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映霞：沈园旧恨从头数

看王映霞，方知乱世中强势女人如何炼成。

1927年1月14日，郁达夫在上海尚贤坊孙百刚家中得见19岁的王映霞。

岁月似锦，容颜如花。

徽州人喜欢用“如面捏”来形容花季少女的冰肌玉肤，杭州人有更好的词：“荸荠白”。“面”难免有浓厚的淀粉质的浑浊感，缺少一份江南秧田的水意，而“荸荠白”则有植物性之美。王映霞便有“荸荠白”之美誉，时人以此来状王映霞的青春质感和光泽度，不难想象她的水灵、晶莹与通透。“生怕情多累美人”，风流倜傥的名士郁达夫焉能不钟情！

傍晚临别时，郁达夫用日语对孙百刚说：“我近来寂寞得跟在沙漠里一样，只希望出现一片绿洲。你看绿洲能出现吗？”孙百刚何等聪明人，立马猜测出他将王映霞当作排遣寂寞的“绿洲”。果不其然，一星期之后恰是王映霞20岁生日，郁达夫特地在江浙菜馆订了一桌上好的酒席以表庆贺，并送了一份生日礼物给王映霞。

接着，郁达夫给王映霞投来一封封炽热的情书。不屈不挠地以爱情教主的姿态对王映霞进行爱情启蒙及教化。

“听说你对笤溪君的婚约将成，我也不愿意打散这件喜事，可是王女士，人生只有一次的婚姻，结婚与情爱，有微妙的关系，你但须想想你当结婚年余之后，就不得不日日作家庭的主妇，或抱了小孩，袒胸哺乳等情形，我想你必能决定你现在所应走的路。

“你情愿做一个家庭的奴隶吗？你还是情愿做一个自由的女王？你的生活，尽可以独立，你的自由，决不应该就这样的轻轻抛去……”

郁达夫的热情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他自己归纳个中原因：“第一我们的年龄相差太远，相互的情感是当然不能发生的。第二我自己的丰采不扬——这是我平生最大的恨事——不能引起你内部的燃烧。第三我的羽翼不丰，没有千万的家财，没有盖世的声誉，所以不能使你五体投地受我的催眠暗示。”最根本原因却是他已有妻室。妻子孙荃是旧式女子，在他眼中，“裙布衣钗，貌颇不扬，然吐属风流，亦有可取处。”郁达夫初见王映霞，身穿的羊皮袍子正是孙荃从北京寄来的。郁达夫为王映霞失魂落魄时，孙荃正呻吟于产褥之上。他忽略不计这点，像个单身汉似的只管发招，王映霞岂能轻易接招。她有自己固定的婚恋道路，郁达夫不在考虑之列。

郁达夫和王映霞

不堪其扰的王映霞向孙百刚寻求道德援助。孙百刚特地赶往郁达夫的住所，耐心地劝导他不要头脑发热，要想到自己是有家室的人，也要顾全王映霞的前途和幸福。孙百刚的苦口婆心，并没有说服郁达夫。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尚须努力”，3月4日郁达夫再致信王映霞，循循善诱，继续未竟的爱情教程。

“可以知道你所最重视的是名誉，其次是结婚，又其次才是两人中间的爱情。不消说这一次我看见到了你，是很热烈的爱你的。正因为我很热烈的爱你，所以一时一刻都不愿意离开你，又因为我很热烈的爱你，所以我可以丢生命，丢家庭，丢名誉，以及一切社会上的地位和金钱。所以由我讲来，现在我最重视的，是热烈的爱，是盲目的爱，是可以牺牲一切，朝不能待夕的爱。此外的一切，在爱的面前，都只有和尘沙一样的价值。真正的爱，是不容利害打算的念头存在于其间的。”

仗着手中一支笔死缠烂打，时而像一位长者，对王映霞大谈爱情婚姻之道，劝其莫入狼穴；时而畅想未来，若由自己“执子之手”，则赢得爱情灿烂图景。总之，他用笔封住了王映霞可能走的一切道路，嫁给他人，则世界一片黑暗；嫁给自己，则前途一片光明。明眼人一看即知这些话前言不搭后语，存在逻辑上的混乱，但在被追求者眼里，可能是真正的意乱情迷，是爱情高烧不退的呓语。郁达夫绞尽脑汁，牺牲了无数脑细胞，终止住了王映霞跃跃欲投他人怀抱的脚步，使美人的一双杏眼，最终锁定了自己。

6月5日，郁达夫和王映霞在杭州聚丰园餐厅正式宴客订婚。孙荃遂与郁达夫分居，携子女回富阳郁家老宅，侍奉婆婆，教养孩子。对孙荃来说，痛苦是天，是地，大到无边，却只能顶着，踩着。为了对抗痛苦，她选择守斋吃素，诵佛念经，直到1978年去世。

富春江畔蓼花初红，孙荃伴着郁母苦守闺愁；上海滩上暑意正浓，郁达夫终抱得美人归。

订婚后，王映霞并不急于结婚，她单等着郁达夫和孙荃离婚，再风光地出嫁。他信誓旦旦，两人同居。当是时，未婚同居者甚蕃。那是一个沾了爱情、有新婚姻意味便理直气壮笑傲俗子的时代。

王映霞俨然是幸福小妇人，她倾尽女人的柔情，见天捧出鸡汁、甲鱼、黄芪炖老鸭等，补养郁达夫的肺痨病体。

“走过的都是风景，经历的都是财富”，郁达夫岂任这些情书和日记虚掷，他将这些“革命+恋爱”的日记集于当年9月交北新书局出版，是为《日记九种》。时人皆羡其坐拥一位美而贤的添香红袖。王映霞却很尴尬。此书的出版事前并未经得她同意——与文人在一起，隐私就全部“上缴”了。

在个人隐私和银子之间，初为人妇的王映霞更看重前者吧。

郁达夫拖挨着，迟迟不办离婚事宜，而同居已成事实。1928年2月，王映霞委委屈屈地嫁给了郁达夫。3月迁入上海赫德路（今常德路）嘉禾里居住，小家庭这才名正言顺。

郁达夫并未给王映霞隆重的婚礼。

郁达夫追求王映霞之始，许诺：“知识我也不要，名誉我也不要”，“一切照你吩咐做去，此心耿耿，天日可表”，“对你只有感谢和愉悦，若有变更，神人共击。”但，热情冷却后的惰性，却让旦旦信誓不了了之。

郁达夫对外佯称赴日，实则隐居在上海北站一月有余，据说此举是为了达到既要向王映霞家交待“已经结婚”，而在世人面前又是“没有再婚”这一目的。捧读郁达夫的情书，当然觉得此说大煞风景，然，煞风景的，多是不争的事实。

像一切纯情少女一样，王映霞虽然不快，却只顾畅饮爱情的浓汁，顾不上计较。

在郁达夫心目中，王映霞只是“妾”——他与孙荃只是分居而已。他的诗中赫然指称王映霞为妾姬，七律《登杭州南高峰》，“病肺年来惯出家，老龙井上煮桑芽。五更衾薄寒难耐，九月秋迟桂始花。香暗时挑闺里梦，眼明不吃雨前茶。题诗报与朝云道，玉局参禅兴正赊。”公然将王映霞比作苏东坡侍姬朝云，在王映霞的抗议下方改为“题诗报与霞君道”。

诗句可以涂改，意识深处的残留岂能轻易根除？

这些暗伤，随着岁月走向了深处。

王映霞自忖：“我也是有文化教养和自尊心的女人，心中岂能无动于衷？”羞辱感一抬头，情感便闹饥荒。

1933年4月25日，郁达夫迁家杭州，租住在大学路场官弄63号一幢旧式的三间平房内。一时门庭若市，达官如云。

郁达夫在《毁家诗纪》中屡说：“姬（作者注：指王映霞）企慕官职以厅长为最大的荣名，每对人自称厅长夫人予以取乐”，“映霞平日不关心时事，此次日寇来侵，尤以为系一时内乱；行则须汽车，住则非洋楼不适意。伊言对我变心，实在为了我太不事生产之故。”我以为，这些话从郁达夫笔下说出，有失风度。“行则汽车，住则洋楼”，那可是当时乃至如今名媛的作派，岂独王映霞一人！“布衣暖菜根香”，本非王映霞的理想人生。若认真追究责任，我们还可以问一句：谁让你俗眼不察，且婚后没有尽丈夫之责大加改造呢。一味出语抱怨、诋毁，在做人的气量上总是输了一分。

做人如做诗、做丈夫如做绅士的，唯徐志摩一人吧。陆小曼维持着上海名媛的物质派头，且与翁瑞午过从甚密，浮言吹到北京，连胡适夫人都劝徐志摩离婚，徐志摩一概不理，且为爱妻辩护，云其与翁瑞午并榻抽鸦片，接受他的按摩，只是治病，不关风月。

徐志摩的可爱正在此处，他娶了自己心爱的女人，肯担当，肯“忍辱”，肯受屈。他不负陆小曼，不负爱情。

世人皆有情，成“圣”者寥寥，何也？根除不了人性的劣根性。

王映霞不愿将自己风干成文人册页中美丽而黯淡的剪影，兀自打厨房走出，成为厅堂里耀眼的光束，以美色悦人，且自悦，打好物质底蕴，享受物质人生，又有何大错？我们不能指望所有的美女都能革命，做无产阶级，或安于糟糠妻。

旧式文人多拖了一条封建的劣根尾巴。郁达夫曾在“屋角捡得遗落之许君寄来的情书三封”，狂怒的他在王映霞晾晒的纱衫上书“下堂妾王氏改嫁前之遗留品”，将这三封情书照相制版，在朋友中广为散发。因为这事，两人闹翻，王映霞愤而出走。1938年7月5日，郁达夫在汉口《大公报》第4版刊登《启事》：“王映霞女士鉴：乱世男女离合，本属寻常，汝与某君之关系，及搬去之细软衣饰、现银、款项、契据等，都不成问题，惟汝母及小孩等想念甚殷，乞告一地址。郁达夫谨启。”郎君斯文扫地，佳人颜面尽失。友人来和稀泥，郁在报上登出“道歉启事”，王呈一纸“悔过书”，夫妻握手言欢。

夫妻本是同命鸟，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岂有为夫荣耀而妻独辱之存在？郁达夫历来有“暴丑”癖，这次，他置自己口口声声爱着的妻子于羞辱之中，实在够冲动，套用阿娇那句名言，“很傻很天真”。此举，不够男人，不够丈夫，不够君子。男人，以“忍辱负重”为伟。“忍”字头上一把刀，在心上磨刀，磨的是韧性，是心性。“小不忍，则乱大谋”，郁达夫不愿“忍”，不愿“辱”，将给了自己最好青春的王映霞公然推到社会，推到众口铄金的社会评判席上，她不齿寒吗？即使王映霞真的做错了什么，想来必有内疚之心，对夫儿，对婚姻，必存敬畏之心，她选择回家，便是一个和解的手势。然，冷风凄雨打过来，竟连一个可以偎依的臂膀都没有，就像京剧里的场景，王映霞抱臂趔趄着向后退去，连声惊叫，“呀呀呀……”

午夜梦回，思前想后，锦缎似的青春韶华，交给了他，没有怜与爱，反遭如此不堪……作为一个“上等人家”（王自语）的小姐，不甘、仇恨、报复之种子日益蓊郁。

郁达夫的大男子主义加封建主义（王映霞称其为“日本式的压迫”）已使王映霞忍无可忍。王映霞收入自传的致郁达夫的信中多次言及“报复”事宜：

10月18日：“但当初我的报复的心，每时每刻我都在牢记着，从未因为暂时底欢娱而衰落过，正与据你所说的你对我的爱一样。现在只教你来信中一提及往事，那即刻就会使我把过去的仇恨一齐复燃起来，你若希望我不再回想你过去的罪恶时，只有你先向我一字不提。”

10月24日：“我仇视你之心，自然难以消灭，八年前的春日的一个人偷偷地跑到富阳满舟弄去住七夜，即是与别的女人困七夜，和在六年前为我的女友而又跑上别的旅馆中去住半月，那些时候，你是做梦也不会想到在八年后的今日，这一个被你认为是弱女子的人，也终有一天复仇的日子的，万事不能预料，连自己亦不知自己将来的结果如何？你能看得我到底么？”

王映霞

关于许绍棣，关于戴笠……我以为，怕都是王映霞的“报复”之举吧。

1939年逃难新加坡，郁达夫再次“扬眉剑出鞘”，将自己与王映霞交恶以来的19首旧体诗并词1首发表于3月5日出版的香港《大风》旬刊30期上。诗中多有详细注解，直指王映霞红杏出墙。姑且摘录两首：

忧患余生矣。纵齐倾钱塘湖水，奇羞难洗。欲返江东无面目，曳尾涂中当死。耻说与，衡门墙茨。亲见桑中遗芍药，学青盲，假作痴聋耳。姑忍辱，毋多事。

匈奴未灭家何恃。且由他、莺莺燕燕，私欢弥子。留取吴钩拚大敌，宝剑岂能轻试。歼小丑，自然容易。别有戴天仇恨在，国倘亡，妻妾宁非妓。先逐寇，再驱雉。

郁达夫亲注：“许君究竟是我的朋友，他奸淫了我的妻子，自然比敌寇来奸淫要强得多。并且大难当前，这些个人小事，亦只能暂时搁起，要紧的，还是在为我们的民族复仇！”

诗句多用典，“曳尾涂中”，原意是与其位列卿相，受爵禄、刑罚的管束，不如隐居而安于贫贱。后比喻在污浊的环境里苟且偷生。“墙茨”，出自《诗·墉风·墙有茨》：以“墙茨”为宫廷淫乱之典实。“亲见桑中遗芍药”，前文提到，郁达夫曾在王映霞留下的衣物中寻到三封许绍棣给王的书信——情书与否，尚无定论。

《毁家诗纪》的轰动效应可想而知。发表这些诗词之前，郁达夫考虑过王映霞的感受了吗？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毁家”志在“保家”，还是以羞辱妻子为赏心乐事？将家丑曝于天下，夫妻如何共处？如果意在“毁家”，那么何必哄着王映霞到新加坡？无论从哪个角度来分析，这些诗作的发表都是不理智行为。婚姻大厦本已岌岌可危，不思修补，却赫然开着推土机，将其夷为平地，却又为何？果然，羞怒交加的王映霞迅即作出反应，她在34期以《一封长信的开始——谨读大风三十期以后的呼声》为题，以攻为守，痛击郁达夫，文章抬头呼郁达夫为“我还在敬佩着的浪漫文人”，结尾落款是“永远都不肯吃亏的映霞”。

可以想见，王映霞署名时柳眉倒竖的决绝。“永远都不肯吃亏”，是乱世弱女的强势标签。

王映霞文风泼辣，不让郁达夫，在攻击力方面甚至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次，轮到郁达夫拈须苦笑了吧。

36期又有王映霞的《请看事实——到星架坡的经过》，将郁达夫一纸“悔过书”也原迹刊出了。《大风》因郁达夫王映霞自曝家丑而销数大增。

王映霞离家出走而又重回，是她对夫儿犹有眷恋之心，但是，郁达夫发表的《毁家诗纪》，将她的这种眷恋之心连根拔起。

对曾经发尽千般怨的枕边人，王映霞彻底死心。1940年3月，苦心经营十几载的“家”终于解体，王映霞单方面刊登“离婚启事”，“儿子三人，统归郁君教养。”所有的不舍，都给仇恨的风雨淋湿。母性，荡然无存。

夫妻反目成仇，乃人生一大不幸。乱世中，这段郎才女貌的婚姻有堂皇的开头，却无完满的结局，大大破坏了个中的审美意义。

王映霞撒手归国，郁达夫从狂乱中冷静下来，他的诗纪本非驱妻公函啊，他还是爱她的，隔着大洋彼岸，向挚爱的妻子声声唤：“纵无七子为衷社，尚有三春各念晖；愁听灯前儿辈语，阿娘真个几时归。”殊知，被伤了心的“阿娘”也是能恩断义绝的。

回首这段婚姻，王映霞犹有余悸：“对于婚姻，对于女子的嫁人，那中间的辛酸，我尝够了，我看得比大炮炮弹还来得害怕。我可以用全生命全人格来担保，我的一生，是决不会发生那第二次痛苦了。”我的一位素来宣扬“免疫力极高、感受力极钝”的女同学说，不知为何读这段文字有“针刺”感。我说，因为这些是王映霞咬舌斫指恨不休的心语，言语中痛彻心扉，那种痛感顺着文字末梢一直攀爬到读者的内心，一起心绞痛。

王映霞不拒绝“第二春”，“既不要名士，又不要达官，只希望一个老老实实，没有家室，身体健康，能以正式原配夫人之礼待她的男子。”

强势的王映霞挣脱了“薄命红颜”的宿命。1942年，重庆最豪华的百龄餐厅，王映霞与时任重庆华中航运局经理的钟贤道结婚大喜。婚礼极为排场，贺客盈门，宴宾三日，王莹、胡蝶、金山这些当时的大明星也前去赴宴。章克标所著《文苑草木》说：“他们的婚礼是十分体面富丽的。据说重庆的中央电影制片厂还为他们拍摄了新闻纪录片。他们在上海、杭州各报上登载了大幅的结婚广告，而且介绍人还是著名外交界名人王正廷，可见这个结婚的规格之高，怎样阔绰。”

对王映霞来说，二次婚礼显然是补偿。她后来和后生小辈谈论婚姻之道，再三强调婚姻仪式的重要性，认为仪式的隆重与庄严直接影响到婚姻的质量与幸福。王映霞的婚姻观显然过于主观，但我们能确切地得知，郁达夫那潦草的婚礼给她的心灵留下了太浓重的阴影。

婚前，钟贤道向她许诺：“我懂得怎样把你已经失去的年华找回来，请你相信我。”王钟果然伉俪相合。钟贤道最舍得在王映霞身上用钱，对自己却相当省俭。他不吸烟不喝酒，穿的衣服是家里最旧的。70年代，他给自己买的帽子也仅是五毛钱的便宜货。

王映霞说：“他是个厚道人，正派人。我们共同生活了38年，他给了我许多温暖安慰和幸福。对家庭来说，他实在是一位好丈夫、好父亲、好祖父、好外公。”在女儿钟嘉利的眼里，父亲钟贤道“对我妈可真是好得不得了”，家里有什么好吃的都是绝对让给王映霞，甚至劝孩子们也少吃点儿让妈妈多吃点儿。钟家的真正宝贝，其实是王映霞。

但王映霞又怎能避开前尘旧事。1956年，王映霞在报纸上看到周恩来发表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想起曾与周恩来有过一面之缘：1938年在武昌，郁达夫和她曾请周恩来、邓颖超吃过饭。于是，王映霞给周总理写了封长信，回首了往事，也讲了自己的现状，讲到自己也想争取进步，表达了想参加工作的愿望。数月后，她便接到通知，参加上海市师资培训班进修。次年，49岁的王映霞当上了教师，最后在上海锦华外经贸职校退休。

王映霞与钟贤道抚育的两个儿女嘉陵和嘉利皆成才，相继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和复旦大学数学系。

晚年，王映霞犹提起闲笔，将她与郁达夫的恩怨整合成银钿养身——她还是囫囵的，甚至更为活泼强健。而割裂了王映霞，郁达夫孤舟难系。先与新加坡英国当局情报部广播员李晓音（筱瑛）同居，后辗转印尼，娶华侨少女何丽有为妻。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以后，被诱杀，享年50岁。

王映霞于2000年病逝于杭州，终年92岁。与钟贤道合葬于杭州南山公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