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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西夏的钱币找不到了，西夏人在这场战争里扮演的角色也不知轻重了，但在这场改变世界军事格局的战争中，不仅有来阿巴赤这样被正史记载的西夏党项人后裔在这场战争中发挥了作用，也有一个个流传下来的传奇故事里西夏党项人的身影。西夏音乐被作为武器，走上了战争的前台，并发挥了超出音乐的作用，西夏音乐在其中扮演了“战士”的角色。

距离钓鱼城50多千多的缙云山上，住着一位年逾古稀的木尘道长，道人除了修道精深外，还有一身出神入化的琴艺。就在蒙古军队到来的前一年冬天，很少下雪的重庆地区突然下起了鹅毛大雪，大雪持续了一个冬天，给钓鱼城的攻守双方都添加了难度，整个南宋的居民都陷入了巨大的恐慌之中，重庆周围的居民纷纷到缙云山上求签问卦，祈神保佑免遭蒙古军队的铁骑之苦。可他们冒着大雪上山后，却发现了另一番景象：木尘道长整天弹琴，琴声响处，院落里不见漫天飞雪，头天夜里被雪掩去的小草，又开始露出翠绿来。而且，每当道长弹完一曲，琴台周围的草就生出很多新芽，那些苍绿和远处的群山上的一片凋谢之色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钓鱼城的战争进入胶着状态，双方既紧张又感到无趣，城外数万大军无所事事，备感无聊。一天，蒙哥别出心裁，想出了大摆斗琴擂台的说法，他说：“蒙古兵士自出征来，一向是所向披靡无所不能，今天在这里受阻，军中没有任何娱乐，蒙古军士又没有自己的歌舞，而唐古特人在进入汉地后，就一直学习汉人技艺，绘画、歌舞、书法皆成自体，我曾在河西一带的佛寺里看到过他们的壁画，在唐古特的大臣和蒙古帐中的往来文书里看到过西夏文字，两者确实精美无比，而唐古特人的武器更是厉害，他们锻造的剑连宋朝皇帝也佩戴，爷爷（指成吉思汗）也亡于他们的毒弩之下，唯独唐古特的歌舞音乐未曾见过，把我们出发时从唐古特故地带来的西夏琴师带来，让他演奏唐古特乐曲，并贴出告示，如果前来应擂的南人（指南宋人）能够胜了唐古特琴师，不但赏他黄金千两绫罗百匹，而且还将大军撤出四川。如果他们输了，打擂者便要被斩首示众。我也好乘机听听唐古特人的音乐。”

于是，从西夏故地被带来的党项琴师莫已佑男走到了蒙哥的帐前。莫已佑男，这个从塞上来的党项人，离开西夏后的身份就是一名俘虏，一个失去国家的人，一个随时在战争间隙被蒙古士兵取笑或让他以西夏音乐的演奏来取悦的琴师。在这支南征“蒙古联军”中的党项人，他们的身份是军士，也有工匠和厨师，他们的命运一直在战争的刀尖上悬着。

对于长期在草原上征杀的蒙古军队而言，音乐是陌生的，也是奢侈的。西夏亡国后，西夏音乐对元朝影响却很大，这也是由于党项上层为之推引介绍之故。《元史》卷一百二十五《高智耀传》中明确记载：“太祖初年，以河西高智耀，征用西夏旧乐。”这个记载后面有这样的事实：忽必烈在年幼时期就十分喜欢西夏音乐，行军打仗之余，总要让俘虏来的西夏乐人演奏西夏音乐。他即位后，理解并采纳了西夏大儒高智耀的建议，到西夏旧地征采西夏音乐。

出生西夏世家的高智耀，赶上的是西夏王朝的末班车，当他登西夏进士第时，正好西夏灭亡。这位精通汉学、藏学、西夏学的一代大儒，不肯归降元朝，便走进了贺兰山隐居。元太宗窝阔台汗曾专门访求西夏大官中贤明的子孙，蒙古谋士也好，归顺的西夏文士也好，都极力推荐高智耀。窝阔台汗便下令召见高智耀并提出重用。世代西夏为官的家族背景和自身浓烈的西夏情怀，使高智耀没有答应元太宗窝阔台的要求。元太宗窝阔台派人想强行要挟高智耀入元为官，高智耀以死相抗。后来，元太宗窝阔台的皇子阔端王镇戍西凉，强迫所征服地区的读书人全部以奴隶身份服役，看到西夏的知识分子的整体性尊严得不到保证，高智耀便走出贺兰山，赶赴凉州，主动提出拜谒阔端王，得到阔端的亲自接见。见到阔端，高智耀提出：“儒者学的是尧、舜、禹、汤、文、武之道，自古享有国家的君主，使用儒者则天下治，不用儒者则天下不治，养育儒士成材，可以用来辅佐黄金家族治理天下。应该免除儒士徭役并且教育他们。”蒙哥汗问：“儒家和巫士医士相比怎样？”高智耀说：“儒家是以纲常治理天下的，方士技巧怎么能和儒家比。”蒙哥汗说：“好，从前没有人这样给我讲过。”于是下诏免除天下儒士徭役，以后所有归附的儒士免除徭役。

忽必烈在做王爷的时候，就已经听说高智耀的贤德，刚刚即位就召见高智耀，并令手下大臣和高智耀辩论，高智耀主张儒术有助成吉思汗的黄金家族的大一统事业，使他的反对者集体败阵。忽必烈赞赏高智耀的言论，下令铸造印信授给高智耀。并且下命凡是享受免除劳役的儒士家庭，都给正式的朝廷免除劳役公文。任何人凡是想要征儒士家服劳役的，可以把大汗的命令拿出来给他们看。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皇帝的命令免除读书人劳役，而它的背后有着党项人高智耀的功德。

后来，元朝军队攻下两淮和四川时，被俘虏的南方儒士，又有被罚为奴户的，高智耀便上奏说：“以儒为驱口，自古没有。陛下刚刚以古道治理天下，应该除之。”忽必烈深深地赞同，马上晋升高智耀为翰林学士，命高智耀巡行天下郡县，区别儒户和一般百姓，得到儒士数千人。这次巡行中国，高智耀是带着天子命令发现知识分子的。忽必烈的大臣说高智耀是滥用大汗赐予的权力，忽必烈就此问责高智耀，高智耀回答说：“儒士，可以用黄金比喻，黄金的成色有好有坏，但是因为有的黄金成色不好，说它不是黄金是不行的。儒士的才艺有浅深，因为有才艺浅的儒士，说儒士是没有用也是不行的。”忽必烈听完十分高兴，更宠信高智耀。

所以，当高智耀把西夏音乐推荐给忽必烈时，忽必烈当即下令使西夏音乐走进蒙古朝廷的上层人士，一度成为宫廷之乐。从世祖至元七年（1270年）以后，元朝政府每年都在大明殿启建白伞盖佛事时，“仪凤司掌汉人、回回、河西三色细乐”（见元史卷一百三十四《朵儿赤传》记载）。在专门的音乐掌管机构中，又专门设置了一个叫昭和署的部门，后来改名为天乐署，这个机构专门管理西夏乐人。可见西夏音乐在元朝的地位。

那个黄昏里，外面是一片烟雨，帐内是一片暗涌的杀机，莫已佑男从容淡定地拿起了相伴多年的西夏“人面奚琴”。整个军营里一片寂然，沉郁顿挫的奚琴声，传遍了整个嘉陵江，随即像眼前的这场黄昏雨，洒满渠江和涪江，并隐隐传到了对面守卫钓鱼城的宋军阵营。在这个三江并流的江南之地，宋朝军人从没听到过这个陌生的乐器演奏出的如此曼妙的音乐，而习惯了征战、喝酒、屠戮的蒙古军士，很多也从没听到过如此让他们的心灵在异地他乡产生震颤的声音，于是两边的士兵都在黄昏里忘了自己的身份，都沉醉在西夏音乐里了。连一辈子在马上征杀的蒙哥也被音乐征服了，但他无法明白党项人的音乐真髓，无法明白一个亡国者的心境。

演奏完后，蒙哥问：“你是不是在唐古特的宫廷里做过演奏？你是最好的琴师吗？”莫已佑男冷冷地回答：“我只是个战俘，在我的国家，有很多这样的农人或兵士，他们演奏的比我都要好。”蒙哥接着问：“这是什么琴？”莫已佑男回答：“这不是琴，是一滴亡国者的眼泪。”

蒙哥当场决定，让莫已佑男第二天在军营前支琴迎接来挑战的宋朝乐人，并悬赏：谁要是能说出这把琴的名称和来历，就能得到很高的悬赏。然而，那些前来打擂的宋朝琴师虽然琴艺高超，却没人能胜过莫已佑男，不是他们的琴艺不高，而是草原上长大的蒙哥欣赏不了这些汉族音乐，更关键的是他们确实不知道这支古怪的琴叫什么，他们演奏的汉族曲子，这个党项人同样能演奏得上，而莫已佑男演奏的那些琴律怪异的异族曲子，他们却演奏不出来，等待他们的命运只能是死在蒙古军营里。

一天早晨，木尘道长发现他最喜爱的弟子孜桐不在，问其他弟子孜桐的去向，他们都支支吾吾回答不上来。再三追问之下，才知道孜桐为了周围百姓免于蒙哥的剿杀和内地前来应擂的越来越多的琴师的无辜死亡，便悄然下山，前去蒙古大营打擂去了。木尘道长立即命人装好自己的那把桐木古琴，安顿好后事。同时，留下了遗言：“我这一去，凶多吉少，有可能的话，你们陪我前去的人把西夏人弹奏的琴音，暗中谱记下来，我估计这次蒙古人也会终结他的性命，恐怕此曲要失传了。”

1254年7月中旬的一天，木尘道长赶到了合川城，合川城已经失去了往日的繁华，市井凋敝，人烟稀少。宋军立即禀报了当时的兴元都统兼知合州王坚，王坚马上召见了青木道长，王坚劝说道长别去，并告知他的弟子孜桐已经被蒙古人杀了，截至此时，被蒙古人杀掉的宋朝琴师已经上百人了。他们从各地赶来，以为凭借琴艺就能让蒙古人退兵，可等来的是越来越多的琴师被蒙古军士杀头，并被悬挂在军营前，尸体被扔在了嘉陵江里。王坚说：“蒙古人不能攻城，就以这个名义，一则取乐，二则为自己攻城找到了更充实的理由，三则是想借此打击宋朝的琴艺。蒙古人习惯了在草原上争杀奔徙，并没什么琴师音乐，我也曾多次在城墙上听，对面蒙古军营里的琴师的琴艺确实很高，我问军中的琴师和钓鱼城里的琴师，他们都不知道对方是用什么琴演奏的，而且总是一个琴师，每天弹奏的曲子也不一样，难道蒙古人的琴艺真那么高么？”木尘道长说：“蒙古人刚贴出告示时，我就让人去打听了这件事，并把对方的琴的模样和琴谱记下来，我发现，这是个西夏党项琴师，他拿的琴应该是西夏党项人的奚琴，这是从西域传来的，被西夏人改造并发扬的，内地很少有人知道，而且，这个琴师每天演奏的也大多是西夏音乐，前来应擂的宋朝琴师，一听对方演奏西域音乐，便想以演奏西域音乐来胜过对方，岂知这是以己之短攻对方之长；再说，草原上生长的蒙古人对那些北地音乐的接受比对汉地音乐容易，所以蒙古人认为是他们取胜了，这毕竟是一场只有他们做裁判的比赛。”说完，道长作别王坚，走出钓鱼城，前往江对面的蒙古军营。

来到江北面的蒙古军营，木尘道长更清楚地看见蒙古军营，江边一个个蒙古包像河滩上的卵石，彪悍的蒙古兵列在帐篷前，面向钓鱼城方向的蒙古包中间，立着根高约十丈的旗杆，挂着一面旗帜，上面用汉文写着“琴挑南朝！”旁边一溜儿挂着百余颗头颅，在蒙蒙细雨里，更加显得瘆人，而最靠近钓鱼城方向的那颗，就是他的得意弟子孜桐的，血迹还未全干，孜桐的眼睛仍然没闭上，诉说着心里的不甘。悬挂着孜桐头颅的那根旗杆下面，是一个阔大的琴台，琴台上面的琴师前面，摆着一把宋朝境地很少见的琴。道长忍住满腹悲愤，由蒙古兵丁引着，走近琴台，只见琴台旁边坐着一个神情倨傲、正端着酒杯的蒙古人，蒙古兵士大声呵斥：“还不拜见大汗？”

道长不卑不亢地说：“贫道是来学习琴艺的，其他礼仪无暇顾及。”蒙哥问：“你可知道我蒙古国的这个琴吗？说不上这个琴的来历者，杀！”道长淡然回答：“蒙古人善骑马征杀，何来琴艺之说，这是蒙古的琴吗？它不过是一把亡国之琴，还用得着细说吗？”蒙哥一愣，这不和莫已佑男说的一样吗？便命令莫已佑男：“你先弹一曲，这个道人说不上曲名，照样得死！”

就在道长回答蒙哥时，莫已佑男心里一惊，心里暗暗赞叹道长的功底与气度，立即想到这些天来死在蒙古人手里的那些琴师，他们个个琴艺高超，却死在了蒙古人的手下，而自己却从那些琴声里学到了不少南宋音乐的精髓。前一位到来的琴师，就因为说不上琴的名称，连比赛都没开始就成了刀下鬼，自己成了蒙哥消灭南宋音乐的帮凶。眼前的这位道长，命运会如何？南宋还能挺多久？是不是很快就和西夏一样成为灭寂之邦？想到这里，他开始弹奏自己在被俘后谱写的一曲《去国吟》。

一时，一股悲怆的琴声飘满江上，远处的钓鱼城和近处的蒙古大营都是一片死寂，寂得连江面上细细撒落的雨声似乎都能听见，宋营里已经知道今天来的是一代得道高人和一代琴师，似乎将蒙古人和宋朝军队的对垒命运寄托在他身上，看蒙古人是否如蒙哥所说从此退军四川。蒙古大营里逐渐传开，今天来的道人是这些天来第一个说出琴名没被蒙哥杀掉的人，那些蒙古士兵也开始关注起这场不仅关系到两个琴师还关联到是否退兵的特殊对垒。很快双方士兵沉浸在音乐声里，那种幽远与无奈的琴声很快感染到两军营帐里。

蒙哥等莫已佑男演奏完毕就追问道长：“老道，你能说出这个曲子吗？”因为连他也没听过这个曲子，心想道长也不知道。孰料道长端坐在自己已经摆好的琴前，说：“唐朝，我汉地有诗人曾在一首诗里写道‘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这位演奏者想必该是前不久被大汗率领的蒙古军队消灭掉的西夏人，这是一首亡国者的声音，怎能成为大汗骄傲的资本呢？”蒙哥大怒道：“你胡说！当心我立即会杀掉你。”道长说：“这把琴南地少见，是一把西域来的奚琴，应该是造在西夏仁孝皇帝时，从西夏的河西一带被引进，且因音色上乘、演奏难度大而走进西夏皇室，如果贫道没有猜错的话，这位演奏者想必是西夏皇室演奏奚琴的莫已家族。大汗是不怕一介道士的，但蒙古在成吉思汗时期就尊道的，陛下想必知道成吉思汗曾邀请过我道中的邱处机道长在蒙古军营中共事的事吧？如果大汗您的祖父成吉思汗在现场，想必不会用陛下的礼数对待道家人士了吧？”

一席话说得蒙哥无法回应，因为成吉思汗确实很尊敬道教，不远万里邀请邱处机的事情是真实的历史。还未等蒙哥反应过来，只听见莫已佑男凄然的声音响起：“唐朝时汉族诗人杜牧是曾诗云‘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想我大夏国亡国十七年了，在如此遥远之地却能有人知道我家族和这把琴在西夏之来历，道长如此博学，佩服。如今只能是‘一江烟雨两岸花，奚琴不知万里家；十七年后亡国音，哭唱故国在西夏’。”

蒙哥看见这种情形，便打断莫已佑男的吟唱，对道长说道：“看来你们南朝真是气数尽了。不但领兵打仗是我战败之将，就连几千年沿袭下来的琴艺也不堪一击!”道长冷冷一笑，不卑不亢地说道：“贫道倒是记得，前些年有一个北方流族，被金人追击，奔蹿于草原与戈壁间，后来低声下气恳请我朝出兵，击溃了金人，才有立足之地。西夏国攻打此族，更是我大宋数万将士从东西两面实行夹击，才得以伤得大夏元气，大汗可知道是哪族?”蒙哥脸色一沉，正要大发雷霆，这时，他旁边的随军元帅汪德臣已经悄悄告诉他，道长在南中国音乐界和宗教界的地位与影响，并说，能让西夏音乐人击败道长，就能从根本上摧毁南方音乐，就能让那些对蒙古音乐心存怀疑的南宋人有新的认识，且为蒙古大军继续攻打钓鱼城甚至四川和整个南宋残余势力找到更合适的理由。

随着蒙军元帅汪德臣一声“开始比试”，只见莫已佑男修长的手指立刻落到了琴弦上，琴声激扬，只听得音律艰涩厚重，抑扬顿挫起伏跌宕，弹奏的是一曲西夏古乐《素古笃》，这曲西夏皇家音乐因为融合了西域和中原古乐的成分，显出皇家宫乐的大气，里面又有刀枪破空的啸响、马蹄疾叩的闷响、鸾铃摇晃的脆响、成千上万人的山呼海啸，将党项马背民族的气势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

一曲终了，蒙哥傲慢地问道长：“如何？能听懂这曲吗？敢迎战吗？”只见道长凝神静气，挥指徐徐撩拨琴弦，弹的却是一曲南方常听得见的《空山》，琴声不急不躁，舒缓平和。莫已佑男一听，心里大惊，心想我拿西夏皇家音乐演奏，里面虽然不乏皇家气势与暗含草原民族征伐之气，他却演奏的是具有草根气息的民间音乐，此曲心境平和，旨在缓解这里遍布的杀气。

《空山》演奏完毕，莫已佑男弹奏起了西夏民间音乐《灵州辞》，并高声吟唱：“北国雪似衣，覆我西夏地，灵州有佳人，夜渡黄河去，黄河十重水，河东不见送行者，空留阿妹在河西，河西不见接引者，路上只闻人叹息……”接着，道长弹奏起《乌衣吟》，莫已佑男弹奏起《黑水谣》，不知什么时候，双方一来一往，弹奏各自的曲子，使旁边听的将士时而感觉到在戈壁上奔驰，时而在峻岭间前行，时而在沙漠里行军，时而在河畔散步。时间慢慢地消失着，不知不觉中已经是黄昏时分，一抹夕阳照在三江汇流处。突然，莫已佑男弹奏起《夏吟》，并大声吟唱：

蒙哥和汪德臣等人，虽然对琴艺一窍不通，却完全被莫已佑男凄楚的琴声和歌声震慑住了，这时，天色越来越暗，雨声愈来愈疾，风声愈来愈厉。突然，嘣嘣嘣……一连几声脆响，木尘道长一头栽在了琴上，桐木古琴的琴弦尽数被他扯断了。道长嘴角上挂着血丝，一头栽倒在断了弦的古琴上，气绝身亡。一个下午，外人知道他们比的是琴艺，只有他们知道，后来比的是心力，是亡国前后对家国的体认与感知。显然，道长从莫已佑男的《夏吟》里感受到了比西夏更辽阔的大宋疆域丧失大半的心痛，从《去国吟》里已经看到大宋即将亡国的影子及臣民的命运与心境。加上连夜的赶路，一天滴水未进，一个下午的比赛，已令他心力耗尽。

蒙哥看见道长血溅古琴，一则惋惜，二则觉得今天如果不是这个西夏琴师，场面真不好对付，心中很是难受，仍强打精神说道：“唐古特乃我蒙古骑下亡国，他就是我大蒙古的琴师。过不了多久，大宋所有的琴师也是我蒙古大汗帐下的臣民，这个道长实在可惜，我要厚葬他，从今天开始，不比琴了，我就不信攻不下这座小小的城池。”

据说，莫已佑男后来逃走了，他听说西夏皇裔沿着川西的峻山急流南下逃亡，便带着“人面奚琴”和军中其他西夏军裔以及对西夏有着深厚感情的其他族类的人一起南下。后来，他们在云南和四川交界一带，找到了一支逃亡的西夏后裔，便隐居在那里，将西夏古琴艺带到了那里。

至今，丽江纳西古乐的乐器中就有“人面竹胡琴”，在宣科先生的纳西古乐会里，这样宣传“人面竹胡琴”：“中国古代奚琴之变种，纳西族人称‘人面竹胡琴’。”2006年10月，我到云南丽江采访著名的纳西音乐人宣科先生，他说：“人面竹胡琴绝对不是南方的乐器，是明显的西域乐器，如果西夏乐器中有它的话，那么，它应该是西夏的乐器了。”而在宣科先生组织的纳西古乐会的演奏阵容里，就有古老的乐器苏古笃，宣科先生向我介绍说，它就是从北方的西夏传来的，不是本土乐器。

西夏前期，西亚音乐逐渐东渐，经历了喀拉汗王朝和西夏时期，对西域及东亚文化产生的影响已经很明显，其中一个就是乐器的传入。此前，在中国传统音乐里，多以打击乐器、吹奏乐器为主，先秦时的70多种乐器中，弦鸣乐器就极少，西亚音乐在西夏时期的传入就打破了这个局面。胡琴就是一个鲜明的例证，古人将西域统称为胡地，这里的琴也就被称为“胡琴”。早在唐朝时，著名的边塞诗人岑参就在著名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一诗中写道：“中军置酒饮客归，胡琴琵琶与羌笛。”另一位诗人刘禹锡也在他的《和杨师皋给伤小姬英英》中写道：“见学胡琴见艺成，今朝追思几伤情。”一个值得音乐人注意的是，这里说的胡琴泛指的是弹拨乐器，并不是西夏时期的拉弦乐器。真正的胡琴是西夏亡国后，原西夏乐人演奏的，元人惊奇地称之为“天乐”的拉弦乐器。《元史·礼乐志》记载为：“制如火不思，卷颈龙首，二弦用弓捩之，弓之弦以马尾。”

那么，这种发源于阿拉伯半岛的拉弦乐器，是从哪里传入西夏的呢？

远在公元前3000年，希伯来人就在使用阿拉伯人发明的一根弦的“拉巴卜”，至今在阿拉伯半岛仍然存在。后来，波斯人在此基础上发明了二弦的“拉巴卜”，波斯语称为“卡曼恰”，通过丝绸之路传进了西夏境内，且走进了西夏皇家乐器行列。西夏被蒙古军队灭亡后，它被蒙古高层所看好，马可·波罗到中国时，恰好是这种乐器开始在蒙元政府中盛行。《马可·波罗游记》中记载：蒙古人当时使用的一种二弦乐器，与《元史》中记载的二弦“胡琴”是一种乐器。而在波斯壁画里，15世纪的帖木尔朝一派的画中有一种半球状槽上蒙着皮革、有二弦或三弦的弓擦弦乐器，后来在16世纪的萨法维朝一派全盛时期的画里，也随处可见这种乐器。

在《丝绸之路上的音乐文化》（周菁葆.丝绸之路上的音乐文化[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7）一书中这样写道：“由此说明，蒙古人的‘胡琴’并不是波斯人所发明……这种乐器共鸣体为圆形，两根弦，用弓拉奏，传入中原称之为‘胡琴’。之后又得到发展，演变成二胡、京胡、板胡、四胡等不同类型的乐器。而蒙古人从阿拉伯学到的‘拉巴卜’，以‘马头琴’为名，长期只在蒙古族中流传。”可见，由于西夏占领了丝绸之路的河西走廊一带，切断了中原王朝和西域的联系，许多西域的东西往往就直接进入了西夏境内。西域音乐中的许多乐器、演奏方法就是经过西夏然后传入中原或后来的蒙元政权中的。而真正的奚琴却随着西夏乐人的南下，被带进了神秘的云南西北部一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