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上已无党项人（自序）

“中国最神秘的王朝后裔——西夏人到哪里去了？”恐怕是站在这本书前不知要不要购买、阅读它的读者首先考虑的问题。打开这本书，在阅读的行进中，读者可能会问：“我们凭什么要知道西夏人？作者为什么要寻找这些消失在历史深处的神秘人族？他的寻找有意义吗？他的路线正确么？他所拿出来的事实能够告诉读者答案吗？”

在中国，如果你有幸曾经接触过西夏的脉动，并为之震颤的话，那么，西夏会跟随着你，因为它不是中国历史中一席流动的盛宴，也不是一道僵滞的风景，它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尽管，正史的视野里一直没有它的席位。但西夏是值得每个对历史感兴趣的人关注的，它不会让真正的走近者失望的。

2006年4月6日《南方周末》的B9版上，刊登了一篇文章，名字很有趣：《“不了解历史，也是一种罪”》。文章说的是日本的一个叫近滕昭二的记者对日本侵华战争中细菌战的历史真相进行了持续30年的追问，追问的结果是：对历史的淡忘，就是在犯罪。

在中国历史中，以独特力量砌入其中190多年政权时光的西夏王朝，国人对它的了解，因为许多因素，导致了在一种未知状态下进行，即便是对它了解一些的专家，也是以一种垄断性质或者在霸权心态下的小圈子内传播、欣赏，甚至由于学术观点相左、个人目的不同而进行互相攻击。真正由大众知晓的历史，往往并没抵达民众的视野或内心，这种遗漏造成的后果，并不在于我们对这段历史的冷读甚或不了解，或对其中细节的咀嚼、品味造成误读，重要的是如同科学家王选所说：“我们倘若失去历史，还将失去从历史的教训中得到进步的机会。”这种情形下，我坚持认为，不了解西夏实在是一种过错。

从源头迁徙到缔造帝国，从帝国的大厦倾坍到残余势力的逃亡，建立西夏王朝的主体民族党项族的“身前成长史”，当时的中国，没有哪个民族的流程比这个民族漫长，这种漫长不仅体现在路途的遥远与悠长，更体现在一种严酷的生存环境下的挣扎与抗争。1227年，西夏王朝戛然消失了，接着是长达几百年的哑声，昔日刻印在中原王朝及当时的吐蕃、契丹、女真、回鹘等异族政权记忆里的辉煌完全被尘封在历史深处，那些残留在各地的佛塔、古城、驿站、寺院的废墟在落日冷风里轻轻嗟叹，即便有身边出土的文物在考古学家们的一篇篇专业文章里为这些废墟做着诠释，证明着他们作为“见证者”的合法身份，但也往往导引着他们在学术圈里做着纸上的爬行。在“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功利性历史瞳孔里，战败者的真实声音被战胜者的肆意忽略与人为蔑视而挤压在历史的箱底。西夏灭亡之后，元代在修订史书时没有给西夏提供书写的一席之地，导致了西夏王朝在中国历史的长册里成了一个缺席者。见证中国历史的《二十四史》中，唯独没有西夏历史，这也添加了它的神秘色彩与走进者探询、研究时的难度。西夏文字“天书”角色的本身的局限性，导致了西夏自身隐往历史深处的加速度，也为它至今乃至今后要消亡埋下了可怕的种子。

站在一个平和、冷静的心态下审视这个王朝的衰落，与后来的蒙元政权采取的极端政策有很大的关系，但其在文化建设上的偏视，也是导致这个王朝文化生命力短命的一个重要因素。当政者总是力图建立一种“高层”或“高尚”的文化，一直忘却了去培养一种来自底层的但生命力强大的民间文化土壤，一种民族自身防御命运和暴力的威胁并体面地能安身立命的草根文化——古代摩西和近代彼得大帝曾经建立的文化。由于缺乏这种对一个民族或政权的稳固性与长久性有着重要作用的文化，11世纪的西夏文化里显然在缺少了一个广众土壤的同时，也稀缺了些高贵与儒雅。这种稀缺也成了我在它消亡几百年后，走进它时采取的田野方式。

越是神秘的越容易勾起走近者与走进者的兴趣：当初几百万人口的国度里，一个个活生生的群体，怎能够突然消失得干干净净？一个政权可以被消灭，但构成一个王朝的主体民族怎能够被灭绝？西夏后裔在哪里？这是多少年来历史学家、社会学家一直寻找和关注的话题。

在市场经济时代，我的上路很容易被人看成是没有价值的甚至是荒唐与无聊的事情，在我的心中，这种追找却是一项严肃而认真的事情。找到的答案之中，可能还有疑点和问号，还需要再去思考新的问题，寻找新的答案。我想到了一个人：近滕昭二——最早研究并公布侵华日军细菌战真相的新闻工作者，即便从他供职的朝日电视台退休了，但他对细菌战的追寻并没有“退休”。2006年3月23日，他再次到山东寻找日军1644细菌部队霍乱实验的幸存者，他认为“永远地追寻真相，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是一个记者的天命”。我很欣赏他的观点：“如果一个事情完全处于未知状态，就是完全的自由，没有边界，一切都要看记者怎么动作。”10多年来，我以一个记者与行者的身份，将探寻的眼光、思考的重点、走读的脚步撒在了西夏这个神秘的王朝，抑或党项这个古老的民族当初涉猎到的角角落落，力图为这段历史的缺席与引退寻找足够的理由、借口。在这个意义上说，我做的不是一个民族迁移史或一个王朝主体民族后裔的去向跟踪，更是他们心灵史的另一种方式的解读。

神秘的西夏王朝给历史留下了很多秘密，随着西夏文字的逐渐破译，西夏散落在各地文献的逐步收集整理等问题的解决，西夏留给历史最大的神秘成了西夏后裔的最集中散落地。这是国内第一次以走读方式对西夏后裔进行追寻的书，我的行程涉及甘肃、宁夏、福建、浙江、内蒙古、新疆、四川、青海、西藏、河北、河南、北京、辽宁、安徽、陕西、广西、山西、云南18个省、区、市甚至尼泊尔、蒙古等国外地区。为了追究西夏后裔中的来阿八赤曾经在征服交趾（今天的越南）时的足迹，我于2003年秋天曾经抵达广西的北海，看着一海的水渺，只能想象忽必烈亲自召见，并把自己的衣服当场解下来赐予这位西夏后裔来阿八赤。来阿八赤统兵到今天的河内，后来身中三支毒箭而亡，这是正史里记载西夏后裔出没的最南端了。从广西到辽宁，从浙江到新疆、西藏，我行走在中国的大地上，极力揭示神秘的西夏王朝的后裔去向途中的大量秘密。经过几年的田野采访，我征集到了大量鲜为人知的资料，途中又经历了很多鲜为人知的困难。大难不言苦，作为一个非专业研究人员，这些所为皆系爱好而已，无关乎任何功利性。

本书以银川为中心，向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做辐射状，对西夏后裔逃亡或隐遁的线路进行追寻，对途经省份有关西夏的一些重点地方，从经济、文化、地理、旅游、人文历史等方面进行描述。萨义德的《流放随想》引用了12世纪僧侣作家雨果的话：“以为家乡甜美的人是初出茅庐的小子，还很稚嫩；以四海为家的人已经壮大；而将整个世界看成是异国他乡的人才是完人。稚嫩的心灵将自己的爱固着在大千世界上的一个点上，已壮大起来的人将自己的爱推及四海。”追寻整个西夏，使我的足迹在中国西部和中国北部的大地上留下了“自己逐步壮大”的痕迹。

这是一本单纯追寻对西夏后裔的去向的书，书里书外的一切是在勇气与爱好的支配下完成的。是集记者、考证者、行者“三者”身份完成的，也是经过大量徒步走访而完成的。这注定它是一本孤独的书。走进途中，才发现，仅有勇气是不够的，需要的很多，其中有读者和方家的批评，其中有对俗世中很多影响我内心洁净的东西的排斥与防御，有对那些不懂历史但动辄拿历史说事以满足个人私利与浮名者的鄙夷。

我继续在路上，我开始聆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