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一枚无花果（序二）吴昕孺（诗人、学者）

安徽女作家陈家萍的大著《惊鸿伤影：民国才女传奇》玉成，嘱我写序。我欣然应之。虽然和家萍认识的时间不算长，但我们有过不少邮件交往，她还是我所编杂志的重要作者。在我印象中，她谦谨低调，文字却隽雅大方，以前读她的零碎篇什，犹如管中窥月，阅其色而不见其形；直到捧读《惊鸿伤影》，则仿佛天心月圆，洒下融融泄泄的清辉，天地间一片银白，让人感到一种空灵的美。

我喜欢家萍的文字，因为她用心。有人说，谁写文字不用心呢？但家萍的用心与别人有所不同。很多人用心图的是机巧，心是浮的；而家萍用心为的是天然，心是沉的。天然一派见真淳，家萍是把自己埋在文字里面，她的身子先进去了，心就好比一架探油的钻机，一直掘到人性隐秘的深层。

我们也许对这本书里面的很多人并不陌生，像萧红、张爱玲、林徽因、杨绛等，目前皆人气极旺，但像《惊鸿伤影》这样将民国所有才女一网打尽的书籍，市面上似乎尚未见到。何况，《惊鸿伤影》是一部出色的人文随笔集，它其实是女人对女人的解读，更准确地说，是才女对才女的解读。通过同一性别的感应，通过相似的人生理想的体悟，家萍咀嚼出了用寂寞与清高制成的青橄榄般的涩味，咀嚼出了用损害与伤痕凝结成的野菜花的苦味，咀嚼出了用韧性与聪慧酝酿出的山泉麦菽的香味……于是，她的文字也变得格外清冽芬芳。

在很大程度上，人的命运是由所处时代决定的。生逢治世，秩序井然，家和国兴，民族和国家以整体的形式出现，一齐上升，一齐停滞，一齐努力，而其整体之内的个体命运大都平稳运行，即便偶有不凡际遇，亦容易湮没于齐扎扎的时代步伐之中。若生逢乱世，生灵涂炭，国破家亡，个体命运失去了政治与文化整体的庇护伞，可能反而在流离失所的困厄之中产生无数奇遇与奇观，铸就无数奇迹与奇才。在大树底下乘凉的后人，常常一边摇着蒲扇，一边神往于古代前朝，大都是风云激荡、城头变换大王旗的年代，比如春秋战国、魏晋、隋唐、明清乃至民国二三十年代，因为这样的年代，要不涌现出兀然而起的文化群峰，要不挺拔着倾国倾城的古典美人。

每一个男人都有英雄情结，渴望演绎英雄救美并抱得美人归的壮举；同理，每一个女性都有巾帼情结，梦想获得直欲压倒须眉的荣光。任何时代的美，都是男性与女性共同浇灌的结果。所谓“阳盛阴衰”或“阴盛阳衰”的时代，都难以有大美可言。在中国这样有着强大宗法传统的社会，礼制与秩序往往意味着女性的压抑、沉默与牺牲。表面上的治世，隐藏着的女性的辛酸与血泪反而可能更多。兵荒马乱，女性要经受比男性更多的苦难与折腾，但她们身上的精神枷锁也更容易豁然解脱，一些天分高、出身好、际遇不凡、抱负很高的女子，就能脱颖而出，如一道道明媚的霞光，照亮那个衰颓的时代。17世纪中国明清换代时一位奇女子柳如是有诗曰“大抵西泠寒食路，桃花得气美人中”，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家萍在《黄逸梵：鸢尾花在歌唱》一章中写道：“她终于明白，不是自己不够美丽，不是自己不够可爱，不是丈夫不够爱自己，而是遗少身份的他，在新时代里无法安置自己，只能向着那个业已消逝的旧时代鞠躬，麻醉尴尬畸零人的痛感。他严重缺乏新生活所必需的意志软件，渐渐失去了爱一个新式女子的能力。”

把个人悲剧放在时代的背景里面，就会发现这些悲剧的发生是必然的。你也可以说这是宿命，因为你碰巧在那样的时代碰到那样的对象，但这样的宿命只会让我们敢于面对，敢于承担，敢于去寻找解决的办法。黄素琼正是这样做的，她才培养出了更大的天才张爱玲。

问题是，像黄素琼这样奋力突围的女性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她们无法像男人那样血战而死，博得千秋万世名。她们只能用女性的坚忍和智识，周旋在动辄得咎的男权社会里，她们的成功，往往不是悲壮的死，而是顽强的生、执着的爱。

“张爱玲不能理解她的母亲，作为一个乱世佳人，她的流离之苦，她的情感之痛。据张茂渊说，黄逸梵曾多次流产，身心都惨遭重创，她的脾气自然就坏了。但，她自私也自私得有限，也动过‘将余下的钱都留给女儿，另找归宿’之念。”

黄素琼最终变成了濡染佛教的黄逸梵。

家萍还告诉我们：“民国不缺安闲的少妇，缺的是争取话语权的女子，尤其是妙笔纤纤，以铅字纸质形式发声的权利。世界本应是男女声二重唱的，可自古以来，男声高亢，女声喑哑。即使偶有人语，要么如班昭为男权声嘶力竭；要么被消音，如朱淑真。民国以来，幸有冰心倡导‘母爱、自然、童心’，高品位的文学沙龙上传来林徽因的莺声燕语，有丁玲激昂的《莎菲女士的日记》，更私人化的、更女性化的女性写作，则是‘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的苏青的《结婚十年》。”（《苏青：磨难枝节上开出浪漫花》）

“当梁思成和林徽因在李庄的时候，梁从诫和母亲聊天，梁从诫说如果日本人打到四川你们怎么办？林徽因特别平静地说：‘中国读书人不是还有一条老路吗？咱们家门口不就是扬子江吗？’当我们读到这一节时，方大悟：徽因之美，原来糅合了巾帼之风，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气节在她身上婉约呈现。”（《林徽因：我懂得，但我怎能应和》）

正是这些秀外慧中、身强志坚的美人才女，用她们的实际行动，为一个行将就木的时代开辟出一条求新之路，她们所表现出的优雅、勇敢，成为那个时代最为靓丽的风景。的确，不要小看了美人才女。我的一位老师说，美女是先进生产力。他当然有调侃之嫌。我们披览历史，早已发现，只要在有男人建立丰功伟业的地方，后面必定站着一个或几个女人；而当我们看到历史的细微处，还会发现，一旦国运枯败，男性萎弱无力支撑危局时，如果有一个或一群光华四射的女性挺身而出，她们的魅力虽无法挽狂澜于既倒，却总能留住一丝气脉，悄悄漫漶、绵延，直至凝聚成强大的文化气场。

一个没有美人才女照亮的时代是苍白的。

当然，除个别外，美人少有为国为民的自觉，她们大都凭着本能生活，她们爱美，爱展示自己的美，或通过容貌，或通过性情，或通过才学。因为这一些特异的美，是昏昏浊世里明媚照眼的奇葩，男人们便纷纷凑上来。这些可不是一般的男人，他们都是那个时代最为优秀、杰出的男人。但无疑，他们首先是男人，再优秀、杰出的男人也难以超越他的性别，就像再高贵、华美的女人难以超越她的性别一样。他和她，终是一对冤家。凡夫俗女，寻常家庭，夫妇间狼嚎狮吼、抓挠打斗自成家常便饭；何况英雄美女、才子佳人，更心高气傲，更求全责备，更理想主义，周围的诱惑与机遇也更多，所生种种变故与事端，便在情理之中。

只是在男权社会，加上宗法传统历史悠久，中国女性在两性对抗中的命运走向尤其显得悲伤而落寞。才女、美人，曾经花团锦簇，曾经碧水蓝天，可才女带着怪僻，美人终归迟暮，短暂的繁花富丽之后，旋即被置身于情感与时代的暴风骤雨之中，无论你如何有才或曾经如何美貌，都不可避免地要面对那个时代所带来的问题以及那个时代的男人所带来的问题。因出身不同、性情相异、志向有别，她们在各自的情感、生活领域表现出截然不同的姿态，也得到截然不同的结局，或鲜花委地，零落成泥；或忍辱负重，偷延度日；或奋然一跃，化蝶而飞。

萧红可能想不到，即便是她死后，她的婚姻都成了别人名利双收的工具：“有意思的是，和萧红结婚后的端木，一度在友人面前极力否认和萧红结婚的事实。但，解放后，萧军和骆宾基否认端木和萧红结婚，端木却又唯恐他人不相信，指出人证，说出结婚细节。原来，承不承认，主要是看萧红给自己带来什么：带来羞辱，便否认；带来荣誉，便承认。”（《萧红：天空逼仄，羽翼稀薄，我奋力飞过》）

萧红英年早逝，带走了幽恨，也带走了绝世才华。而“蒋碧微最让我佩服的是，她没有传统女性软弱的劣根性，她不迁就男权，丈夫不待见自己时绝不作怨妇吟，不打落牙齿自个儿吞，将前尘往事拾掇得干净利落，携细软决然走爱情路线，且得以情终”（《蒋碧微：红云出岫非有意》）。

“攥着可观的分手费，蒋碧微不至于做爱情的乞丐，她一手打造和张道藩长达31年的爱情生涯。在这场旷日持久的马拉松恋爱中，她一直端着姿势，爱得颇有尊严。跨越半个世纪的相守，2000余封情书，爱情含金量之高，海峡两岸都掂量出来。在这场为人津津乐道的爱情航班中，她一直是爱情的舵手。”（同上）

一个敢爱敢恨、敢想敢为、敢于做自己爱情舵手、为自己人生开创新局面的女性形象破纸而出。

写人物、历史类随笔，识见最为重要。若无识见，这类文章很容易成为故事集锦，淡而无味，薄思寡趣。在《惊鸿伤影》中，家萍的识见最显其用心之处。蒋碧微向前夫徐悲鸿索要巨款备受争议，家萍认为：“蒋碧微其实是个爱情至上者，重金休夫，只是不容她的爱情受到颠覆。”她断定庐隐是“五四时期最纯粹的女作家。她将自己揉碎了，血与泪、情与真，都掺和在小说里”。她评价萧红与丁玲这两大才女无愧于爱情勇士，“但，萧红是以尴尬的姿势来爱，每爱一次，便被剥离一次，心里满是伤痕；丁玲却是激情四射的，她的爱情充满了张力，丁玲是以积极昂扬的姿态来爱，她的爱，终惠及自身”等等，皆自出机杼而灵机一片。

阅读这些民国才女，还会有另一重收获：看到男人。而且在一个才女的群体中，尤能看到另一个男人的群体，他们的思想、品格以及对女性的态度。比如，同是因妻子比自己才高而对其不好，萧军对萧红是粗蛮横暴，拳脚相加；张志沂对黄素琼则冷漠相向，意气消沉。同是因为另有所爱而把自己的婚姻家庭搞得一塌糊涂，徐志摩热情似火却单纯如水，浪漫中自有一份担当与坚守，使他成为一名真正的绅士；郁达夫苦心积虑又反复无常，倾轧里尽失良知与斯文，他看上去就是一个感情骗子。当然，像钱锺书与杨绛那样，既在才华上“拔河”较劲，又在生活中深情相拥的圆满伉俪，他们营造了世界上最为干净的婚姻，同时也缔造了世界上最为美好的爱情，那是让人人心动而神驰的：

“我的很多文友都说将《走到人生边上》作为枕边书，入睡前翻翻，那梦也有栀子的清香。婚姻不如意者喜读杨绛，读她的幸福，给自己的婚姻打一块补丁；婚姻如意者也喜读杨绛，在幸福中共鸣，那幸福便更为笃实。”（《杨绛：人生边上多余韵》）

一场秋雨，暑气尽消。于窗下读着家萍的《惊鸿伤影》，穿梭于民国佳丽才女的衣香鬓影、华词俏语之间，更感到作者缱绻于青灯黄卷之下的一颗水晶般的心，它时而奔跃，“看炎樱和张爱玲对谈，感觉她俩穿着旱冰鞋，咕滋咕滋，滑过来滑过去，在地球的两极之间，在阴阳之间，在中西之间”；时而低回，“张幼仪以沉静的语气，向侄孙女张邦梅讲述业已尘封半个多世纪的往事，百般滋味仍在心头，只是少了一个人。一个生命中最要紧的人。他给她的生命刮起沙尘暴，却又教会她，如何将沙子裹起来，凝成一枚晶莹的珍珠”；时而忧郁，“烦恼如草，文字如刀。独在异乡的恐惧感如虱般爬满身心，对抗孤独的灵丹是彻底孤独，将整个世界闩在门外，而陈年旧事如月色一点点洒在心野”；时而淡定，“她是一枚无花果，花深藏蕊中，人到中年赫然盛开，一扫少女时的纤薄，更见成熟的风韵。很传统，很中国，洋溢着山水画中兰梅的清芬。”……

家萍完全沉浸在她的文字世界里，也完全沉浸在她的情感世界里。她的声气吐纳、眉目顾盼间呈现出春阳柳丝的美，飞扬着秋风碧落的才。她不觉走进书里，成了这书的一部分。如果我们凝神定气、整整衣装，循着家萍的足迹走进去，或许也能成为这书里的一部分呢……

2009年8月30日秋雨如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