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敦煌，西夏艺术的另一个收容者

很少有人把敦煌艺术和西夏联想起来。但这里确实和西夏有着极大的关联，这种关联不是简单地说这里陈列或收藏了一些西夏的壁画与文物。1036年，西夏建国前两年，元昊亲自统兵，再次发动对河西的战争，并攻陷瓜、沙二州，今天的敦煌一带开始走进西夏王朝的统治下，直至1227年被蒙古所灭，西夏统治瓜沙共191年。近200年的历史里，西夏能给这里带来什么呢？

1900年5月26日，敦煌的天气开始变热了，八国联军的枪炮正攻打中国东部的大门，敦煌这个地处西北荒漠地带的小城，被遗忘了。这天下午，看守敦煌莫高窟的王圆箓道士，在寂寥的时光中，看到一些长相奇特的人走进莫高窟，于是，一场简单而罪恶的交易出现了。

在这之前，王道士曾找来一位姓杨的先生在洞窟里抄写经书，可以陪他度过那些无聊的日子。这位杨先生有着当地人特有的一个习性：干活干累了，会抽从新疆传来的莫合烟。点燃这种烟的，是当地的一种芨芨草，抽烟的过程中，杨先生有个习惯性的动作，用芨芨草点完烟后，就将草插在身后的墙缝里。有一次，杨先生发现自己随手插的芨芨草从墙缝里掉了进去。这引起了他的兴趣，用手随便一动，墙内的秘室出现了，罕世珍宝出现了，西夏和敦煌的渊源出现了。为什么要把这么重要、这样丰富的文化遗产放在这样的一个小的洞窟里？当地有着这样一个说法：1028年，李元昊带领西夏军队，发动了对甘州回鹘的袭击，取得胜利后的党项人，立即决定夺取物产更为丰富的瓜州。党项人一路血腥的征战和残酷的掠杀，使得沿途的百姓对他们有着许多恐怖的传说，当要攻打敦煌的消息被证实后，这里的民众开始了逃亡，就连僧人也开始出逃，为了避免这里的大量文物被焚毁，僧人们集体研究后，决定在这个不起眼的洞窟旁，重新开凿一个葫芦形（封口小，里面大）的洞窟，把重要的佛经、画册、信函等藏在这个洞窟里。这是西夏和敦煌最初的渊源。

敦煌莫高窟中第327窟的西夏飞天像

这个发现很快传开了，当时的中国学者没有一丝重视，而当地百姓在连肚子都吃不饱的情况下，谁会关心这些不能解决衣食之忧的东西呢？就连王道士也对此毫无兴致。然而，有人对它们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们是一群外国人。在敦煌的发现，真正意义上是从外国人的介入开始的，西方人打开了一个巨大的宝库，而且一度将对这个宝库研究的话语权拿到了西方。

1908年4月27日，伯希和率领他的“文化探险队”，从巴黎来到莫高窟后，被丰富的敦煌艺术所吸引，在那个北方大地仍然是一片风沙和寒冷中的下午，他铺开纸张，拿出自己的鹅毛笔，给法国巴黎亚细亚协会会长塞纳尔写起了信，信中称，在莫高窟北一个洞窟中发现13世纪～14世纪多种文字文书中有西夏文写本和刊本残片。后来，伯希和把自己在这里的发现写成了著名的《敦煌石窟笔记》，里面说，在现敦煌464窟（伯所说的第181窟）中发现有“至少属于四部不同的书籍”的西夏文刊本残书，又在今456窟发现的藏文写本残卷中找到“两三件刊本西夏文残书”。他把这些他当时并不认识的写本、壁画和刊本，运到了他的祖国，轰动了当时的巴黎。那些人对古怪的西夏文并不了解，但这也刺激了法国人研究西夏，而那些他们能看得懂并让他们折服的壁画和文献，就这样永远地离开了它们的祖国，留在了巴黎国立图书馆东洋写本部，那里收留的莫高窟北区的西夏文文献约有200余件。

敦煌莫高窟第265窟，西夏重修的菩萨和弟子像。

今天，走进敦煌博物馆大门，就能看到一代史学大家陈寅恪说的话：“敦煌学是国人的一部伤心学。”作为一代史学大家，陈寅恪先生为什么对西夏学采取了不该有的冷漠呢？在宁夏西夏王陵博物馆的一角，有陈寅恪给王静如最早的西夏学著作作的序，他当年留德时所用的笔记本中，曾用藏文和汉语注西夏文，用英语和德语注印第文，用德语、汉语注突厥文，用汉、英、德三种文字注粟特文等情况。在《西夏文佛母大孔雀明王经夏梵藏汉合璧校释序》中有这样的记载：“柏林国家图书馆所藏藏文甘殊尔，据称为明万历时写本。寅恪见其上偶有西夏文字。”这些资料以及他在国外看到西夏的有关资料写信给王静如等人，证明先生是关注过西夏的，可他对这样一个“富矿”为什么却采取了不该的冷漠？就这个问题曾经问过好多人，他们认为先生是因为对西夏文字不熟悉，而放弃对这门学问的追问与考究。

2005年年初，我就这个问题请教97岁的国学大师、著名的楚辞学家文怀沙先生，先生首先指出，是西夏文的冷涩和偏枯，导致众多学者甚至大师在这方面的却步，他说：“中国历史上有很多优秀的帝王，我们不能以势利的眼光看待他们，比如秦始皇这个贡献大但手段残忍的帝王，我对他的评价是‘功勋盖天，平平仄仄；罪恶滔天，仄仄平平’。来到宁夏，我们避不开西夏王朝和元昊，西夏是个对中国有很大贡献的王朝；元昊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历史是势利的，胜者为王，许多人对灭亡了的事物不感兴趣，这不对。党项民族离开了水，就离开了它的生存基本，加上蒙古人的复仇心理，使这个民族消亡了，但它给历史留下了很多财富。西夏亡了，但它的文明没有消失，我赞同适者生存的说法而不赞同优胜劣汰的说法，被消灭了的不一定是劣等的，败的也不一定是劣的。对于元昊，我认为不能忽略他。举个例子，比如土方，我们用吨来计算，而钻石我们就只能用克拉来计量，为什么？因为它尊贵，元昊就是历史上的钻石级的人物。每个民族都有它的民族英雄，我认为党项民族的英雄就是元昊，他就是失败了的成吉思汗和努尔哈赤。”

敦煌壁画里出现的党项人秃发形象

366年，当第一声斧凿声在今敦煌市东南25千米的鸣沙山东麓崖壁上响起时，这里就没有再停止过对一个“东方艺术宝库”的完善和补充，后经十六国至元十几个朝代的开凿，形成了一座内容丰富、规模宏大的石窟群。至西夏时期，莫高窟的崖面已呈饱和状，所以，现存的40多个西夏洞窟中，新开者甚少，大多是对前代洞窟的改造与补修。其壁画题材比较单一，主要是千佛、供养菩萨像、团花图案及构图简略的净土变等。从整体上看，其作品以早期、中期者居多。早期作品之画风多承袭五代和宋初的传统，较少创新；中期受高昌回鹘壁画艺术的影响，开始有所创新，但和西夏在银川等内地接受西藏噶举派中的艺术风格有着很大差别；一直到了晚期，随着热巴在西夏境内传教，藏传佛教噶举派甚至其他宗派的密宗艺术，开始走进敦煌，这是西夏佛教艺术在敦煌出现具有自身特点的开端。整个瓜州被西夏统治期间，西夏政权一直没中断过对这里的洞窟尤其是敦煌和榆林石窟群的开凿。这期间不仅政府出资操办，一部分党项人也加入到出资行列。西夏晚期的人物在敦煌榆林窟中表现得极有特色。这些人物面部丰满而微长，鼻梁较高、身材魁梧，与史料中记载西夏人面部特征“圆面高准”正相吻合。1964年的夏末秋初，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会同敦煌文物研究所组成的敦煌西夏洞窟专家考察组，对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等石窟群中的西夏洞窟进行了专门调查。西夏工作组在北京大学历史系宿白先生的帮助下，用考古类型学方法，在莫高窟划分出77个、在榆林窟划分出11个西夏洞窟。经过3个月对洞窟的考察，发现在这里的500多个洞窟中，西夏洞窟竟多达80多个。今天，它们已成为研究西夏文化的活化石。

安西榆林窟、东千佛洞的西夏洞窟虽不及莫高窟的多，但其壁画艺术成就却比之为高，也就成了我关注的重心。比如，榆林窟第2、3、29窟及东千佛洞第2、7窟的壁画，在目前的学术界里，也是公认的、稀见的西夏艺术奇葩。而这些壁画中，不仅有见证西夏佛教艺术嬗变轨迹的，也有见证西夏农耕技术、酿酒技术、冶铁技术的。

1227年，蒙古大军灭西夏，攻克沙州等地，河西地区归元朝所有。从此，西夏在河西的视野中逐渐消失了。但西夏人生活的影子却一直存在着。

成吉思汗带领的蒙古军队进攻今天的酒泉时，《元史·昔里钤部传》里记载，这里守卫的党项将领是昔里钤部的兄长，他因为担心城池遭到破坏、民众遭到屠杀，便“先以为请。帝怒城久不下，有旨尽屠之，唯听钤部求其亲族家人于死所，于是得免死者百有六户，归其田业”。

榆林石窟中第3窟具有明显的西夏风格的文殊变图，这是西夏绘画的代表作品。

保存在酒泉的一块元代碑文对此作了重要补充：

太祖皇帝御驾西征……时有唐兀氏举立沙者，肃州阀阅之家……举立沙瞻圣神文武之德，起倾葵向日之心，率豪杰之士，以城出献。又督义兵，助讨不服，忘身殉国，竟没锋镝。

榆林石窟第3窟中我国古代绘画中绝无仅有的西夏五十面千手千眼观音变图，里面有其他佛像中罕见的农业、手工业生产工具，再现了西夏社会的农业、手工业生产的场景。

这块碑记载了肃州功勋世家举立沙，率众向蒙古军队献城投降，并为蒙古军效力，最后战死。碑文并未指出举立沙是守城官，而仅记为“阀阅之家”。可以推断，肃州在蒙古大军兵临城下的形势下，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抵抗，西夏将领不得不以城出献，又由于早先归顺的党项人极力请求，才使归顺者免死。

在这场攻与守的较量中，参加攻城的也有党项人。《元史·察罕传》载：

察罕，初名益德，唐兀乌密氏。父曲也怯律，为夏臣……又从攻西夏，破肃州。

这段记载也说明，在蒙古人对西夏的战争中，也有不少党项人归顺蒙古政权，这也是不少党项人在元代政治生活中活跃在上层的一个原因，也是党项人并不像一些人说的蒙古军队将党项人杀绝。一部《元史》，明确记载的党项归顺官员就很多，他们的后代在元代的政治生活中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位参与攻打酒泉的党项人察罕，自幼就归顺蒙古人，被成吉思汗赐以蒙古姓名，《元史》中以“破肃州”三字，完全可以看出他是武力攻打肃州出力较大的人物。察罕在攻打甘州时也起过重要作用。有趣的是，当时西夏甘州守将曲也怯律是察罕之父，察罕射书招降，并遣使谕城中，使之早降。守城副将阿绰等杀其父，并力拒守。城破后，成吉思汗想全部坑杀抵抗的党项人，由于察罕的劝阻，“只罪36人，全城得以保全”。

从肃州城攻破后免死的人有6%和甘州城破后只治罪了36人的记录来看，这两个城市里的大批党项人是存活了下来的。

敦煌莫高窟六体真言碑

我把自己孤独的背影放在敦煌周围时，是这里一年中最热的时候。这时，一些西夏学专家坐在有空调的房间里争论不休，而争论的东西，还是那些纸堆里拣出来的东西。没有经费，没有权威机关的证明，我只能采取自己的办法，逐步接近有关西夏的真相。比如在敦煌面前，我只能先到酒泉，找到我在甘肃生活工作时的诗友、酒泉日报社的倪长录、妥清德等人，通过他们认识敦煌报的刘学智和敦煌研究院专门负责摄影的李平，这样，我才接近到了敦煌里的西夏。对于这里生活的西夏后裔，因为没有很明显的村落和乡镇能显示这里的西夏后裔生活情况，这就如我在2004年7月28日离开这里时在日记里写的：“7月下旬，烈日下的整个河西走廊，有关西夏的一切，仿佛这里清晨出现的露珠，在正午的阳光下，一下子就消失得干干净净的。当年的西夏王朝留在这里的，已经没有几个人能记得清楚了。对西夏而言，这里给人的感觉就如唐代边塞诗人岑参的那句‘闺中只是空相忆’的诗句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