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夜晚的泸沽湖，你的性别是什么

西夏人的白色崇拜在这里也有着明显的印记。海拔3800米的狮子山坐落在美丽的泸沽湖边，和藏族、彝族等少数民族信奉神山多为男性偶像不同的是，生活在泸沽湖边的摩梭人信奉的却是女神山，这和西夏人的女性崇拜一样，他们信奉的是穿着白色长袍的格姆女神，是一位给他们带来安宁、粮食耕种技术、爱情的女神。如今，在泸沽湖的落水村的沿街墙面上，仍有这里的村民保留了不知多少年的“壁画”。画在墙壁上的白色粗线条人物故事画，内容多是女神给民众传播农耕技术、礼仪教养等场面。不少村民们在我的采访中说：十分感谢格姆女神带给他们这片丰腴的土地，这里的富饶、安宁、祥和，就是女神赐予的最大、最好的礼物；女神山主宰着这里的农事丰欠、人丁兴衰和男女爱情。奇特的是狮子山附近的山都是男山，这些男山神又都是女神的“阿注”（情侣），这和这里的女性和她们的阿注们的关系十分契合。泸沽湖四周生活着5万余摩梭人，至今仍保留母系社会“阿注”婚姻的特点，家庭关系完全以女性为主，财产按母系来继承，具有浓郁的崇母观念。

泸沽湖边的摩梭人住房，通常为全木结构，这种奇特的建筑方式在我国西部少数民族并不是唯一的，关键是这里的建筑之大气，每家每户的房屋，哪怕是最贫穷的人家，不论看上去还是走进去，在今天内地人的眼里，根本就不是民居，完全就是一座座宫殿，具有内地四合院的建筑格局，同时，全是一木到顶的楼房，有三层、二层的。村民告诉我，这种习俗已经传了几百年了，这是他们区别周围其他民族最骄傲的、最体现自己尊贵身份的外在标志。每家的正房中央有一终年不灭的长明灶，他们每餐要放些饭菜在灶边，以示祭祖。男女长到13岁，都要举行隆重的“成丁礼”，届时他们脚踩猪膘肉，站在柱下（房内的两根顶梁柱，必须为同一棵树上锯下，上端叫女柱，下端为男柱），男孩换上皮靴，腰束红绸带，女孩则头戴祖传头饰，穿上白色的百褶裙——和党项人崇拜白色一样，女孩也很崇拜白色，女孩还将有自己的“花楼”。从此男女双方可以进行社交活动，男方可公开追求女方，如果女方不反对，男方晚上可以在“花楼”与女方同居。

泸沽湖美丽的身影状如马蹄，南北宽，东西窄。在这里，我听到了这样的传说：这是格姆女神和她的“阿注”瓦如卡那男神相会那晚，因缠绵沉醉，男神跨上神马刚准备离去时天就亮了，天亮后他再不能回去，神马被缰绳一紧而踏下一个深深的马蹄窝，马背上的男神化成了东边回头望的瓦如卡那山，女神伤心的眼泪注满了马蹄窝，她化成了格姆山。这个被爱情的眼泪注满的湖泊水质纯净，清澈可鉴。住在曹顺宁家里，临湖的一面是显得有些古旧的楼房，他一再邀请我住进他新修的楼房，但考虑到每天能看到美丽的泸沽湖，我便一直坚持住在临街、临湖的这边。每天，随时推开窗户，就能看见水天一色，湖水清澈如镜，藻花点缀其间，缓缓滑行于碧波之上的猪槽船使其更增添几分古朴、几分宁静。湖中各岛亭亭玉立，形态各异，林木葱郁，四周青山逶迤，隐于云雾之间，缥缈绰约，几家木棱房，掩映在绿树间，若隐若现。而格姆女神山静静地守候着美好的愿望，好像在隐隐叙说她和古老的西夏的关联。看着美丽神秘的湖水，我的眼光终极之处，是眼前的这一片湖水在700多年前，连接起的西夏和摩梭之间的一种神秘关系。

湖边，是那些在旅游开发热潮中，习惯了挣外地人钱的摩梭人，他们依然保留着和西夏人崇尚白色一样的生活习俗，尤其是那些青少年，身着白色的短褂，在没有游客时，大家围坐在湖边，玩着小输赢的扑克牌；那些美丽的摩梭女子，也是穿着白色百褶裙，将一席羊皮坐在身下，或者说话拉家常，或者做着自己的手工活。

夜晚的泸沽湖是神秘而浪漫的，村里的摩梭人习惯了举办篝火晚会。一场村民们的自身联欢也成了吸引外来游客了解摩梭人生活的窗口。通常是院子中央架着一口大锅，下面烧着一大堆柴火，火光熊熊、烈焰飘飞。在领舞者有节奏的竹笛声中，男的头戴白色毡帽，或牵手或搭肩形成一条长龙，女的穿着红色绣花的金边上衣和白色的长筒形百褶裙，随着粗犷的舞步不时发出“喏！喏！”的呼唱。这几年，在一些不负责任的宣传下，一些人到这里来，更多地是猎奇那些自由而野性的性爱。鲁诺迪基说，这是对这里最大的伤害，似乎这里除了走婚外，没有其他的内涵。倘若西夏后裔在这里的论点能够被证实，那么，这里应该有更多的人文内涵的。

泸沽湖边的摩梭老人

被暮色包裹着的泸沽湖，空气里开始弥漫着另一种既朦胧又暧昧的情绪。在这里，我认识了永珍拉姆、兵玛卓玛、拉·兵玛拉初等几个摩梭姑娘，每天晚上和她们在兵玛卓玛的小烧烤店里，喝着摩梭人自己酿造的酥理玛酒或啤酒，一起唱着学会的《女儿国酒歌》《月亮姆》《纳西酒歌》等纳西族原生态歌曲。我们学这些歌的来源主要是由著名的纳西族文化人和文光负责出品、纳西族优秀的青年歌手达坡玛吉演唱的个人专集《纳西盼金珠》，明显的是这些歌曲已经多了许多欢快、阴柔的要素，要是和文光先生能够对西夏音乐及背景多些了解，或许为西夏音乐的再现能够作出些工作的。这也是我近年来一直心痛的，很想和一些与西夏故地有关的民族地区音乐人合作，将辉煌的西夏音乐尽最大可能地展现出来。

古老的摩梭人流传下来的音乐中，最著名的是《北石细哩》，关于这个古乐，《纳西族史》里也说：“关于它的来源尚待进一步研究，但过多的说法是与忽必烈南平大理过丽江有关。”其实，如果西夏皇裔逃亡到这里时，带来的建筑、生活习俗等有着明显的皇家气度，音乐同样如此，在一些大的聚会等场合，他们的音乐演奏形式中，波贝、苏古笃、胡琴、二簧等乐器同时演奏，很少有单独演奏的，其中不少乐器是西夏切断连接中原和西域的丝绸之路时，从西域流传到西夏故地的，因此，关于这些乐器是忽必烈带来的说法欠考证。《元史·礼乐志》中就此有明确记载，忽必烈及其先辈，曾征集西夏、金的旧乐队和波贝、苏古笃等乐器。

如今，在丽江古城大研镇，著名的音乐人宣科的乐队，每天晚上都演奏丽江古乐，这位“中国鬼才”曾经在1986年就提出纳西多声部合唱“热美蹉”是起源于恐惧的，我认同这个观点，如果说逃亡到这里的人中有西夏人，但从故地塞上逃亡至此，一路是被追杀着逃来的。战败者加上逃亡者的双重身份使得逃到这里的西夏人已经到达逃亡中的地理之极和心理承受之极，就像二战后，失败国那些披着战败者与逃亡者外衣的德国人一样。诚如马塞尔·莱希·兰尼基在2005年5月6日接受《法兰克福汇报》记者斯特凡·奥斯特和弗兰克的采访时，谈及逃亡生活时的感言：“逃亡后多活一天比登天还难。未来的一切都是那么不确定。”在这种情况下的音乐，怎能不是恐惧的？同时，宣科先生在1991年就撰文指出：白沙细乐不是蒙古乐，力排中国音乐界原有的“白沙细乐为蒙古音乐”的论断，认为白沙细乐是纳西族人固有的《安魂曲》。回到丽江，我就此事请教宣科先生，他坦言因为对西夏音乐研究少，但当我介绍苏古笃等乐器是从西域流传到西夏时，他当即肯定，证实了现在的纳西古乐的源头至少排除了蒙古族人带来的说法。而且，肯定了他的古乐队中的许多乐器是西夏时期的。回到银川，我就此事再次请教宁夏大学西夏研究中心的杨满忠先生，他也肯定了纳西古乐中有很多的西夏音乐成分。

泸沽湖畔的摩梭少女们

在一个个夜晚的深处和酒的深处，我探究到了这里最隐秘的走婚质地。早晨，漫步在泸沽湖边，在村子之间的道路上，我发现那些来来往往行走的都是空手的男人。他们既不像出门劳动，也不像劳动归来，实际上都是从自己的“阿注”家出来。这种“阿注”关系，往往在青年期不稳定，中年以后，渐趋稳定，但无论怎样，子女一概随母，父亲没有抚养子女的义务。男人到了晚年，由外甥负责赡养。

落水村描述摩梭人狩猎的壁画

离开泸沽湖时，面对我探究的那些和西夏有着诸多联系的“素材”，我还是感到缺乏支撑这里和西夏有关联的最具有质地的“干货”：比如西夏文字、西夏人用过的器皿、生活用具等。就如张承志先生在他的《文明的入门》一书里写的：“很遗憾，历史学只讲究铁证。不管怎样合乎逻辑，这还不是铁证，哪怕你的感觉中已是千真万确，哪怕你隔着它已经看见了门里洞底，看见了深处。更深处，还有什么奥秘吗？”我的尴尬就在于此，从党项人的源头青藏高原一路追寻他们被唐政府强迫下进行千里大移民的路线，他们横跨青藏高原、黄土高原到鄂尔多斯高原，最后到银川平原，给历史的也就是300年左右比较清晰的背影，随着国家灭亡，整个民族留给历史的也只是一丁点的墨迹而已。在匡正不少伪专家的模糊指引中，我又从银川平原出发，从贺兰山出发，跨过了黄河、白龙江、岷江、大渡河、金沙江到这里，也跨过了六盘山、秦岭、大雪山、贡嘎雪山等山脉，到达这里，一路寻来，遗憾的是没有丁点铁证，在西夏学的研究中，这个铁证显然是西夏文字。可惜，没有！这导致了我对自己的发现一直没有足够的底气，尽管这些发现屡屡被西夏学研究的一些前辈认可，甚至那些治学严谨的学者也屡屡表扬我，宽慰我。我只能说我在这里看见了西夏人的影子，我没有“铁证”来取得更多的认可。我是中国第一个走进这里的西夏探究者，遮住历史表面的盖子总得有人去揭。我的追求也不仅限于揭开这个盖子，我想，我会继续探究下去，当这本书结束时，另一次的西夏之旅也就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