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大通河边，西夏“皇家族谱”的真伪

1994年，原籍青海省乐都县的西安某学校退休教师李培业手捧数部家谱，以《李氏家谱》为主，向海内外发出这样的论断：“西夏皇族后裔现居青海省河湟地区！”同年10月，民族出版社出版了一本李永瑜的《沙陀李晋王及其后裔》一书，书中指出青海李氏是沙陀李晋王后裔。而青海民和县土族自治县档案馆里保存的《李氏家谱》似乎又给这个论断提供了证词。西夏皇室后裔的去向本来就是西夏研究者眼中的死结，这个消息无疑引起了各方面的关注，也使得我将探寻西夏人后裔的脚步再次放在那里。

《李氏家谱》最早出现在王华堂的眼里是1961年，这位目前已经80多岁的老人，曾经是青海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县委档案室管理人员、最初征集《李氏家谱》的主要参与者。那年，当地一个叫李文辉的人向外界透露他家收藏着一部《李氏家谱》。县志编委会的人找到王华堂，他们便一起走进了李文辉的家里，发现了这部家谱：“当时也没有采取什么保护措施，下雨时屋子漏雨，常会有雨水滴落，如今家谱上的水迹就是这样来的。就在他们开始准备整理时的第二年，全国性的‘四清运动’开始了，家谱作为封建余孽，是被列入被烧毁行列的，当地有家谱的人家害怕受到牵连，纷纷把家谱之类的东西烧了。”作为从事地方史料整理的工作者，王华堂很清楚《李氏家谱》的价值和意义，便很快赶到李家取走了《李氏家谱》。“我的文化水平虽然不高，但是我看了之后觉得这部家谱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如果毁了太可惜。就这样家谱到了我的手里，当时的档案室只有我一个人，家谱在我手里就跟在档案室一个样。”几十年后，老人回忆起那段历史来，仍然很兴奋。

同时从李文辉手里和家谱一起取来的还有一块写有毛笔字的红布和两三枚黑色玉石的印章。印章上刻的是篆文，据李文辉讲这些东西是一直和家谱放在一起的，家里人也不知道是什么年代留下的。王华堂拿到东西后曾经仔细看过：“篆文我并不认识，只是印章的质地很好，石质细腻，雕工精良，看得出来有些年代了。可能由于年代太久，红布和玉石印章都遗失了。”

青海省档案馆的有关人士指出：《李氏家谱》反映了平黄巢、复唐室的重大历史事件，保存较好，较完整，不存在缺页漏页的现象，家谱中的绘画栩栩如生。由于从青藏高原上迁徙到黄土高原上的党项人帮助唐王朝镇压过黄巢起义，并因此被唐王朝赐封部族姓氏为李姓。他们就是进行了对黄巢起义镇压的那支党项人吗？如果是，他们是怎么从陕北到青海的？他们后来作为西夏政权的最高统治者，家谱应该是走进皇家档案的，怎么会出现在民间？如果不是，这里的家谱又怎么能记载这样的历史事件？由于没看到家谱的原样，我一直在心里的“家谱记载这个历史事件时，是怎样记述的”疑团没得到印证。

横亘在青海和甘肃之间的大通河

大通河边，青海和甘肃交界处的藏族妇女。

1995年，李培业根据《李氏家谱》先后发表了《西夏皇族后裔考》和《西夏皇族后裔再考》。他根据家藏的10部《西夏李氏世谱》，认为西夏末帝李睍之子赏哥，在入仕元朝后，曾为元岐王府教授，后以都指挥驻节西宁州，遂定居，繁衍生息，青海李土司即“为西夏国主后裔”，迄今已发展至十余万人。

文章发表后，立即招致学术界的质疑。第二年，李培业整理其父李鸿仪编纂的《西夏李氏世谱》，由辽宁民族出版社刊发，在内收的《会宁伯李英神道碑之研究——〈西夏李氏世谱〉研究之三》一文中，举出更多的史料，对学界的质疑作出了进一步的申论。20世纪末期，西安的李培业先生来到西夏王陵“祭祖”，理由是有家谱证明自己是西夏皇室李氏后代，这一支皇室是青海“李土司”之后。这个“证明物”先是被宁夏西夏学专家李范文极力推崇，后来被多数史学家、西夏学专家推翻。

事实上，这个家谱的价值显然是被人为地放大了：西夏末主李睍亡时二十岁左右，目前没有任何文献记载他有子嗣，却有大量的史实可以证明，赏哥绝非李睍之嫡子。虽不能排除赏哥是西夏某族或皇裔之后的可能，但仅据10部族谱去认定李土司为“西夏国主后裔”，则显得证据不足。我就此请教史金波先生，他说，从他的判断来看，这个论断是站不脚的。一个最能击倒这个论断的证据是：西夏从建朝时起，元昊就宣布不再用唐朝封分的“李”姓和宋朝封分的“赵”姓，自己的皇室用的是嵬名姓，何来李姓后裔之说？就是我后来在藏族地区，从藏文文献看到记载西夏皇帝的姓氏时，也称为赵姓，比如称呼元昊为“赵元昊”，没有见过李元昊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