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纤笔一支谁与似

和瞿秋白的一段情

当代两大才女，萧红和丁玲，皆堪称爱情勇士。她俩勇于抖落几千年来束缚女性的精神枷锁和现实桎梏，振翅高飞，追求爱与被爱的权利。但，萧红，是以尴尬的姿势来爱，每爱一次，便被剥离一次，心里满是伤痕；丁玲却是激情四射的，她的爱情充满了张力，丁玲是以积极昂扬的姿态来爱，她的爱，终惠及自身。

阅读丁玲，最羡慕的是，与她过从甚密的人，皆是推动了中国历史进程或文学史进程的巨人，一抓一把啊：革命烈士胡也频是丁玲第一个同居爱人；与诺贝尔文学奖擦肩而过的沈从文与丁玲曾有一段友谊；丁玲是毛主席第一夫人杨开慧的中学同学……

追溯起来，让少女情窦初开的，可能是瞿秋白。1923年秋，丁玲、王剑虹、时任上海大学教务长的瞿秋白，开启一段铿锵三人行的愉快时光。有着一口俄语、身上尚散发着苏维埃那特有干草气味的瞿秋白，对两个怀一腔绮丽梦的少女的吸引力不难想象。丁玲，俨然瞿秋白和王剑虹的红娘——红娘心里的那份苦涩，瞿王二人或许心知肚明，或许忽略不计。

这样的爱情组合：女友组合共同爱上一男，或男友组合共同爱上一女，文艺作品及现实生活中并不鲜见。我参与，我有份。瞿秋白频频往丁王二少女亭子间跑的时候，可能，他们三人都不知，他们爱上的是这样一种组合，这样一种氛围。拆开来，爱情魔力便消失。

丁玲发现自己不能正常地面对瞿秋白，便离开上海。这种离去，无疑是高格调的，唯珍视友情、祝福爱情的纯洁少女才能有此转身之举。天真少女的隐忍和祝福，大概让当事人觉得难受，瞿王二人呆在房里，并未送她。王剑虹后寄信给丁玲，说她生病了；瞿秋白附言：“你走了，我们都非常难受。我竟哭了。这是多年没有过的事。”其实，他已表白得很清楚了。爱情的客体，其实包括两个人。他和王剑虹心心相印，却与丁玲息息相通。他的爱情，是要可爱的丁玲在一旁凑趣的。或许当时并未意识到这点，等丁玲抽身离去时，他才发现，他的热情，骤然退潮。“男儿有泪不轻弹”，若非真正触及心灵，否则，一个“灵魂里融入了钢铁”的革命者又怎会闲抛儿女情长的泪水？这一句附言，一定让丁玲痴了半天吧。

丁玲

王剑虹病逝不过四个月，瞿秋白便爱上了杨之华。瞿秋白视杨之华与前夫之女独伊为掌上明珠，称之为“我可爱的小蓓蕾”。这回是动了真情了。丁玲大为不满，替王剑虹委屈，潜意识里，觉得自己的牺牲，没有得到一定回报和成全，格外愤怒吧。可是，瞿秋白是无辜的。他爱上的，是丁玲倚在一旁的王剑虹啊。是丁玲加重了王剑虹的分量。丁玲一走，小团体形式的爱已经单薄，试问，他的爱怎能不勉强。瞿秋白曾去信丁玲，说他的心，随剑虹一道死了。我想，他的心，何尝不是随丁玲离去时碎了的。瞿秋白离去时，提到了杨之华，提到了杨之华的女儿独伊，提到了丁玲，唯独没有提到王剑虹，可以想见，这段恋爱和婚姻，瞿秋白多少有些被动，并没有揪心扯肺。

1930年，丁玲以瞿秋白和王剑虹为原型创作了中篇小说《韦护》，丁玲自道：“‘韦护’是传说中疾恶如仇、专打抱不平的韦陀菩萨的名字，韦陀菩萨一发现尘世的罪恶，就要抱打不平，就要拔剑相助，就要伸手管事……秋白同志生前曾经用屈（瞿）韦陀的笔名，发表过文章，足见他对韦陀菩萨的这种精神十分推崇，而且喜欢把自己比作韦陀。”

有心的读者不难看出，王剑虹化身的丽嘉形象并不完美，相反，倒是姗姗——丁玲原型，可爱得多。姗姗无疑更适合瞿秋白。但瞿秋白和丁玲都害怕伤害到王剑虹，一个选择默认事实，一个选择退出。这样的爱，注定不长久——如若王剑虹没有及早病逝，想必也要分离的。

瞿秋白那样的人，特别看重知己。丁玲无疑是他的知己。

可爱的、激情的、天才的丁玲，在瞿秋白心中荡起多少涟漪？恐怕只有他自己知道。《韦护》发表后，秋白给丁玲写信，赫然署名“韦护”。在这方面，他俩心照不宣，并且彼此守口如瓶。

瞿秋白牺牲前拟的《未成稿目录》中的《丁玲和他》，有人将“他”理解成胡也频，我总以为，这里的他，是指自己。在那种非常时期，思想上有一个网眼很大的筛子，筛去的都是次要的人物，留下的都是刻骨铭心的人。至死，他都不能忘怀丁玲，需要另辟一章，可以想见丁玲在瞿秋白心目中的地位。

丁玲说瞿秋白是在二重生活中苦苦地挣扎，很多人对《多余的话》有各种怀疑和恶意判断，甚至瞿秋白的夫人杨之华都不相信这是他的亲笔作，而丁玲却肯定了这一点，并且给予了深刻的理解：丁玲和瞿秋白的心是相通的。

对这位早年的师长、朋友，或者说催开自己爱情蓓蕾的恋人，丁玲一日不忘。1942年4月25日身在延安的丁玲，提笔写《风雨中忆萧红》，写道：“昨天我又苦苦地想起秋白……他那种二重的生活使他在临死时还不能免于有所申诉。我常常责怪他申诉的‘多余’，然而当我去体味他内心的战斗历史时，却也不能不感动，哪怕那在整体中，是很渺小的。”

知己难得。真情可贵。阅读丁玲和瞿秋白，我的心里满怀敬意。

“摩登女子”爱上“乡巴佬”

1925年，那个春天很烂漫。丁玲为痛失爱弟时常啜泣，胡也频用一长纸盒装满一大把黄色玫瑰，并在花下埋着一个小小的字条：“你一个新的弟弟所献。”黄玫瑰和新弟弟没有打动丁玲。她回到常德老家。一个蝉声叠起的夏日，一辆人力车将身着长白衫的胡也频送到丁玲家门口。车费是丁玲支付的。

一无所有的胡也频，送来了他的满腔热忱。两人结伴回北京。人皆以为丁玲和胡也频为同居关系，丁玲生气了：同居就同居。叛逆的丁玲以非凡的勇气，和胡也频开始一段柏拉图式的纯洁同居史。

胡也频献全盘的爱给丁玲。没钱时，他典当唯一的衣物；有了钱，他为丁玲买漂亮的本子、漂亮的笔，倾其所有。

胡也频全力支持丁玲的创作，他鼓励她，承担着生活的负重，使丁玲全心投入创作心境——对于女作家，最大的爱莫过于珍视她的才华。丁玲是幸运的。萧军和端木等人对萧红的创作，那么不屑，萧红一直在他们的猜疑和打击中创作。而丁玲，却在爱人欣赏和包容的目光下从容创作。丁玲的笔下，没有萧红那种哀愁。丁玲的第一部小说结集出版，在后记中丁玲说：“不敢说是便把来献给我的频……但为了他给我写这本书的动机和勇气，我愿做为了我另外的一部分，在频的心上，是奢望盘踞一个地位的。”丁玲的《梦珂》和《莎菲女士的日记》，令文坛震悚。

丁胡二人计划去日本。“湖畔”诗人冯雪峰来教丁玲日文。在有“摩登”写作之誉的丁玲眼中，这位日文教师何其丑也，何其穷也——比胡也频还要穷：“一个笨拙的农村型的人。”但就是这样一个人，以其特有的文学天才磁石般吸引了丁玲，令她几欲疯狂。于是，“一个伟大的罗曼史”拉开了帷幕。

丁玲爱冯雪峰的革命气质——瞿秋白身上也有这种特有的气质，在丁玲，是未竟情感的二度燃烧，能量更强。丁玲爱上冯雪峰，并以主动的姿态展开攻势，几乎是必然。从心理学角度来说，爱一个人未遂，便会心心念念，潜意识里其实一直在寻找替代品，终有一日会在同样气质的人身上寻求爆发点。丁玲也爱冯雪峰身上的文人气质。这种气质瞿秋白也有。沈从文也有文人气质。在冯雪峰之前，丁玲和沈从文便过从甚密，但沈从文是白面书生，过于文弱，丁玲更欣赏一种“铁血”男儿。所以，丁玲和沈从文没有擦出火花。胡也频牺牲后，沈从文冒着风险陪丁玲母子回湖南老家，患难见真情，却是兄妹情。后来，丁玲误听传言，对沈从文存有偏见，在她有相当地位时，这份偏见形成巨大的阴影，沈从文一度便黯然在这种阴影中，致使这份乱世中可珍贵的兄妹情出现了裂痕，这是可痛心的。

冯雪峰身上有革命气质和文人气质的高度融合，鲁迅很欣赏他——鲁迅更视瞿秋白为知己。丁玲和鲁迅的气质还是相通的。鲁迅喜欢的人，她都喜欢；鲁迅不喜欢的，她也有意见。他俩在识人上有着惊人的共同性。这真是值得玩味的事。

鲁迅对沈从文的误会很深。1925年春，丁玲给鲁迅写信，鲁迅拿给孙伏园看，孙伏园说，这个人的字迹他相当熟悉，他接到多篇这种字迹的投稿。那个人署名“沈从文”。恰逢胡也频登门拜访，说是丁玲的弟弟。鲁迅很生气，以为沈从文在装神弄鬼，从此不待见他。孙伏园也连带着对沈从文的作品不感冒。据说，孙伏园在编辑会上，拿出一撂作品，对大家介绍道：这是沈从文的；然后又拿出一撂，道：这也是沈从文的。最后，包在一起，统统扔到废纸篓里。沈从文真是冤枉啊。幸而徐志摩回国接任编辑之职，他在一大堆自由来稿中刨出了沈从文的作品，发表出来，并附《志摩的欣赏》，向读者重点推介。沈从文自此走上文坛。

沈从文在认识丁玲之前，便被迫接受了这个老乡的“连累”。这真是无法可想的事。但我想，鲁迅不接受沈从文，可能更是文学态度的问题。沈从文是自然之子，关注的是人性，是“非革命”类写作。在鲁迅看来，是太过游离于现实与时代了。但，恰是沈从文的文字，最具民族性、最具世界性。沈从文如果能挺过1988年，还可能是那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丁玲对胡也频说：“我必须离开你，现在我已懂得爱意味着什么了，我现在同他相爱了！”胡也频很痛苦。冯雪峰原计划到上海去，因为丁玲，他决定留在北京。丁玲不同意，希望他先行离开。冯雪峰听从她的话，到上海。两星期后，丁玲投奔冯雪峰。但是胡也频也找来了。

沈从文目睹两人为了冯雪峰激烈争吵的情景。胡也频是那么暴怒，丁玲哭得那么伤心，将沈从文送给她的一副美丽的羊毛手套用牙齿咬烂了。

三人决定到杭州。杭州浪漫三人行，定是丁玲最幸福最恣睢的一段时日，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个男人都陪侍在侧，一个血管里涌动的都是对她的炽热和爱恋，另一个极力克制着，却也深深地被她吸引，谨慎地回应着她的爱。

大约一周之后，胡也频突然一个人回到了上海，沈从文了解到胡也频和丁玲同居数年，却还是在“客气”情形下过日子，便对他普及了一下科学性的生理知识，让他快回到杭州。

胡也频和丁玲在杭州生活了三个月。这是他们真正的蜜月。从这时起，丁玲决定与胡也频白头到老。丁玲告诉冯雪峰，她不能离开胡也频，因为他们过去那“纯洁无疵的天真”。离开她，他会自杀的。她和冯雪峰的爱情必须是“柏拉图式”的，虽然不在一起，但，“我俩的思想是分不开的”。这个决定使冯雪峰非常痛苦。他要的，不是抽象的思想。丁玲退还了冯雪峰写给她的所有的信。美丽的杭州没有成全冯雪峰，却成伤心地。他唯有黯然离开。

1929年春，冯雪峰与小他六岁的学生何爱玉结婚。次年秋，女儿出世。

1931年，胡也频遇难。丁玲与已为人夫人父的冯雪峰再度相逢。沉睡在丁玲心里的爱，“春风吹又生”。她幻想着能和冯雪峰生活在一起，“想着我们在一张桌上写文章，在一张椅上读书，在一块做事……想到你的头发一定可以洗干净（因为有好几次都看到你的头脏）……”《不算情书》便是在这种情形下写出来的，是一部细致刻画了心灵挣扎史。“和也频的许多接吻中，我常常想着要有一个是你的就好了。我常常想能再睡在你怀里一次，你的手放在我心上。”她甚至动过和他私奔的念头，到上海，到日本，只要他有足够的勇气和热情，她会不顾一切地和他走。“我尤其当有着月亮的夜晚，我在那些大树的林中走着，我睡在石栏上从叶子中去望着星星，我的心跑到很远很远，一种完全空的境界，那里只有你的幻影。”

信里署名“你的‘德娃利斯’”——“同志”一词的俄语发音。

“我不愿因为我是女人，我来用爱情扰乱别人的工作”，更“不愿在一个弱者身上取得胜利”。丁玲最终离开了冯雪峰。

冯雪峰，是丁玲精神领域最高层次上的爱人。丁玲从不避讳，以此为荣。和瞿秋白在一起，丁玲想的是不能伤害王剑虹，克服着自己，不敢放飞心中的热情。和胡也频在一起，丁玲是被爱，只管接受。只有冯雪峰，她自己承认，是追求的心态。

1933年秋，丁玲被捕。冯雪峰为营救她而四处奔波。他在《文学》杂志上发表《不算情书》。香港一位学者对丁玲的这些信评价相当高：“这可能是中国女性最赤裸的自白了。但没有一点肉麻和卑污的感觉，被她那纯洁的虔诚的情思所牵引，读着她遍历那哀欢交织、凄艳卓绝的精神历程。在两性关系上，虽然不够严肃，可是在爱情上却十分认真和炽烈。”（司马长风《中国新文学史》）

不论是1937年和斯诺夫人敞开心扉吐露“最爱是冯雪峰”的丁玲，还是奋笔疾书“不算情书”中的丁玲，都是能爱、敢爱，并且直面心灵的五四新女性。不虚伪，不造作，更没有丝毫的道学气。沈从文后来在《记丁玲女士》中，便力图塑造出这样一个新女性。但，恰是这部作品彻底得罪了丁玲，她曾生气地说，看他把我写成什么人了！我想，或许正是向胡也频“普及科学常识”那一节及透露她入狱时尚与史沫特莱的翻译冯达同居——如果他不写，世人少有人知。可，正是这些构成了真实的丁玲。我以为，她应该感谢沈从文，他笔下的丁玲如此鲜活，比她的作品更能走进读者的心灵。

丁玲能够成功营救出狱，与沈从文的这部作品及冯雪峰提供的《不算情书》的及时发表有很大关系。

从另一个角度说，是友情和爱情营救了丁玲。

姐　弟　恋

萧军和萧红感情闹饥荒时，萧军数次说：我到延安，和丁玲怎样怎样，其实，这都是自恋者的呓语。彼时的丁玲，有陈明。丁玲勇敢地爱上了这个小她14岁的男人。可能，陈明身上，有胡也频的影子吧。

任中国文艺协会主任的丁玲，观看独幕话剧《母亲》时，陈明扮演的主人公巴威尔（伯夏）吸引了她——后来，丁玲一直把“伯夏”作为对陈明的爱称。两人迅速坠入爱河。当然引起喧哗：在世俗眼中，二人存在资历及年龄的隔阂。丁玲却不在乎。陈明问丁玲：“你为什么爱我？”丁玲回答：“和你在一起我觉得自己变得年轻了。”

重压之下，陈明避开。和剧团一女演员恋爱，闪婚。他和新婚妻子去看望丁玲，丁玲强笑着祝这对新人幸福，妻子对陈明说：我们俩人都做了一件错事，我们来改正它吧——让我们为这位通情达理的妻子喝声彩吧。她的成全，对这位饱经沧桑的才女，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他们心平气和地办理了手续，结束了这短暂的婚姻。1942年2月，春节放假的日子里，在延安蓝家坪一间窑洞中，苦恋了五年的丁玲和陈明终于结合了。这一年丁玲38岁，陈明25岁。他们的邻居、作家罗烽的母亲心疼地说：“你们爱得很苦！”

陈明和丁玲患难与共，挨过最艰苦的岁月。丁玲说，“如果没有他，我是不可能活到今天的；如果没有他，我即使能活到今天，也是不可能继续写出作品来的。”

爱情，再次成全了丁玲。

1986年3月4日，丁玲离世前，对陈明说，“你再亲亲我，我是爱你的，我只是不放心你，你太苦了。”字字真情，思之令人落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