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薇：人生自是有情痴

张爱玲曾说：“把我同冰心、白薇她们来比较，我实在不能引以为荣，只有和苏青相提并论我是心甘情愿的。”

因为这句话，白薇被普遍地误读。

其实，张爱玲只是率直地说出“道不同不相为谋”的文学理念，并非贬低白薇的文学地位。呼吸过英美文学空气的张爱玲一贯排斥“革命”性的文学。其实，在当时，白薇的意义远大于张爱玲。

白薇美。初次见面，鲁迅开场白：“人家都说你长得像仙女……”

那是20年代，白薇仍有着少女似的容颜，可她的心，浸了苦汁，不，是毒汁。

白薇原名黄彰，1894年出生于湖南资兴县秀流村，从小聪慧、好学、善画，学习成绩特别优秀。但她坠入包办婚姻的炼狱，被丈夫毒打，被婆婆咬断脚筋，还要转卖他人。终不堪虐待，逃到长沙求学，父亲到校，欲揪她回去问审。在友人帮助下，突破堵截逃到日本东京。为了生计，做女佣，街头卖水，“挑码头”，甚至动过上街拉客的念头。历尽种种非人折磨，于1918年考入日本女子最高学府——东京高等女子师范。

自强是快马，自尊在加鞭，生之意志如此强悍，情感思维方式却迥然于同性。

在日本她改名“白薇”，在她看来，人生是临海打渔，终究不过是“枉然”与“空”。

可是，一切都不同了。1924年夏，福建漳州人杨骚向白薇走来——漳州，从此成为她心头最放光的一座城。

白薇

杨骚《自传》：“东京这一次大火灾——给我机会尝到初恋苦味，更因而认识另一位女性，纠缠不清，使自己以后十余年的生活在极无聊的苦恼中过去了。”她的痴情，在他，却只是无聊的苦恼！

杨骚曾经沧海的初恋是湖南人凌琴如，凌璧如的妹妹。1923年9月东京大地震，璧如、琴如兄妹，张万涛，杨骚到杭州西湖游玩压惊，杨骚和琴如正两情相悦之时，钱歌川约琴如先行回东京复学。钱凌二人果然结为连理枝。

几十年后，女儿钱曼娜问凌琴如：“你当初怎么选上父亲？”凌琴如答：“你父亲外表永远是整整洁洁的，每隔一两天就会画上一幅小画，再附上一首小诗送来。”原来，杨骚是被“诗”和“画”打败了。青春少女，谁不喜欢如此殷勤的少年郎呢？因此，当东京有了复课的消息，钱歌川写信给璧如，问琴如愿意不愿意同他一起走。琴如爽快地答应。为了公平起见，璧如安排琴如与歌川、杨骚三人当面商量。琴如小声却坚定地答复：决定同歌川一起先回东京。两人当即出去买船票，第二天就要启程。杨骚眼睁睁看着钱歌川水到渠成、礼数周全地带走了琴如，伤心欲绝。

白薇暗恋凌璧如，凌璧如爱的却是张万涛。

这是杨骚与白薇恋爱关系中一个解不开的结。剪不断，理还乱，“一川烟草，满城飞絮，梅子黄时雨。”

杨白两个失意人牵起手来。白薇压抑已久的爱，一有了出口，便乱石穿空，惊涛拍岸——那种绑着炸药包式的、动辄要死要活的爱，徐志摩的《爱眉小札》里也有，但白薇的情书，比这还要直白！

白薇写给杨骚的情书，是那样的疯癫！“我十二分的想你。凄凄切切地，热泪如雨滴。我的心痛极了。天天哭上三四潮。我只想看你，不知道为甚么要看？我只要爱你，不知道为甚么要爱？我只要常常得你的声息，好像你的声息，会叫我个个血球跳舞来。爱弟弟！只是‘我终身的爱人是你’这句话，无论如何，不能灌醉我的灵魂。”

“亲爱的维弟我的爱！你做梦也梦不到我于你的情深深似海……”

如疯如魔如痴如狂，只顾宣泄自己的爱，没有一点节制和内敛——虽然，她同时又是那么清醒，1924年11月5日的信里便预言自己一生有“三无”：生无家，爱无果，死无墓。

女人若这样示爱，男人只会逃遁。

白薇自己也知道这样猛烈的爱，迟早会将爱人吓跑的。但她爱在弦上，不得不发。

这样的爱，让杨骚害怕了。杨骚是诗人，他要的是审美，狂轰滥炸很容易让他归为“滥情”。对他而言，最值得回味的，还是凌琴如那欲语还休的少女情怀。

1925年春，杨骚不告而别。他揣着淘金梦出国自然是为躲避她。她的心骤然从云端里跌落，只有长信，跌跌撞撞地从杭州奔到漳州，再到新加坡。

她终是绝望了。好在，她还有一支笔。

1926年4月，陈西滢在《现代评论》上专门介绍了两位女作家，一位是当时“几乎谁都知道的冰心女士”，另一位则是当时“几乎谁都不知道的白薇女士”。陈西滢称白薇是“突然发现的新文坛的一个明星”。阿英亦称白薇是“现代女性作家中的一位最优秀的戏剧家”。阳翰笙说，在左翼女作家中唯白薇堪与丁玲比肩。

1927年，白薇从广州辗转武汉最终抵上海，白薇的名气响了。不久，杨骚也从南洋抵达上海。南洋淘金梦破的杨骚主动投奔白薇。他没有了往日的骄狂和傲岸，瘦削的脸上挂着疲倦和歉疚。白薇终于动了恻隐之心。在杨骚的旦旦誓言下，她选择了原谅。

1929年2月19日，杨骚写了一首短诗：

流的云/奔的水/多少峰峦下/多少浪花碎/多少风的叹息/多少雨的泪/多少大地飞迸/多少天星坠/到如今啊/到如今才得/梦入春江花影醉

杨骚将这首诗题于他和白薇合影照的背面。

爱情失而复得，白薇的才思插上翅膀。她进入创作黄金期。与鲁迅的交往，他们得到了更多的教益与帮助。白薇的作品有许多是在鲁迅主编的《语丝》和《奔流》上发表的。鲁迅对编排白薇的稿子总是煞费苦心。

1930年，白薇已是左翼文坛十分活跃的女作家。1931年12月，白薇在《北斗》发表了反映抗战的剧本《北宁路某站》。

文学的光亮掩不住生活的暗影。

和杨骚复合后，白薇就开始生病——他在新加坡染上性病。杨骚是和她同一战壕的战友，却让她身体和心灵受到双重创伤，她穷，不能彻底治病。“像在沙漠上待毙的鱼。”

1930年凌琴如与钱歌川来上海。杨骚恋恋不忘凌琴如，白薇对璧如说：“我就是最恨你妹妹，杨骚心中总有她！”其实，这不关凌琴如的事，根本原因在杨骚，他缺少决断。

和影子作战有多可笑？多弱智？所有的拳头，都砸在虚空里。晃动在杨骚心中的倩影依然“浓妆淡抹总相宜”。

在一起，痛苦多于甜蜜。

1933年8月两人在上海出版书信集《昨夜》，共同宣告他们的恋爱终结。1935年白薇决定去彻底接受手术治疗，手术成功率很低，于是写下了自传小说《悲剧生涯》。白薇饱蘸泪水，忍着痛苦，支撑在病榻，同时把稿纸铺在膝上、墨水瓶挂在颈上，用四个半月时间赶写出来这部小说，其间还经历一场生死考验。她对友人说，最大的恐惧不是死，而是“书不成而身先死”。对于一个写作的女子，“书未成”才是最大的不幸，真可谓“出书未成身先死，长使女儿泪满襟”。《悲剧生涯》是一部真正的血泪之作。透过文字，可以看到在恋爱和生存环境中苦苦挣扎的白薇的身影。1936年上海生活书屋出版了该书，而白薇竟奇迹般地熬过来了。

生活没有保障的白薇，靠写稿子和朋友的资助苦度岁月。她时常因饥饿晕倒在街上。很长时间，白薇几乎与困苦、穷病同义。断炊三五天，在她是家常便饭，一发病，便孤零零躺在床上，眼巴巴瞅着门，渴望有人推门而入，筹送医药费。

1937年4月《妇女生活》上有位署名“吴玉声”的读者——按现在的说法便是“薇粉”，致信主编沈兹九，踊跃捐款为其治病。

白薇作品深入人心，她的境遇又着实令人同情，所以捐款者较为踊跃。这次共捐款604元，白薇才得以到北京治病。

不久，白薇又病了。杨骚表现得也好：趁她高烧糊涂的时候，把她抬到书斋，亲自护理。

杨骚真诚地忏悔，述说晚熟的情怀：“往日全不知道爱你，现在才开始真正知道爱你了。”“我既然变成了好人，你就再和我好起来算了，我绝不再变心，使你再痛苦。”白薇承认杨骚本质并不坏：“你的本质，本来是一半好极，为人少有；一半恶极，为人们所不相信。你现在变成一个完全的好人了，从此你栽在我心里的恨根，完全给拔除了，你在我身上无限刺心的痛苦，已云消雾散了。我快乐，我将一天天健起来，这不能不对你的转变作深深地感激！”

白薇道：“我相信，现在你的话是靠得住的了，我绝不似往日，担心你朝出口夕食言的心情来疑惑你！因为现在你是要以你的生活来完成你的生命，当然会以你的人格来担保你的成功。所以在你，以为昔日摧残得几乎消散了的东西，正是刚发现的宝藏，要努力发掘它，握在手里；而在我，你变好了，固然是一种无上愉快，与我和你再好起来却简直是两回事。天下没有能重圆的破镜，纵使巧为配合，裂痕终归显然。面对裂痕，看那恐怖的乱影交错，我将永远害怕……完了的就不追悔，这是我比你干脆些；缠绵于不可挽回的漩涡中，尽做迷梦，你也许比我情长些。情长用在恰到好处的时候，那是一种伟大，但用在好事不成的时候，便是愚蠢的费力，徒深化这出闹不清的悲剧。悲剧，我演够了，再也不愿做悲剧的主角了。”

七天后，白薇扶着棍，拖着腿，又回到了自己的小屋子。

友人生了气：好不容易等到杨骚浪子回头，愿意与你和好，何苦又故作姿态……友人认为白薇应该接受杨骚的忏悔，甚至觉得白薇比杨骚老，比杨骚丑，杨骚愿意恢复伴侣关系是她的幸运。

白薇和友人展开激烈的辩论。

白薇认为，她不和杨骚在一起，是将自己还给自己。“我和老杨共同生活那么短，他却害我病了九年，我和他断绝爱情，也有好几年了。以前他不给我治病，现在我自己把病治好了，我不是我自己的还是谁的！”

“我有我的情感，有我的理由，决不做爱情的俘虏，再牺牲一次。”

曾经的伤害让白薇变得无比激愤：“难道女子不能见容于社会，只能躲藏在丈夫的卵翼下求活吗？我不，我的精神始终为改革社会为人类幸福而武装着，并烧着我的热血。社会不用我，就让血烧死我吧！至于男女事情，什么春风秋风，都不能吹动我一根眉毛！”

她承认，虽不能与杨骚和好，但以往的感情太深，已结下了无形有力的牵挂，“不管他跑到天涯海角，总不免心魂向往，时刻不能忘怀。”甚至还盼着实现与他合作剧本的愿望。

独有田汉夫人安娥站出来，替白薇辩解：“我绝有信心断定白薇是美好的！她不愧作任何一个爱真理者的伴侣，若单以杨骚对白薇的带怜悯式的‘复活’式的爱，就认为杨骚一切都美好了，我不这么想。但杨骚如真认识了白薇的进步女文人的美丽品格，而愿和她恢复伴侣关系，那我是恭敬杨骚的。不过我想，杨骚怕没有百分之百地做到这一步。”

“白薇不会接受这种‘复活’式的爱。我确信白薇的自尊心与她的‘信念’和她的文艺生命共同宝贵，也正因此，她才落到今天这个悲惨地步，她不接受任何优势怜悯，甚至接受了文协的帮助她都自我痛恨，她哪还能接受杨骚优势的爱情呢！”

白薇是在拒绝怜爱——她要平等的爱情，而非优越的施舍。白薇的人格是完整而美丽的！

落难的女性，有的仅是自尊。她宁愿“贫病”的石磙碾碎病弱的身体，却不愿他“施舍似的同情”的目光碾碎她的自尊。

从某种角度而言，白薇与杨骚相识、相知、相恋、相离不仅充满着几许浪漫情调，更多的时候则是流露出无尽的伤痛与无奈。白薇到老仍是孤身一人，无儿无女，很大程度上与她和杨骚这段刻骨铭心的失败婚姻有很大关系。

她与杨骚感情纠葛长达20年，据说所通情书多达1000封。

但杨骚在爱情生活上却缺乏严肃的态度，有时甚至是浪掷感情。他与白薇之间的感情时而甜蜜，时而苦涩；时而和好，时而破裂。这种无休止的循环，使白薇在体验创作快乐的同时，肉体和精神也受到很大伤害。

杨骚对待白薇反复无常，无数次地伤害了白薇那颗伤痛而需要慰藉的心。对此，《白薇评传》的作者给予白薇这样的评价：“白薇一向是个很坚强的人，她要和男子一样在畸形的社会里自立，能做到和男子平等，这一点，她堪称女中丈夫。但唯独在同杨骚的个人情感上，总是那么优柔寡断，一误再误，愈陷愈深，以至难以自拔，她实在太痴情，太善良，太驯顺了！”

白薇不是玛丝洛娃，她以极大的勇气拒绝了杨骚聂赫留朵夫式的“复活之爱”，她不是神，不能救赎浪子，只能守住自尊的底线，活出女性生命的庄严，虽半生潦倒而无怨无悔。

1944年3月16日，《新中国报社》举办“女作家聚谈会”，走红上海的女作家潘柳黛、张爱玲、关露、苏青等人都在座。有人问：“当代女作家写诗的很少吧？”关露接口：“有白薇，她现在桂林，很可怜，贫病交加。”

同一时期，沈从文致友人的信中也谈到了白薇的生活窘境。

白薇一直负着“贫病”的双重链锁。1978年，白薇的传记作者前往她北京的寓所。在一个“陈设简单，陈旧而杂乱”的独间单元，他看见一个老人，“头发稀疏蓬乱，脸上褐色老年斑像织了网的蜘蛛，眼睛被上下眼皮挤成一条缝，身上一件蓝布大襟棉袄，棉袄底边上白色缝线的每个针脚都足有半寸多长……尤其当她扶着两根棍子站起来的时候，不由使我想起风雪中乞讨捐门槛的祥林嫂。”他要她谈谈自己的身世和创作，老人回答：“我没什么好说的，我不是作家，不要找我。几十年前的白薇早死了！……活着的只是她的躯壳。”

1983年夏。杨骚儿子访白薇，说自己是从漳州来的，白薇立即道：“我从前的爱人是漳州人。”又微笑着补充：“我只有这个爱人。”

人间自是有情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