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甘州，佛影无边

“甘肃”，出现在中国的行政版图中，代表一个省级行政区域，它是由甘州（今张掖）、肃州（今酒泉）各取一个字组成的。“甘肃”的最早出现，是在西夏时，至今已超过800多年的历史了。确切地说，“甘肃”的出现，和西夏有关。

西夏王朝政府把境内分为12个军事防御区，这12个军事防御区被分为左右厢军。这些厢军驻扎在西夏境内的各个战略要冲，防御外敌入侵。河西走廊地区是西夏重要的粮食和畜牧业生产基地，专门在甘州（今张掖）成立了“甘肃军司”，负责河西走廊中部地区的军事防御，统领兵力达3万余人。西夏之所以将这一地区称为“甘肃”，主要原因是，当时西夏在河西走廊西部占据了甘州和肃州两个重镇，故而取甘州（今张掖）、肃州（今酒泉）两个州的首字命名为“甘肃军司”。和今天的甘肃不同的是，这时的“甘肃军司”仅仅是个军事管理机构，并不负责地方行政事务的管理。

随着西夏的灭亡，“甘肃军司”烟消云散。元代由于中央政府管辖的范围极其广大，给管理上带来了极大的难度。划省而治是一种必然。元初，全国共设立了10个行省，甘肃境内的行省被称为西夏中兴省，省治设在今宁夏的银川，设立于1261年，主要管理西夏故地。1273年，元世祖忽必烈下诏成立甘肃路总管府，1281年，正式成立了“甘肃等处行中书省”，简称甘肃省。这样，才正式有了“甘肃省”的名称。

西夏是个崇尚佛教的王朝，顶峰时期，出现了“近自畿甸，远及荒要，山林溪谷，佛宇遗址，只椽片瓦，但仿佛有百者，无不必葺”的局面。意思说，从皇都近郊到偏远的荒野山林，到处是寺院的遗址，里面只要超过百座佛像的，就一定进行修葺，所以，后人曾用“云锁空山夏寺多”来形容西夏王朝境内寺院之多。位于今天甘肃省张掖市的大佛寺，是西夏王国修建的众多寺院中，迄今仅存的一座，寺内的佛像是全国最大的室内卧佛，也是目前研究西夏佛教史和雕塑艺术的珍贵实物。因为张掖在古时称为甘州，所以这座寺院也被称为甘州大佛寺。

大佛寺在今天的张掖市农贸市场后面的一个偏僻的小街上，门楣上是赵朴初先生题写的“大佛寺”三个字。大佛殿前是康熙年间重修时留下的一副对联：“创于西夏，建于前明，上下数百年余年，更喜有人修善果；视之若醒，呼之则寐，卧有三千世界，方知此梦成真空。”这副对联告诉我们，这座寺院是建于西夏的。到底是西夏什么时候的呢？由谁建的呢？

张掖大佛寺

如今，学术界对张掖大佛寺的始建年代存在分歧，有学者认为是西夏崇宗赵乾顺时期所建，也有人认为是梁太后修建的。可西夏历史上有两个梁太后，一个是西夏开国皇帝元昊的儿媳妇、谅祚的妻子梁太后，一个是谅祚的儿媳妇、秉常的妻子梁太后，如果是梁太后下令建的，是哪个梁太后呢？

元昊于1028年攻破甘州，并以此为据点，沿着祁连山向北扩张，将整个河西走廊控制在西夏版图上，到1038年西夏建国时，甘州已经归顺西夏10年了。西夏立国后，甘州更因为自己独特的经济与军事地位，而成为西夏重要的军事重镇。

《甘州府志》里记载大佛寺是“西夏永安元年建”。永安元年是1098年，是西夏第四代皇帝乾顺时期。“文化大革命”时期，大佛曾经遭到红卫兵的破坏，卧佛像被剖腹开膛，在里面发现了一枚铜牌，这块铜牌是1477年6月重修佛像时造的，上面有这样的铭文记载：“张掖郡流沙河，有迦叶遗迹。大夏建，崇宗皇帝永康元年嵬咩国师创卧佛圣像。”西夏历史上有永安而无永康，所以这个年代应该是永安年间。最初，因为寺内供奉释迦牟尼涅槃像，叫“迦叶如来寺”。当时从佛像的腹部内还出土了乾隆年间的重修寺院的碑文，上面也有“永康元年”的记载。这就初步判断这座寺院至少在1098年就有了，这一年恰好是西夏乾顺皇帝即位11年。

元昊的儿子宁令哥杀死父亲谅祚即位后，在位18年就去世，7岁的儿子秉常即位，由谅祚的妻子梁氏摄政，这就是西夏历史上第一位掌权的梁太后。这位梁太后（简称第一梁太后）十分虔信佛教。甘州大佛寺既然创建于1098年，而第一梁太后和其儿子秉常却活动在1068至1086年，时间上不合。很显然，甘州大佛寺不是如许多西夏学者所说由第一位梁太后兴建的，应为第二位梁太后主建。

西夏乾定申年贷糜契约（甘肃武威博物馆藏）。

西夏历史上的第二位梁太后，就是乾顺皇帝的母亲。第一位梁太后将儿子秉常抚养大后，就将自己的侄女许配秉常为妻。秉常和母亲梁太后政见不合，梁太后便囚禁了他，自己掌权。梁太后死后两年，秉常也去世，3岁的幼帝乾顺即位，这是西夏历史上年纪最小的登基者。秉常皇帝的妻子，也就是西夏历史上的第二个梁太后（简称第二梁太后）开始摄政。第二梁太后也十分崇信佛教，现藏俄罗斯的《佛说宝雨经》里就记有她和她儿子乾顺译经的题名。两位梁太后执政前后正是西夏译经的重要时期，张掖是一个重要的译经地点。

如今，在日本天理图书馆里藏有一页西夏文残经，九行题记中有“译主宝幢瑞御大西夏语译”的字样，日本著名的西夏学专家西田龙雄在《西夏文华严经》一书中指出，这卷残经使用了藏文佛经才有的专门用语，这卷经是从藏文翻译来的。而它的题款明确标明是由甘州禅定寺庙高僧翻译的，可见，当时的甘州已经是翻译藏文佛经的一个中心。生活在这个时期的第二梁太后对译经的作用十分突出。

我在张掖考察时，听到了一个在当地人中流传关于甘州大佛寺修建过程中的一个故事。甘州成为西夏佛教重地后，先后有西夏时期的几位国师来到这里传教。1098年的一天，国师嵬咩思能忽然听到从甘州城西南处传来悦耳动听的佛曲和颂佛的声音，他便出门循着声音寻访，到了发出声音的地方，发现声音从地下传来，便命人开始挖掘，在距离地表四尺多的地方，忽然发出阵阵金光，仔细一看是一堆金砖玉瓦，搬开这些金砖玉瓦，是一尊精美的卧佛像。国师喜出望外，便倡导在这里兴建佛寺。

有趣的是，在当地还有这样一个故事流传：第二梁太后去世后，1120年，乾顺皇帝想为他的母亲大做佛事祈福，这时，甘州一个叫法净的高僧求见乾顺皇帝，说他在城西南的甘浚山下，夜晚望见山上有光，便在发光处挖掘出三尊佛像，这三尊佛像都是卧佛，便把它们献给皇帝，乾顺皇帝便下令兴建大佛寺，并在这里供奉着三尊佛，亲自为佛寺题写额匾“卧佛”，民间后来逐渐将这里称为“卧佛寺”。

对于大佛寺的兴建年代，现在人们采用的，大都是西夏永安元年（1098年）嵬咩思能主持建寺这个说法。

既然大佛寺确定在西夏永安元年（1098年）兴建，这正是乾顺亲政的前两年，大权还在第二梁太后手中；崇宗乾顺皇帝是3岁即位的，到17岁（1100年）才亲政，权不在手，如何能决定大佛寺建或不建？能有决定权的仍是大权独揽而又崇信佛教的第二梁太后。从经济上看，也只有梁太后有这个实力。所以，我认为，张掖大佛寺可以肯定是第二梁太后建的。

第二梁太后在甘州建大佛寺除了信佛和财力的原因外，还有更客观的需求。她当政的时期，西夏周围的军事形势并不稳定，西夏连年用兵，国库空虚，东面与宋、东北面与辽的关系都较紧张。农牧咸宜、居住着众多西夏人的河西走廊，既是向西夏提供军马的天然牧场，又是提供粮食的丰足粮仓，更是西夏进行东西贸易的商场，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甘州处在千里河西的中部，又在东西与南北交通的“十”字要道上。从1028年占据这里后，西夏经过70年的政治军事治理后，更要加强对河西的思想控制。在甘州创建佛寺，建立佛教中心，南可连接凉州（今甘肃武威市），北可衔接敦煌（今甘肃敦煌市），西可通到西平（今青海西宁市），北可连通西夏最北端的军事重镇黑水一带。甘州一带的民众，在前谅张轨时就“世信佛教”，第二梁太后选择在甘州建大佛寺，显示了她英明的战略决断，大寺不到一年就建成了，这也显示了她为战略需要而建寺的紧迫感。不过，她在寺建成后第三年（1100年）就死了。她建的这个张掖大佛寺，后来被西夏人称为“甘州圣宫”（称敦煌为“世界圣宫”）。

张掖大佛寺后面的千佛塔，1098年由西夏国师嵬哞思能主持修建，这是带有明显藏传佛教风格的建筑。

经过几百年的历史沧桑，虽经过几番修缮，但大佛寺仍然都按原貌修筑。重檐歇山，古朴雄浑，翘角凌空，壮丽飞动。它掩映在红墙内的古木丛中，自有一番古刹情趣。在漫长的河西走廊中，它是现存最大的一座古寺，也是甘肃的三大古寺之一，更是西夏唯一留存的古刹。

西夏文刻本

大佛寺的建筑，虽找不到寺图或文字说明，但从乾隆时刻印的《甘州府志》上，却有按传统框架建立的玉皇庙、龙五庙、武庙（亦叫忠武王庙，是纪念西夏第八个皇帝嵬名遵顼的父亲李忠彦的。遵顼是西夏第七代皇帝嵬名安全的族子。安全在甘州做过镇夷郡王）等的庙图。其余框架大概也超不出中国寺庙的传统模式。这也可以看出西夏受汉族文化影响之深，在大佛寺的建筑上，接受了中原建筑艺术的精华。需要说的是，第二梁太后本身就是汉族，她倡导汉文汉礼，西夏又大量吸收汉文化，这才有了大佛寺。

甘州在西夏历史上有着如此显赫的宗教地位，在这里生活的西夏人在亡国后去了哪里呢？

从1226年正月开始，成吉思汗发动了第六次征西夏的战役。二月攻取了黑水城后，经过浑垂山（到目前，西夏学术界没有明确定位这个山脉的具体位置，我考察后认为是今天甘肃和蒙古国交界处的马鬃山一带）后已是秋天了，成吉思汗的大军就“取甘、肃等州”。

夏纪年印非常罕见，这是一方西夏崇宗时期的阳刻西夏文行书的铜质印，目前保留在张掖市山丹县“艾黎捐赠文物陈列馆”。

甘州在这场战争前的命运如何呢？这里盛行的宗教从一定程度上挽救了这个城市遭临的灭顶之灾。同时，参与攻打甘州的人是归顺蒙古人的党项人察罕，成吉思汗在久攻不下后，决定全部坑杀抵抗者，察罕的建议使全部甘州城中只有36人治罪。西夏时期的宗教建筑被保留了下来，信奉藏传佛教的蒙古军队几乎没什么破坏之举，西夏僧人不仅得到了保护，他们的政治地位还得到了提高。当地的不少文史资料记载，忽必烈就出生在大佛寺，所以，他即位后，不仅对这里的西夏佛教建筑大加保护，对这里的僧人也采取了保护措施。那些匆忙间为了自身命运而换上僧装的党项人及其他西夏人，就这样消隐在了当地的人流中，他们将后代留在了甘州一带，将背影留给了寺院。那些效忠西夏帝国的军人、那些曾留守在这里的西夏高层人士，他们选择的逃亡路线也就成了一个谜。从成吉思汗随后的进攻路线来看，他们或许是向南逃向凉州，这些人随着凉州随后的沦陷而再次选择了逃亡；他们或许匆匆逃向首都兴庆府，一年后，随着兴庆府的攻陷而继续逃亡；从安全角度分析，更大的可能与更多的人会选择向西翻越过祁连山，进入茫茫的青海北部草原。就整个甘州的民众而言，多数留了下来，谁能说，这个城市及周边的土著人们，身上没有党项的血统呢？

西夏仁宗皇帝于乾七年（1176年），在今天张掖市的黑水河桥边，下令立下这块《黑水河桥赦令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