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泸沽湖畔，神秘的摩梭人

当年，洛克到达这里时，发出了“永宁湖（泸沽湖）是全云南最漂亮的湖，无法想象还有比这更美的环境，深蓝色的湖水清澈得像水晶一样”的感叹。如果没有大规模的旅游开发，泸沽湖无疑是世界上最静谧且美丽的湖之一。这一面湖水，或许就是西夏人遗落的一滴清泪。

从泸沽湖不远的永宁乡发现的新石器时代的石斧、石锛以及泸沽湖对面的盐源县前所乌丘乡前所大河左岸二级台地上发现的陶片来看，泸沽湖周围很早就有人类生活，古羌人的流徙给这里注入了先进的生产力。但没有任何资料显示这里与周围地区不同的母系社会体系和独特的走婚风俗在这时出现，与西夏人的到来有没有关系呢？我在《神的过错》一书中这样理解这个风俗的来源：

我国著名的美学大师高尔泰先生生前的美学硕士研究生张心武曾于2004年9月中旬和我一起走进神秘的四川桃坪羌寨，进行过羌族风俗的考察，就这个问题他提出了自己这样的一个大胆假设：当年，逃亡大军中一直坚持南下的这一支西夏皇裔逃亡到这里时，是带着他们美丽的妻子的。当蒙古军队追到这里时，这支逃亡者再也没力气能继续向南迈进了，勇敢的党项男人们是不怕死亡的，之所以千里大逃亡是为了保存东山再起的火种。现在，蒙古军队的蹄声越来越紧迫，他们只有最后的拼杀，能留在这片陌生土地上的，只有最后的鲜血和遗骨了。可那些美丽的女人怎么办？有女人和孩子，就有一个种族存活并站起来的希望，她们是这个民族的希望，还有那些随着逃亡大军从宁夏平原来到这里的负伤者，他们要么是刚离开时就负伤了，要么是在逃亡途中和当地土著、蒙古人、劫匪们战斗时负伤的。无论如何，不能让他们落在敌人手中。怎么办？一个既能照顾女人，也能照顾好受伤兄弟的两全之策出现了。把女人和受伤的军士安排到一个非常隐蔽、敌人根本找不到的地方去，带着使命的泸沽湖就这样出现了。美丽的女人和受伤的男人们被安排在了这个蒙古人当时根本找不到的神秘之地，那些血性的男人们——从宁夏平原来的党项男人们和沿途走进这个队伍的川西高原上的羌族男人们以及藏族男人们，选择了一个今天无法确定具体位置的地方，和追杀到这里的蒙古军队进行了决战，时间大概是1251年，因为这一年，忽必烈率军跨过金沙江，抵达这里。历史掩盖了那场战争甚至说是屠杀的真相，连一点痕迹都没留下，这是蒙古军队被当时称为“黄祸”中不为人知的一场罪恶，男人们在强大的蒙古军队面前，没等来半点同情与怜悯，而是因为射杀了他们的军事鼻祖成吉思汗和久久逃亡添加给蒙古人长途追杀他们所生出的极端怨愤，于是蒙古人的弯刀上再次沾滴着党项人的血，血流尽时，是逃亡到这里的党项军士的最后灭绝。而那些蒙古人始终没找到的美丽的上层的女人和悉心照顾她们的那些受伤的男人呢？时间一天天过去了，当初把他们安顿在这里的男人们说的要来看她们的诺言，因为那些生命的失去而飘失在了云贵高原上的细雨和风中，女人们再也没能等来他们的男人，而身边的男人身体逐渐好了，种族繁衍和生理需要两种需求叠加在一起时，这里的性生活和婚俗观就有了新的内涵和意义。那些高贵的女人在性和婚姻上，始终掌握着主动权，这个民族本来就有着尊重女性的传统，加上女人们是上层男人的女人，现在，尽管她们身边的男人身体养好了，但他们的身份依然是普通的军士，那些高贵的女人在性和婚姻上，始终掌握着主动权，这种丰富就这样被保留了下来。

晚上，入住在择史大吏家中，他的汉文名字叫曹顺宁。曹顺宁肯定地说：“我们和周围的那些纳西人、藏族人、普米人是有着明显区别的，倒是和遥远的西夏党项人有着很多的相似之处，比如我们崇拜白色，建筑上多依赖石材。离这里有100千米的木里县的俄亚村，那里的房屋建筑全是石头建成的，就像你书里写的一些西夏故地那样，房屋建在高台上，而且是家家相通的。房屋的修建过程中，是不用钉子的，几乎全用木头，木头和木头之间用榫来连接的。我走了很多的地方，我们的房子是别的民族没有的，是我们独有的，很大气；信仰上，我们信奉的是藏传佛教。从民族来源的称呼上说，摩梭人的意思是‘放牦牛的人’，也有个意思是说‘天的儿女’、‘天骄’；关于我们的祖先来这里的说法，族内流传下来的说法是为了躲避仇人的追杀，而且是翻山越岭来的，不走平原。和方圆几百公里生活的别的民族不同的是，我们很爱土地，重视土地，有米的地方就有我们摩梭人，小凉山地区，有米的地方，全被我们占了，我们的祖先留下的说法是‘尊贵的人要居住在有米的地方’。要说我们和西夏人的关系，我不知道西夏那里种植水稻不。为什么我们选择在湖边居住？是为了节约山下的土地，用来种植水稻。另外，我们摩梭人对盐的开发水平是很高的，盐源县以前就是摩梭人的土地，我们流传下来的织布和酿酒工艺也是很高的，是周围地区其他民族无法相比的，整个民族和西夏人一样，是很能喝酒的。关于这里的走婚现象，书里没有明确记载，到底是以前就有的婚俗，还是一种变异的习俗，说不清楚，但你说的因为受到尊崇的皇室妇女要避难，被军士护送到这里，后来因为生理上的原因和种族繁衍的需求，而使得内部有了这种现象，而且，它的主动权在女性的手里，我很赞同这种说法，觉得很合理。摩梭女人是很开放的，也很能干。”

泸沽湖周围的摩梭人住的一般是类似四合院的大院子，房屋都是木结构的，但都是二层楼甚至是三层楼，而且他们的房屋在建筑过程中是不用铁钉之类的，木头和木头之间是依赖榫来完成相接的，很大气，根本没有一丝平民色彩，颇有皇家风度。虽然大体上是由火塘、上房（当地叫格帕）、下房（当地称为都帕）、仓房等组成，但结构很复杂，和羌寨的碉楼的结构有很多相似性。房屋或院落是用圆木或方木垒墙而成，当地称为“木楞房”，正房对着大门，是每户人家的主要建筑。火塘是一家人议事或接待朋友的地方，我逗留的几天时间里，每天吃饭时，就是在这里的。火塘的左上方是家里年龄最大女性坐的，这些和羌寨也保持着完全一致的风格。这里实行的是母方共居制，一切以女性为中心、为上。作为家中权利象征的钥匙也是由母系管家者掌管，一旦她有病觉得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便把钥匙交给长女。

这里的婚姻习俗是怎样的呢？在《纳西族史》里这样记载：古代，在泸沽湖周围的其他地区有着兄妹婚配的故事，这在古东巴的《迎东格神》《创世纪》《黑白战争》等书里都有记载。也有一个部族的一群男子和另一个部族的另一群的女子互相通婚的“群婚”现象，直到20世纪50年代，在泸沽湖畔的纳西人的6个氏族中，仍有这种“群婚”现象。可在同样生活在泸沽湖边的摩梭人中间，为什么出现了独特的以女性为主的走婚现象呢？且走婚的形式基本还在保持。1287年，马可·波罗来到离这里不远的四川凉山州一带，见到的就是母系社会的“居民情愿听其妇女与外人交”的民俗。但今天，这个风俗因为市场经济的渗入而在改变着。自从这里的杨二车纳姆走婚出名后，一些年轻的女性也开始“有目标地走婚”，想着能走个有钱的人，能带着她们“走出这里，去外面的社会，过有钱的生活”。

金沙江

种族来源上，藏族或普米族的语言里，称呼他们是“nia mi”和藏族人称呼西夏人为“mi nia”刚好颠倒。普米人称呼自己为“hou mi”，普米人称呼藏族为“ge mi”这个现象该怎么解释？云南省作协副主席、出生于泸沽湖畔的普米族作家鲁诺迪基告诉我，无论“nia mi”还是“mi nia”，在藏语或普米语里，都是“黑民”或“地位低下的人”的意思，藏族人的解释更接近后者。普米人或许是因为摩梭人（也可能就是西夏人）当时从北方流徙而来，和这里的人的白色皮肤相比，被这里的人叫为“黑民”，是因为皮肤问题而说的，并没有歧视的意思。鲁诺迪基是个普米族人，他们就把泸沽湖的摩梭人称为“nia mi”。而摩梭人的解释“nia mi”有“天的儿女”、“天骄”的意思，是从民族自尊的角度上来评价的。洛克在他的《中国古西南纳西王国》一书里，也对这个称呼表达了自己的迷茫：“汉文献里查不出纳西这一名称的出处，我从其他地方得到启发，认为这个名称可能是麽些（纳西），因为羌人的皮肤比较黑而给他们取的，因为纳西（“纳”意为“黑”，“西”意为“人”）这个名字代替了曾今占据在这里的濮人（这一带的原住民。作者注）的名称。究竟是麽些人吞并了羌人，还是羌人吞并了麽些人，这仍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麽些这一名称出自汉文，而为纳西人所不喜欢，认为这名称是贬低他们的称呼。”在来历上，洛克说：“关于纳西人的来历，曾有各种各样的观点，认为他们是西藏东北部羌人的后裔移民的这种说法就够多了。”显然，摩梭人是一个独特外来至此的“神秘部族”，在藏族人的称呼里，是和西夏人的称呼一致的，都有黑民的意思，有着一定的贬低意味。来到这里的摩梭人祖先，并不是一支足够强大的力量，为了保存自己，他们称呼藏族为“古主”（意思是大哥，老大），称呼白族人或皮肤白的人为“二哥”。

泸沽湖的落水村，有一户人家，在自己的家门口挂了一个“泸沽湖摩梭文化研究会”的牌子，刚一进大门，就有一个2米多高的墙面，上面写着：“不少学者认为摩梭人源于青海河湟地区的古羌不断南迁的自称‘摩梭’的一支，从甘孜南部向东进入凉山地。尔后，再迁入并定居于盐源、盐边和木里及滇西北宁蒗等县。”他们的研究证明摩梭人首先是羌人，而且是从甘孜南部来的。事实上，这也正和流亡的西夏后裔从四川西北部逃往四川西南部后进入这一带的事实吻合。生活在这里的摩梭人每年要进行一两次盛大的“祭祖”，在这个活动中讲述祖先和民族的历史。我在清乾隆年间出的《永北府志》里查到这样的记载：“凡遇过年节令，以松枝置屋上祭祀，备祝先世所谓事迹，以示后辈知所源流。”这就证明摩梭人的这种仪轨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进行族源传统教育。由于年代久远，加上没文字记载，他们只是依靠祖辈口传的“从河湟地区来的”模糊记忆，给后代传述着这样模糊的历史。在当地，人死后要举行“开路”这样的送魂仪式，把死者从家里一站一站地送往祖先所在地方，而这个方向恰好就是他们祖先来时的逆方向，这种认宗归祖、找寻源流的方式，无疑对破解这里的居民来向有着很重要的作用。这也和木氏土司在明代建立后，立即向朝廷奏请自己的身世并非土著，皇帝也诏令他们就地管辖当地人有着同样的功效。李霖灿在研究这个问题时，筛选的“探讨这一族人迁徙路线的蓝图”，最终和四川境内海拔最高的贡嘎雪山西边的木里地区相接上，而目前研究西夏的学者提出的西夏人逃亡到这里建立的木雅王国，就是在这一带。

关于大米的生产，这里确实是和别的地方不一样，它适合水稻生产，但周围的其他民族就没有种植水稻，那么，西夏人在北方的银川一带是否种植了水稻呢？西夏经济研究专家、宁夏大学西夏研究中心主任杜建录教授肯定地告诉我：“这是个很重要的细节，在泸沽湖一带，那里以前确是合适水稻的种植，但没有水稻生产。西夏政权建立后，在今天的银川平原一带是种植水稻的。”在西夏仁宗年间颁行的中国少数民族成文的第一部法典《田盛律令》卷13中的《催交租门》《渠水门》《地税杂罪门》，卷17中的《物离库门》，卷18中的《杂曲门》以及卷19、卷20等处，都记载有西夏物产，其中谷物桑麻类中，就有水稻。在西夏著名的文献《圣立义海·九月之名义》中说水稻时这样描述：“春播灌水，九月收也。”而《宋史·夏国传》里说银川平原是“其地饶五谷，尤宜稻麦”。在西夏时的大学者骨勒茂才的《番汉合时掌中珠》里，谈到西夏的农作物种类时，将水稻列在西夏的粮食作物中的首位。1081年，北宋政权调集五路大军讨伐西夏，11月时，抵达灵州城下的宋朝军队，就扎营在收割后的稻田里。西夏的水稻种植水平之高，使得宋朝也曾经在和西夏沿边的保安军设置稻田务，推广水稻种植。《宋会要辑稿》里记载，1026年，宋朝的监察御史向朝廷请求：“自今犯罪当配者，皆徙相州交百姓水种。”这不仅推动了宋朝边地的水稻种植，也从侧面反映了西夏时期的水稻种植水平。宋朝诗人刘攽在他的诗《熙州行》里写道：“岂知洮河宜种稻，此去凉州皆白麦。”也是西夏故地适宜种植水稻的例证。所以，在泸沽湖认为自己是西夏党项人的当地人，说这里的水稻就是西夏人带来的。

2006年10月11日，曹顺宁的二哥、在泸沽湖西边的山上的寺院里出家的僧人格桑喇嘛，正好带着他的几个弟子来到家里，他们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来到家里，顺便改善一下伙食。格桑喇嘛曾经在印度学习过几年。据他介绍，这里的居民信奉藏创佛教。我在当地一个地方志书《维西见闻录》里见到这样的记载：整个丽江相传有13种红教喇嘛，但在这一带信的却是“格马”，这是西夏王朝时被奉为国教的宗教——噶玛派。这里的喇嘛寺被称为“吉拉米柯”，汉语意思是“无战争”。明正德十一年（1516年），木氏土司迎请噶玛巴黑帽八世活佛弥觉多杰（1507～1554年）到丽江木天王宫，将藏传佛教迎入纳西族地区。活佛将佛像、显密佛经、佛舍利、高级藏药、犀角民、金器、坐骑等象征藏文化的礼品献给木氏土司，木氏土司回谢一百件礼物。明万历八年（1580年），木氏土司迎请第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到理塘建成理塘寺，进一步加强了藏传佛教的传播

从丽江的壁画内容看，木氏土司在1396年建造的琉璃宫，其壁画风格古朴、略带汉式特色而未受西藏佛教影响。因此也有人提出，这些壁画是逃亡到这里的西夏后裔的造物。1605年，丽江木天王领受族群中的先辈口谕：一定要夺回祖先们南逃时建立过政权的木里地区，便率兵沿冲天河逆江而上，占据了木里。《藏族万年大事记》一书中，就记载了纳西土司信奉的宗教和西夏时期的国教噶举派是一致的：明万历末年到天启年间，土司木增邀请第六世噶玛派红帽系活佛却吉汪秋，在丽江、中甸编印刻了《大藏经》新版——丽江版《甘珠尔》藏文大藏经，成为滇藏文化交往史上的大盛举。

可见，木氏政权一直信奉的和西夏时期信奉的藏传佛教是一致的，都是噶举派。木氏土司统治时期，滇藏之间不仅在文化上获得了空前的交往和发展，如在木氏土司时期建造于中甸的嘉夏寺就具有纳西、藏、汉几个民族的建筑风格，而且在经济领域使滇西北成为一个传统的滇藏贸易的经济区域。

顾彼得在他的《被遗忘的王国》中，对摩梭人是这样描写的：“他们是个俊俏的种族，属于纳西族，男人身材高大，体格魁梧，女人苗条清秀，面貌迷人。他们使人想起古代罗马人、希腊人的类型。无论男人还是女人，举止温文尔雅，很少粗鲁。妇女和少女，穿着拖到地上的长裙，系白色或红色腰带，头戴帽子或头巾……”我在这里发现，男人的体形真的大多魁梧，女的确实是系白色或红色腰带。

泸沽湖边的当地妇女。日本早稻田大学和四川大学联合考察组实地考察后认为当地居民是羌族。

语言是一个民族演化变迁留下的最好最直接的证据。著名汉学家谢和耐先生从经济角度将中国民族分为四个系统：以游牧为特征的北方系统，经营山地牧业或农业的青藏高原系统，经营原始农业的华南系统，以农业或商业著称的西域系统（还应将东北划分为一个系统）。他将藏族人、羌族人或唐古特人、嘉戎人、彝族人、纳西族人或摩梭族人划归为青藏系列，并称之为“山人”（［法］谢和耐.中国社会史：中译本[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15～16）。我很欣赏这种比较科学的分析。这不仅为党项族属于青藏高原民族系统提供了语言基础，更重要的是从逆方向进入纳西地区，从语言角度寻找西夏后裔在这里的遗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