川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19页。

[67]仲密(周作人) ，《三个文学家的纪念》，见《晨报副镌》，1921年11月14日。

[68]周作人，《什么是不道德的文学》，见《晨报副镌》，1922年11月1日。

[69]沈雁冰(茅盾) ，《纪念佛罗贝尔的百年生日》，载《小说月报》，第12卷第12号，1921年12月。

[70]茅盾，《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载《小说月报》，第13卷第7号，1922年7月。

[71]雁冰(茅盾) ，《佛罗贝尔》，载《小说月报》，第15卷号外“法国文学研究专号”，1924年4月。

[72]在真实与虚构的结合问题上，茅盾与福楼拜有相似的观点。如茅盾以为，“只要大仲马所描写的历史空气是真确的，——譬如《三个火枪手》内的历史空气是路易十三朝的空气，——则其中人物是真是假，都没有关系”，“因为历史小说本不定要真历史，只需没有‘时代错误’的描写，就是了”。茅盾，《论司各特》，见《外国文学评论选》(上) ，易漱泉选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47页。

[73]茅盾，《佛罗贝尔》，载《小说月报》，第15卷号外“法国文学研究专号”，1924年4月。

[74]茅盾在一篇《后记》中称，他最初企图用长篇小说的形式来写陈胜、吴广的农民起义，并埋头于故纸堆，悉心研究秦国商鞅变法以后的经济发展和战国时代的一些重要的思想流派、典章文物等，但后来由于思想的变化，他只写成了短篇小说《大泽乡》。见《茅盾文集》(第七卷) 《后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

[75]茅盾，《福楼拜的＜波华荔夫人传＞》，见茅盾，《世界文学名著杂谈》，百花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第366—370页。

[76]通过收入1980年版《世界文学名著杂谈》的《福楼拜的〈波华荔夫人传〉 》一文即可看出，该文原见于1935年版的《汉译西洋文学名著》一书。

[77]苏雪林，《多角恋爱小说家张资平》，载《青年界》，第6卷第2号，1934年6月。这里参见《苏雪林文集》(第三卷) ，安徽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314页。

[78]分别参见《纪德给张若名的信》和盛成为《纪德的态度》所写的序言，见张若名，《纪德的态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3页。

[79]纪德本人对张若名在这一章中的比较甚为满意，他在给后者的信中赞赏道:“关于风格的那些评论，还引用了福楼拜的作品，真精彩! ”出自《纪德给张若名的信》，见张若名，《纪德的态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2页。

[80]张若名，《纪德的态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64—66页。

[81]张若名，《纪德的态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67页。

[82]张若名，《纪德的态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67页。

[83]张若名，《小说家的创作心理——根据司汤达(Stendhal) 、福楼拜(Flaubert) 、纪德(Gide)三位作家》，载《新思潮》，1946年第1卷第2期。这里参见张若名，《纪德的态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98—103页。

[84]张若名，《纪德的态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04—120页。

[85]张若名，《漫谈小说的创作》，载《文艺先锋》，1948年第12卷第2期。这里见《纪德的态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04—120页。

[86]张若名在《纪德的态度》中多次提到创作和批评的“同情”原则，如她这样概括纪德: “面对着某个引起他注意的人，纪德会放弃自己的意志，让位于他，站在他的角度来生活。……支配他作品的，是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同情心。……在同情心的影响下，纪德融合进了被他研究的那人的思想与感情，并且在内心重创他……每当要塑造一个人物，他总是首先使自己生活在这个人物的位置上。”我们应当注意的是，这段话曾经让纪德感动不已，他在信中对张若名说: “我确信自己从来没有被别人这样透彻地理解过。”这种效果是奠基于张若名对于纪德的“同情”之上的，她的批评所追寻的乃是与被批评对象在心灵上达成融合，正如杜波斯所说: “作一个批评家，就是放弃自我，接受他人的自我，接受一系列他人的自我。”郭宏安，《＜批评意识＞述要》，见乔治·布莱，《批评意识》，第9页。

[87]钱林森，《李健吾与法国文学》，载《文艺研究》，1997年第4期。

[88]见吴达元为李健吾《福楼拜评传》所写的同名书评，载《清华大学学报》，1936年第4期。

[89]李健吾，《福楼拜评传》，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0、112—113页。

[90]郭宏安先生说: “李先生的批评观与法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兴起的日内瓦学派(意识批评——引者)遥相呼应，有异曲同工之妙。”郭宏安，《李健吾批评文集》，珠海出版社，1998年版，第328页。

[91]普什科夫，《法国文学简史》，盛澄华、李宗杰译，作家出版社，1958年版，第115、158页。

[92]李健吾，《科学对法兰西十九世纪现实主义小说艺术的影响——纪念〈包法利夫人〉成书百年(1857—1957) 》，载《文学研究》，1957年第4期。

[93]这两篇文章分别载《文学研究》，1958年第2期、第4期。

[94]郑克鲁，《略论福楼拜的小说创作》，载《外国文学研究》，1979年第1期，或参见郑克鲁，《法国文学论集》，漓江出版社，1982年版，第217—233页。

[95]李健吾，《写在新版之前》，见《福楼拜评传》，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