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玉树，西夏宗教版图的“新大陆”

2001年5月18日，“吐蕃与西夏历史语言文化关系研讨会”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召开。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员聂鸿音、中央民族大学教授王尧、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历史文化所所长陈庆英、民族宫图书馆木雅·贡布、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研究员罗昭等专家一致认为，藏传佛教进入西夏约在12世纪中晚期，然而西夏与吐蕃发生接触应远早于这个时期，只是具体的年代和过程很难断定。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夏学研究中对西夏佛教的来源考证的一个巨大空白，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西夏研究中心的史金波先生在其专著《西夏佛教史》中也没有涉及到这个问题。藏传佛教进入西夏境内是从哪里开始的？谁是当年那些负经东行进入西夏境内传教者中的代表？他们送给西夏境内的是藏传佛教中的哪一支派？

传统的西夏学视野里，研究者认为西夏的政治掌控势力和军事范围以及宗教影响都是限于青海的西宁一带，对于青海和西藏交界、远离西宁近千公里的玉树南部一带和西夏的关系，目前还未见任何论述。2006年4月底5月初，我再次赶赴玉树一带，寻找西夏遗声。在玉树南部的囊谦县境内，发现了史料上记载的“曾长期传教于西夏，是西夏王的灌顶师”的德希热巴（青海史料上称为德希热巴）在这一带的诸多资料和他建立的寺院。我的抵达，是国内第一个将探寻西夏脚步送到离西夏国都3000里之遥的地方者，这次发现，将传统的西夏影响范围扩大到了青藏大地的腹心地带。

横越巴颜喀拉，寻找拔绒噶举

《青海通史》里这样记载：“公元11世纪后，噶举各支系在今青海玉树一带传教建寺活动异常活跃，其中止贡嘎举、周巴噶举及叶巴噶举等支派都在青南建有寺院。拔绒噶举创始人达玛旺秋的弟子德希热巴（1128～1201年）曾长期传教于西夏，是西夏王的灌顶师。”这个记载显然长期被西夏研究者忽略了。在动身前往玉树之前，我曾电话询问我国著名的西夏学专家《西夏佛教史》作者史金波，史先生对玉树产生过西夏国王的灌顶师这一历史事实，也坦言并不知晓。在宁夏、甘肃和青海，我就此事拜询不少专家，他们均表示不知道。

相隔上千公里，德希热巴是怎样到陌生的西夏王国境内传教的？他为什么要去传教？他所传的是后来被西夏奉为国教的藏传佛教吗？他在西夏境内的影响究竟有多大？他究竟是哪一年来到西夏的？西夏国王对他的态度如何？从西夏回去后，他去了哪些地方，带去了西夏的什么？

20世纪30年代，从西宁到玉树需要两个多月的时间，主要交通工具是牦牛。20世纪80年代，乘坐汽车从西宁到玉树也需要3天时间。现在，在换司机不换车的情况下，公共汽车一直不停地前行，800多千米的路途需要22个多小时。在这22个小时的跋涉里，从海拔2420米的西宁出发，沿途海拔一直在升高，到日月山时已经达3758米。在这里开始分路，往西是现在进藏最好的109国道；往南是名不副实的国道214线，说是国道，但由于夏秋季节是道路翻浆最严重的时候，本来就不太好的路况，变得更加难走。到青海果洛藏族自治州的共和县的恰卜恰镇时，天已经完全黑了，这里的海拔是3350米，气温跟着急剧下降。这里原为郭密之地，是党项人最早的祖先“宓人”生活的地方。

过了海拔4550米的倒拉结山、4850米的玛沁雪山，经过一夜的长途行驶，第二天，天刚放亮时，就到了青康线上著名的花石峡镇，从当地俗语“花石峡不吃，野牛沟不住”里能看出在这里停留的困窘——海拔很高。从海拔4300多米的玛多向西南出发100千米，就到了这一路海拔最高的5089米的巴颜喀拉山口，这里是果洛藏族自治州和玉树藏族自治州的分界线。汽车到了这里也像个患有严重哮喘病的人，慢慢地往前爬。当地同样有这样一句民谚：“到了巴颜喀拉，儿子不管爸爸。”可见这里的气候之恶劣带给途经这里的人的困难。可想而知，当年的德希热巴赶着牦牛驮着经卷，要克服怎样的困难才能到达当年的西夏国都、现在的银川市。

离开西宁，进入西夏曾经统治过的青海东南部地区时穿越的第一个雪山——海拔3820米的拉脊山。

过了巴颜喀拉山，就到了玉树境内最北边的县——称多县。1937年，这里才开始尝试种植蔬菜，从那之前，当地藏民根本不知道蔬菜为何物，不仅普通百姓，就是上层贵族也闹出了蔬菜上的笑话：20世纪上叶，一位当地藏民代表到西宁，西宁一位姓马的护军让手下给这位代表韭菜包子吃，这位代表打开冒着热气的包子很奇异，不知道里面包着的绿色东西是什么玩意儿，就把外面的皮给吃了，出来后给随从的藏民说护军给他吃的馒头里竟然包着马草，不知道护军是什么意思。因为他们只知道绿色的像草一样的东西就是马吃的草。就是现在，这里每年的6月之前，蔬菜供应一直是从西宁方向拉来的。

玉树在藏语里是“货物集散的地方”，并不是从字面上理解的产生玉或树的地方。传说这里是格萨尔王最美丽的妻子珠姆（音）的家乡，是古老的奶苏毗女国的首府。真正有文字记载这里的，是玉树州下辖的囊谦县（藏人发音及藏文献记载叫昂欠），所以在这里有“先囊谦后有玉树”的说法。当时，金沙江流域及其周围地区，分别由两个实力雄厚的国王统治，这种统治一直延续到20世纪前期。海拔6000多米的雀儿山成了这两个王国的界桩，山的西边是囊谦王，山的东边是德格王。他们是整个康巴地区最有名、最有影响力也最有建树的土司世系。

到达玉树时是中午时分，2004年秋天在北京认识的当地著名诗人江阳才让建议我住在寺院的宾馆里。和汉地的宾馆不同的是，在玉树有寺院投资兴建的宾馆。我入住了拉布寺宾馆，整个宾馆是玉树占地最大的，宾馆给人进了寺院的感觉，房间也合适，不像我前几年来这里时；卫生条件和服务水平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硬件建设和内地的宾馆没什么区别了。前台的服务员是一位叫卓玛措的当地小姑娘，汉语交流水平也很好，不知她在哪里听说了我的身份后，便怯怯地拿来自己写的几篇散文。这位没上过高中的姑娘的文字水平与表述能力超出了我的想象。

玉树州的州府所在地，藏语是“结古多”，后来，这里的汉族统治者逐渐叫为结古镇。藏语中“结”是“生”的意思，“古”为数目“九”，“多”是“山麓”的意思，这个地名的意思是居住在山麓的众生，因为这里四面环山，人民筑寨居住在山麓，因此得名。江阳才让为我接风，席间问起西夏和玉树的关系，在座的几位当地文化人均表示不知道。

青海玉树一带的玛尼堆

神秘的雪域白色教派

藏传佛教在中国的藏区产生的第一位活佛就出自楚布河谷的噶举派中的噶玛噶举派（由于他们头戴黑帽，又被人称为黑帽派）。和党项人对白色崇拜一样，这个派别对白色非常崇拜，这与他们的祖师玛尔巴大师有关。玛尔巴曾三次去印度、四次去尼泊尔学习密法，这就是后来闻名全藏的密宗“那饶六法”，它要求学习者必须清静心境，避世苦修，这一点在他的祖师抑或我在觉拉寺里听到闭关苦修的洒嘎活佛与看到活佛的情形一致。而拔绒噶举们为了追求密法的最高境界，还要孤身在雪山洞穴中面对一片白色苦修，借以印证所谓“万有异味”、“怨钦平等”、“染净无别”、“空乐无别”的“大手印”境界。凡是修炼这种密法的人，都要依照印度习俗穿着白僧裙。由于噶举派对白色的亲近，民间送给他们一个雅号——“白教”，在藏传佛教中，这一支最先和西夏发生关系。

玛尔巴圆寂后的几十年间，这个门派中产生了对噶举派崇尚白色的传统进行颠覆的人物——西藏佛教史上赫赫有名的都松钦巴，相传因为他能够知晓过去、现在、未来三世，而藏语中将“三世”称为“都松”，将“知晓”称为“钦巴”，后来，他的信徒和后人称他为“都松钦巴”。1125年，16岁的都松钦巴出家为僧，经过15年的学习，30岁时，成为玛尔巴大师的再传弟子塔波拉杰的弟子。藏族重要的文献《青史》里记载他是“800修士中的最大修士”。他对噶举派中一贯崇敬白色开始了颠覆，对黑色情有独钟，头上常常戴有一顶黑帽。1147年，西夏建国后的109年，正值藏传佛教在西夏王国的大地上蔓延时，都松钦巴返回故乡，在康区建立了著名的大噶玛丹萨寺。他在整个藏传佛教中已经达到了极高的地位，其影响已经不再限于藏区，完全扩大到了西夏境内：1159年，西夏仁孝皇帝专门派人前往西藏地区，迎请都松钦巴前来西夏传教，无奈，此时的都松钦巴已经50岁了，一则担心自己的身体承受不了几千公里的长途跋涉，二则是当时的西藏地区需要他的弘法，于是，他派了自己最得意的弟子格西藏索哇前往西夏传教。这位得到都松钦巴亲传的一代高僧，以自己渊博的宗教知识和高尚的人格，折服了当时在西夏境内的许多高僧和西夏政权的上层人物，被仁孝奉为“上师”。1187年，78岁的都松钦巴在今拉萨西北70多千米的堆龙兴建了著名的楚布寺。这时，噶举派已经在川、藏地区形成了自己的影响与寺院分布网络。在西夏境内经过皇家认可，被作为主流宗教允许传播。

都松钦巴的再传弟子噶玛巴希在都松钦巴逝世后的第10年（1204年）在西康出生，这时，正是西夏王朝的中后期，藏传佛教已经在西夏故地开始大面积传播。目前，仍没任何资料记载噶玛巴希和西夏的任何关系，也无从考证他是否在西夏传过教。西夏亡国后的20年，1247年，噶玛巴希重返楚布寺。对西夏残余势力奉行灭绝性屠杀政策的蒙古人，经过26年的追杀，仍没能彻底扫除西夏留余势力，忽必烈亲自率领蒙古军队追杀逃到川西南并向云南境内进发的西夏后裔，就在这时，他听说了以噶玛巴希为首的噶玛噶举派法力超群，势力又很大，就派人召噶玛巴希到四川境内的色都（音译，至今我仍未能确定这个地名是今四川境内的哪个具体地区）会见。这次会见，使忽必烈对这位藏族高僧的法力大为折服，提出要噶玛巴希长期随侍左右的要求。可能因为噶举派的高僧曾经到西夏故地传教并被西夏国王奉为“上师”的缘由，他没有接受忽必烈的邀请，或许是出于这样的考虑：西夏曾经邀请过自己同祖同系的高僧去给国王担任灌顶师，而蒙古政权却对这个王朝进行灭绝性杀戮。

但蒙古人并没有放弃这个邀请，他们很清楚拔绒噶举到西夏传教后，西夏政权利用宗教的力量完成对所属臣民的统治的成功经验，使蒙古人深知宗教的力量。随着蒙古人对整个中国的统治的逐步完成以及对欧洲、亚洲大部的征服，对藏族高僧的邀请逐步多了威胁的成分。1256年，元宪宗蒙哥向噶玛巴希发出召见诏书，和忽必烈的邀请不一样的是，这次是下令召见。权衡再三，噶玛巴希随蒙古的使臣到达和林地区，受到蒙哥和阿不利哥的崇仰，他向蒙哥和王室成员传授了一些密法，蒙哥赐给他金印和白银等，为了尊重噶玛噶举黑帽习俗，蒙哥还赐给他一顶黑色僧帽。宪宗皇帝还将他奉为“根本上师”。

和西夏有着很深历史渊源的是噶举派中的一支拔绒噶举，其高僧德希热巴到西夏王权的属地传教，而另一支噶玛噶举的高僧噶玛巴希·让迥多吉到蒙古政权的属地传教，这证明，虽然建立这两个政权的主体民族不一样，但他们信奉的宗教传承是一样的，而且在庞大渊深的藏传佛教系中，都选择的是噶举派，且分别将其分支的噶玛噶举和拔绒噶举都奉为“国教”，将其集大成者奉为皇帝的根本上师。

走进玉树，我想寻找的是拔绒噶举和西夏交往的原始记录。州府所在地结古镇西边不到10千米，有一座噶玛噶举派寺院禅古寺，始建于12世纪，属藏传佛教直贡噶举派。春末的下午，我抵达这里，很幸运地碰上喇嘛们正在学习，得知我是在考察西夏王朝，他们才允许我进入喇嘛们学习的地方，让我拍摄到了喇嘛们学习的场面。知识渊博的喇嘛俄噶喇嘛（音）告诉我：“曾经到西夏王国传教的德希热巴在宗教派别上属于拔绒噶举，这是噶举派中的一支，从创立到现在已经有800多年了，玉树佛学院的校长丹求达哇堪布能讲解清楚这段历史。”

玉树佛学院在哪里？丹求达哇堪布是什么人，他能讲得清楚噶举派和西夏之间的事情吗？我的脚步开始转向玉树佛学院和丹求达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