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公平、正义、和谐等意识增强的背后
——兼论生产方式变迁的根源意义

Behind the Strong Sense of Fair，Just and Harmony：Transformation of Modes of Producing＆Living

曹泳鑫

公平、正义、和谐等意识的增强是社会进步，也是对现实存在问题的直接反应，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必然引起意识领域的反应，然而，从解决问题的角度，仅仅认识到这一步还远远不够，因为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以及人的意识变化都还不是问题的终极原因。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领域的体制机制都有了发展变化，这种变化推动了社会的转型，但重点解决的还是经济发展问题，社会生产力有了飞跃性发展，其成就归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正确战略，毫无疑问这一战略还将长期坚持。然而，经济成就毕竟不是改革和发展的唯一重要尺度和保证，在各种不健全因素存在的社会状况下发生的社会转型、学习别人和大量引入新东西必然会带来许多意想不到的问题，甚至会产生致命性问题，严重下去甚至会葬送改革的前程。其实，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就明确指出过：“我们为社会主义奋斗，不但是因为社会主义有条件比资本主义更快地发展生产力，而且因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消除资本主义和其他剥削制度所必然产生的种种贪婪、腐败和不公正现象。这几年生产是上去了，但是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流毒还没有减少到可能的最低限度，甚至解放后绝迹已久的一些坏事也在复活。我们再不下大的决心迅速改变这种情况，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怎么能全面地发挥出来？我们又怎么能充分有效地教育我们的人民和后代？不加强精神文明的建设，物质文明的建设也要受破坏，走弯路。光靠物质条件，我们的革命和建设都不可能胜利。”^[8]这种忧患意识可以说是一种共识和集体意识，而且这种集体意识还在不断深化，因为随着经济转型和社会变迁的加快，不断取得新的成就面前也暴露出一系列新的问题，社会冲突、劳资矛盾、收入分化等问题已经凸显，面对新的挑战，构建和谐社会、实现公平、正义就成为新时期执政党和全社会的集体共识。

然而，历史实践和科学原理一再证明，虽然认识问题是解决问题的前提，但问题仅仅停留在意识领域是难以解决的。对此，马克思指出：“权利决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制约的社会文化发展。”^[9]恩格斯指出：“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革中去寻找。对现存社会制度的不合理性和不公平、对‘理性化为无稽，幸福变成痛苦’的日益觉醒的认识，只是一种征兆，表示在生产方法和交换形式中已经不知不觉地发生了变化”，因此，“用来消除已经发现的弊端的手段，也必然以或多或少发展了的形式存在于已经发生变化的生产关系本身中。这些手段不应当从头脑中发明出来，而应当通过头脑从生产的现成物质事实中发现出来。”^[10]虽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这一论断当时针对的是资本主义社会，但其中包含的唯物史观基本原理是我们分析问题的科学依据，况且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依然在利用资本主义的某些因素来发展社会主义，这种论断依然具有较强的现实针对性，大家也能够感悟到其言辞之真切。公平、正义、和谐是一种美好愿望，也是现实存在问题的反映，它要求我们在分析看待问题时要深入实际，需要考察现实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真实变化和发展趋势，才能找到其问题的根源和其实现路径。一个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总和构成其生产方式，这就进一步要求人们不仅要关注生产力的发展变迁，还要认真对待生产关系领域的变化，虽然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因素，但生产关系是制约生产力发展的最直接因素；虽然发展生产力是根本任务，但要对生产关系采取与生产力相适应的改革和调整则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关键步骤；在一定的生产力基础上，生产关系规定着社会制度的性质，因此，不能只关注生产力而不注意生产关系。而且，只要我们认真分析一下就会发现，现实中有些问题不一定出在发展生产力上，可能出在生产关系领域，需要到生产关系领域解决问题。

从我国的改革开放的实践看，路线上的根本转变就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变，其中，回归到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一唯物史观的基本论断上来，是这一根本转变的理论前提，而政策的起点则是对生产关系领域改革创新或实践突破的肯定，从实行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到改革不合理的体制机制，从突破计划经济、提出发展商品经济，打破高度集权的计划体制，到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这一系列的改革开放举措促动了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领域的重大变革，从而大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在造就了中国经济的腾飞的同时，还颠覆了人们的生存理念，触动了精神领域的深刻变动。

当然，从一分为二的方法看待事物发展，许多变革手段同样具有双刃性，尤其是生产关系领域变革和全方位开放所带来的价值体系等观念领域的变革，其良性的一面反映的是社会进步，出现的不良现象则反映了问题的存在，这些大家也都能感悟到，这也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这些观念都是他们的现实关系和活动，他们的生产、他们的交往、他们的社会政治组织的有意识的表现（不管这种表现是真实的还是虚幻的）。”^[11]从根源上说，人们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模式是由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塑造的，“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12]在当今世界由资本操纵的自由市场运作中，人们喜欢什么、消费什么、怎么消费、怎么生活都是不由自主地“自然”形成了的，人们日益增长的需求欲望也是不断被塑造的，即使大力发展生产力也是难以满足的，如果让这种永远无法满足的欲望遮蔽人类理性的视线，各种社会弊端就有了其存在的理由，人类一切美好东西的消失殆尽就成为必然，实现科学发展就成为不可能，公平、正义、和谐就只是一种美好愿望。就拿分配领域出现的不公或两极分化现象来说，就不仅仅是消费或分配领域的问题，马克思曾明确指出：“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而生产条件的分配，则表现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庸俗的社会主义仿效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一部分民主派又仿效庸俗社会主义）把分配看成并解释成一种不依赖于生产方式的东西，从而把社会主义描写为主要是围绕着分配兜圈子。”^[13]这就要求我们即便是解决认识领域的问题，也必须回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变迁的基点上进行分析。

改革开放带来的最重要的国情变化就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领域的深刻变化。与30年前落后的社会生产相比，生产力和国民经济实现了飞跃性发展。通过对过去单一公有制的改革，我们已经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为了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我们已经放弃原来的计划经济模式，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了资源配置和分配形式上的一系列根本性的变革。我们认识上要有研究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领域的国情变迁意识，并将这些变迁与我们的改革开放目标联系起来去查找有可能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就会既看到这些变迁所带来的社会进步和经济成就，又发现目前存在问题的根源，而解决存在的问题就是继续改革的新的动力。比如，我们打破了过去同质性的单位大锅饭和单位保障体系，从而消解了人们在生产、分配、交往等方面的单位依赖性和政府依赖性，这种断奶式的变革让人们为了寻求新的依赖而不停地追求，无论对物质财富生产还是对精神生活状态都产生深刻深远的影响，但在一种新的更具可靠性的保障体系确立之前，其双刃性是值得重视的。它在调动人的积极性、创造性和促进生产大力发展从而促进社会不断进步的同时，也必然出现恶意竞争、不择手段谋取利益、权力寻租等腐败和社会丑恶现象，商品拜物教对亲情友情等传统人际关系的冲击带走了人们的和谐感，人们因长期处于精神紧张状态所导致的精神疾病也大量增多。

社会主义改革的目标必然是发展壮大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的最终目标是达到共同富裕，现实政策要将促发展的手段运用与发展目标经常对照，根据国情变化不断进行协调。改革取消了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但市场经济也是双刃剑，不是所有领域（即使经济领域）都可以完全市场化。如何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社会主义特性依然是改革面临的严峻挑战。

列宁认为，在一个由宗法式的农民经济和小商品生产占很大比例的社会状况之下，社会化大生产与无产阶级专政是实现社会主义的两个必要条件。社会化大生产是经济条件，是培育造就壮大工人阶级队伍的摇篮，是让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掌握现代化技术、管理经验和形成组织纪律的条件，社会化大生产落后的国家必须补上这一课。无产阶级专政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必要条件，无产阶级应当解决的任务之一就是“把全体被剥削劳动群众以及小资产阶级的所有阶层引上新的经济建设的道路，引上建立新的社会联系、新的劳动纪律、新的劳动组织的道路，这种劳动组织把科学和资本主义技术的最新成就同创造社会主义大生产的自觉工作者大规模的联合联结在一起。”^[14]因为利用资本或引入国家资本主义的目的，不是为了发展资本主义，而是为了发展壮大社会主义，为了培养千千万万富有新知识和现代社会化大生产管理经验的劳动者和领导力量，而社会主义的彻底胜利归根到底是由最终确立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作保证的，因此列宁又明确指出：“战胜资产阶级所需力量的最深源泉，这种胜利牢不可破的唯一保证，只能是新的更高的社会生产方式，只能是用社会主义的大生产代替资本主义的和小资产阶级的生产。”^[15]并向无产阶级政党提醒说：“我们党的任务就是要使大家都认识到，存在于我们中间的敌人就是无政府状态的资本主义和无政府状态的商品交换。”^[16]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既要逐步消除过时的生产方式、交换方式和生活方式，又要不断改进生产关系，因为生产关系领域的变革也不是一劳永逸的。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