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保定经幢，西夏文字出现的东极

2006年8月，河北保定日报社总编室的杨康儒主任等一行人来到银川，在和我的交谈中，对神秘的西夏文化极为推崇，一再说保定和西夏有缘，那里应该是有西夏移民的，但要探寻西夏后裔的可能性几乎为零——那里只有刻有西夏文字的两个经幢，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和西夏有关的东西了。

他们所说的两个经幢，和北京图书馆收藏的西夏文《高王观世音经》，被学术界认定为“迄今所见有确切年代可考的，时代最晚的两种西夏文物”。20世纪初，著名的史学家陈寅恪在德国留学时，看到柏林图书馆收藏的西夏文献是明代万历年间的，应该更晚些。

这两个经幢有着怎样的被考证过程和历史价值呢？20世纪60年代第二个秋天，华北平原上的庄稼已经收割了，当地农民开始了平田整地工作，位于河北省保定市北郊两公里处的韩庄，村里的农民在整修庄口路南的一个废弃的寺庙地址。突然，一个农民惊叫起来：“看，这是什么东西？上面有字呀！”这一幕改写了这里和西夏没有任何关系的历史。周围的农民围了上来，慢慢清除掉经幢上面的土，两个分别为263厘米和228厘米高的经幢出现了，两个幢身的形制相同，都由顶盖、幢身、基座3部分组成，平面均呈八角形，8个面上都刻有楷书的西夏文《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在整个幢文的开始和结尾处，还刻有汉字年号和刻工的姓名。

除了开头和结尾处的汉字外，其余那些看起来像汉字的那些奇怪的文字，整个村子里没一个人能认识。但这里发现了奇怪的文字的消息却不胫而走。这种奇怪的字很快吸引了考古界和史学界，经专家们考证，上面的字是神秘的西夏文字，但具体写的是什么，在场的专家也不认识。所幸在那个年代，这两个经幢没有遭到被损毁的命运，它们被闲置着，等待着。直到1975年的9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前身哲学社会科学部下属的民族研究所的全体人员，刚刚从北京印染厂接受完工人阶级再教育，这个所里的史金波、白滨教授听说历史研究所的两个人要去保定搜集契丹文碑文资料。此前，他们也听说了保定发现的两个八棱经幢上刻有一种不认识的奇怪文字，而且这种文字可能是西夏文字。1975年9月17日，白滨赶到保定向河北省文管处的人打听这件事，结果得到的答案是不知道，但河北文管处曾经收藏过4枚西夏铜钱，文管处曾经把那两个经幢石刻运回保定城里，存放在市内的莲花池公园假山下。当白滨站在莲花池公园的那两个八棱经幢前，看到石刻上的文字时，“我立刻惊得目瞪口呆。确凿无疑的西夏文石刻，而且上面还镌刻有汉文题款：‘大明弘治十五年十月某日住持平尚吒失领占建立。’”两个经幢上记载了近百个人名，其中不少党项人名字，这无疑确定明代保定一带有党项人生活。作为一个例证，《瑞芝堂记》中也记载了一个叫张侯族的人，是西夏人，在元顺帝时，就居住在保定，1338年，放弃了官职，立志在保定兴办学校，并声言“不能弃官，则不可行志，不能行志，则不可兴学”，对保定一带的教育事业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白滨在保定用了9天时间，拓制了32幅拓片带回北京研究。在翻译了拓片上的西夏文字后，他们从中得出保定有西夏后裔存在的惊人信息。同时，为了确定这两个经幢发现的确切地点，冬天，史金波和白滨踩着华北平原上的积雪，又来到了保定，开始在乡村里查访。后来才将经幢的出土地点锁定在韩庄村。我在这里经过寻找后发现，当年出土经幢的地方，是村庄西口路南的一个明代寺院的废弃地。上年纪的村民回忆说，清朝末年时，这个寺院的遗址还在，寺里有喇嘛教宝瓶式白塔一座，当地人就称为“塔寺”，那两个石经幢原来是立于寺里的，后来由于没人管，可能是进到寺里的孩子玩耍时将其推倒在地。抗日战争时期，寺院遗址遭到破坏，两个经幢彻底被埋在了寺院北面的路沟中。

这座经幢是明朝弘治十五年（1502年）刻制的。上面近百个人名中不乏党项人姓氏，说明在明代中原保定一带仍有党项人居住。同时，从这里曾经保留的喇嘛塔形制和寺里的西夏僧人住持来看，和西夏佛教一脉相传的藏传佛教，在这里依然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白滨教授指出，这两个经幢的发现，把西夏灭亡后西夏后裔的活动及西夏文字的使用下限，比过去至少推迟了150年。

除了经幢外，保定还出土了一个元代的碑碣，碑名为《大元敕赐故顺天路达鲁花赤河西老索神道碑铭》，这块立于1350年的石碑，距离西夏亡国已经123年了，它和西夏有什么关系呢？从碑文来看，其内容是元惠宗时，集贤侍读学士纳怀为其曾祖父老索立的。老索就是一个西夏人，西夏末期，面对蒙古强大的攻势，曾经劝说西夏国王投降成吉思汗，被蒙元政府所看好，元政权确立后，老索出任元顺天路的达鲁花赤，顺天路就是今天的保定市一带。

从元代石碑到明代经幢，都可以证明，保定一带是西夏亡国后内地的一个西夏人集中生活的地区，一个历史疑问出现了，为什么西夏时期的老索的后人，到了保定居住后姓纳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