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吐鲁番盆地，西夏清晰的遗影

2005年4月14日，新华社向国内外发表了这样的一则消息，《新疆考古共发现28种古文字》，其中有消失了的，而且在新疆首次发现了神秘的西夏文字。神秘的西夏文字怎么出现在新疆？它们到底是在哪里发现的？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博物馆里的那些西夏文物和散落在新疆的西夏钱币、文物后面，到底埋藏了西夏多少秘密？在西夏当时的版图上，是没有延伸到新疆的，那么，这些西夏遗物是当时流通到这里的呢？还是西夏政权当时就控制过这一片区域？或是西夏亡国后，那些西夏人后裔逃亡到这里来的？

对此，著名的西夏学专家、原甘肃省博物馆陈炳应馆长的解释是：“一方面是西夏时期，西夏政权和现在的新疆地区的少数民族政权有着正常的经济贸易、文化、宗教往来；一方面，西夏政权灭亡后，生活在河西地区的西夏后裔，尤其是黑水城被攻破前，大批的西夏后裔就选择了向新疆地区逃亡，给那里的绿洲文明注入了新鲜的血液。”

在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博物馆，那些埋在地下或散失在地表与民间的文物中，记载的古文字分为汉文字、阿拉美文字和婆罗米文字三大文字系统，共分19种语言、28种文字。这些文字主要发现于考古出土的大量木简、木牍、纸卷、金铭石刻和钱币上，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多方面。自治区博物馆副馆长、研究员伊斯拉菲尔·玉苏甫研究古文字多年，他按照自己的文字分类视野，将西夏文字划归到汉文字系列中，他们发现数量最多的是汉文、佉卢文和回鹘文等，而西夏文、契丹文极少。这一发现给予传统的“西夏文字出现的最西端是在敦煌一带”的说法以很大的颠覆。在这之前，研究西夏的学者对西夏文字出现的西界之定与我本人的发现是一致的。史金波等西夏研究学者对我几次去藏区的西夏后裔遗居的发现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但因为没有西夏文字对这些发现赋予实质性的见证一直心存遗憾，他们希望能在传统的西夏文字出现的四至界限有所突破。现在，新疆的西夏文字出现，打破了传统的西夏文字出现的范围之囿。

伊斯拉菲尔·玉苏甫介绍说，西夏政权虽然没有对新疆进行过直接、有效的军事、政治控制，但在当时那种社会形态下，新疆大部分地区是属于游牧的草原民族拉锯式争夺的地区，西夏和西域诸国进行经贸交易、使节往来甚至军队深入是很正常的。多年来，丰富多彩的古文字文化受到世界各国考古专家的极大关注，但遗憾的是，很多记载古文字的珍贵文物在解放前已被德国、俄国、法国、英国等国家的探险者带到国外。就此不难推断出，那些诸如科兹洛夫、斯坦因等带走大量西夏文物的海外的探险者，在新疆大地上寻觅、挖掘、掳掠的过程中，或许就有不少珍贵的西夏文物，而那些见证或能起到解密作用的有着西夏文字的文物，因为西夏文字的神秘难辨而使他们遭到遗弃或冷落的命运，甚至不难排除被破坏。

回鹘是连接西夏和西域其他各国，甚至具体说是新疆的一个中点。回鹘和西夏，这两个对中国西北地区历史产生重大影响的少数民族政权，直到10世纪30年代以后才见诸史册。《旧五代史·党项传》载：当时，回鹘已于甘州（今甘肃张掖市）建立了自己的政权，控制着丝绸之路河西段的贸易。而势力已迅速壮大起来的西夏的触角也延伸到丝绸之路东端，并劫掠甘州回鹘入中原的贡使，由此而受到了后唐明宗的严厉打击。

982年，李继迁起兵反宋，确立了南下中原必先取河西的战略方针，盘踞凉州（今甘肃武威市）的吐蕃和甘州的回鹘自然就成了西夏的首要目标。为结交北宋共拒西夏，1001年，甘州回鹘可汗禄胜遣使曹万通入宋朝贡，得到宋真宗的赞许，曹万通被授予左神武大将军，回鹘联宋攻夏方略初告成功，以后又由吐蕃加入联盟，大大加强了回鹘反击西夏的力量与信心。于是，甘州回鹘屡屡向西夏发难，多次给西夏以沉重打击，有力地遏制了西夏西进的势头。

西夏采取联合东北方向的辽，共同抗击宋、回鹘、吐蕃联军的战略，在1020年末奏效。西夏军队以突袭战术一举攻克了甘州，回鹘“夜落隔归顺王仓促出奔，元昊置兵戍其地而还”。1036年12月，元昊再举兵攻陷瓜、沙、肃三州，尽有河西旧地。将回鹘势力赶到今新疆东南一带。

西夏政权在鼎盛时期，在今天内蒙古、甘肃和新疆三省区交界一带，布置了大量的军力，设置了著名的黑水镇燕军司（驻地在黑水城），最初针对势力之一就是回鹘。这个西夏最北边的军事要镇中心，和西夏最东北的黑山威福军司基本在同一纬度上。从1038年时西夏的疆域图来看，西夏最西北端的地理极点距离黑水镇燕军司的距离恰好是距离酒泉市的一半，也就是说，黑水在西夏最西北端和酒泉距离的中点上。

在西夏贞观八年（1108年）的西夏疆域图上，今天的吐鲁番一带的边疆地形没有发生改变，这种状况在西夏人庆三年（1146年）的西夏疆域图上一直持续着，没有资料显示这一带属于西夏的黑水镇燕军司和西平军司哪个军司管辖，但可以肯定这一带是西夏疆土，从西夏王朝建立到亡国的近200年时间里，基本没有从西夏的控制中丢失过，而在吐鲁番发现的西夏经文、文书、契约等，也有力地见证了这里和西夏的关系——这里是今新疆境内和西夏关系最多的地区。

从吐鲁番等地出土的回鹘文文献看，宋元时代，新疆地区就有一定数量的西夏人入居。如俄国探险家科洛特克夫（N.N.Krotkov）于乌鲁木齐获得的一份回鹘文土地买卖契约文书（编号为3Kr.39）即称，买主巴萨·托赫利尔所买土地的四至，“西边是tangut的土地”。tangut是西夏的名称，Tangut者，即汉语所谓之唐古、唐兀，又译唐古特、唐忽特等，有时指党项人，有时又特指西夏国。这就证明他买的土地和西夏的疆域相连。1953年，西北文物考察队在吐鲁番发现的回鹘文买卖奴隶字据，末尾有证人名tangut buqa。这就证明这位叫布恰（buqa）的西夏人（tangut）的地位和经济实力都很高，是买卖奴隶的主人。从侧面证实，西夏人在这里的经济地位之高。也说明高昌回鹘与西夏之间的民间交往还是频繁的。

甘州回鹘和沙州回鹘政权相继灭亡后，河西完全成了西夏政权的一统天下。其遗民除部分外逃外，大多都沦为西夏的属民，回鹘和西夏的文化交流也由此翻开了新的一页。故黑水城出土西夏汉文写本《杂字》“番姓名”中，我们就可看到“回纥”一名。这两个字相应的西夏文对音可译作“嵬恶”，在西夏文字典《文海》中，“嵬”“恶”均被释作：“族姓回鹘之谓。”这一记载证明了西夏境内回鹘人的存在，且有相当的数量。在西夏文法典《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中的规定：

任职人番、汉、西番、回鹘等共职时，位高低名事不同者，当依各自所定高低而坐。此外，名事同，位相当者，不论观高低，当以番人为大……又番、汉、降汉、西番、回鹘共职者，官高低依番汉共职法行事。

这一记载表明，在西夏国境内有回鹘人，而且人数还不少，似乎仅次于番（西夏）、汉、西番（吐蕃），居第四位。

回鹘的农产品也传到西夏国中，前引《杂字》“果子部”中出现的“回纥瓜”即是来自今新疆吐鲁番等地的哈密瓜。

11世纪末成书的维吾尔族名著《突厥语大词典》也以专条对西夏作了简略的描述：tangut唐古特，是突厥人的一个部落，他们紧靠着秦（“秦”是突厥、回鹘人对中国的称呼——引者）居住。他们称自己的血统是阿拉伯。显然是哈喇汗王朝与西夏相距遥远的缘故，编辑这本大辞典的著名学者麻赫穆德·喀什噶里对西夏的描述不尽可靠，有道听途说之嫌，将党项人当作了突厥人，但仍不失为当时有价值的信息——从侧面可看出，当时的西夏人的影响已经传到今天新疆最西边的喀什一带。

西夏人在高昌回鹘的活动，从吐鲁番出土的西夏文残卷中也可得到印证。美国印刷史专家卡特（T.F.Carter）早就提到，在吐鲁番发现的古代印刷品中，除汉、回鹘、梵、藏和蒙古文外，还有西夏文印本遗物。在吐鲁番的调查，我发现这里总共出土的西夏文文献计有4件，其一为20世纪初“德国吐鲁番考察队”于吐鲁番所发现，编号为TM109.1，有文字12行。刊布者称之为写本，其实是印本。另外3件则是1980年考古人员在清理吐鲁番柏孜克里克石窟积沙时发现的，均系佛经印刷品残卷。这些西夏文残卷均为12世纪～13世纪的遗物。从其字行排列不整齐、字体大小不均且墨色浓淡有别等因素看，它们很可能是泥活字印本。这些既是西夏人入居高昌的佐证，同时也是回鹘—西夏文化交流的结果。联系敦煌和安西榆林石窟发现的大量西夏佛教文献、壁画等，柏孜克里克石窟也是西夏佛教艺术渗透的一个重要地方，也是目前发现的西夏佛经印刷品传播的最北边，这也打破了传统的西夏佛教艺术品的最北边在敦煌和安西一带的说法。

如今的库姆塔格沙漠，和当年的罗布泊一样是一片丰茂之地？如果是，那么，柏孜克里克石窟里的这些西夏佛经就是西夏僧人穿过这片丰茂之地带来的；如果这里在西夏时期就已经成了一片不适合那些商队、僧侣穿越的不毛之地，那么，他们就是沿着今天的312国道从甘肃进入新疆的哈密盆地，进入吐鲁番的，那么，古老的楼兰文化显然是和西夏文化在这里有着接轨的，这又是一个怎样的历史之谜需要揭开？

站在这个谜面上最醒目的是来自龟兹的高僧白智光，他不远万里，横穿天山南麓和哈密盆地，经过古老的丝绸之路的河西走廊段，然后翻越腾格里沙漠和贺兰山，走进了西夏国的心脏之位。被王朝的最高统治者称为“安全国师”。在目前国家图书馆所藏西夏文文献《金光明最胜王经》的序言中就有：“次始奉白上大夏国明盛皇帝（即惠宗秉常）、母梁氏皇太后敕，渡解三藏安全国师沙门白智光，译汉为番。”不难看出他是被西夏第三代皇帝惠宗秉常迎请到西夏的，在“安全国师”的荣誉和身份下，进行的是将汉文佛经翻译成西夏文或者其他少数民族文字。《金光明最胜王经》的序言里称赞他的翻译水平是文字优美，表达准确，如“星月闪闪”，光华耀眼，故而在西夏文佛经翻译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这位“安全国师”和另一位西夏文文献中出现的白法信国师具体是哪里的人呢？证实他们是来自吐鲁番地区的龟兹高僧的理论依据又是什么呢？

20世纪80年代末，史金波先生在80年代初译释上述文献时未论及族属问题后，进一步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白法信、白智光二位著名的译经大师可能是西夏回鹘僧人的代表人物。”这对传统的西夏佛教和藏传佛教有直接渊源的说法是个很大的挑战，但史先生并未对这个论点给予充分的、令人信服的阐解。显然，从姓氏看，白法信和白智光肯定不是党项人。目前的西夏资料显示，西夏国时期没有白姓的党项人。西夏亡国后，遗民散布全国各地，有许多人改行汉姓，但也没见有改成白姓的记录。自汉至唐的700年间，白姓一直是龟兹的大姓。白者，有的史书又写作帛，如《高僧传》及《晋书》之《鸠摩罗什传》中提到的龟兹王白纯，在《晋书·吕光载记》中又被写作帛纯即为明证。白、帛，均为梵语puspa的音译，意为“云华”。还有一点，汉人在称呼外僧时，既有以姓氏与法号并称者，也有只呼法号者，这又为白智光何以被略作智光的问题提供了最佳脚注。这些说明，白法信和白智光都是来自龟兹的高僧。

龟兹，是古老的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重要地方，地处塔里木盆地的北缘，控中西交通的咽喉，由印度传来的佛教，早在3世纪时即已在此地生根开花。4世纪时，龟兹佛教就臻极盛。《晋书·四夷传》称：龟兹“俗有城郭，其城三重，中有佛塔庙千所”。

龟兹佛教在高昌回鹘统治时期持续发展，并与中原王朝保持着密切的联系。龟兹地区诸石窟（如库木吐喇石窟、克孜尔石窟、克孜尔尕哈石窟）和其他佛教遗址中留存的为数众多的回鹘壁画、回鹘佛教遗物和回鹘文题记等，也都向我们昭示着那个时代龟兹回鹘佛教的繁荣。同时，西夏文字创立后，除使用西夏文、汉文外，还使用“西番、回鹘、张掖、交河一切文字”在旁边并列。西番即吐蕃文；而回鹘、张掖、交河所用文字，则被专家们认定为回鹘文及其他行用于回鹘境内的文字。1988年，敦煌研究院考古人员在对榆林窟第3窟中之后人补塑罗汉像实施临时性搬迁时，发现在彩塑底座后面有西夏时代绘制的经变画，书以回鹘文榜题。无疑，二者同为西夏人营造该窟时所为，有力地证明了回鹘文在西夏的流行。此外，在内蒙古额济纳旗黑水城遗址发现的回鹘语福音体文字残卷，则证明了回鹘福音体文字在西夏的行用。西夏文专家在整理黑水城出土西夏文文献时，经常会遇到一些“不认识的字”——回鹘文或吐蕃文。在敦煌出土的西夏文遗书中，经常可以看到用回鹘文字母作的注音。如日本天理大学附属天理图书馆收藏有一批张大千于敦煌搜集的西夏文佛经残卷，其中有数件西夏文佛经之行间即可见这种情况，既有写本，也有刻本。在敦煌研究院收藏的敦煌出土文献中，有一些是1949年前由敦煌当地文人任子宜收集的，既有写卷，也有刻本，其中的西夏文佛经上不仅在行间有回鹘文注音，而且还有用回鹘文书写的榜题或题记。更进一步证明了西夏用国字——西夏文时“仍以各国蕃字副之”的记载。自1037年至1090年受西夏王之命主持《西夏文大藏经》翻译事业的国师白法信和后继者白智光，其实都是来自龟兹的回鹘高僧。

西夏朝廷能够如此重视回鹘文在国内的颁行，且能将白法信和白智光这样的高僧请到宫廷翻译经卷，不排除西夏人曾经占据这里，那么，几百年来，仅凭一本《西夏书事》里记载的西夏疆域“西界玉门”的说法要重新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