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青：磨难枝节上开出烂漫花
幸福无忧的父亲时代
苏青1914年生于浙江鄞县。出生日农历四月十八，正是文昌菩萨生日，乡人来贺喜，都说苏青长大一定是才女。祖父给她取名冯和仪，典出“鸾凤和鸣，有凤来仪”。
苏青父亲名冯浦，字松雨。冯松雨争取到庚子赔款留学生的名额，于1914年赴美留学。苏青在散文《说话》里记有这件事：“当我呱呱坠地的时候，我父亲就横渡太平洋，到哥伦比亚大学去‘研究’他的银行学去了。”
冯松雨在哥大时的校长尼古拉斯·巴特勒是哥伦比亚校史上一位杰出校长，曾于1931年获诺贝尔和平奖。在冯松雨入校次年，胡适、陶行知均辗转来此，同期在读的还有宋子文、孙科，以及后来做过北平大学校长的蒋梦麟——都是中国现代史上的著名人物。
苏青母亲鲍竹青曾就读女子师范学校，是爱好文学和音乐的新女性。
在妹妹苏红的印象中，儿时的苏青喜欢做男孩子做的事，喜欢玩男孩子玩的游戏，非常顽皮。
大约在苏青五岁时，冯松雨获得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学成归国，起先在汉口中国银行里做事，后来到上海的银行做了经理。
苏青的读书岁月从六岁开始，祖父教她读字块，也读《诗经》、《唐诗》，小苏青受到了良好的启蒙教育。
1921年，冯松雨在股票交易中赚了钱，将妻子女儿一起接到了上海。七岁的苏青开始接受良好的学校教育。
在上海读小学的几年堪称苏青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
苏青最豪华的记忆便在那时：“父亲的朋友很多，差不多每晚都有应酬，母亲把我打扮得花蝴蝶似的，每晚跟着他们去吃大菜，兜风。父亲常叫我喊黄伯伯张伯伯，在客人前讲故事唱歌，‘这是我家的小鹦哥呢！’父亲指着我告诉客人。”“小鹦哥”人小鬼大，聪明伶俐，人见人爱。冯松雨在她身上寄寓厚望。他原本想好好培养这个看来很有禀赋的女儿，他和鲍竹青床头夜话：要让苏青读到大学毕业，还要请一个家庭教师来教她英语会话及音乐舞蹈，“以备将来有机会可以作一个公使夫人。”
如锦前程在小苏青面前铺展。
但是冯松雨变了。“日子一天天过去，家里的气氛却逐渐发生了变化，父亲不大回家，偶然回来，父母之间也很客气，神色冰冷，似乎存在着隔阂。”母亲向苏青哭诉，父亲有了别的女人，以后的日子不会太好了。在冯松雨眼里，老妻幼女都是羁绊他的绳索，他要到别处呼吸新鲜空气。
然而他未能潇洒多长时间，随着投机失败，事业开始滑坡。
苏青《好父亲》里乌云弥漫：“记得我们有父亲的时候，家中常是阴沉沉的。父亲回来的时候总是恶狠狠地，也不知在怨谁。母亲一边忍气吞声，一边辛劳地做事，害得我们孩子家也不得高兴。”
苏青临近小学毕业的时候，银行倒闭，忧急之下，冯松雨一病身亡。
苏青忠实地记录惨淡家景：“后来，我们的父亲死了，我们又受经济拮据的影响，受尽痛苦。我弟弟才十岁便进高小，为了要省十个铜板的航船钱，住在校里半年不得回家……直到他放假回来时，身上已经生满白虱了。”
父亲是儿女的一座山，如果父亲不够好，和母亲关系不够融洽，那么，大山就变成压迫了。“最痛苦是父亲不好，害得母亲天天愁眉苦脸的，从此男孩大起来对家庭就失去兴趣，女孩大起来简直不肯相信男人了。他们及她们的将来结婚幸福从此就有了黑影。”
苏青结婚后，在丈夫身上便时时看到了父亲的“黑影”，甚至更放大。
凄楚的单亲时代
父亲过世后，鲍竹青带着苏青姐弟回到浣溪村，母亲主持家政，家中没有收入来源，急得鲍竹青想变卖祖传的几十亩田。不难想象鲍竹青的恐慌。这种恐慌自然蔓延到了儿女身上。苏青一生，一直有一种张爱玲形容的“惘惘的威胁”，对莫测的命运及时代心生敬畏。
要想继续学业，不答应一门亲事看来是不行的了。
苏青自传体小说《歧途佳人》记录了一步步被“逼”订亲的经过。初中毕业，学校开同乐会，苏青在话剧《孔雀东南飞》里饰演兰芝，同学李钦后担任配角，兼任借服装及台上所有的道具等工作，还让父亲赞助演出经费。李钦后的父亲李星如和鲍竹青都被邀请观看演出。演完后，李钦后父子走到苏青母女面前，称赞苏青演得好，双方由此认识，以后成了通家之好。李家常常请冯家母女去过节或吃年夜饭，李家又常叫账房先生送东西来。
不久，李家就让账房上门来做媒：只要两家联姻，便负担起苏青和弟弟的读书经费。鲍竹青答应了。但有一个条件：要让苏青读完大学才结婚。
苏青在浙江省立第四中学读高中。她是校里的“明星”。校刊上发表了她的文艺习作，她还吹得一手好箫，她尤其喜欢吹南唐后主李煜的词，当吹到“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这一句时，她把箫音拉得特别长，显得特别凄凉，使人听了不觉潸然泪下。她是全校公认的“天才的文艺女神”。
1933年暑假，19岁的苏青高中毕业，志在做女外交官的她到南京投考中央大学外文系，竟蟾宫折桂，宁波地区的六个县，只有她一人被录取。苏青情知读到大学的不易，原本预备好好读下去，却遭到“逼婚”。
1934年初春，李钦后在东吴大学上海分部读法律，父亲怕两个年轻人异地求学变数大，提早给儿子完婚。苏青哭闹着不依：“他们怎么能言而无信，我还要读书呢。”但她终于屈服于鲍竹青的眼泪。
“兄弟一样的自己人”
《结婚十年》中细细描摹了苏青那场中西合璧的婚礼。
新郎官高大挺拔，面容俊朗，俨然苏青最喜欢的“赵子龙”。大喜之日，苏青却冷眼瞅出李钦后分明与守寡的堂嫂关系暧昧。不久，苏青怀孕。女外交官做不成了，连学业也中断了。她只能回到宁波家里。产下女儿后，备受冷眼，受过高等教育的她，不甘“尽日惹飞絮”的蜘蛛式的灰暗生活，谋得一个教职。但那个小学的校长是个男的，又非常英俊，时间长了，引出闲话，苏青教了100天的书又恢复了闲适的少妇生活。
1935年秋天，李钦后将苏青带到上海，苏青终于过上自己所憧憬的新式小家庭生活。李钦后晚上读书，白天在一个中学里教书，薪水并不多，连家用也维持不了。婚后的李钦后又不好意思向家里要钱。和美小家庭的美梦终于触礁。
苏青说家里的米快吃完了，李钦后没好气：“没有米你去买不就得了，干吗对我说。”
“买米的钱呢？”
“那个我可不知道。”李钦后冷冷地回答。
苏青瞪眼望着眼前这个不讲理的男人，气得浑身打战，咬着牙说：“我问你要钱又不是花在我一个人身上，而是买米做饭给大家吃的，林妈是来我家帮忙的佣人，总不能叫她跟着我们一起饿肚皮吧？”说毕泪水潸然而下。苏青以为自己的眼泪会让丈夫愧悔而道歉，孰料反似火上浇油，李钦后立即指着她的鼻子破口大骂起来：“嫌我穷你现在就给我滚，滚回你的娘家！你问我要钱，我问谁要钱？你也是知识分子，你可以自己去赚钱呀！”
李钦后“啪”一耳光，且抛出此强盗学说时，并没想到，他对现当代文学作出了卓越贡献：将苏青“逼”上文坛。
男人一混账，女人当自强。
我曾狠着心肠想：多亏遇人不淑，否则，哪里有苏青的泼辣文字！
幸福的女人哪里愿意做专业女作家呢，那些以笔谋生的女子，都是被“逼上梁山”的。
民国不缺安闲的少妇，缺的是争取话语权的女子，尤其是妙笔纤纤，以铅字纸质形式发声的权利。世界本应是男女声二重唱的，可自古以来，男声高亢，女声喑哑。即使偶有人语，要么如班昭为男权声嘶力竭；要么被消音，如朱淑真。民国以来，幸有冰心倡导“母爱、自然、童心”，高品位的文学沙龙上传来林徽因的莺声燕语，有丁玲激昂的《莎菲女士的日记》，更私人化的、更女性化的女性写作，则是“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的苏青的《结婚十年》。
十年婚姻，磨折了苏青，张爱玲以为恰是幸事，“不论在什么样的患难中，她还是有一种生之烂漫。多遇见患难，于她只有好处；多一点枝枝节节，就多开一点花。”
我向来信服张爱玲，以为她不经意的一句话甚至能顶上某些人洋洋洒洒一篇文章，但却以为这句值得商榷。十年婚姻，苏青已物化为生育机器，连生四女，公婆不待见、丈夫没好声气、连亲娘也虚着心。炮声中生下的三女惨遭夭折，好不容易生下一个儿子，长出一口气，自以为从此天下太平，谁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942年，作家徐訏与妻子赵琏离婚，离开上海去了重庆大后方。赵琏来找苏青摊牌：“我……一时错了主意……已经有了李钦后的孩子……两个月了……”苏青提出离婚，李钦后却不同意，他舍不得女儿、儿子还有她。赵琏当面听到这个结果，羞愧地走了，不久堕了胎，悄然离开上海。这样的“枝节”，对女人是身体和心灵的双重戕害。即使能开出绚烂的生之花，可是，试问哪个女人稀罕这样的“苦难枝节”？不要也罢！
李钦后不当律师了，家庭生活十分困难，苏青只能以稿费维持生活。“日间我带领两个孩子，晚上写文章，稿费千字二三十元不等的，我常常独坐在电灯下直写到午夜。暑天的夜里是闷热的，我流着汗，一面写文章一面还替孩子们轻轻打扇，不然他们就会从睡梦中醒来，打断我的思绪，而且等写完快要到五更了。”如此辛苦，可她的文字却轻灵俏皮，令人莞尔。苏青终于找准了自己的人生坐标。她在文字里深呼吸。文字让她坚强起来。李钦后的风流韵事都变得无足轻重了，再也休想伤害到她了。
《看苏青》里，素不饶舌的张爱玲，不吝笔墨替李钦后辩解：“她丈夫几乎是天生在那里，无可选择的，兄弟一样的自己人。如果处处觉得，‘还是自己人！’那么对他也感到亲切了，何况他们本来没有太严重的合不来的地方。”“其实她丈夫也不坏，不过就是个少爷，如果能够一辈子在家里做少爷少奶奶，他们的关系是可以维持下去的。然而背后的社会制度的崩坏，暴露了他的不负责。他不能养家，他的自尊心又限制了她职业上的发展。而苏青的脾气又是这样，即使委曲求全也弄不好的了。只有分开。”写下这些句子时，张爱玲一定想到了父亲张志沂及弟弟张子静，他们和李钦后似乎都是一类人。正是这一点温情让张爱玲产生了“一念之慈”，一贯以杀伐为乐的她笔下忽然仁厚起来，对李钦后处处留有情面，甚至混淆了是非——举有“少爷”的尚方宝剑，一切劣根性都可忽略不计吗？时常弄出些拈花惹草的行径来挑战妻子的神经，还不够坏吗？张爱玲以为，苏青和李钦后婚变的原因，在于苏青的脾气，且没有视李钦后为“阶级兄弟”。这让我苦笑：她自家倒是将胡兰成视为兄弟一样的自己人，还乘着那艘开往温州的“爱情号”船千里寻夫，逼着他在自己和小周、小范一干人中进行抉择，他不照样“打太极”，以三美甚至数美团圆的前景来点化她。迫得她只有狠下心肠来休了他，却也惩罚自己：自甘枯萎。实践证明，张爱玲在识人上缺少天分。
相比较，还是苏青的快刀斩乱麻，毅然了断这痛苦大于欢乐、耻辱多于光荣的婚姻的精练作风更具巾帼风范。
男人的习惯性出轨是品质问题，妻子若不警醒，必害己一生。苏青和李钦后的十年婚姻告诉我们这一真理。
苏青
以文字谋生，以柔情谋爱
“双手擘开生死路”，离婚后的苏青从此走上以文字谋生、以柔情谋爱的职业女性的道路。一颗璀璨星星在沦陷区上海文坛冉冉升起。1943年10月10日，沦陷区的上海人争相传看一本装帧精美的杂志《天地》。
苏青创办的《天地》刊物，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专供女人发不平之声的杂志。张爱玲在这里发了多篇力作。
1944年，苏青第一本散文集《浣锦集》问世，胡兰成谓之为“五四以来写妇女生活最好也最完整的散文”。此书两个多月就出到第4版，不到一年就印到了第7版；《结婚十年》从1944年到1948年再版了18次。苏青还创办了姊妹刊《小天地》，与周文玑女士合办刊物《山海经》……编务繁忙的苏青风风火火，兴兴头头，她真正体现到了才美外现的快乐。
张爱玲也说：“只有和苏青相提并论我是心甘情愿的。”此言无疑替苏青盖上一枚傲世的大红印章。苏青，如一匹自套鞍鞯的骡马，于“万女齐喑究可哀”的时代，驾起供女性抒发心音的文学渠道与平台，其志可嘉。苏青的文学道路，看似逼迫，实是才华及性格使然。虽不激越，却也女权。
与苏青的灿烂人生形成强烈对比的是，李钦后成了建国后上海首起司法腐败案里的被告。李钦后时任上海市人民法院实习审判员，一桩租赁纠纷案，起诉方是一名年轻貌美女郎，李钦后接案后多次殷勤地主动登门“指导”如何打赢官司，该女郎发现李钦后要钱还要“人”，拒之门外。案发，在他家中查抄出黄金30余两，人民币现金、存单等财物约一亿元。
贪财贪色贪得无厌，张爱玲不惜笔墨为其辩护的一堆话，看起来多么苍白无力。物以类聚，苏青和李钦后并非同类。苏青有着积极向上的自觉意识，“总觉得要向上，向上，虽然很朦胧。”她作为一个弱女子，写作并办报，以才华谋生，痛并骄傲着。而他，却使用卑劣手段劫财又劫色，真是人渣。
我们替苏青庆幸：遇人不淑，不全是女人的错；识得男人“庐山真面目”后，若再抱不切实际的幻想，将自己当成救赎坏男人的观世音，则可谓“蛋白质”（笨蛋、白痴、弱智）女人。女人不应以男人的过错惩罚自己，不应在前生被蹂躏的情况下再“典押”自己的后世，更不应为其腐朽人生“殡葬”。
苏青口不设闩，常有惊世妙语，诸如“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女人最爱的是男人身体中最微细的一个细胞：精子”，并鼓吹“婚姻取消，同居自由”，让时人心惊肉跳，便在当代，也是“惊人之论”。但她说的都是结结实实的真话。其实，生活中的苏青仍是传统的良母。李钦后死后，三个孩子都归苏青。苏青曾结识一位颇富有的对象。有一次，当她与男友优雅而甜蜜地共进午餐时，三个孩子局促不安地站在门口张望，不敢上前。苏青十分伤感。为了孩子，她选择独身，克尽人母之责。
高等调情的理想对象
寻寻觅觅，时代并未替苏青准备那种负得了责任的高等调情的理想对象。
苏青“别有幽愁暗恨生”，她抱怨道：“女朋友至多只能够懂得，要是男朋友才能够安慰。”可是，男朋友都是怎样安慰她的呀。
《小团圆》里透露了许多不为人知的秘密。之雍（疑似胡兰成）文姬（疑似苏青）上了床，并互相质问对方“有无性病”。如果这是事实，那么，至少可以说明，苏青和张爱玲，甚至更多的女作家都在胡兰成等汪伪高官的猎艳计划中。胡兰成当初也是看了苏青的文章，觉得女性笔下如此大方，倒也难为了她，便决定找上门，“该发生的关系都让它发生一下”。同样，他向苏青讨得张爱玲的住址，找上门去，志在必得。只不过，在精明女人苏青那里，他只能调调情，多收获一则艳遇史；而在涉世过浅的天才少女张爱玲这里，则从容敷衍成一段“百转千回”的爱情，进而成就一段短暂的“岁月静好”的婚姻。胡兰成是情场老将，向来是，你是什么人，他便给你准备什么迷魂药。张爱玲写文章如此通透，却也没有尽早识得他的真面目。
与此相印证的是苏青《后结婚十年》里《黄昏来客》一章，有人考证，谈维明便是胡兰成。文中的“我”因听他谈得峭拔，竟主动投怀送抱。却在谈维明突兀的查病之举后愤然将其踢下床。胡兰成之所以有这么一问，是因为苏青与汪伪集团来往素密，与几位高官素来亲厚。而苏青反问于他，一是对他问出此话的愤然，“便是有花柳病，也迟了！”二是对他的嘲讽：“你比我干净到哪儿去呢！”
胡兰成与苏青过招，没能讨到便宜。
唯有苏青才有将胡兰成一脚踢下床的宁波式的泼辣。
而小说一经发表，张爱玲和苏青的友谊便无法延续下去。
乱世佳人，谋生难，谋爱更难。男人多是逢场作戏，并没有多少真情。“他们离开我，就回家休息了。他们有妻，有孩子，怎肯放弃他们的已经建筑起来的小家庭呢？他们对我说那是没有办法，那我的丈夫怎么有办法同我拆散呢？我恨他们，恨一切的男人！我是一个如此不值得争取的女人吗？”
苏青看透了男人，却又不能完全与他们决裂。每次男人们离她而去时，她就忍住眼泪说她也是玩弄男人的。但是，其实她很清楚在那个社会环境中“一个女人要玩弄男人是不可能的”。于是，“想到此处我不禁又气又难堪，用力揪自己的头发，恨不能把自己毁了。”当然，她并没有毁掉自己，而是拿起手中笔，“说我所要说的话，写我所要写的故事，说出了写出了死也甘心。我把自己的生活经验痛快地写，一字一句，说出女人的痛苦，有时常恨所有的形容字眼不够应用。”
悲愤出诗人，痛苦出小说家。
民国女作家的作品多是血泪所凝结——岂止是民国，古今中外不都是如此吗？
虽生逢乱世，却也尽力谋生；虽一再遇人不淑，却也柔情缱绻尽心谋爱。为女人，为文，苏青皆无憾。
苏青晚年极为凄凉。她原住市区瑞金路，和邻居共用厨房、卫生间，经常受人欺负。迫于无奈，和郊区人家调换住室，以求安宁。她与已离婚的小女儿李崇美和小外孙，三代人住在一间10平方米的房子里，相依为命。基本断绝与外界往来，唯与王伊蔚老大姐（抗战前《女生》杂志主编）有所过从。她在致老友的最后一封信中说：“成天卧床，什么也吃不下，改请中医，出诊上门每次收费一元，不能报销，我病很苦，只求早死，死了什么人也不通知。人生一世，草木一秋，‘花落人亡两不知’的时期也不远了。”
情知不久于人世的苏青很想看看她的《结婚十年》，家中没有。后来成为其女婿的谢蔚明辗转托人找到一本。因那时此书还未开禁，书主人提出速阅速还。谢蔚明为安慰病中的苏青，出高价复印一册送她。
1982年12月7日，在患难枝节上力求多开生之烂漫花的苏青，抱着《结婚十年》的复印件顺天命而去。终年6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