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沫：木犹如此，人何以堪

小猫小狗似乎是母性测量仪。不爱猫狗者基本上不爱孩子。杨沫不爱小猫小狗儿，她的母性先天性匮乏，对子女一贯凉薄，老鬼的回忆录更像是如泣如诉的“讨母檄文”，于我心有戚戚焉；张爱玲也不爱猫狗，赴美后更是将母性从心中连根拔起，爱不起母亲，拒绝做母亲，避免遭到报应。女作家的情商和母性似乎成了反比——似乎母爱一充沛便易坠入庸俗小妇人的谷底，精神上难以展翅飞翔。

可，女作家的孩子们却宁愿妈妈像邻家主妇，一篇文章也不做，倒做得一手炸酱面——女作家多有为文与为母的矛盾与挣扎。

母性如何，孩子们享有评价权；妻性如何，则任“执子之手，与尔偕老”的爱人评价。

杨沫曾是张中行的花期。

婚姻是有花期的。张中行认为他一生中最美好的花期仅有一次：与杨沫从相识到共同生活的前两年。

杨沫1914年8月25日生在北京，出身大门大户——妹妹是著名影星白杨。她原名杨成业，在家里排行老二。童年的她“圆脸，大金鱼眼睛，扁鼻子，阔嘴，胖乎乎的”。儿时有点“笨”，三岁才会说话，少哭少笑，安安静静，外号“老乖子”。这样的容貌，这样的性格，自然使她难讨得父母欢心。便是到亲戚家，也会被欺负。杨沫严重缺少关爱，她的母爱缺乏征和成长背景不无关系。

童年的欺辱史激得杨沫练武，未能练成飞檐走壁的女侠，但她的人生第一段情感，倒是和练武不无关系。

父母各自寻找自己的快乐，杨沫被丢在青春的十字路口，早年同在一起练武的师妹李绍强非常同情杨沫的处境，请刚考入北京大学国文系的张中行帮忙：他哥哥张一真是一所县立高小校长。

长杨沫五岁、有过包办婚姻的张中行对逃婚女生好着奇。张中行眼里的少女杨沫：“中等身材，不胖而偏于丰满，眼睛明亮有神。言谈举止都清爽，有理想，不世俗，像是也富于感情。”他好生厉害，一眼看出杨沫“不世俗”的个性，他的笔墨一贯俭省，白描手法，尽现其情。杨沫其实是“飒爽”，她有着钻天杨的昂扬。

1931年9月，杨沫取得教员资格，解决了生计问题。她分外感激张中行。更使杨沫好感的是，他无名牌大学生架子，尊重女性：在她眼里他俨然一尊活菩萨，全身放光。

没有一丝犹豫，她扑入他的怀中。还未从幸福的晕眩感里走出，便撞到了现实：她怀了孕。

张中行眼中清爽的少女杨沫

敏感的杨沫意识到怀孕后张中行态度转变——早为人夫的他没有为父的新鲜感，单知哀生活之多艰。她很好强，一赌气，也不再去找他。1932年夏，张中行来租屋看杨沫，隔着那一天天变大的肚子，两人相对无言。

后来，张中行回忆这段往事，对女儿徐然道：“你妈只看表面，不是我负心冷淡，当时生活艰难，加上她怀孕，就更困难，心情沉重，你妈就以为我冷淡了她……”

年轻的杨沫是“爱情至高”论者。她以为只要有爱，经济不足虑。杨沫本非缠树藤，她不愿给张中行施加压力，独赴小汤山白杨奶妈家生孩子。临走时，张中行也没有说送她一程。杨沫后来在文章里写道：“眼看着我挺着大肚子，一个人上了路，他竟连送送我的意思都没有，好狠心的人呀！”爱情一旦触及现实便失去了温度。

儿子生下12天后，杨沫就坐着一辆毛驴车从乡村回到了北京城。儿子留给一个奶妈照看。没叫张中行花一分钱、费一分力，杨沫自己把孩子的事处理完毕。这种清爽正是他所欣赏的。一身伶俐的杨沫又获得了他热烈的爱。杨沫虽因怀孕一事怨恨他，对他浓烈的感情却没有免疫力。两人终又和解。1932年下半年，两人在沙滩的小公寓同居。他抄录的情诗是苦寒岁月里的一霓虹影。

“阳春二三月，杨柳齐作花。春风一夜入闺阁，杨花飘荡落南家。”

“含情出户脚无力，拾得杨花泪沾臆。秋去春还双燕子，愿衔杨花入窝里。”

起初，杨沫是快乐小妇人，将日子过得一团喜气。激情过后，小妇人的角色不复温馨。她渐渐厌倦了灰色平庸的小布尔乔亚生活，对小妇人角色颇为不满：烧了吃，吃了睡，吵完架再亲亲嘴，这不是她的终极目标。理想的飞鸟，时不时伸出锐利的尖嘴，在她的心上狠狠啄几下。她要另找出路。

寂寞的杨沫在新文学作品里汲取了营养和信念，有了写作的冲动。她许是认为名不正则言不顺，改名“君默”，以期宁静而致远——在他揶揄的目光里蓄势待发。

两人差异越来越大。杨沫向往新时代。张中行却大不以为然，他醉心于中国古文古籍的研究，不喜欢这个主义那个主义。他要她安于主妇生活，操持家务，生儿育女，正正经经过日子。但她显然不行，她是个激情四射的人，庸碌灰暗的日子令她窒息。

白杨以时髦艺人的思维劝她离开张中行：这老夫子有什么可爱的？何况他家中还有老婆。

1936年，杨沫和马建民走在一起。她是清爽人，恩义两讫。但张中行却痛苦得多。分手后，感情时时闯进心里，和理智打架。

马建民的薪水比张中行少得多，生活更见清贫，但杨沫却很享受这第二次婚姻。

徐然出世。这是张中行的女儿。马建民表现出慈父般的喜悦。他像对待亲生骨肉一样疼爱这无辜的新生儿：换尿布，抱她，哄她，亲她的小脸。杨沫大大地意外：她还担心他会讨厌这个新生儿呢！杨沫将这上升到阶级的高度，想到：共产党员就是好，没有一点封建意识，没有一点自私观念，胸怀多宽广！比那学究，真是高尚多了！

随着《青春之歌》被改编成电影、京剧、评剧、话剧、评弹、歌剧、小人书……书中的人物脍炙人口，家喻户晓。

张中行的日子开始不好过。人们对他冷眼相看，将他完全等同于小说中的余永泽，一个自私、落后、庸俗的小知识分子典型。无形中，他被前妻杨沫的这本书弄得灰头土脸，他虽然学识渊博，业务能力很强，在单位却抬不起头，长期不受重用。

友人说：你手中不也有一支笔吗，你也可以写文章自辩，告诉读者一个真实的张中行。张中行不愿意这么做，他说“人家写的是小说，又不是历史回忆录，何必当真呢？就是把余永泽的名字改成张中行，那也是小说，我也不会出面解释。”身处逆境，却不怨不怒，坦然置身前妻光亮下的阴影中，此等修养、气度着实赢得了杨沫儿子老鬼的敬重。老鬼替母亲拨乱反正，拂去了历史的尘埃，笔下的张中行焕发了光彩。

“文革”期间，恰是被杨沫大撇嘴的“老学究”，在关键时刻贬己扬她。“文革”杨沫受审查时，张中行面对专案组的调查，不肯揭发，只说好话：“那时，我是不革命的，杨沫是革命的。”张中行做笔录：“杨沫直爽，热情，有理想，还有为理想而奋斗的精神，倾向革命。”字字千钧，字字千金。

从牛棚里解放出来的杨沫亲见这个笔录，表情一定错愕：往事的浪涛拍击着心灵的堤岸，“卷起千堆雪”，她改变了偏见，只有尊重与感激。

杨沫的最后一部著作《青蓝园》（同女儿徐然的合集），在《我一生中的三个爱人》篇里，杨沫追忆了她同张中行（张玄）那一段“幸与不幸的婚姻”。张中行认为：“幸”者，指两人从相识、通信到共同生活初期；“不幸”者，即是指后几年貌合神离的尴尬状态。

张中行认为，他和杨沫在一起——仅仅两年时间，是他一生难以忘却的。他始终认为对人，尤其是曾经朝夕与共的情人，恩怨纠葛，应该记恩忘怨。张中行时常打故地经过，“望望此处彼处，总是想到昔日，某屋内谁住过，曾有欢笑，某屋内谁住过，曾有泪痕。屋内是看不见了！门外的大槐树仍然繁茂，不知为什么，见到它就不由得暗诵《世说新语》中桓大司马（桓温）的话‘木犹如此，人何以堪’。”东晋桓温所吟诵的这句话，千百年以来一直为人们引用来感伤生命的迅速消逝，同时也包含着浓浓的怀旧情绪。在《流年碎影——婚事》一文中，张中行的笔忠实于内心：“这人是可怀念的人，虽然今雨不来，旧雨是曾经有的，这就好。”让往事戛然而止在“这就好”中，成就最好的剪辑片，需要的是生命哲学，是气度，是男性的沉郁与豪迈。

母性在晚年的杨沫身上得到回归。她为儿女们操心，享受到了天伦之乐。老鬼说“这个让我又爱又恨的母亲还时不时在梦中与我相见，还常常让我鼻酸欲泪”。读到这里，所有的读者都会情不自禁地鼻酸欲泪了。

老鬼眼中，杨沫是世上最美的母亲。如果真的有轮回，可以选择，下辈子他还是愿意做杨沫的儿子。

张中行晚年拒绝参加杨沫追悼会，还发表高论：所谓告别，有两种来由，或情牵，或敬重，也可兼而有之，对于她，我两者都没有。这番话够无情。但细嚼，无情中却有真情、深情。情牵不牵，自家知，口越硬越大有考究。至于“敬重”，那本非爱的代名词。我想，或许他只是情怯。不愿将心目中那初恋少女与逝者对号入座。他的心里永远唱着一首《雅歌》。他还在追思那个清爽的17岁初恋少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