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凉州，西夏的“天府之地”

在南方或东部地区，问一个人关于武威，可能知道的很少，但在一个到处都“开发旅游资源”，到处都打着“旅游城市”招牌的时代，大凡很多旅游城市，在醒目位置都有一个天马塑像，这个中国旅游标志，就“出生”在古代被称为“凉州”的武威。西夏时期，这里是西夏王朝的陪都。

从汉代以来，武威就因为这里是从汉王朝统治地区进入“胡地”的第一站，占据了它在此后的历代中国王朝视野中的席位。八百里河西走廊的第一门户的军事位置，丝绸之路上汉、胡交界处的经济命脉地位，使历代王朝都没有忽略这里，无论汉王朝还是后来的五凉、西夏、蒙元、清等异族为主体的民族政权。

武威市出土的中国旅游标志“马踏飞燕”

《西夏书事》里称赞凉州为“天府之国”：“得凉州后，灵州之根固，况其府库积聚，足一给军需，调民事，其天府之国也。”在西夏的《天佑民安碑》中称这里为西夏的护国之“辅郡”。从青藏高原迁徙到黄土高原上后，努力扩张的党项人一直将这里作为占领的重要目标。1003年，李继迁一举攻下了凉州，不久，吐蕃部的首领潘罗支用计谋夺回了凉州。党项人失去的不仅是一个重要的城池和向西扩张的基地，更重要的是失去了一个杰出的军事将领：李继迁在凉州保卫战中中箭身亡，党项民族的“李继迁时代”就这样结束，从而进入更加辉煌的“元昊时代”。

武　威

从占据陕北时候开始，西夏政权能够在中国的北方雄踞300多年的时间，尤其是后来的100多年时间里，一个重要的因素是西夏人占据了给帝国能够提供足够物质基础的河西走廊。起初占据这里时，是帝国的军队留守或高层官员的派驻，底层民众之间的流动并不是很多，当西夏政权逐渐稳固了时，河西地区的民众和今天宁夏境内的民众，在“同是一个国家的人”的心理下，开始了大规模的交往和流动，河西开始有了越来越多的党项人。后来，随着凉州逐步成为西夏的陪都后，以凉州为中心的整个河西地区成了西夏境内民众来往的重要集散地。

1036年，西夏军队连克肃（今酒泉）、瓜（今安西）、沙（今敦煌）3州，使整个河西走廊走进西夏版图，为西夏王朝的确立，奠定了版图和政治、经济、军事、科技上的基础。自此至1226年成吉思汗完全攻取河西，河西地区在西夏的统治下走过了近两个世纪的历程。河西归属西夏成了影响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在这近200年中，西夏像一把尖刀，稳稳插在连接中原王朝和西域河西的丝绸之路上，随着连接中原王朝和西域地区的丝绸之路的被切断，整个北亚洲的政治和经济格局随之发生了变化：著名的丝绸之路被中断，阿拉伯国家和中原王朝自唐朝就兴旺起来的贸易受到影响，甚至一度中断，迫使阿拉伯国家的商人开始寻求从海上进入中国贸易的路线，也使宋王朝的经济发展中心及和阿拉伯半岛国家的经济往来重心放在南方，这就促成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开启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海洋时代。

同时，从另一个方面看，西夏对河西乃至我国西北大部分地区的统一，结束了安史之乱以来这里政权林立、战事频多的局面。这种状况不仅为河西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提供了相对安定的政治环境，而且本区还成为西夏与各政权交战中供给前方、镇抚内部的大后方，处于重要的战略地位。清代学者吴广成论及这一历史事件时说：“昔汉人取之号为断匈奴右臂，德明立国兴灵，不得西凉则酒泉、敦煌诸郡势不能通，故其毕世经营，精神全注于此。”在整个西夏历史上，往往被历史忽略的李德明的功绩也正在于此。西夏占领这里后，因为没了来自西北地区的后顾之忧，才得以在此后的100多年里，专心和宋王朝抗衡，将攻略的重点一直转向南部、东部地区。

占领的目的是开发和利用，而完成开发战略必须依赖大量的民众来完成。西夏在占据河西后，迅速设置了凉、甘、肃、瓜、沙5个大州，在西夏的大行政视野里，这是整个帝国版图中最重要的地区之一。西夏攻占凉州后，从名称上，首先以“西凉府”取代了中原王朝数百年对武威的“凉州”称谓，以“镇夷郡（州）”和“宣化府”取代了张掖的“甘州”称谓，使之成为其民族宣抚机构，主要职责是处理回鹘、吐蕃事务，以强化对当地各民族的统治。这些政举在额济纳旗黑城所出《天盛年（1149～1169年）改旧定新律令》第10章《司次行文门》中有明确记载。西夏建国后的行政设置上只有包括国都中兴府（今银川）在内的四个府，其中两个就在河西，可见河西对西夏的重要性；西夏官府分为上、次、中、下、末5品，河西的2府与番和州（肃州）均属其府州的最高品级，由此可见河西地区在西夏国中的重要地位。

雷台兵马俑

西夏占领今天的河西地区后，从政治的角度看，它以府、州、县、乡、社等5级行政级别构成了这里的政权系统。目前的西夏文献里没有关于这里设置县的记载，但在《多桑蒙古史》里，可以看出这个记载：公元1226年，成吉思汗率兵“取西凉府搠罗、河罗等县”。可见，西夏时的西凉府辖有这两县。两县的位置于目前所见史料中无考，《西夏纪事本末》卷首所附《西夏地形图》中也没有任何标绘，成了西夏研究中的一个谜团。通过我的实地考证，我认为这两个县的位置应该是今天的甘肃省武威市的民勤县和古浪县东部地区一带。

西夏在河西地区还有乡一级的建制。武威小西沟岘出土的西夏便条中可见“依中口各乡以属行遣”的记载。明确了这里在西夏时期就开始出现了乡一级行政管理机构，乡以下还有社的最低行政机构，这在敦煌莫高窟第363窟（西夏窟）供养人榜题中见“社”的称谓里可以得到证实：莫高窟363窟南壁题记：“社户王定进□□一心供□”；“社户安存遂永充一心供□”（敦煌研究院.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G].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141.）。可见这一今天也普遍存在的农村基层组织在西夏时期的河西地区就曾经普遍存在。

1038年，元昊建国前，专门赶赴凉州，完成了“祀神西凉府”的祭奠后，才在银川举行登基仪式的，可见这里在西夏建国前后的重要性。这里后来也发展成了西夏向西北方攻占整个河西，向西南方攻占西宁以南、以西的整个羌藏高原东北部的后方基地，大批的西夏军器也生产在这里。1980年，武威北门外的针织厂搞基建，突然挖出了一门铜炮，经过专家的考证，这是西夏时期制造的当时最先进的远距离武器，出土时，炮内还装有弹丸和火药。对于进攻武器的制造，西夏给予特别的注意。西夏部队中配置了一种旋风炮，这种炮装置在骆驼鞍上，可以发射如拳大的石头，完全是一种移动的远距离进攻型武器。

西夏旧地民勤县，在沙漠边缘生活的农民。

西夏时期，武威成为帝国的陪都，那时，从帝国心脏——“国都”兴庆府传出的一条条政令、密件、法律，抵达这里的最主要的驿路是哪条呢？几年间，考量西夏的驿途中，这条路线我是走了最多的：从兴庆府往西，左手的黄河、右手的腾格里沙漠，在甘肃景泰和宁夏中卫交界的地方，黄河渐远，沙漠渐近，穿越腾格里沙漠南缘到达武威。我大学毕业后曾经在腾格里沙漠南缘的小城景泰工作过近10年时间，那些四季不断的风沙卷收走我青春时光的同时，也给了我探究这个沙漠文化和农耕文化交融地界处的西夏痕迹的大把时间。后来，每次穿越这条沙漠边缘的路线时，脑海里不再是伊朗电影《水缸》里的那个沙漠地区缺水的小学校的情景，也不是三毛笔下的撒哈拉沙漠的万种风情，更不是淹埋余纯顺的塔里木盆地深处沙漠之恶的情形，反而是如电影《阿拉伯的劳伦斯》里的那种战争和自然条件双重恶劣下的沙漠真实之境。因为我面对的这个王朝与武威的关系，就是西夏人和沙漠互相依赖、抗争的一部历史，穿越不了腾格里沙漠，西夏的将士在最短的时间就不能穿行完那些流沙和固沙交织的地带，他们就到不了粮草丰足的武威。风沙和饥渴会在腾格里沙漠里，轻易夺走那些将士、驿卒、僧侣、工匠们的生命。

1972年，武威市张义乡出土的西夏文《千佛名经》插图。

2000年后，当我寓居银川后，前往武威或者整个河西走廊甚至远到新疆境内探究考量有关西夏的一切事情时，就是穿越这条路的。

1972年，武威市张义乡小西沟岘西夏修行洞出土西夏文佛经扉页残片上的菩萨与护法图。

西夏亡国后，这里的西夏文化遗留依然发挥着作用。1230年，凉州失陷于蒙古军队后的第三年，成吉思汗的第三子窝阔台继承汗位，把原属西夏和甘青部分藏区划给了他的次子阔端作为封地。阔端镇守凉州，成为蒙古军的西路军统帅，号称西凉王。为了统一西南边疆，他派手下的大将多达那波领军入藏，直至藏北热振寺。多达那波沿途对自动归顺的僧俗藏民未加伤害，并让其首领人物照旧管理地方。他还在藏区仔细了解当地社会、宗教情况，欲寻精通教法的高僧前来蒙古领地传播和发展佛教。这在一定程度上保存了大量的西夏文化遗存和西夏归顺旧民。当他了解到西藏各地僧俗势力称雄割据、实力地位不等后，采取了西夏时期的利用宗教巩固境内平安的方法，向阔端上了一道《请示迎谁为宜的详禀》，这份报告说：现在卫藏地区，以噶当派的寺院最多；达垅噶举派的法王最有德性；止贡噶举派的京俄大师最有法力；而兴起于后藏的萨迦派大师声誉最高、学问最好。最后，阔端采纳了多达那波的建议，决定迎请实力雄厚的萨迦派大师贡噶坚赞来凉州传法，共商西藏归顺大计。

“萨迦五祖”中的第四代祖师贡噶坚赞，西夏亡国时，刚45岁，他在西藏时就和西夏时期到西藏昂仁地区的西夏僧人有着良好的关系。卫藏各地百姓都尊称贡噶坚赞为萨迦班智达（简称萨班），意为萨迦派的大学者。萨班在接到阔端派金字使者送来的邀请诏书后，毅然决定亲往凉州去见蒙古皇子，这次前行时，因为对内地尤其凉州一带不熟悉，就专门从昂仁一带的西夏僧人中，挑选了西夏时期派去的僧人的后人作为随从。

1977年，武威市西郊林场西夏墓出土的西夏武士画。

1244年8月，西夏亡国已经17年了，西夏的政治势力已经完全从凉州消失了，但西夏的僧人却得到了和西夏时一样的待遇。萨班先派了10岁的八思巴和6岁的恰那多吉两个侄儿从萨迦先行起程，

曾经属于武威管辖的景泰县出土的铜塔

而他本人就归顺蒙古事宜与各地方势力进行磋商后才从拉萨动身。63岁高龄的萨班不顾路途遥远艰险，经过2年跋涉，于1246年8月到达凉州。当时，阔端王子正在蒙古参加贵由汗的即位典礼，未能立即见面。萨班利用空闲在当地广设经场，弘传佛法，和生活在这里的西夏高僧一同研讨佛法。1247年，阔端返回凉州，立即邀请萨班在西夏时期建立的白塔寺见面并举行会谈。经过磋商，议妥了西藏归顺蒙古的条件，包括呈献图册、交纳贡赋、接受派官设治等等。萨班认为：西藏现在如果和西夏、畏吾儿、甘青地方各族一样，和平地隶属于蒙古汗王的统治之下，定会给西藏的僧俗民众带来永远的快乐和莫大的好处，为此由他出面，拟写了给西藏各地僧俗势力与百姓的一封公开信（即《萨班致蕃人书》）。萨班在他的致蕃人书中说：“汗（阔端）于余关切逾常，故金国、蕃、畏吾儿、西夏等地之善知识大德、各地人士均目为奇异，前来听经，极为虔敬。”这里不难看出，此时的凉州，仍有西夏“善知识大德”者。

五佛沿寺石窟

在萨班到达凉州时，西夏的影响依然存在，而且这里不少西夏人被蒙元政府作为移民迁往江南，比如在安徽发现的西夏后裔余氏家谱就记载，他们是从凉州移民去的。

很快，这里有关西夏的记忆就消失了，如今，这里的居民谁还能知晓自己的血脉里流淌了当年西夏人的血脉呢？我没能在当年的西夏陪都凉州找到一个具有现代意义上身份的西夏人后裔，但一位默默关注着西夏的民间学者的身影出现了。他叫孙寿龄，在他创办的西夏研究中心和他的家中，看到了那些散落在民间的西夏实物被收留在一起，看到了那些他自己做的西夏活字模坯。尽管那些实物并没有多少人去看，到武威旅游的人，大多是在中国旅游标志“马踏飞燕”下“来此一游”或者去市区“体验西凉民情”，很少有人知道这里有这样一个西夏博物馆和西夏研究中心，孙寿龄当年制作的那些西夏文字模型也寂然地躺在阳台上的箱子里，有时，恐怕连他也懒得去打理。

在武威，大家都尊敬地称孙寿龄为“孙爷”。在他的努力下，2004年3月，甘肃省武威市西夏研究中心挂牌成立，令人尴尬的是，这个中心只有他一个人，中心只有借西夏博物馆的一间房、一张桌子、一个沙发。这里一方面大打着西夏陪都的旅游招牌，一方面却只有他一个西夏研究者。就在我前去拜访他的前几天，先后有韩国、法国、日本等国的学者前往武威，提出要观看他制作的西夏文泥活字，他只能把这些国际友人带到自己的家里。在他家里，我看到大量的书籍资料占据了本来就不大的房间的大部分，那些他苦心制作的西夏泥活字也因为没处放而面临着损毁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