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社会历史批评视野中的福楼拜

从1856年《包法利夫人》发表，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关于福楼拜的社会历史批评(含道德批评)一直在福楼拜研究中占据主导地位。二十年代以后，关于福楼拜的各种现代批评，如现象学批评、结构主义批评、后现代主义批评和东方学批评陆续出现，但社会历史批评仍然在福楼拜研究中得以延续，直至六七十年代未衰。就总体趋势而言，福楼拜研究中的这一批评方法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表现形态和兴奋点，早期主要倾向于道德批评，二十年代以后以使用马克思主义批评方法为主，六七十年代则脱变为社会学研究和发生学批评。

1．道德批评与早期的福楼拜研究

早期批评家一般关注福楼拜作品的道德效力，或从道德角度对福楼拜的作品提出批评和控告。这一批评的主要逻辑，是将读者当作被动的受教育者来看待，并要求作家明确地介入到作品中来，在人格上、精神上引导读者。按照这种逻辑，十九世纪的文学家兼道德巨人雨果和狄更斯理所当然地应当成为其他作家的表率，而福楼拜则始终被打入道德的冷宫，在该诅咒者之列。由于过于充满道德感，福楼拜时代的绝大多数批评家都不是抱着欣赏的态度去接受福楼拜的作品的。以《包法利夫人》为例，虽然他们也承认福楼拜观察人物非常敏锐，承认福楼拜对于人物的塑造令人难忘，但却责备他只选择一些人类社会和自然中低级琐碎之物去描写，忽略了那些真正能够在道德上提高读者的东西。他们同时批评福楼拜没有公开谴责笔下人物的卑鄙堕落，而只是平静地、非个人化地报告所发生的一切，没有告诉读者应当如何行动;福楼拜所谓的“无动于衷”(impassibility)实际上是对人物的不道德麻木不仁，而且未能为美德辩护。不仅如此，他们还进一步认为，福楼拜有歌颂通奸的嫌疑:如在叙述者的话语表述中，爱玛竟然因通奸而变得容光焕发，因拥有一个情人而自我炫耀，而作者不仅不出面给予评论，而且模拟爱玛本人的声音叙述这种淫乐，并安排爱玛在通奸中重新发现婚姻生活的陈词滥调，这无异于贬低婚姻本身。帝国检察官在《包法利夫人》讼案中对福楼拜的指控，显然典型地反映了人们对于福楼拜作品的道德状况的担忧。同样，大多数批评家们还发现，福楼拜的超然的、不偏不倚的创作态度实际上是他玩世不恭的处世态度的证明。

道德批评的代表有杜朗蒂(Edmond Duranty) 、圣勃夫(Sainte－ Beuve)和奥利维里(Barbey d＇Aurevilly)等人。杜朗蒂是《现实主义》杂志的发起者，他曾经攻击《包法利夫人》是一部“没有感情、没有感觉和没有生命”^[2]的小说。圣勃夫是十九世纪法国最重要的批评家，就个人关系而言，圣勃夫与福楼拜比较融洽，但他其实并不欣赏福楼拜的极端冷酷的现实主义和他对于手术刀般技巧的过度强调，他反对福楼拜的无所不写的笔法，不满他的毫无温情和体谅的语气。圣勃夫在福楼拜的人物身上仅仅看到了卑鄙、悲惨、自命不凡和愚蠢这些品质，认为福楼拜没有在哪怕只有一个人、一张吸引人的或值得尊敬的面孔上表现出美德来，认为他没有能够为人们提供帮助，或提供安慰和符合人性的见解^[3]。《包法利夫人》之后，圣勃夫对福楼拜其他作品也多所批评，比如称《萨朗波》夸张、怪诞而残忍，具有萨德式想象成分等^[4]。奥利维里则更以空前的姿态声称: “如果人们不去感受某种激情或者反其道而行之，那么人性中就不会再继续拥有主体。而福楼拜逃脱了人类精神的这一基本定律”^[5]。直到福楼拜创作生涯晚期，批评家们才对《包法利夫人》持有一种基本上说是欣赏的态度。

当时的多数批评家都是把《萨朗波》(1862)和《圣安东尼的诱惑》(1874)当作一种恶劣的作品来谴责的。比如他们认为《萨朗波》矫揉造作、歇斯底里，令人不寒而栗，有着虐待狂般的冷血的狂乱、放荡，和单调乏味的、令人难以置信的人物(圣勃夫即是一例，上文已述) 。至于《圣安东尼的诱惑》，批评家们则以为该作似乎又回到了《萨朗波》那种语无伦次的、过度书呆子气的异国情调。亨利·詹姆斯责备这部作品全由“奇特的、人工化的和冷血的图画构成，充满了奇形怪状和令人厌恶之物，而等到作者真正去处理美好的东西时，比如希腊诸神的队列在基督教的光照下变得黯淡无光(这是一种来自于美德胜利的富有教化意义的景观) ，他就会令人难以置信地变得平庸无能”^[6]。由于受到实证主义的影响和道德主义的钳制，福楼拜时代的大多数读者也像后来的保罗·瓦莱里(Paul Valery) 、米歇尔·布托(Michel Butor)和乔纳森·卡勒(Jonathan Culler)一样，不能够认识到作品的生成原则正是在于精神的投射(福楼拜虽然反对在作品中直抒胸臆，但常常发出某些暗示以投射个人痕迹) ，认识不到这种生成原则是一种将自己难言的思想情感归诸某种外在存在物的防御机制。由于这种机制的存在和作用，那些在幻梦中困扰着安东尼的魔鬼和怪物们变成了作者人格的某种延伸，或者成为他的记忆的一种体现。批评家们对福楼拜的《情感教育》(1869)大多持欢迎态度，原因在于，它在主题上又回到当代的世界和生活，但遗憾的是，他们在这部作品中再次发现，他的观察技巧、他对细节的敏锐处理、他的小心翼翼的精炼风格，重又被他那对于微不足道和低级可耻的东西的迷恋所抵消，他仍然保持着那种不合时宜的超然物外的态度。批评界有时也欣赏他的“非个人化”(impersonality)原则，但却是有条件的，即只有当福楼拜提出与浪漫主义的自白式情感流露分道扬镳的时候，他们才欣赏这一原则，因为批评界对于浪漫主义早已不能容忍;而在写到丑恶和通奸却还要求无动于衷的时候，这种原则只能意味着冷血和不道德。

在福楼拜去世以后，人们倾向于从总体上关注福楼拜创作套路的不一致性，他们在批评福楼拜现实主义主题的微不足道的同时，对其现实主义作品基本上还是有好评的，相对而言，福楼拜的浪漫主义的放纵和相关作品则受到贬低。马克西姆·迪康(Maxime Du Camp)在其《文学回忆录》中披露了福楼拜早年的一些创作情况，如福楼拜很早就写出了《圣安东尼的诱惑》的第一稿本，只是在迪康和路易·布耶的尖锐批评之下，福楼拜没有出版这部作品。福楼拜去世后，出版于1881年的未完成作品《布瓦尔和佩库歇》表明，福楼拜又回到了他那单调乏味的现实主义写作模式上来，该作描写了两个退休的抄写员试图掌握关于人类知识的所有实际使用方法，但一无所获，终于重归抄写。批评界认为这两个出版事件揭示了福楼拜完整的创作轨迹，使人们看到了福楼拜一直在两个极端之间不断摇摆，其中《圣安东尼的诱惑》(1849年稿本) 、《萨朗波》(1862)和《圣安东尼的诱惑》(1874年稿本)代表的是浪漫主义的放纵和过度，而与它们交织出现的《包法利夫人》(1857) 、《情感教育》(1869)和《布瓦尔和佩库歇》(1881)则代表一种现实主义的收缩和克制。当他创作自己的三部浪漫主义历史小说的时候，他试图通过详尽无遗的文献训练来极力遏制自己的想象，然而结果却是，他既遏制不住自己的想象，又使纳入的文献资料变得难以控制，这反而使他的作品看起来书呆子气十足，变成某种“由博学勉强制造出来的东西”^[7]。而每当他选择一个微不足道的当代主题去创作的时候，他却又把这种主题处理得干枯无味。当然，硬性地划分福楼拜身上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这只能代表那个时代文学批评的一些成见。

社会历史或外部批评主宰了英国维多利亚时代以及从福楼拜去世后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法国和美国。出于对十九世纪晚期实证主义和科学主义的剧烈反动等原因，世纪之交的西方批评界(如在法英两国)出现了强烈的宗教复兴，有的批评家甚至指责福楼拜未做基督徒。二十世纪第一个十年出现在美国的重要批评运动新人文主义的主要代表摩尔(Paul Elmer More)因标举文学是理想和价值的表达而闻名于世，他常常直言不讳地攻击以福楼拜为源头、以乔伊斯和普鲁斯特为后继者的纯艺术派，认为这一批艺术家已经将社会和道德价值从自身的美学中排除了出去^[8]。这类批评中显然仍然回荡着十九世纪道德批评的余响。

2．从马克思主义到文化社会学批评

在两次世界大战发生的时期，出于对战争恐怖的反感，外部批评又以一种新的姿态出现在世人面前，较有影响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批评观。在这种批评观看来，中产阶级在法国大革命后取代了封建体系，发展了资本主义，他们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对城市无产者进行惨无人道的剥削，在这种背景下，十九世纪中期的作家们逐渐成为这个道德败坏的社会团体中的一员，他们看不到有什么积极的价值可以坚持，于是以幻灭、失望和虚无主义的方式作出反应，成为萨特所说的第一批“虚无的骑士”。

在三十和四十年代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中，乔治·卢卡契(Georg Lukacs)和米哈伊尔·巴赫金(Mikhail Bakhtin)对于福楼拜创作的评论最为深刻。卢卡契当然知道福楼拜不是资本主义的辩护士，但是他认为福楼拜的言论和作品常常“暴露了他对于现实、对于客观的社会存在、对于自然和艺术的关系的根本的错误的理解”，由于不想或不屑于积极地参与社会生活，他因而成为资本主义分工意义上的专家，其结果是福楼拜的作品中出现了叙述和描写的分裂。^[9]正如齐马(Pierre V． Zima)所说，福楼拜及其后继者的作品的特点，是描写变成了一种自主的目的，以及“叙述和描写脱节，从而不能把现实表现为黑格尔所说的一致的整体”^[10]。卢卡契另外还在《历史小说》中对福楼拜的《萨朗波》放逐历史本质的创作倾向提出了尖锐的批评^[11]。卢卡契的一些深刻洞见其实与乔纳森·卡勒(Jonathan Culler)等人的后现代主义解读并不是完全隔绝的，因为后者认为，福楼拜的描写因其自主的目的性、独立性和放任的漂流而表现出一种无意义，这两种批评的结论毕竟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在前苏联，巴赫金的批评超越了庸俗马克思主义，而且突破了一般马克思主义者从社会历史角度所作的理解，充分发掘了福楼拜作品的诸种可能性和对某种程度的未完成性的追求，这些特征表现在:他的作品的永在更新的主题、信件中的亲昵语调、他的天才性和典型性的少有的结合、他对野兽、野蛮人、东方人尤其是东方妇女形象及物质灵魂的关注、多种信仰的具体化和表现、对于整体的分裂瓦解、对于神圣本源和进步的否定、对于另一种生活、世界观、空间、时间、运动模式的强烈感觉等。这种对于“另一种”的强烈感觉与后来的相对论及多元论思维(如“不同的生命在时间上构成平行系列，不同的时间线条相互交叉”)关系密切，但由于福楼拜与生活相妥协并且对万事万物无动于衷，因而他的意识最终归结于“单义而无它解的思想”，或“与单一不变的完全现成的、陈陈相因的思想相妥协”^[12]。巴赫金的批评既是一种对于福楼拜的重要性和意义的积极发掘，也是对于福楼拜艺术趣味和成就中的弱点的一种判断。

在新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学派中，最有影响的福楼拜批评家是让－保罗·萨特。萨特可谓二战以后对福楼拜最具敌意、最富智慧也最令人生畏的批评家，他在《什么是文学》中对于十九世纪资产阶级文学的分析正是对于以福楼拜等为主的转型期作家们的道德败坏的一种富有强烈感情色彩的控诉，虽然福楼拜本人也痛恨这个阶级。^[13]在里程碑式的巨著《家庭白痴》第三卷中，萨特继续批评了福楼拜对于中产阶级“恶德”的分有，这种随手可得的自我欺骗为他以牺牲合理和正义为代价为自己谋取某种特权的选择提供了掩护。萨特认为，福楼拜在第二帝国时代的最后九年(1861—1870)里试图从本阶级逃跑，躲进一种虚假的高贵中。1866年，他接受了荣誉骑士勋章，成为玛蒂尔德公主的座上客，他提到她时称之为“我们的公主”，然而九年前他还在《包法利夫人》中取笑自己的人物郝麦得到同样的勋章。萨特认为，在1870年普法战争的灾难以后，福楼拜被迫认识到他所赖以生存的资产阶级价值的虚伪，除了未加确信地重申过这种价值之外，他并没有求助于这种价值。尽管他考虑过写作一部关于第二帝国的讽刺小说，但他克制自己没有写，因为他失去了皇室贵客的特殊地位，这使他沮丧。^[14]不过从整体看来，萨特的文学批评并非一开始就落入了阶级分析的窠臼，而是经历了一个前后变化的过程，他的前期批评实际上带有现象学批评的特征，但后期转向了某些人所说的“教条主义批评”，即马克思主义批评，因为这时“萨特的道德主义迫使他考察他所谈论的作家是否责无旁贷地关心当代的问题”^[15]，这使他常常对波德莱尔和福楼拜等作家加以训斥和谴责。但即使如此，萨特也借用了涵盖精神分析和结构主义等在内的其他多种批评视野。

七十年代以后，社会历史批评的另一种趋势，即文本发生学批评，以及其他的社会学立场的批评，又在福楼拜研究中开始活跃起来。文本发生学批评主要通过研读福楼拜的各种手稿及版本文献来力图使福楼拜的作品语境化，或者恢复福楼拜作品的意义。如雷蒙·德布雷－热奈特1977年在法国建立了一个研究小组，目的在于围绕福楼拜各个时期作品的各种手稿及版本文献，研究福楼拜的创造力。^[16]在这种研究方法的要求之下，各种囊括手稿及工作、旅行札记在内的关于福楼拜作品和通信的权威版本(其中含有曾被人们忽略、遗漏的福楼拜笔记、草稿或工作笔记达上千页之多)得以出版，反过来又促进了福楼拜发生学批评的进展，为新的福楼拜研究提供了便利。克莱尔·阿迪生(Claire Adison)于1996年出版的《福楼拜的位置》可谓采用这种批评方法写就的大部头著作，该作解释了福楼拜作品中日期的隐在意义，即这些日期与福楼拜的个人生活和当时法国乃至欧洲历史事件的关系，提出了关于福楼拜著作年代学、个人神话学及历史学的一系列新观点。^[17]除了发生学批评之外，这个时期还有伯恩海默(Charles Bernheimer)的解构－精神分析批评，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 、拉卡普拉(Dominick Lacapra)和辛克莱(Alison Sinclair)等人的社会学立场的批评，等。其中，布尔迪厄从文化社会学的视角和用“文化场域”的核心概念，通过对正统和异见这两种不同趋势之间的相互争夺关系的阐述，来分析福楼拜时代的法国文学场域中的种种区分和福楼拜在这个文学场域中的定位，他关心的是文化行为、文化生产、社会体制和各种物质或象征权力之间的关系。^[18]这种批评的意识形态含量与过去相比而言并没有丝毫减少，但由于非常关注文学与世界之间的互动关系，所以它明显地挣脱了以往庸俗社会学的单向度的和本质主义的圈套，超越了历史决定论者一上来就力图把握艺术品的社会历史本质的思维定势，这种视角无疑与后现代主义、新历史主义和话语理论的影响有关。

总体看来，福楼拜接受史上的社会历史或外部批评趋势是不易于被模式化的，有纯粹的道德批评、一般的社会历史批评、庸俗马克思主义、新马克思主义、文本发生学和文化社会学等多种批评路径。其中，纯粹的道德批评在福楼拜时代的法国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因为任何民族都有依据本民族的文化和审美习惯乃至法律来对作家的创作提出要求的权力，但遗憾的是，在那个时代，福楼拜的美学追求却相应地被人们忽略，而且，福楼拜所追求的所谓“道德”本义(以审美主义抵抗物质主义)也并没有被时代所理解，诸如《包法利夫人》这样的作品所隐含的反讽意图竟也无人发现。在马克思主义的批评系统之内，新马克思主义者关于福楼拜作品所展开的批评在今天并未过时，尤其是巴赫金的批评充分发掘了福楼拜作品的诸种可能性，应当说代表了福楼拜研究中马克思主义批评的最高成就，在文化批评盛行的当代语境下，巴赫金的理论和批评将继续显示其魅力。另外，我们认为，当代新兴的文化社会学研究和发生学批评无论对于福楼拜研究，还是对于普通的文学研究来说，都是不应忽略的批评势力。因为在历史决定论受到怀疑的时代，线性时间观被消解，传统的社会历史批评也将难以为继，在这种情况下，介于社会历史批评与文化研究交界地段的社会学研究和发生学批评，则能够充分扩展自身的阐释空间。再者，在上述诸批评中，有些观念已经跨进了意识和精神分析批评、新批评、后现代主义文学批评的门槛，这种趋势也反过来促使原先带有一定保守性的典范性社会历史批评走向分解，并为未来的福楼拜研究和经典作家的创造性重读提供了多重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