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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书的问世，作者之外有很多的要素支撑着。那些要素是我必须要念谢的。这本书同样得益于很多人珍贵的帮助、关注、鼓励和关怀。当我开始随着键盘声走近这本书的后记书写时，我所居住的这个城市已经接受了两个月的寒冷时光了：树叶落尽，棉衣加厚。雪花却没有落临——还在远处，就像我对许多美好的人与事的向往一样——或许今年就注定没雪，或许那些善良的人和美好的事注定在我无力到达的地方居住、工作着一样，让我无法走近他们生活。这也导致我长久地陷于眺望与幻想中，使我更坚信善良和美好具备的力量，是邪恶和强权最终不能匹敌的。

2007年的时光，随着逐渐加重的寒冷，开始走向我的身后了。与我而言，这是个没有秋天的年份。春天，我怀揣的那粒种子，不是随风去的，也没有落在土壤中，它的散失导致了这个年份没有秋天；那些夺走我秋天的人，带给我的伤害，使我没理由不感谢他们，我看见：他们站在权位或权利话语的位置上，我只有卑微地但倔强地活着。一个没有秋天的年份，使我明白了站在权利、丑恶、功利、粗暴、无知的对面，其实，是个正常人应该处的位置，在一个做不了神和大师的年代，做人显得更重要，我感谢那些“强者”——强权话语者、强暴善良者，他们使我更坚强。

回到这本书的诞生。我首先得感谢宁夏人民出版社的何克俭先生，2005年年底时，何先生就找我，约写这本书。要我把寻找西夏历史的经历写出来，那一天，宁夏人民出版社12楼，何先生办公室里的阳光很温暖，一直温暖到现在，这是这本书的胎育阶段。为了报答这份温暖，我决定再次出发，将自己放置在这条命定的路上。

于是，有了我2006年的西夏之旅，它不是我的行程的一份简易清单，而是我未和何先生的合作能够如愿进行的一个理由以及自己西夏之旅中的一个年份记忆：2006年2月，春节刚过，我就出现在腾格里沙漠南缘的景泰县和它西缘的武威市，在这两个西夏旧地中有着重要作用的地方，披着一身的寒冷和孤独，考察那里的西夏文物和西夏文的经卷。3月，北方大地还是一片风寒，毛乌素沙漠里开始刮起了沙尘暴，在枯黄与冷寂中，在一场沙尘暴过后的寂静里，走出银川，披着一身沙尘，往东去毛乌素沙漠和库布齐沙漠交界的乌拉特前旗和达拉特旗一带，当年本身就如同一股流沙划过这片寂寞土地的西夏人，能留下什么？我的前往，又能发现什么？4月末至5月，利用五一长假，拿出自己辛苦工作挣的薪金，从银川出发经过兰州，再次踏进青藏大地，在青海东、南部的高原上，跨越了巴颜喀拉雪山和黄河、长江源头，进入青海、西藏、四川交界的金沙江上游地区，这次，我的晚报社同事赵宁娜和胡清萍女士陪同，她们以见证者的身份目击了我的这次西夏之旅。江水滚滚，路途坎坷，这次行程的最大收获是考证出西夏王朝的宗教本教及巴绒噶举派高僧热巴当年前往西夏王朝传教的确切年份和有关问题。5月，翻越川藏线上海拔最高的雀儿山，再次进入四川和西藏交界处的康巴藏族文化中心德格，考证西夏皇裔一支沿着这条线进入西藏地区；5月中旬，逆着川藏线东下，经过康定进入“中国美人谷”丹巴，这是第四次来这里，考察西夏后裔在这里的建筑问题。7月的一个夜晚，夜车和暴雨中，进入甘肃东部和陕西北部交接的子午岭地区，考察李自成族裔和西夏关系。8月，从银川出发，经过宁夏南部地区进入甘肃的静宁县，然后横穿经过宁夏南部六盘山地区，进入甘肃东部地区，北上进入陕西北部地区，这是中国工农红军当年长征的路线，也是1000年前党项人内附后被唐王朝移民安置进入陕北黄土高原的一支路线。9月末，离开银川前往川西北地区，进入川西高原，这次从绵阳开始北进全国唯一的羌族自治县北川，继而西进，在岷江流域开始这些年的西夏之旅，第5次进入岷江流域考察。在茂县和理县考察后回到成都。10月，在重庆考察钓鱼城古战场和西夏军裔的关系。10月中旬，进入云南泸沽湖地区，考察西夏南逃后裔和这里的关系，第一次在西夏学术界提出西夏后裔和泸沽湖一带定居的摩梭人的关系。

这一年紧促的西夏行踪，和往年相比，显得更加丰盈但又紧张，以致错过了这本书在当年出版的时间。后来，宁夏人民出版社的杨过先生和唐晴女士再次找到我，要我完成这本书，计划于2007年7月出版。

2007年，这个对我而言没有秋天的年份，我一直处于一种准失业状态，一些不该接触的人和事，导致了书稿一直躺在2007年的春天和夏天。其间，出版社的屡次催促，均因为我在那些“不该接触的人和事”中而搁浅。直到11月下旬，我从南方归来，杨过先生和唐晴女士的等待让我感动——西夏历史的传承，有着这些默默奉献的编辑们的汗水。尤其是唐晴女士辛苦而细致、尖锐和敏锐的编辑，使这本书更加优美和丰富。

2000年，我选择了银川——在这个西夏王朝的国都工作、喝酒、交往、写作。抵达银川至今的7年时间里，我开始沿着书籍和史料堆砌的西夏台阶而上/而进，慢慢地，我发觉自己步入了一个巨大的历史城堡，一个由草原、战场、遗迹、古墓、寺院、雪山、沙漠、洞窟、盐巴、数不清的经卷以及更宽泛但抽象的东西构筑的精神隧道，一个包括了诸多杂乱的历史谜团的幻城和迷宫。尽管此前，在这之前，我的童年和青年时期都是在西夏旧地里度过的。我不止一次地穿越过这个王朝内脏里的雪山、草原、沙漠、高原等地理概念上的区域与文字、经卷、文物等构成的文化/精神版图。随着阅读的深入，我发现“西夏”不是一个当年的王朝涵括的10多个省份里蜿蜒逶迤的地域，它更是一段上千年时光里积淀在中国文化大田野中的精神区域，一个个历史上的讹录与元蒙政权刻意回避对一个遗朝的记录，使这个王朝与它的主体民族的前身后世都蒙上了巨大的谜团，这个谜团的深远与阔大，使它自身的魅力随着岁月的流逝反而增加。

当爬行在纸上的理论成了成就一些伪权威的漂亮外衣时，当典籍死亡在文字背后时，当历史研究者的淡漠成为一段真实历史被淹没的最大帮凶时，我选择了亲为和丈量的方式，亲近西夏。开始了对西夏和党项人的这面双重神秘镜像穿越的各种准备。脚步意义上的对党项民族生息源头的第一次大规模丈量开始了。

2000年以来，我就像一股风，飘在与西夏有关的、自己命定的路上，从戈壁到雪山，从平原到高原，从峡谷到盆地，从都市到乡村，从图书馆到古战场，从采访专家到聆听乡野之音，那些非书本知识因此走进我的大脑，那些田野考察得来的收获走进了文字的表述中，我就这样在获得力量的同时，飘进了我的精神家园——西夏的核心地带，这是那些所谓的拿着丰厚的工资甚至申请来的基金，带着电视台记者们出现在旅游考古路上的学者们，永远得不到的。在这样的路上，我怎么能没收成呢？最主要的是除了感谢那些带给我关爱、资助的亲人、同事、朋友以及一些本来与我没任何关系、但散落在我的西夏之旅上的人——戈壁、沙漠、高原、村落乃至各种城市的人，比如至今我一旦走进就有种回家的亲近感的四川桃坪羌寨的龙小琼一家，在大雪封山时冒着危险要带我穿越青藏县的四川石渠县医院的司机巴洛托（音），带我走进神秘的摩梭人部落并留宿他们家的摩梭人择史大吏，带我走出海关走进夏尔巴部落的巴桑洛布，领我走进藏族和彝族交界地区，考察木雅文化的王长生，等等，还有那些给我提供资料、图片的朋友，他们的无私让我因为没做好这些调查和自己智力欠缺而感到羞愧。尤其鸣谢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西夏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史金波先生，一直在我的西夏之路上鼓励、指正，三年前就为我的第一本西夏专著《神的过错》写序，这次，不仅指出书中诸多错误，还无私地将自己的研究成果拿出来供我参考。和他一样，那些真正在西夏研究之路上默默书耕的专家学者们，对他们的研究成果的引用，使这本书增添学术味的同时，也增添了我对他们的敬意，他们是王静如、吴天墀、孙宏开、聂鸿音、白滨、黄振华、李范文、罗矛昆、邓少琴、李绍明、杨嘉铭、杜建录、陈炳应、刘建丽、牛达生等人。

那些善良宁静的村落——回族、蒙古族、哈萨克族、藏族、羌族、纳西族、裕固族、东乡族、汉族——里生活的人们，给予我田野调查内容与力量的人们，使这本书更多了乡土气息。成书的过程中，我在银川晚报社的领导、同事们的支持下，尤其是专刊中心的同事，给予我很多便利，银川晚报社的摄影记者苏勇、宋辉、高阳、安稳等，他们这些年在宁夏境内及周边地区曾陪同我走过或短或不短的路程，和晚报社的那些同事一样，他们提供的不仅是图片，还有友谊；以及宁夏新闻网的马江、新疆画报社的加尔肯·依曼麦德、阿拉善盟公路局的陆海琴、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图书馆的余耀明、甘肃武威日报社的李学辉等朋友，他们提供的一些高质量的照片，无疑使这本书显得更好看。特别要提到的是三位推荐这本书的先生：著名学者余秋雨先生、读者杂志社社长彭长城先生、著名战地记者唐师曾先生，他们曾都答应为这本书作序，因为我2007年忙于别的事情，加上他们的忙碌，而使写序的事情，变成了我的遗憾与期盼。但他们出于对一个文化挖掘者与传播者的鼓励与厚爱，写来了推荐辞，尤其是余秋雨先生百忙中为本书题写书名，在此感谢。一些新闻记者写了一些文章在报纸、网络上推荐这本书的创作，在此表示深深地感谢，他们写这些文字更重要是出于一个文化记者在这个时代该做什么，能做什么的考虑，我们在文化资源的挖掘的同时，有义务将历史从书斋或博物馆甚至权力话语那里带回来，让更多的发现成为伪文化的天敌，让更多的人以自己喜欢的方式阅读历史，而这些努力，在一个注重传播技术手段的时代，需要媒体更多地推动。

从1998年第一次走进西夏王陵算起，真正的西夏之途已经10年了。像剥洋葱那样，一层层地逼近最里层那样，走进这个王朝核秘部位的经历，使我的人生有了新的内容和质地，这和一切功利、名位无关，一切缘于热爱。在这个意义上而言，我完全有资格成为，一个精神籍贯上的党项人。最后我要感谢的是我的父母，他们美好的结合，将我带到了这个世界。还有杜兆红女士，以我的妻子的身份和她特有的贤惠与爱的支持，始终使我们的家庭幸福而健康，使我行走在大地上时，因为拥有一份大爱而速度更快。我的朋友对我羡慕地说：“娶妻当如杜兆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