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从黄河到岷江，匆促地逃离

西夏王朝虽然带着一身秘密消失在了历史屏幕上，也很快消隐在了其身后近800多年间的蒙、汉、满等民族建立的历届王朝的视野中，但这种神秘就像一坛陈年老酒，时光越老，它散发的香气就越发浓郁，那些裹在其中的谜团也就越来越大，越来越神秘。

西夏王朝的大厦在倾坍的刹那，那些没有归顺元朝政权的数万名将士、王室成员、工匠、高级僧侣、皇妃宫女、高级官员们，也突然从其散布在王朝各个方位的军事重镇、陪都、地方行政中心甚至村落、驿站、寺庙等载体中消失，这是一直困惑研究西夏历史者的一个谜团。从20世纪开始，近100年间，中外诸多的学者、专家们将目光投向建立西夏王朝的主体民族——党项人最初的领地——青藏高原东部一带。一代代历史学家、民俗学家们经过多次的论辩和争执（这种论辩和争执今天同样在延续着）后，不少人认为，西夏灭亡后，西夏后裔包括皇室后裔逃到了如今的四川西部甚至是喜玛拉雅山腹地。又一个问题出现在了我的考察中：这些人是怎样穿过上千公里的路途，在强大的蒙古军队的追杀中，避开重重包围与沿途土著民族的正面交锋，在一片狼藉与仓皇中，沿着怎样的路线出逃？他们在哪些地方避开蒙古人的追杀视线，将黄土高原撇在身后？

党项人在西夏建国前400多年的时光里，他们的祖先就是踩着白龙江的涛声北上进入陕北的。13世纪30年代，随着帝国之梦的粉碎，白龙江的涛声又迎来了西夏王朝的上层逃亡人士，一江涛声里，掩埋了西夏皇族的几多狼狈与匆促，也掩埋了他们的逃亡线路。

从西夏废都逃离后，这些人选择了一条怎样安全、高速、便捷的道路呢？从银川出发，跨过黄河向南行走，穿过整个宁夏南部地区，进入甘肃的腹地，继续向南探巡，进入甘肃南部和四川交接的陇南地区。我最早抵达陇南一带是1992年的春天，此后的15年间，为了寻找西夏人的后裔，我来到这里几次。最后一次是2006年9月末，从银川乘火车抵达四川的绵阳后，穿过北川羌族自治县，来到甘肃的陇南和四川的北川交界地带，考察西夏后裔经过这里的情形。

崇山峻岭中的陇南，是最初党项人北上的一个驿站。隋朝末年，活跃在青藏高原上的党项人，在汉王朝政权和吐蕃民族双重打压的夹缝里，被动选择这里，完成了北进黄土高原还是南入岷江流域的痛楚抉择，也完成了以这一带为核心地区向这两个地区的试探性渗进。抉择后的结果是一部分羌族人沿着岷江流域而下，进入今天四川的松潘、黑水、茂县、北川、汶川、理县等地区，这也是今天这里成为中国最大最集中的羌族生活区域的最原始的力量源泉之一。另一部分北上，建立了西夏王朝。

古老的茂州城

如今，在白龙江流域生活的主体民族是白马人，这支古老的羌族人被越来越多的书籍宣传为藏族人，最初，他们在这里迎来北上的党项人，后来，在西夏亡国后，他们在这里又秘密地接收了同为羌族的党项人，并送他们沿着岷江流域继续南下逃亡。

1994年至1997年，日本早稻田大学文学部和四川大学合作，多次到四川岷江上游作羌族历史文化考察，他们将岷江流域定为“中国西部南北民族走廊”，而白龙江流域的甘肃和四川交界的武都、文县及四川的松潘、平武、黑水、茂县等地区就是这个长廊的北入口，西夏后裔在西夏灭亡后逃亡，如果进入四川的话，只能从这里南下。

我选择了白龙江以东的四川平武县的白马藏族乡和木座乡考察白马人，试图从中发现点西夏后裔的踪影。沿途的夺补河东岸有一块约10米高的巨石，当地人称为“小白马老爷”，在白马乡的罗同坝有一个与之对应的石山，当地人敬称为“大白马老爷山”（当地语言发音为“呀入饶舌”（音译）或“也西那蒙”），当地人将“老爷”作为一种对神灵的敬称，党项羌族人的白色崇拜一直在这里有着完整的体现。在建筑上，这里的民居也和藏族有着明显不同的风格，多是土木结构的两层瓦房，在地平面上直接用石头垒砌或夯土成厚约80厘米的房基，牲口住的则是房屋左侧由黄土夯筑的露天圈，这明显受到了汉族建筑风格的影响。白马人的住房大门不向河流方向而开，都是朝着河流上游或下游方向开着，这种风格在我后来考察西夏后裔经过的地方基本都保持着。这里的房屋都是有火塘的房间为正中最大的主室，主室中一般靠东墙的正中为神龛，神龛的下面和两侧为装杂物的柜子，火塘上放直径约一米的铁三足，用来做饭或煮家畜食物，这种建筑风格恰恰和西夏后裔经过的四川茂县科尔普寨，理县桃坪羌寨，丹巴梭坡乡，康定县的岬巴、沙德、彭布西、普沙绒一带，九龙县的汤谷一带房屋的建筑风格是一致的，在这些地区，那些神龛上供奉的“天地君亲师”等字样都是一样的，而偏离这些当年西夏后裔经过的地区，就发现不了这些相同的建筑、白色崇拜、羊皮鼓、青稞咂酒等宗教与民俗中的东西。

2004年和2005年、2006年，我三次到达岷江流域羌族集中的四川茂县、汶川、理县等县考察，力图将以前考察西夏后裔逃亡时，在甘肃和四川交界地带出现的断层联接上。

那些山川与河流，默默地叙说着这里千百年来容承的传说与沧桑。白天紧张的走访后，夜晚的一片巨大静穆里，我在这片陌生的地方，一次次地打量着。这里千百年来承领了氐、羌、藏、汉轮番厮杀拼夺的铁鼓金声，然后将这些民族中生命力脆弱的东西一一埋葬，将那些注定被历史收容的东西，叠放在隐秘的部位，等待着发现者的开启。

遗落在这里的白马羌族，以其颇富争议与传奇色彩的民族性格，以其完整保留的古朴纯正的民风、粗犷强悍的气度、豪爽奔放的文化性格、勤劳狩猎的兴致、能歌善饮的风度，而成为史学家、民族学家、文化学研究者探索的对象。没有人关注这里和西夏的任何关系，这里的居民，因了生存位置的偏闭与高远，从而在生活中透出一种宗教意味上的圣洁与神意，他们总用歌声表达对自然、神灵、人类的敬畏与关爱，那一曲曲飘游在牧场、草原、牧帐中的歌声表达了游牧族类的孤伤、隐忍、博爱、真诚、痛苦，曾经的辉煌，久远的隐痛，皆在其间。党项人从青藏高原流徙时就融合于其中，如今，这些人的身上还有多少党项人的血液？谁能说得清楚？这种模糊与他们生活的标识符号中没有西夏的痕迹，使我的西夏后裔探巡之旅，在这里只能留下疲倦的面孔和脚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