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600年藏书，漂浮是伪历史？

2005年2月19日，从河南濮阳县传出了这样的讯息：一部由当地的西夏后裔所编制的珍藏了600余年的《述善集》揭开了古代西夏移民史。

这些人是西夏后裔么？怎么能有如此大规模的西夏移民出现在元代？对西夏心存警惕的元政权能允许这么多西夏人集聚在一起吗？《述善集》的真实性到底有多少？它能充分证明这里的人是西夏后裔吗？带着这些疑问，我将自己的西夏人追寻，放在了河南濮阳。

《述善集》是西夏后裔唐兀崇喜于元末所编的一部诗文集，书中共分“善俗”、“育才”、“行实”3卷，卷后附有“伯颜宗道传”，全书4万余字，主要是赞颂杨氏先人的祖德懿行，保存了西夏后裔迁居濮阳前后的完整历史资料。该书一直作为家传藏书由濮阳县柳屯镇杨氏一家保存并在宗族内传阅，1999年方为外界所知，引起了国内史学专家的广泛关注，经反复核校，2004年底该书正式出版。

西夏人的去向一直是困扰西夏研究领域的一个难题，河南濮阳的这个消息，立即引起了河南省社科院和宁夏社科院的重视，两方面都组织史学专家对该书记载内容和濮阳县金堤河畔遗存的唐兀公碑等实物进行研究后，确认唐兀公碑附近15个村庄的4000余杨氏族人正是西夏灭亡后元初被赐姓“唐兀氏”的西夏遗民后裔，是迄今为止被发现的国内西夏党项族最大的移民族群。

唐兀公碑的名称来源和西夏有怎样的关系呢？我国著名的学者王国维在《鞑靼考》一文中就曾经说：“唐兀亦党项之异译。”蒙古人在西夏亡国前，就把西夏主体民族党项人称为“唐兀氏”。专家考证后认为，《述善集》的编者唐兀崇喜这一支唐兀人，就是属于随元军转战各地后迁居濮阳的西夏人的后裔，元政府对南下东进的“探马赤军”在战争结束后实行就地屯田的政策，编入这个“联合军队”行列的回回人，被就地安置在今天的河南、山东、云南等地就是例证。西夏人同样没有摆脱这个命运，在濮阳的一支，战后就被安置在濮阳，参加到了开发当地经济的行列中。他们在后来的生活中，在当地娶妻生子，逐渐远离了西夏的影响，就连姓氏也改姓杨氏。在时间的推移中，这些人因年代久远，逐渐也忘却了先民的西夏身份，无人知道自己是党项后裔。

经过对《述善集》的考证，证实河南濮阳杨氏至今已传28世，仅在杨什八郎、西什八郎等15个村庄，就有800余户、4000多人，成为濮阳一大旺族。作为我国历史上元朝以前一个少数民族所建政权的遗民，其一个分支就能保存如此完整的家族史资料，实属罕见。在如今的全国各地，能如此集中生活的党项后裔，这也是罕见的。河南省社会科学院的任崇岳说：“杨氏族人这种民族融合的过程，除了可以追溯到元昊建立大夏王国时，首先在文化上全面向汉族学习外，还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姓名的汉化；二是婚姻的汉化；三是生活习俗的汉化。”杨氏先祖在南宋灭亡后定居濮阳，在元政府“以汉法治汉地”的氛围中，几代人兴办乡校、崇尚儒学，走上了一条以文化为先导的民族融合之路。

最初来这里定居的西夏人是怎样的情形呢？杨崇喜这样写道：“（闾马）来开州濮阳县东，官与草地，偕民错居，卜祖茔置于草地之西北，俗呼十八郎寨者，迄今百年，逾六世矣。”可见，闾马到这里时，是从政府手里领到土地的，他带领其他的17位西夏人一起居住在这里，在面向西夏国的方向（西北方）通过占卜立下祖茔，将这里取名为十八郎寨。杨氏二世祖闾马后的三世祖达海，进一步将坟地由1亩扩为10亩，再扩为200余亩，收入专供祭祀之用。可见他们对祖先的那份至深情感。四世祖杨崇喜竟然放弃功名，守丧葬母，秉承着西夏人尊崇女性尤其母亲的惯例。

到《述善集》成书时，他们在这里已经居住了100多年了。生活在这里的西夏人是重视教育的，杨崇喜就是这个家族中的第一个“贵族人物”。他“学于成均（指元朝国学——国子监），有儒风”，他扩建的亦乐堂，竟被皇帝赐号崇义书院。

据《述善集》记载，早在1348年，一个叫刘让的西夏人给杨崇喜的赠诗序文：“杨君伯仲，好义能下士。”1364年和1367年，危素和张以宁（二人都是当时著名的学者）也分别撰文将唐兀崇喜称为杨姓。从此开始，唐兀家族的姓氏就逐渐被杨氏取代了。这都证明这些西夏人在来这里第四代、100年后才将自己的姓氏改为杨姓的。

为什么要将自己的西夏姓氏改成一个汉族姓氏呢？村里的人依据《唐兀公碑》《杨氏家谱》所记，坚持说他们的祖先（西夏人）到第三世时，多数仍与蒙古人和色目人的女子婚配；而在前六世的女子中，竟无一人与汉族男子结婚。至少证明，他们的西夏祖先在这时仍尽量保持着自己身份的独立性，尽管他们在生活习俗、教育观念上早已学习着汉族的文化理念和生活方式。“这说明血缘交流晚于文化交流。在中国历史上，乌桓、鲜卑、匈奴、羯、氐、羌等少数民族融入汉族，走的都是这条道路，而濮阳唐兀氏则最具典型意义。在六世以后，婚姻关系逐渐打破这种隔阂，与汉人通婚则习以为常，而唐兀氏作为少数民族终于在历史上消失，而融入汉族之中。”我国著名历史学家、河南大学历史系教授朱绍侯先生如是说。史金波先生认为：元代党项人的姓氏逐渐失掉本民族的特征，有的采用汉姓，在整个党项人中很普遍，比如式腊唐兀台之子教化和朵儿只以杨为姓，拉吉尔威的后代以史为姓，昔里钤部的后世以李为姓，沙剌藏卜之子孙以余为姓，迈里古思以吴为姓，何伯翰系随舅父姓。有的党项人在元朝的生活氛围中，将自己的姓氏改为蒙古族名字。名字只是个符号，随着这个符号改变的，是党项族人在经济生活、风俗习惯、心理状态、语言文字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们在元代大一统国家中，原来的语言、文字缺乏社会使用的大环境，已经从西夏时全境内的强势地位，变成元代大国中的局部、弱势地位。尽管元代西夏文文献在政府的承认和支持下，仍有一定数量问世，但已风光不再，与西夏时期不可同日而语。

或许是杨十八郎村地处中原地带的缘故，在村里，已经见不到一丝当年尚武的西夏人影子了，和我在陕北太平村里依然能看见尚武、重酒等党项人的性格绝然不一样。而在解放前，这里还广为流传着一句民谣“喝了十八郎的水，大人小孩都会翘腿”，意思是人人都会武功。村里的老人杨存藻说：“我爷爷杨平川就是有名的大力士。一次，从内蒙古地区来了个拉骆驼的人找他比武，我爷爷先让骆驼走开，让出场子。接着他一抬腿，骆驼翻了个跟头，就滚到田地那边去了。还有一次，一辆路过的盐车陷到泥里，几头骡子都拉不出来。人们请来我爷爷，他钻到车下当千斤顶，用肩膀支起下陷的车轮，让人将车赶了出来。”杨存藻讲述的是真是假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从中能探究到一点历史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