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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浑贺兰 多彩银川
1.5.19 英烈豪气贯长虹

英烈豪气贯长虹

崔景岳原名崔延儒,曾化名崔皓,健仁等,1911年11月3日生于陕西省旬邑县东涧村。1926年入旬邑县立宝塔高等小学读书并参加革命活动,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秋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8年5月参加旬邑县农民起义。1929年在渭北一带做农运工作。1934年春任中共西安中心市委(代行省委职权)军委书记。1935年夏任中共陕西临时省委秘书长。1936年1月,奉命机智地完成了向陕北中共中央汇报杨虎城将军停战与和谈愿望的任务,同年12月,任中共西北军工作委员会军委书记、中共陕西省委委员兼秘书长。1938年夏秋,任中共陕西省委特派员,在关中特委西兰工委巡视工作,先后任中共西兰特委书记、地委书记。1939年在延安学习。1940年年初,受党派遣来银川,任中共宁夏工委书记,在银川、银南、银北组建了中共宁夏工委直属党组织。1940年4月13日被捕,在狱中秘密组建中共地下党支部,领导难友坚持对敌斗争。1941年4月17日夜,被活埋于银川城隍庙后,时年30岁。

1991年,为纪念崔景岳烈士殉难50周年,中共银川市市委、银川市人民政府在3位烈士牺牲地景岳小学,建造了烈士纪念碑,并将原银川市第十三小学命名为景岳小学。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书记黄璜题字:革命烈士永垂不朽。现在景岳小学是自治区、银川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烈士的故事在青少年中广为流传。

崔景岳少年时就追求进步,1926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在他求学的年月,曾发生过感人的勤奋学习的故事。

1927年暑假,老师许才升趁学校放假,以给部分学生补习英语为名,举办讲习会,组织进步师生研读马克思主义理论书籍,景岳也参加了学习。借来两本书——《共产党宣言》《苏联文化》。他如饥似渴地学习着,晚上家里点不起油灯,就借着傍晚夕阳的余晖、黎明微露的晨曦,起早贪黑地阅读。

一次,一个查禁鸦片的人挨家挨户进行检查,闯进了景岳的家。这人忽然看到桌上放了一本《苏联文化》,立即沉下脸,问道:“你为什么看这种书?不许看!”说着,就把书拿走了。

从此,聪明好学的景岳,看这类书时总是小心翼翼,把旧小说的封皮包在《共产党宣言》上,一遍遍不厌其烦地翻阅,革命真理犹如一支点燃的火炬,照得景岳心里发亮,曾经在他心头的一连串疑问,渐渐找到了答案。景岳选择了一条艰辛坎坷的革命道路,为共产主义事业在中国大地上实现而奋斗献身。

1927年春,16岁的崔景岳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参加了向旬邑反动县政府请愿的游行示威,愤怒声讨蒋介石、张作霖等新老军阀的罪行。

这一年六七月间,冯玉祥追随蒋介石汪精卫在陕西清党反共。旬邑的土豪劣绅也对贫苦农民加紧剥削。旬邑县县长庞天赖到任后,反动气焰十分嚣张,封闭了农民协会和一切革命团体,逮捕了共产党员王日省、王廷壁、王子健等人,白色恐怖笼罩了整个旬邑。崔景岳坚信“革命大有希望,共产主义事业必将胜利”,继续坚持斗争。他与宝塔小学的党、团员一起,联络社会各界的进步人士,向省政府和报社写信、写文章,揭露、控告庞天赖的暴行。庞天赖得知此事后,对有关师生进行报复、镇压。崔景岳与同学们寸步不让,继续上书控告庞天赖。在人民群众的压力下,省政府被迫于1928年3月12日宣布撤消了庞天赖的县长职务。

旬邑革命的迅猛发展,使敌人极为恐惧。他们调兵遣将前来镇压,收买了起义队伍内部的人,煽动叛乱。旬邑起义遭受重创,以失败告终。

旬邑起义失败后,敌人到处抓人、杀人。崔景岳暂住舅父家躲避敌人的追捕。1928年秋,旬邑县的恐怖气氛渐渐缓和了。崔景岳悄悄回到县城,在东关小学以教师职业为掩护,秘密联络战友开展地下活动,坚持对敌斗争。

1929年前后,关中地区连年大旱,颗粒不收,农民靠挖野菜、剥树皮充饥。夏秋之季,又流行霍乱,饥病而死的贫苦农民数以万计。有些饥民铤而走险,结伙上山,杀富济贫,群众称之为“刀客”,而更多的饥民只有提篮讨饭,远走他乡。

根据这种情况,党组织派遣崔景岳和许多优秀党员到渭北一带,在一些群众基础比较好的地方,成立了灾民自救军,打击土豪劣绅和下乡搜刮贫苦农民的保安队。崔景岳还到渭北三原一带联络战友,建立了党组织,在附近村民中成立了“互济会”,团结饥民同反动军阀进行斗争。

1931年冬天,为了配合刘志丹攻打旬邑,崔景岳四处奔波联络,为游击队送情报、送枪支、送药品。由于常常要钻进柴草丛里躲藏,一遇雪天,冻得袜子粘在脚上脱不下来,但他从不吭声。

崔景岳还特别注意教育自己的亲人,积极投身到革命中去,父母热情接待战友,帮助解决困难。那几年他的家既是县委机关所在地,又是过往战友的接待站。游击队缺医少药,景岳的父亲略懂中医,他家专门开设了一间中药铺,一方面掩护地下党的活动,另一方面家里人经常上山采药,想方设法解决党组织缺医少药的困难。

1933年夏,中共陕西省省委被敌人破坏,由于叛徒的叛变,国民党特务残酷地捕杀了数百名共产党员和群众,陕西地下党的组织绝大多数被破坏。目睹敌人的疯狂屠杀和叛徒的无耻行径,景岳非常愤慨、着急。他为了恢复陕西地下党组织,冒着生命危险,从陕西边界一带回到西安,与从外地到西安的共产党员孙作宾、胡振家、余海峰等取得联系,研究对策。大家认为,不管形势多么险恶,都要坚定信心,把党的组织恢复起来。不久,中共陕西临时省委成立,余海峰担任书记,崔景岳担任秘书长。

同年11月,余海峰在开展学生运动时被捕。崔景岳迎着险风恶浪,在西安继续坚持斗争。国民党统治下的西安,戒备森严,密探、特务多如牛毛,景岳就白天隐蔽,夜间工作,一天化装多次。到工人中间去工作,就穿一身工作服;到学生中去工作,就穿一套学生装。他经常变换各种职业,卖耗子药、卖菜、卖小百货,卜卦算命等各种吆喝声,都学得活灵活现,使人信以为真。

一天,崔景岳穿着一身学生装,正在学生中做工作,突然被特务发现。他立即翻过几道墙,飞快地换上了一件随身带的绸长衫,戴上墨镜,坐进了一家热闹的菜馆,怡然自得地摇着扇子,避开了特务的追踪。

1937年,崔景岳受陕西省党组织派遣,到中共关中特委巡视工作,后担任中共西兰特派员。

当时,西安、兰州一带,多数党组织处于个别党员孤军作战的状态。崔景岳在西兰一带工作时,就靠一辆自行车和两条腿,奔波于渭水泷河之间,往返于乡村城镇之中。

长期奔波劳碌,饥一顿饱一顿,使景岳患上了胃病和夜盲症,天黑看不见路,行动很不方便。可是为了工作,他经常要在夜间活动。野外坑坑洼洼,黑灯瞎火,有时会掉进深坑。

一天,景岳因有急事,从泾阳赶回西安。没骑自行车,步行到咸阳时,夜幕已经降临,荒郊野外一片漆黑。他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一不留神,掉进了枯井。井有一丈多深,井底尽是瓦砾砖块,脸上、身上被擦伤了好几处。他使尽全力朝上攀爬,可是井壁溜滑,怎么也爬不上来,只好在井下待了一夜。深秋的夜晚,寒气逼人,景岳衣衫单薄,加上井里潮湿,这一夜格外难熬。第二天黎明,景岳被一位农民搭救上来,他在感谢了这位农民相救之后,到河边擦洗去脸上和手脚上的污泥血迹,又朝前赶路了。

1940年4月13日晚,景岳被宪兵和便衣特务押进了宁夏特务机关军警联合稽查处。残暴的敌人用酷刑威逼他说出宁夏地下党组织的秘密。

在敌人的刑具面前,景岳无所畏惧,抱定了死也绝不出卖组织、出卖同志、出卖灵魂的坚强决心。穷凶极恶的敌人给他上刑,压杠子的人由2人增加到4人,又由4人增加到6人。豆大的汗珠一滴滴地从额头流下,剧烈的疼痛,使景岳昏死过去,敌人又用冷水把他喷醒。面对敌人的酷刑,景岳并没有屈服,对于党组织的机密一字未吐。恼羞成怒的敌人得不到任何供词,又命令打手们把景岳身上的长衫连撕带扒脱下,用粗绳子绑着手悬吊在审讯室外的柱子上,举起又粗又长的皮鞭,狠命地抽打。景岳紧闭双眼,忍受着敌人的残酷折磨,身上一道道伤疤渗出殷红的鲜血。可是他的嘴好似钢打铁铸一般,毫不松口。

凶残的敌人把景岳视为“要犯”,规定“从严镣押”,给他带上了十几斤重的脚镣,动不动就施用重刑:老虎凳、揭背花、灌辣子水、烙烙铁……景岳被折磨得遍体鳞伤,血肉模糊,后被拖入牢房。同志们含泪给他擦拭伤口,他却安慰同志们:“牺牲我一个,保留同志们。”任凭这些豺狼用尽酷刑,景岳始终没有泄露党组织任何机密。

在崔景岳被抓的一个月里,敌人对他频繁审讯,施以酷刑都毫无结果,于是又采用了软的一套,企图软化和收买崔景岳。

一天,敌稽查科长邀请崔景岳“谈话”。宪兵架着崔景岳进来。一进门,敌科长皮笑肉不笑地连声说:“这边坐,这边坐!”崔景岳面对这个笑里藏刀的家伙,不予理睬。敌科长似乎有些尴尬,稍停片刻,从口袋里拿出一叠钞票,哗哗地抖动着,故意嬉皮笑脸地说:“出门在外,需要用钱,拿去花吧。”“这是你们榨取的人民血汗,只有吸血鬼才会挥霍它。”崔景岳怒斥。“只要你肯认错,马主席让你做宁夏省的秘书长。”敌科长进一步诱惑。“我们做事是为了人民,对于你们国民党那种鱼肉百姓的赃官,多大我也不稀罕!”敌科长气得脸子红一阵,白一阵。

5月22日,敌军法处把崔景岳转押到宁夏第一模范监狱。牢房的环境十分恶劣,阴暗潮湿。墙壁、土炕上到处是臭虫。虱子也多得随手可以摸到。屋里空气污浊,臭气熏人。狱中的伙食更差,本来已经少得可怜的口粮,加上层层克扣,到难友碗里已所剩无几了。每天两顿饭,一次仅有一小碗黄米粥,霉味熏人,还有老鼠屎和沙粒。天冷时,粥冻成了冰碴子,吃一口得含在嘴里焐化了,才能下咽。

在这样非人的待遇下,景岳的身体越来越消瘦,方正的脸庞颧骨凸出,面色苍白,眼睛深深陷了下去。尽管这样,他还是十分乐观,并且细致地关心照顾着每一位难友。

每当吃饭时,他看到饥肠辘辘的难友,面对无法下咽的饭,脸上显露出痛苦的神色时,就对大家说:“敌人用严刑没能使我们屈服,又用饥饿来折磨我们。敌人不让我们活,我们一定要战胜重重困难活下去!”说着,就端起碗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难友们见崔景岳这样也都吃起来。

为了挽救难友的身体,景岳托人变卖了自己的自行车,用这笔钱从外面买了些馍馍、饼子,给难友们充饥。一次,托人买来5个烧饼,每人1个。大家边吃边开玩笑,说:“谁也不准吃快了,要5个人一起吃完。”有人说:“细嚼慢咽才香哩。”崔景岳也笑着说:“等将来出狱了,我给大家炸鱼吃。”这句话,逗得大家都笑了起来。

可是,谁能料到,这竟是崔景岳和难友们最后的聚餐。

1941年4月17日深夜,黑幕沉沉,风沙漫天,白色恐怖笼罩着塞上古城银川。在城隍庙后边的一块空地上,十几名宪兵,荷枪实弹,戒备森严。新挖的埋人坑,张着黑洞洞的大口。

衣衫单薄、双腿伤残的崔景岳,迎着刺骨的寒风,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一排排刺刀,昂首阔步地走向刑场。临刑前,当敌人杀气腾腾地问崔景岳还有什么话要说的时候,他镇静自若,语气平缓地说:“人活百岁,总有一死,我今天的死虽不得其时、其地,但死得其值,我是共产党员,这一辈子感到无尚光荣。我相信,我做得完全对。共产党人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我今天所遗憾的是,祖国的半壁河山正在日本帝国主义的蹂躏之下,中华民族正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你们不为民族着想,不为抗日着想,却要积极反共,屠杀共产党人……”敌人被崔景岳宁死不屈的英雄气概激怒了。他们挥起手中的大棒,使劲朝崔景岳打过去,然后推进了埋人坑。

党的好儿子崔景岳牺牲了,当时仅30岁。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是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一生。他是一位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是一位铁骨铮铮、气贯长虹的革命英雄。

(说明:本集所收人物,根据《银川大观》《银川市志》《银川军事志》《宁夏文史》等书籍资料记述,经加工整理定稿。特此致谢。)

(本集编撰人:高耀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