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西藏大地，替宁夏寻找西夏

在追寻西夏后裔途中，西藏是代价最昂贵、行程最艰苦的，几次西藏之行中，2003年春夏之交时的这次最漫长、最艰辛，但也最有成效。

“西夏”这个词汇所包含的内容，在时下的宁夏乃至中国，更多体现在一个哑声在近780年时光中的遗朝的背影，越来越多的人忽略了它的精神背景和场景，忽略了与它伴生的党项人、唐古特、密纳克等称呼中，人类迄今为止在流徙过程中物性里程最漫长、精神历程最悲楚的一面。神秘的西夏王朝突兀出现在中国的历史版图上，亮出190年灿烂的笑容后，戛然消失在中国历史的大屏幕上，紧随着的是它的神秘文字和数百万的民众和皇族的一起消失。800多年过去了，当一个个文物在国内外展出、一项项研究成果在海内外亮相、一个个神秘的方块字被破译、一个个专题节目走向海内外的荧屏时，人们对这个神秘种族和神秘王朝开始了新的打量，这个王朝给历史创造了丰富的文化和巨大的精神财富后，在蒙古人的战马和箭矢到来时，突然消失在了历史的瞳孔里，他们到底去了哪里？任何打量和探究，缺乏的是揭开那道神秘门帘的端口和契机。

于是，我从银川开始，起步于自己的声音中，开始做一种物性与神性的双重穿越。我更想对那些试图从常规的学院或考究式的木桶里爬出来指责我的人说：我的发言所指只有可能性，没有确定性；只有瞬间，没有永恒；只有揭示甚至质疑，没有结论。这与我的学问修为和架构无关，它更多的基础是来源于一种开放性的、无拘无束的思想和自己在路上的丈量。

我知道，对一个遗朝的终点处的逼近，需要的不仅是与它有关的知识，更需要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用自己的眼光探究，用自己的方式发言。我面对的不仅是一个被重重历史迷雾包裹着的神秘境域，而且还有一些在纸上爬行的伪学者与假专家的指责与冷语。

剥落一个“在路上”的记者的神秘与光环，我呈现给自己的就是一个孤独的身影、一个经济拮据的面孔、一个带着信心和疲倦上路的此在者。我有权利消遣和欣赏自己的能力与学问。我相信达·芬奇的那句话：“小的空间可以浓缩灵魂。”西夏不需要小的灵魂者走进。

甘肃腹地的白银市，从这里往西就如同一架梯子，越来越高地接近人类的高地青藏高原。在北方难得的一场连绵的雨中，我一边看自己带的资料、书籍，一边等着能拉我进藏的顺车。2003年的“五一”，我从白银市坐上了一辆准备到兰州拉上柴油后进藏的车。

兰州，古称金城。最初，羌族人在甘肃南部生活时，就一直没有停止过向北突围，以图占有丰饶的河西一带，进而控制祁连山两麓的甘肃河西走廊和青海海北草原，这种美好的梦想被横亘在眼前的兰州一次次击碎。兰州成了羌族人最初发展中的一道伤疤，羌族人向北突围与扩张中最大的屏障，在这个巨大的屏障前，他们只好把眼光转向陌生的白龙江一带。建立了西夏政权后，党项人一直没有放弃对这里的攻占。这种攻占成了党项人看得见但却摸不着的一袭遥远的梦境。

从建立国家之前到建立国家后，兰州一直是党项人进攻的一个军事要塞，在青藏高原东南部时，对这里的觊觎是缘于部落生存与壮大的需要。建立西夏王朝后对这里的攻取，是出于和他们的故乡连成一片，谋取战略上的部族同盟以及对整个西北地区的集中控制。对兰州没能进行牢固的守护，使党项人彻底失去了和青藏高原上生活的羌族联盟的机会，也造成了自己在宁夏平原上的孤立，导致了最终被蒙古人消灭的命运。历史无法假设，假如当初党项人牢固占领了兰州，他们的疆域和青藏高原连在一起，那么，他们和蒙古人较量起来，留给历史的结局，无疑是另外一个情形。

由于准备进藏的各种装备，经过4天多的准备才从兰州出发，搭乘着从兰州到西藏的拉油便车，在茫茫夜色中，穿越着西部高地。刚出甘肃不久，车胎就爆了一次，只好在已经很冷的夜色中下车陪司机补胎。到了青海境内，已是凌晨的1点多，长期跑夜路的司机到这个时候是开始犯困的时候，但高速公路上又不能停车睡觉，只能强忍着往前行驶，我把自己所知道的能让人笑起来的笑话、故事以及手机上的小段子，拣最搞笑的讲给师傅听，这也是我一路上对平时不怎么在意的手机段子开始依赖，并让朋友们坚持给我每天发短信的原因。

青海有这样的民谚：“过了日月山，又是一重天。”日月山是唐朝与吐谷浑吐蕃的分界岭，后来逐渐被民间集体性地认知为藏区和汉区的分界线。据说，文成公主当年来到这里时，停下玉辇，举目四顾，满眼草枯云惨，雪峰连绵，禁不住愁丝万缕，想起太宗行前赐给她一面日月宝镜时说，如果想念家乡和父王，从宝镜中可看到。文成公主在赤岭上取镜照看，从那普通的镜面中，她看到的是一个颜面如玉的妙龄女子，因为高原上的缺氧而出现了脸色紫红、嘴唇皴裂、双眼无神并且很快将要在高寒缺氧的地区变老的模样，是一个离开家乡不能再回头的和平使者。公主悲喜焦急，又想到联姻通好的重任，毅然将日月宝镜甩下赤岭。

这时的日月山没有人，天地间一片茫茫，我一个人在一片清寒中、在一片大雪中，独自一个人爬上山顶，整个日月山陷进一片洁白与寂静中。由于这里名气大，海拔高，许多人以为日月山是险峻的峭壁，峥嵘的奇峰。其实，它并不高，但它的人文海拔却很高，是中世纪时期汉族政权和吐蕃以及后来的藏族政权各自统治后区域与影响力的一个分界线，尽管双方的影响或势力很多次跨过这个无形的界桩，但它的影子却很深地印在了中国文化地理的记忆里。打破这种记忆的，是新中国解放，把青海和西藏划为两个不同的省份。

在传统的汉族政权的视野里，从汉朝开始，这里就是汉政权统治区域和藏政权统治区域的分界线，出了这里往西就是真正的藏区了。这种分界线也因为文成公主入藏时在这里摔了那面象征不再回头的镜子而更加明晰。在中国历史上，当战争不能有效解决政治上的事情时，尤其是和少数民族的战争冲突时，女性往往会作为一种打着和平使者幌子的牺牲品出现，这种牺牲是帝王在并不损毁自己半点尊严的前提下，以牺牲女性爱情、尊严来换取朝政之间因战争解决不了的问题。历史上王昭君和文成公主就是很明显的例子，这两个女性都出现在中国封建王朝中最强大的时期，她们一生的幸福被挂在男人征战不能解决的一系列问题的旁边，来换取一时的平静，等汉族政权的力量恢复后，战争继续开始进行，这些“民族巾帼”式的女性，就这样被殉葬在战争与政治中了。

如果说绵延万里的祁连山脉是一条长龙，龙头就在甘肃的酒泉境内，龙尾就是日月山这一带。这条长龙，古时为中原通向西南地区和西域等地的要冲，像一条巨大的屏障，阻隔住了西夏军队的铁骑，使西夏的战马和那些勇猛的将士，一直在这条巨龙的东侧活动。

日月山的东边，几乎所有的河水都向东流动而去，可为什么出了日月山向西南行约10余千米，一条小河却自东向西流去了呢？又一个传说或许是另一种诠释：当公主在日月山下辇，换乘马儿西进，仍是悲凄凄的心情。她想，唐王驾下的文臣武将不去戍边，却让一个女子去和亲，十万精兵有什么用？于是文成公主下山时不断流淌的眼泪竟然汇成一条小河，而且这条小河并不向长安方向流，而是向西流去。这就是我眼前这条由东向西的河流的一个传说，当地人叫倒淌河——由东向西流入青海湖的内陆河。倒淌河是当年文成公主进西藏的漫漫长路中，进入藏地的第一个集镇。目前，它属于青海共和县的一个镇，和所有的藏地集镇一样，小是它的最大特点。这里也矗立着一个文成公主塑像，但问起几个从牧区来搭顺车去更远地方的牧民，关于文成公主的经历，都在那里摇头，可见，这个塑像更大意义上是给那些过路人看的。

《中国国家地理》杂志在一篇文章中称茶卡盐湖为“上帝的晾台”，我的理解是这里大量的盐经过晾晒为人类所用，是上帝晾给人类的礼物。虽然这个盐湖大名鼎鼎，但小镇的实际景象因为小甚至说是荒凉而让我失望。我抵达这里时，盐场已经放假。站在一座食盐堆成的盐山上，放眼望去，见不到一个人影。这和我在1990年代中后期作为厂长经理日报社驻西北地区首席记者时，到察尔汗采访青海盐湖集团年产百万吨的青海钾肥公司时，看到的情景形成鲜明的对比：那里的产品——化肥氯化钾供不应求。洁白的氯化钾堆放在露天的广场上，像座座雪山，数百上千的工人在紧张工作着，巨大的铲车和自卸车穿梭往来，忙个不停。

站在茶卡的路边，遥遥望去，雪峰脚下，一片泛白光的盐湖静静地躺在那里，凝固成粉末的盐在烈日的映照下，给人的感觉像是进入到了冰天雪地的南极。小镇上的日照很强烈，人们的肤色在强光照射和砺风的劲吹中，黑得很厉害，但人们的生活显得很闲适，街面上摆满了内地已经很少见的台球案，我突然产生了想停下来的念头，和这里的人一样享受一下生活。于是便和一个看上去有50多岁的女案主打了两盘，没想到她的水平竟然十分出色，我根本不是对手，她叫来她9岁的孙子，他打得比她奶奶的水平更好。这就是高原，总有着我们想不到的事情发生。

从诺木洪乡到格尔木市的公路，可以说是中国最笔直的路了，后来我曾开玩笑给朋友说，一个初学车的人来这里开车是最合适的，一是车少，二是路段笔直，三是路面平坦，四是两边是平坦的戈壁。这一带接近柴达木盆地的中心，南面是连绵起伏的昆仑山脉，北面是无边无际的大平原。在这片寂静的世界，看不到更多生机，地上没有一根草，一棵树，天上没有飞鸟。给人更强烈的印象是它的平坦和空阔，丝毫没有“盆”的感觉，倒像个宽阔的枯黄色大毯子铺在青藏高原最东北的这片土地上。走在这里，有些像走在大平原上的感觉。华北大平原的面积为30万平方千米，柴达木盆地的面积是它的2/3。柴达木盆地东西长800千米，相当于兰州到成都的距离，南北最宽处350千米，是由西北方的阿尔金山、东北方的祁连山、南方的昆仑山这三大山系围合而成。身处其中，被巨大的空阔感包围着很容易想起当年徒步穿越中国的余纯顺，不同的是，我的行进路线是和他相反的，他是从川藏线进西藏，沿着青藏线出来的，在这两条线上，都有他的红颜知己，当时生活在宁夏的莲子小姐送他接他。而我却只有一个人，穿越在茫茫的柴达木盆地。

1997年，作者在格尔木留影。

在格尔木，任何信用卡在这里都没用，取不上钱。从这里到日喀则需要加油的钱近3000元，最后，我们把身上所有的钱都拿了出来，才凑够了油钱，这意味着我们在以后几天的伙食几乎要降到零水平，在急需营养的青藏高原上，这意味着我们要和死神在青藏之旅中较量。

出了昆仑山，又是一个清寒的夜晚，天空黑漆一片，在美丽而寂静的高原上，不时有夜行的车辆迎面而来，一辆辆夜行车的夜灯里，总给人一种远处是一个个灯火亮着的村镇的错觉，这种错觉也很容易带来夜行时的安全感，灯光的作用在这个时候更加明显。突然，在路边发现一个亮着灯的房子，北京时间是晚上10点多，高原上行走时给人的感觉仿佛到凌晨了，走到那个小房子前一看，才知道是索南达杰保护站，这是我国由志愿者建立的中国民间第一个自然保护站，保护站通过志愿者在这里开展野生动物调查和环境教育、培训。这里是白天远望昆仑山——亚洲最长的山脉的最好位置。在不少西藏人的眼里，过了这里，才算是真正进入西藏高原。尽管到达这里是深夜时分，因为我给自己的沿途还定了考察环境和教育的任务，所以，这个地方对我的重要性是可想而知的。当时，站里只有站长文尕和管理员松森郎宝两个人，他们在简易的房间里，烤着火，还好，这里能看电视。由于索南达杰以生命为代价的努力以及后来一批批志愿者的加盟，使这里的生态保护尤其是藏羚羊得到有效保护。但偷猎者仍然很多，文尕告诉我，那些偷猎者在暴利的驱使下，和他们玩着猫与老鼠的游戏。那些人的装备甚至武器，有时比他们的还先进。他们常年在这里，出去巡逻，一去就是很长的时间，能去一趟格尔木就是很大的享受了。外界和他们的书信联系，只能是格尔木市通宁路88号的可可西里管理局。接受我的采访后，文尕送我一张他们的环保宣传画和一个青藏高原旅游手册。我谢绝了住他们那里的好意，选择了离他们很近的地方住宿——他们房间里的灯光对狼有着相当的威慑作用。

五道梁是青藏线上重要的中继站，原来所说的“过了五道梁，不见爹和娘”，如今，随着青藏线的繁忙和青藏铁路的建设，这里的晚上远远看上去，一片灯光，让人以为是个小集镇。在沱沱河，我一个人走向不远处的沱沱河大桥，周围一片死寂，想看清楚老桥上那简单的落款，拿的火机因为缺氧而打不着，手也冻得拿不稳火机，打完了好几个火机才算把上面的字看清楚。这里是长江干流上第一个居民点，有万里长江的第一个桥和第一个兵站；第一个乡和第一所学校；第一个气象站和第一个水文站。感觉到气温越来越低，所有的衣服穿上都不顶事情，只好拿出自己带的白酒，也顾不上好多书上写的与好多人说的，在青藏高原上不能喝酒的说法。这个时候，人对酒的需求量反而很大。到凌晨4点多，气温低到了我几乎不能适应的地步，接着步行前走，这时，整个青藏高原真正进入了睡眠，来往的车辆几乎没了，青藏高原没了它的繁忙，恢复了它多年前的样子，冷而枯寂。一个人走着，速度明显比在内地慢多了，但不敢加快速度，走一会，喝上一口酒，天与地几乎是相接的，走着走着，逐渐热了，但明显感到体能消耗大，远处不时传来狼的嚎叫。就在一个转角处，突然发现有狼蹲在路边，那时，心里的紧张是无法言说的，只能停下来。或许是我那红色冲锋衣的色彩，对狼有一丝威慑，据说狼很狡猾，最怕人类给它设圈套，我便拿出随身带的线网小吊床，抖开了就像一个网，这或许起的作用更大，使那头狼没有再往前来。高原上的孤狼是最可怕的，我和狼就那样相对峙着，拿着吊床的手也逐渐在那种寒冷中开始麻木了，真担心自己挺不住，但又不能走动。整个青藏线上，这里是狼出没最多的地方，这里的狼不仅凶狠，而且很狡猾，不少司机在这里跑车累了，就把车窗锁好，在驾驶室里睡着了。第二天，人们发现司机被狼吃了，后来人们才知道，是狼掌握了一般司机到这里已经很疲倦的机会，加上这里缺氧气，司机睡着了很不容易醒来，狼就捡起石头，把车窗的玻璃打碎，用爪子从里面打开车门，然后吃了司机。东边的天际开始发亮了，可能是我的红色冲锋衣与手里的酒壶与吊床让狼发憷，也可能是那头狼那天不饿。天越来越亮了，更重要的是，从远处驶来了一辆车，那头狼才不慌不忙地走下路基，走向远处的荒野。这时，我实在是不敢走了，呆着又很冷，只好在原地不停地跑跑跳跳地等车来，选择了坐车离开这个狼多的地方。

雁石坪，这个离长江源头最近的集镇，也是当地的格拉丹冬牧民心中的“城市”。有了和狼相遇的经历，使我对这一带宿营地的选择开始更加考虑靠近人多的地方。在雁石坪住帐篷，早上起来明显能感到冷和头疼，氧气的供给十分明显地少了，身上感到冷，经验告诉我尽快找些吃的。但这个小镇上不多的几户饭馆的铺门依然关着，我便开始了以记日记的方式来等太阳出来。好不容易等到太阳出来，明显地有点热了，一个小馆子刚开门，我就去买吃的，只有冻得硬邦邦的白馒头。

正午时到国道109线3333米处，这里的海拔是5231米，更适合做徒步挑战，寒冷使我只能一边喝着剩得不多的酒，一边徒步走，因为前方就是著名的唐古拉山山口。1845年，法国传教士古伯察穿过唐古拉山脉时靠咀嚼大蒜来对抗强烈的高原反应。海拔5000米以上的稀薄空气，让古伯察一行人误认为这些山脉中藏着一种可怕的夺人性命的“瘴气”。现在，在海拔5231米的唐古拉山口，我同样感受到了这种被人们反复描述过或夸大过的呼吸困难。这是青藏线最高的地方，也是人类修筑公路中最高的地方，我没想到，探询西夏人的后裔，要经过这样气候与自然条件恶劣的地方。翻过唐古拉山就算是进入西藏了，我知道，另一个陌生和另一个挑战同时出现在了我的面前。

从日喀则到珠峰沿途留下400多千米，全世界最长、最集中的土碉楼链。

在中学学地理时，从书上就知道了羊八井这个著名的地方，是与地热有关。我抵达这里时，是晚上的11点多了。因为我到的这个时候，正修建拉萨到日喀则的公路，传统的公路走不通，我便选择翻越海拔5300米的雪古拉山，抄近道前往日喀则，这是一条进藏的人很少走过的路。因为第二天要翻越雪古拉山，加上已经好几天没有好好睡过觉了，实在困得受不了，就选择在路边，拉开睡袋，头在外面裸着，高原上的天气很冷，氧气明显不足，可能是自己疲倦至极的原因，很快就睡着了。

雪古拉的穿行显得更有意思，由于当天开始封路，我算是第一批穿行者，也就幸运地看到了一些更原始的牧区和牧民的生活状态。那里的人正在春播，看见我们的车辆经过，路边河谷旁耕种的藏民们就停下手里的活，向我们挥手问好。车在一个不知名的地方停了下来，前面有车陷下去了。乘着这个机会，我到路边的一个人家去，主人几乎不会说汉语，当我提出要拍照时，他做出了一个数钱的动作。经验使我拿出了自己随身带的糖果，它起的作用是我没想到的，他一挥手，从帐篷里出来了好几个女性，高原上的强日光照射加上她们常年不洗澡，使我无法判断她们的年龄。我用简单的藏语和她们交谈，有三个说是那个藏族男人的阿夏（妻子），拍完照后，我比画着要他们的地址好日后给他们寄照片，男主人便拉着我到他们家唯一的帐篷里，郑重地拿出一个木匣子，打开后取出一支铅笔，原来他以为我要的是笔。我哑然了，是的，这里哪来的地址呢？他们是流牧的，看着那唯一的帐篷和外面那几个女性，我明白了她们和他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