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史金波

一个满面灰尘、风尘仆仆的年轻人，或在黄土高坡的昏暗窑洞，或在澜沧江畔的泥泞山寨，或在青藏高原静谧的寺院，或在繁华喧闹的车站，他一路寻觅，行色匆匆，他以纯洁的心灵，以执著的精神，探寻着一个消亡的王国和民族——西夏的足迹，这就是本书的作者唐荣尧先生。

荣尧是一名优秀的职业记者，他考察西夏的历史遗痕，并非份内的工作任务，完全是出于个人爱好，是自己出资、自己出力的“自由行动”。他为西夏王朝主体民族的大迁徙而着迷，为西夏的迅速崛起而着迷，为西夏悲壮的覆亡而着迷，总之，为神秘的西夏着迷。他以历史学家以外的眼光审视着这个大起大落的谜团。他不仅从书本去翻阅、用头脑去思索答案，更决心大踏步走进西夏故地，用心灵触摸西夏，用脚步丈量西夏。他走过西夏故地以及相关地区，足迹遍及十数个省区，行程超过10万千米，并被多个新闻媒体称誉为“中国第一行走记者”。他所行经地区的交通皆非顺畅的坦途，食宿也非可口习惯。他早迎朝霞，晚送落日，留下一地背影——《王族的背影》。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早就成了做学问，特别是治史者的信条。对此，我也有深切的体会。我在从事民族史（主要是西夏史）学习、研究45年的生涯中，也试图以前贤为榜样，除读书外，尽力作实地考察，吃过四川凉山彝族的洋芋，喝过西藏农牧民的酥油茶，访问过陕北西夏先祖出生的李继迁寨，踏查过因出土大批西夏文献而震惊学坛的内蒙古黑水城遗址，寻找过西夏灭亡600多年后在安徽的子孙们。40多年前的衣食住行不可与今天同日而语。当年我们从成都到凉山喜德县，整整坐了三天大货运汽车，爬山越岭，把人颠得不知东南西北，晕车厉害的人不止一次休克过去。从县里到区上、从区上到乡间则无公路可走，全是山间羊肠小道，要背着行李爬山、越涧徒步走两天。在彝族的高山村寨里，冬天下雪，晚上无任何取暖条件，在那里我们吃了半年土豆，天天土豆，顿顿土豆。其实没有什么大惊小怪，我们的彝族同胞，世代都这样生活着。我说这话的意思是实地考察尽管需要吃苦，但不可不为，苦中有乐，乐在其中。从事少数民族历史研究、从事西夏研究的不少专家，都是这样走过来的。我想荣尧也会有这样的感触。其实我们尊崇的古代史学家早已身体力行。大家熟知的史学家祖师爷司马迁就是楷模。他20岁开始自京师长安南下漫游，足迹遍及安徽、江苏、浙江、湖南、河南、河北、山东，他甚至还西行到过甘肃，后来又出使巴蜀，到达今天昆明一带。除西南巴蜀地区外，其余地区都是他自行游历，全是为了考访古迹，以备书史。两千多年前的出行条件更是可想而知，子长先生虽可能有车马代步，但道路崎岖、山水阻隔，一路鞍马劳顿，肯定是艰苦备尝了。

不是科班史学家的唐荣尧先生实践着做学问的原则，不怕读书苦、不畏行路难。虽然有现代化的交通条件，但要考察具体历史记忆的底层，只凭现代化的交通工具是难以实现的，只有脚踏实地的两条腿，才能带着你走向历史的真实。荣尧不辞辛苦、不远万里、不计报酬，多次到十几个省区考察西夏遗迹及相关文化遗存，其执著的精神实堪钦佩，这种精神值得新闻工作者学习，也是历史研究工作者应该做到的。荣尧由读书、行路增长了史学知识，思考着史学的问题，他艰难地攀爬着史学的岩峰。在当前学风浮躁的氛围下，他的这种精神值得提倡。

我和荣尧认识有年，很赞赏他的求知精神。我曾和他多次交换意见，和他谈传统史学中史料的搜集、审视和利用，史实考证的方法、步骤和认定的条件。基于我对史学基本理论和方法的执拗，我甚至希望在他的著作中，注明资料的来源，在调查时慎重取舍，慎重结论，避免捕风捉影，道听途说。但是我想，那样唐荣尧可能就不是唐荣尧了。荣尧是记者，是新闻工作者。新闻工作者和历史学家有不可否认的共同点，新闻的第一要素是真实，史学工作者的任务是再现真实的历史。然而它们有各自不同的工作风格。历史研究要求资料翔实，考证精审，结论可信，可以十年磨剑。新闻则讲究时效，要有新闻点，要令人耳目一新。史学给人以冷峻、超脱的感觉，新闻则让人体味着感情、色彩。荣尧的书通篇是在讲史，但我能嗅到浓烈的新闻与文学气息。我想我不能用史学的眼光去审视荣尧的这本著作。他是从另外的角度、以另外的方法来解读西夏。他切入的角度也许给探寻西夏带来新的思路。我想，一些人对本书中的一些另类的观察角度和观点可能会有不同的看法，这是很正常的。

本书以大量的篇幅考察西夏的后裔。西夏后裔的寻找和研究，不光为治西夏史者特别关注，也是很多爱好、关心西夏历史文化的人的兴趣所在。一个覆亡的国家，一个消失的民族，经过七八百年的历史研磨，它们还存在吗？他们在哪里？寻找西夏后裔的目的仍然是追求历史的真实。1981年我与吴峰云先生根据史书记载的有限线索，到安徽寻找西夏后裔元代余阙的后代，几经周折终于找到了繁衍至今的西夏后裔，并且找到了两部可互为佐证的家谱，这是第一次找到有具体文献记载、有确切根据的西夏后裔，我们第一次了解到，西夏党项族有传承至今的后裔存在。此外，我还调察过甘肃、河北、河南的西夏后裔的资料。其他专家在河南等地的西夏后裔调查中也有重要收获。荣尧钟情西夏后裔，长途跋涉，访遗寻史，溯本探源，难能可贵。

关于西夏后裔，我在刚刚出版的《西夏社会》一书中专辟一章论述。我认为在蒙古时期，西夏人面对蒙古铁骑，在初期确实遭到重创，那是在战争时期。即便是在那时，也有相当多的西夏人，包括西夏的皇族在内，归附蒙古，受到蒙古统治者的重用。西夏人是蒙古统治者的基本依靠力量之一，一些党项上层或在蒙古军中为将帅，或直接率领党项人组成的军队（当时称唐兀军），在灭金、亡宋的战斗中，立下汗马功劳。特别是当局势稳定之后，党项人作为地位很高的色目人，其上层更是元朝统治的中坚力量之一。元世祖忽必烈十分倚重党项人，还特别下旨开雕河西字（西夏文）大藏经，以满足原西夏地区居民的需要。当时不仅西夏故地河西一带有大量西夏后裔居住，还任命了党项族上层人物进行管理。跟随蒙古军到达内地的党项族军民，分别在各地安顿下来，他们的民族地位比汉人、南人要高。忽必烈对西夏上层信任有加，当时有一大批党项族上层，包括原西夏皇族后裔在内都身居要职。拱卫首都大都（今北京）的卫戍部队就有一支党项部队。至今北京居庸关云台城门洞内还保留着大面积的六种文字石刻，其中一种就是西夏文，这昭示着当时党项人的民族地位和民族文化的地位。直到元末，如火如荼的农民起义军将要掀翻元朝大厦时，一批党项族将领成了岌岌可危的元朝的坚定保卫者，余阙镇压义军，成了元朝的殉葬人。没有文献记载元朝的皇帝四处追杀西夏后裔。即便看来与西夏没有任何关系的河北省保定地区，在经历了明代对少数民族实行严酷同化政策的情况下，依然有西夏后裔延续生存，并有较集中的居住区，有人居官，还使用西夏文字镌刻经幢。由此我们感受到西夏后裔在西夏灭亡后，在新的环境中对政治、经济、文化发挥的特殊作用，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与其他民族接触、交往的族际情缘。他们顽强地延续着民族的生命，然而他们未能拗过历史熔炉的再铸，最后终于融合于民族大家庭，他们悄悄地、自然地汇合于汉族、蒙古族、藏族，乃至回族当中，党项族作为一个民族和契丹族、女真族一样无可挽回地消失了。从另一个意义上看，或许他们并没有完全消失，他们的血液和仍然流淌在很多民族的血管中。中华民族中似乎仍然有党项族的影子。

荣尧这部另类考察西夏的著作也许会给不断升温的西夏学研究带来新的热度，给读者带来富有诗意的遐想。

2007年12月7日

（作者为中国当代著名西夏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西夏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