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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在1868年致路德维希·库格曼的信中曾经指出：“每个了解一点历史的人也都知道，没有妇女的酵素就不可能有伟大的社会变革。社会的进步可以用女性（丑的也包括在内）的社会地位来精确地衡量。”^[49]马克思与恩格斯虽然没有论述妇女问题的专著，然而，他们在创建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过程中，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方面，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基本研究方法，在一定程度上探索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中的男女不平等问题，阐述了妇女受压迫受歧视的根源、妇女解放的途径和道路，关于人的解放和妇女解放的关系等等。

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形成经历了三个阶段，马克思最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从社会历史生活中人的劳动异化的分析中，表达了关于妇女解放的思想，明确指出在阶级社会，妇女要解放，首先应该解决的是阶级压迫问题。第二阶段，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从人类历史的进程出发，阐述了实现共产主义历史必然性和人类解放的历史必然性。在阶级社会里，妇女实质的地位就是生产工具，而马克思主义的妇女解放思想，是要“使妇女不再处于单纯生产工具的地位”。^[50]私有制是一切人压迫人产生的最终根源，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妇女解放，就必然要消灭私有制。最后，在1884年发表的《家庭、国家和私有制的起源》中，恩格斯根据马克思的《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对妇女解放问题进行了最系统、最全面、最集中地阐述。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对妇女受压迫的根源、妇女解放的条件等基本问题做出的科学的分析和概括。这些观点互相联系、互相影响，从而构成了系统的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内涵。

首先，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从人的本质出发，探讨妇女受压迫的根源。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女性与男性都应该是平等的社会存在，是女性的工作地位或经济状况决定了她们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地位和状况。在私有制社会，由于人们经济状况的不同而划分出不同的阶级，不占有生产资料的阶级受到占有生产资料的阶级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资本主义制度是妇女受压迫的根源。

其次，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从人类社会发展史的角度探讨了妇女受压迫的根源。在原始社会末期，随着私有制的日益发展，母权制过渡到父权制，妇女被压迫地位也就随之形成了。恩格斯分析说：“母权制的被推翻，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丈夫在家中也掌握了权柄，而妻子则被贬低，被奴役，变成丈夫淫欲的奴隶，变成单纯的生孩子的工具了。”^[51]当母权制向父权制过渡，对偶婚也变成了一夫一妻制的家庭，男女两性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妇女被压迫的地位形成了。随着私有制的出现，妇女被排除于社会生产之外，而只限于从事家庭的私人劳动。家务劳动不再像古代共产制家户经济中，“是一种公共的、为社会所必需的事业”。“家务的料理失去了它的公共的性质。它与社会不再相干了。它变成了一种私人的服务；妻子成为主要的家庭女仆，被排斥在社会生产之外。”^[52]

最后，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还指明了妇女解放的途径问题：妇女解放的根本途径是消灭私有制。恩格斯指出，“生产资料转归社会所有”，将使“男子的地位无论如何要发生很大的变化。而妇女的地位，一切妇女的地位也要发生很大的变化。”^[53]“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事业中去”。^[54]只有当家务劳动的私人性质随着生产的社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而逐渐消失，绝大部分家务劳动变成社会劳动的组成部分，家务劳动和其他社会劳动只是分工不同的时候，妇女的解放才有可能。

当代西方女权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在研究和指导妇女解放以及争取男女平等问题上，有许多共同之处。主要在研究对象、理论观点、终极目标等多方面具有一致性。

首先，两者所研究的问题都是关于妇女解放的条件、目的等问题，所服务的对象都是占人类一半人口的妇女。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年都非常重视妇女运动的发展并科学评价了妇女的历史地位，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文中，描述了当年女工的悲惨生活，在《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中，他从人类发展史、社会发展史的角度分析了妇女地位的历史变迁、妇女受压迫的根源与妇女解放的条件。当代西方女权主义关注研究关于妇女解放、男女平等、妇女参政、受教育、同工同酬等一系列权利的获得等与女性密切相关的问题，为广大女性争取解放提供服务。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内容更广、覆盖面更宽，它不仅阐释了受压迫的广大妇女如何才能获得解放的思想，而且也将其与饱受压迫的无产阶级争取解放和自由的斗争统一了起来。

其次，两者都认为妇女走向社会参加生产劳动，是妇女解放的必要前提。马克思主义认为：“只要妇女仍然被排除于社会的生产劳动之外而只限于从事家庭的私人劳动，那么妇女的解放，妇女同男子的平等，现在和将来都是不可能的。妇女的解放，只有在妇女可以大量地、社会规模地参加生产，而家务劳动占她们极少的工夫的时候，才有可能。”^[55]西方女权主义者也认为，妇女走向社会、参与社会，争取参政、就业等权利，是争取妇女解放的必要条件。主张妇女介入劳动市场，参加一定的社会工作。回到公共领域中去，妇女才有可能重新找回自己的尊严和社会地位。就业成为妇女的重要权利，也成为她们争取解放的一种象征。

最后，两者所倡导的最终目标都是要达到妇女的解放，都是要最终使女性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获得与男性同样的地位和同样的权利，具有鲜明的革命性和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当代女权主义无论在思想文化领域，还是社会政治领域都具有很强的革命性、实践性和政治性，要求给妇女以同男性一样的社会地位，以及自由选择自己事业和生活方式的权利。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本身就具有色彩浓厚、旗帜鲜明的革命性、实践性和明确的政治目标，要求广大受压迫的无产者联合起来，用革命夺取政权以实现其自由与发展。

当代西方女权主义作为一种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社会思潮，出现了许多新的流派，一些流派借鉴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来构建自己的理论基础并指导实践，同时，借助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来完善自己的主张和见解，使得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深刻影响了当代西方女权主义。

第一，吸收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中关于人的本质的观点。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南希·费尔斯通认为，女性处于从属的、受压制的社会地位和家庭地位并不是因为社会或者个人本来就有的概念和意识，而是因为女性长期从事受他人支配的、从属的工作，因而造成社会和自我意识发生相应的改变而引起的。自由主义女权主义吸收了马克思主义的人的本质理论，在其理论体系中提出男性和女性一样都是具有理性的个体，应当享有作为人的一切权利，女性应当自由选择生活角色。激进主义女权主义认为妇女应该以自身的经验和感受为基础进行社会生活，而不应该与现存的政治观点和理论相妥协，提出女性应该充分自决的理论。这些理论有力推动了妇女就业，使妇女的地位在某种程度上有所提高：一方面，一定的社会职业使妇女有了一定的经济收入，从而在经济上不再像过去那样依赖丈夫，进而也提高了她们在家庭中的地位；另一方面，妇女参加社会工作也开阔了她们的眼界，使她们的见识不再局限于家庭事务。^[56]

第二，借鉴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中“资本主义私有制是妇女受压迫的根源”这一观点。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认为必须从阶级和性别斗争两个方面去理解妇女问题的过去、现状和未来。资本主义制度和父权制相互依赖，它们都是妇女进行阶级斗争的对象。利斯·沃格尔认为，在阶级社会里，妇女生育和养育的角色造成了她们对男性的经济依附地位，也导致了家务劳动和生产剩余价值的社会劳动的区分。妇女的依附地位解决了资本主义社会统治阶级所面临的经济问题，资本主义从利润最大化出发需要妇女进入劳动力市场，但是劳动力的再生产又需要妇女在家庭内担当社会再生产的角色，这使妇女在经济上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代表人物海迪·哈特曼指出，尽管在资本主义工业社会中大批妇女已经进入了雇佣劳动力的市场，但是“工业资本主义组织转移了家庭劳动力，使妇女的从属性加强，因为它增强了男人在居支配地位的领域的相对重要性……妇女在劳动力市场的从属地位加剧了她们在家庭内的从属，在家里的从属性反过来又加剧了她们在劳动力市场的从属地位。”^[57]

第三，引入马克思主义“异化”的概念。当代西方女权主义者们在分析妇女的被压迫状况时，借鉴了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异化理论，提出了关于妇女地位问题的新解释。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艾丽丝·贾格尔主张用马克思的“异化”概念来分析妇女受压迫的状况。她认为，异化发生在妇女所从事的家庭劳动、性爱、生育孩子等妇女生活的方方面面。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的目的在于，创造一个这样的世界：妇女在其中能够感觉到自己是完整的人、是整体而不是破碎的存在；她们是人，可以自主快乐，即使不能“讨得”亲朋好友的欢心也无妨。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还把马克思主义关于消除异化的思想借用来说明劳动力的性别区分，认为到共产主义社会，妇女解放首先表现在她们与自己的劳动的统一。

由于当代西方女权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之间有着诸多联系，使得西方女权主义者们对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进行了吸收和借鉴，并形成了带有马克思主义话语的女权主义理论流派。然而，西方学术界却很少提及西方女权主义在理论的发展过程中对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吸收和借鉴，甚至认为女权主义的发展应该完全地抛弃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此，有必要对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进一步学习和研究，更有必要对女权主义吸收和借鉴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事实和内容进行分析和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