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德格，绛红色里的流徙

“当年，夏尔巴从内地长途跋涉来到喜马拉雅山地时，一定是经过了德格的，如果要找寻夏尔巴和mi nia（西夏）的关系的话，就到德格去找答案。”2004年夏天，在喜马拉雅山的另一端，和尼泊尔紧连的立新村，整个夏尔巴族中最高龄也最博学的白玛活佛，这样给我一种智启和指引。

关于夏尔巴和西夏的关系，杨嘉铭教授曾经告诉我：“夏尔巴从康区去的可能最大的，他们的生活习俗和康定一些地方的是一致的，要是从康区去西藏，在那个时代，应该是经过德格进入西藏的。一个活佛告诉我，夏尔巴刚进入西藏时，并不是直接进入喜马拉雅山的，而是先在平原河谷地带生活了一段时间，后来可能是被蒙古军队或藏族势力所迫，而走进了喜马拉雅山腹地。”

在德格寻找答案有两条路径，一是去中国藏区最大的印经院德格印经院里找书，一个是继续沿着田野调查的路子，寻找历史留下的蛛丝马迹。但这两条在这里都受到了影响，前者是因为我的藏文水平受到限制，在印经院也因没有合法的身份或权威机构开具的证明，无法走进，后者因为时间关系无法走到一些当地人提供的地方去。

追寻西夏后裔的途中，我一次次地将探寻的眼光和脚步送到川西高原上的山脉与江河间，但那里并没有提供西夏皇室成员集体居住的有力证据，只是星星点点地隐含了他们在逃亡途中携带的失败气息和惶惑的眼神、在蒙古军队的追杀和本地土著的阻拦中无所适从的迷茫、一次次流亡中的隐痛。我一次次地从苍茫、广袤的川西高原上追寻，并没有任何答案，沙鲁里山以西恶劣的自然条件目前还不能提供当初的党项人能够从这里进入西藏地区的有利例证，从雅江北上，取道道孚、炉霍一线，经过甘孜到达德格，这在历史上就是四川进入西藏的通道，也是唯一能提供大批人马行进的线路。

作者在德格采访

金沙江横亘在四川的德格县和西藏的江达县之间，当初是不是也横亘在流亡到这里的党项人眼前不得而知，但在870多年后，作为一个考察的难题确实是横亘在了我的眼前。海拔6168米的茫茫雀儿雪山，波涛汹涌的雅砻江和增曲河同样横亘在了我的眼前，如果当初西夏人逃亡到这里，那么，他们很清楚：往北，青海一带，随着西夏丢失积石军，这个西夏管辖触角伸至最西南的地方逐渐被蒙古军队占领，南边和东边的康巴地区随着忽必烈率领的蒙古大军亲自追征，不仅落入蒙古人的手中，而且，这里的藏族势力已经向蒙古高层妥协，最好的逃亡线路，只能是乘着蒙古人还没有完全控制西藏高地、八思巴宗教政权还没和蒙古政权进行实质性的牵手，以最快的速度越过川西高原，跨过西藏高原上最后也是最大的天然屏障雀儿山和金沙江，然后进入西藏，试图和西夏中期就进入西藏且建立昂仁政权的西夏人接头。

时年97岁的白玛，是夏尔巴中年事最高、最博学的活佛。2004年年初，在伊吐鲁寺接受我的采访。

党项人没有在这里留下任何历史资料和民间传说，这只能说明，如果他们真的从这里逃亡过，那么，他们在这里仅仅扮演了一个过路者的角色，一群形色匆忙的出逃者在这里的最重要的任务是：准备离开川西高原进入西藏所需的物质。我如何得知他们经过这里进入西藏的呢？在学术界没有任何资料和观点支持我的情况下，我如何为自己辩解？2003年夏天，我在喜马拉雅山腹地考察夏尔巴和党项人的关系时，很荣幸地遇见了白玛活佛，当他操着夏尔巴语告诉我夏尔巴从中国的内陆地区经过德格抵近西藏时，我想起了著名的电视导演、《去楼兰》艺术及同名电视专题片的作者杜培华说的那句话：“在那里，我遇到了历史的福音——而不是宗教的神。”白玛活佛的世俗角色和宗教角色是个活佛，但于我而言，他更是西夏历史和我追寻西夏宗脉的福音，他不仅道出了学者教授们不知道的历史真相，更重要的是还原了历史的原貌与真迹。

德格，于藏区人文而言，是历史文化的中心，于藏区医学而言，它是南派藏医的圣地，与藏传佛教的承扬而言，它是三大藏传佛教的中心之一，但于西夏而言，它或许就是记录这个王朝哑声后的一截被忽略日久的历史。“藏文化宝藏德格印经院大法库吉祥多门”与“德格吉祥聚慧院”的内涵，也没有使它在西夏面前沦为谀辞。

2005年冬天，因为大雪封山，我未能从川藏线走进德格。这种遗憾在2006年的5月初才得到补偿：我在青海玉树考察完这里和西夏佛教的关系后，从玉树境内的称多县向东进发。这次考察，是银川晚报社的同事赵宁娜和胡清萍陪同完成的，经过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县城——四川的石渠县，再翻越海拔6188米的雀儿山进入德格，力图在这里再次印证自己以前持有的西夏后裔逃亡进西藏的一支是从这里经过的观点。

由于我的藏学、藏语知识有限，使得我走近德格时，总是在这方面一无所获。问那些僧人、地方公务员及官员，没有一个人能够提供一点有用的资料，就是2005年冬天我在甘孜州的首府康定时，问在当地很博学的甘孜日报社郭昌平社长，他也是一片茫然后带有些许肯定地说：“德格？德格和西夏党项人有关联吗？我想可能不大！”

在中国，藏文古代文献数量仅次于汉文，而德格印经院储藏的藏文文献占全部藏文文献的70%左右。德格印经院收藏木刻老经版近23万块，旧画版376块，加上后来民间征集到的和近年新刻的经版，印版总藏量在27万块以上。在藏族历史上，一度记载了西夏王朝的许多重要的历史事件，那么，拥有70%的藏族文献的德格经学院有什么理由能避却西夏呢？而且，印经院是康区“噶玛噶举”画派早期壁画保存较完整的地方之一，而西夏最早传入的藏传佛教就是噶举派，它又有什么理由拒绝记载西夏？显然，是我们没有发现那些记载西夏的重要文献。它们一定就躺在德格印经院的某个角落。2007年五一期间，我的上师、中国佛学院藏语系高级教授、青海玉树佛学院院长丹求达哇来到银川，考证我提出的西夏宗教渊流是藏传佛教的巴戎噶举时，这位曾经在德格学习过几年的活佛说，在德格应该有这个记载，在玉树都发现了关于西夏的记载，而德格作为藏区三大文化中心之一，应该是有的。这个偏僻的地方如何能成为藏区最早最大的印经院呢？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或许是在800多年前就已经拥有了世界上一流的印刷术的西夏人逃亡到这里后，把先进的印刷术带到了这里。

在川西高原上发现和西夏旧地一样的百褶裙

德格总充满着一种神秘的气息，这种巨大的气息里，隐约地透露着它和西夏的某种关联，这种气息的诱惑中，我无法做到对它的回避。当年，假如那些顽固地将西夏帝国装进内心的西夏人，匆匆地来到了这个绛红色的小城。在这个陌生的地理区域，不仅是气候与自然条件不能够容纳他们，更重要的是彪悍的康巴藏族对这群“陌生的闯入者”的警惕甚至敌意。

在这个西夏研究者眼中一直被忽略的小城市里，他们做了一段时间的逗留，来不及作很多的准备，亲人们在这里分手，泪水掩隐在匆匆的逃亡中，他们只能选择条件更艰苦、更没有人居住的西藏，从这里进入到了西藏的门户昌都，这是西夏党项人在南下及西进的逃亡途中建立的最大的一个“城市”。羌族人说，昌都是后人给这个美丽的西藏城市取的名字，其实，它的真正的名字叫“羌都”，藏语的意思是“战斗过的地方”。是羌族人丰富了那个城市的历史内容。

德格在整个藏地是很出名的，可以说任何一个有建树的僧人都会知道这里的，因为以前几乎所有的藏族经文都是在这里印刷的，这里是整个藏地的“经书的源头”，有着十万经书之地的称呼。现在，在我的推测视野里，这里更是西夏后裔们完成战略性保护自己的中转之地。如今，退休的原德格县人大主任切则尔多吉，是当地有名的历史学者和活佛。就我探寻的西夏人逃亡路线是不是经过这里的问题，切则尔多吉不是很明确，但他说他在乡下看见过不同于藏区的建筑和部族，倒是很像西夏人留下的，因为那些建筑一看就不是藏族人的。

五百多年前，统治这里的是第一代德格土司博塔·扎西生根，与噶举派两大传承之一的香巴噶举中以建桥、创立藏戏留名于后世的一代游僧——唐东杰布，共同主持修建了更庆寺。唐东杰布，这位出生于后藏的一代藏族高僧和著名的建桥大师，他的一生和西夏有着一种间接的关系。一是他在昂仁地区创建了藏戏，使这个艺术形制成了藏族的艺术奇葩，而昂仁是西夏时期就派人抵达的地方，并在这里修建了一些西夏风格的寺院。二是唐东杰布在西藏地区修建了著名的13座桥，而被藏区尤其康巴藏区的民众称为“尊贵的王”，甚至被后来的一些西夏研究者误认为是西夏的王。

作者在德格印经院

萨迦在元统治者的帮助下，很快将势力渗透到了如今中国版图上的几乎所有的藏区，小小的德格没有例外。德格土司的角色开始有了新的变化。到了第三十代中的萨迦名僧索郎仁青，得到萨迦领袖、元朝国师八思巴的信任，被赐以“四德十格之大夫”的称号。亲元的八思巴深深了解蒙古人对待党项人的政策和心态，他很快就被元始祖忽必烈封为“万户府”，获封地于今白玉、理塘一带。这样，在这里的党项民族就凭空遇上了另外一支敌对的力量，两种敌对力量的拧合，迫使来到这里还没彻底扎稳根的党项人只能选择再次的流亡，选择向高海拔和无人烟的青藏高原腹地进发，开始了人类历史上最悲壮的一次流亡，这种悲壮不是廉价地表现为一种在军事力量较量下，双方悬殊的情况下的大撤退，而是人类第一次以集群移动方式，向无法适应生活的生命禁区发起的一种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