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天祝，匆匆而过的西夏马蹄声

对隔开甘肃和青海的大通河边的走访，最早是1995年夏天：从我当时工作的甘肃景泰出发，翻过绵延数百公里的寿鹿山大森林和山顶终年积雪的马牙雪山，经过甘肃的皋兰、永登、兰州的红古区，前往天祝——中国最东的一个藏区，千里河西走廊最南端的县城。

天祝地处河西走廊东端，当年，这里是西夏人和吐蕃人交锋的前沿地带。从位于兰州红古区的吐鲁沟出来，就是甘肃和青海交界的黄河上游最大的支流——大通河。进入大通河河谷就立即能感觉到这里和外界的距离，会被一种巨大的幽静包围着。天祝的名称是由天祝寺和祝贡寺两大寺院各取一个字而来的。其中天祝寺就在人迹罕至的大通河河畔的深处。第一次在这里发现了这里的藏族是不同于别的地方的，比如在天祝寺里看见朝拜的藏人，他们每磕一个头便从放在身边的一个小布兜里拿出一个小石子来，一边嘴里咕哝着什么。后来才知道，他们根本就没有数字概念，根本不知道也或许不想知道自己这样一场下来要磕多少个头，兜里的石子取光了，就证明自己当天要磕的头也就磕完了。那些放牧的牧人也是如此，每天牛羊出圈时，羊出一只就拿出一只小石子来，羊出完了自己的石子拿完了，就证明羊没有丢失；羊出光了石子还剩下的话，就证明羊丢失了，他们就回去找羊。

第一次走进天祝几乎没找到和西夏有任何关联的证据。出于考察西夏后期大批远征西宁一带的西夏军队线路的考虑，我于2005年夏天再次走进这个新中国成立后，全国第一个成立的藏族自治县。当时任天祝县城建局局长的靳万龙，10年前我去天祝县时，是县委宣传部副部长，他告诉我10年前没有任何西夏的东西的依据是：1998年，在甘肃省天祝县赛什斯乡野狐川村才出土了一方西夏官印，目前，这方国内罕见的西夏官印被收藏在甘肃省博物馆里。从天祝县跟踪到兰州，在甘肃省博物馆我看到了这方尤为重要的西夏官印。它高3.1厘米，长方柱钮，是一方铜印，因为西夏境内缺铜，所以佩带铜印者往往是地位显赫者或者他所驻守的地方很重要。这方印的印文是西夏文叠篆的“首领”二字，印背左右两边各刻着一行西夏文行书。右边的翻译为“应天龙兔年”，这表明了持印者所置身西夏的具体时间；左边的7个字翻译为“首领居地乙乙居”，反映出了持印者的官职和姓名。这是目前我国境内发现的100多枚西夏印中的一个，这100多枚印中绝大多数是首领印。

1995年8月，作者前往天祝的途中。

这方被确定为国家一级文物的官印的价值何在呢？我认为首先是它反映了一个被历史一直忽略的事实：目前记载的西夏政权在河西走廊一带有效统治地界是武威，这里往西北方向延伸的地区，一直是西夏学者们关注的重点地区，而忽视了这里往西南方向直到西宁的这一区域。在西夏统治西宁的线路图上，大多注重的是从兰州西进的。当时的宋朝政权一直没有放弃对兰州的控制，西夏对西宁甚至青藏高原东南部后来的统治、大队人马及粮草运送，应该是从天祝出发，沿着大通河，直接到青海东部的民和、互助，然后到西宁，接着将自己的统治区域扩大到西宁南部的大片地区。

天堂寺

这方印的具体时间也反映出西夏对这一地区统治的时间界限，“应天”年号是西夏第七位皇帝襄宗安全的年号，这时，西夏对青藏高原的控制已经改变了西夏建国初期元昊开创的从兰州进军的线路，西夏已经完全地占据了整个河西走廊，完全可以从这里进军青海地区，同时，应天时期是目前已知西夏印制官印的最晚时间，距离西夏亡国只有20年的时间，这个时候派兵驻守天祝，西夏王权是出于怎样的考虑？

目前，这里居住的土著居民绝大部分是藏族，那些当年征战、驻守这里的军人，那些从这里经过前往青藏高原的西夏军人、运输粮草的民众、和军队一同前往的工匠们，给这里留下的只是昙花一现的短暂记忆。在这里的寻找变得艰难而模糊，我只有翻越过四季白雪覆盖的马牙雪山，直达大通河边的天堂寺，继续沿着10年前的探询路线，越过大通河后，便进入青海境内。

如果一方官印说明不了西夏人在这里的踪迹的话，那么，大通河边的神道碑（我在后面有讲述），或许能证明什么。

晒佛节上的喇嘛

大通河，一直是西夏政权建立后期所倚重的一段地利，历代西夏政权一直坚持向西扩张的战略，西北联通丝绸之路，西南打通和自己原始居住地的通道，寻求在族源上的支持。但宋朝一直没有放弃对兰州的固守，双方在这里长期的拉锯战，使得失败大于成功的西夏在占据了河西走廊后，改变了原来一直所坚持的从西夏国都兴庆府北渡黄河、经过甘肃的靖远直抵兰州的做法，而是派兵从凉州出发，经过天祝并从这里渡过大通河进入青海境内，沿着大通河直接抵达西宁，乃至后来控制了整个河湟谷地，进而向西藏北部、四川西部乃至云南进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