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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在银川行政区划内，3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出现人类活动，5000～ 4500年的新石器齐家文化时代出现了一定规模的人类群居的村落。秦始皇32年（前215年），蒙恬率30万大军北逐匈奴，取河南地，银川地区纳入中央版图，大批中原汉民移居银川地区。汉武帝元狩三年（前120年）徙关东贫民“充朔方以南新秦中”，包括银川地区在内的广大地区移民70余万口，银川市经历了第二次大规模的移民活动。公元前119年，银川地区出现了第一座城市——廉县，距今2126年。

汉成帝建始元年（前32年），在今银川市东郊掌政乡洼路村一带兴建的北典农城，俗称吕城，此为银川建城之始，距今2040年。

北魏时期，民户增多，约在公元526年在原汉代北典农城的基础上置怀远县，隶灵州管辖，银川市设县级建置肇始于此。

北周武帝建德三年（574年），迁湖北随州2万户于此，又复置怀远县，并增设怀远郡治此。距今1423年。是为银川市第三次大规模移民活动。

唐高宗仪凤二年（677年），在历史上存在了100多年的旧怀远县城因黄河河道西移而遭“泛损”。第二年，于故城以西十五里唐徕渠东“更筑新城”，称怀远新城，即银川兴庆区所在地，距今1330年。这是银川市城市第一次迁址，奠定了以后银川城市发展的地理基础。

宋宝元元年（1038年）十月，李元昊在原称怀远镇的基础上兴建兴庆府，建立大夏国。从此，兴庆府以其国都的地位，完成了宁夏政治、经济中心从灵州到兴庆府的西移，奠定了今天银川作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的基础。

蒙古灭西夏后，中兴府城（即兴庆府）一度空废。元中统二年（1261年），设西夏中兴等路行中书省及中兴府路，治所均在中兴府城。废城53年。

明洪武三年（1370年）设宁夏府。两年以后，废宁夏府，“徙其民于陕西”，“空其城”。洪武九年（1376年），置宁夏卫，修缮城郭，迁徙齐（山东）、楚（湖南、湖北）、吴（苏南和浙江）、越（浙江东部）、秦（陕西、甘肃）等五方之人到宁夏卫城定居，为银川市第四次大规模移民活动。

清康熙十五年（1676年），清廷首次派八旗兵驻防宁夏，总人数3472口，至道光年间，新满城有1725户，计13411口人居住。为银川市历史上的第五次移民活动。清乾隆三年（1739年）冬，宁夏地震，乾隆四年（1740年），宁夏道尹阿炳安奉命兴建新满城。

纵观银川市的建城史，2100多年来，从有城市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有过一次城市迁徙，2次城市空废，5次城市移民的经历。在此期间，城市的建立及有规模的扩建、重建、修缮，初步统计有18次。

1985年银川市大规模的旧城改造，以及从2003年开始的大银川建设，这在银川2000多年的建城史上，是史无前例的。银川市从一城之辖，到一城两区，两区两县，三区两县，三区两县一市，城市的规模扩张仅仅用了50年的时间。城市面积从4～5平方公里，发展到106平方公里，全市行政区划面积9170.3平方公里。今天的银川发展规模，可能影响到今后银川城市发展的100年、500年，甚至上千年。

1960年，宁夏考古工作者在贺兰县暖泉村南约3公里的贺兰山洪积扇坡地东缘，发现了一处有多座房屋居室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这是我们迄今为止所知道的银川地区最早的民居。

这处四五千年以前的民居遗址，为一个个单间结构的居室，聚集在一起形成一个小小的村落，每间房屋都略呈圆角正方形，约相当现代住房的半间。房屋遗址距地表甚浅，门向东开，门前有一条狭长的门道，供居民出入。在正对门道的房址中心，有一座圆形的火膛，火膛后壁，还安放着一口红色夹砂圆底陶罐，罐口沿装饰为锯齿纹，腹部为绳纹。从罐内残存的灰烬看，这个陶罐主要用于保存火种。在火膛旁边，有一副石质磨盘和磨棒。室内除有少量细石器外，别无其他遗存。

从这些居室的结构及面积看，只能适用于对偶婚姻的小家庭，这说明当时以对偶婚姻为主要婚姻形态的家庭已经出现。室内文化层堆积甚薄和缺少大型农业工具的情况则表明，当时的居民虽已定居，但只是短暂的，其基本经济形态仍然是半农半牧的游牧生活。

这些民居遗址均东向开门，说明了古代人类在最初建房时已考虑到了朝阳的问题。这样，室内可以有充足的阳光，更宜于人类生活。至于火膛设在房址中央，这除了用以炊煮食物外，更可供室内取暖散热均匀和居中照明之用。旁边的石磨盘和磨棒，无疑是用来碾磨充作食物的粮食或植物子实的用具，这可以说是近代农村还继续使用的石磨和碾盘的前身。

四五千年以前银川地区的民居和室内用具，成为悠久历史的见证。

银川市在汉代属北地郡管辖。兴建于汉武帝元狩四年（前119年）前后的廉县城，是银川地区最早的城市。

廉县的记载最早见于《汉书·地理志》：“廉（县），卑移山（今贺兰山北段）在西北。”是西汉北地郡19县之一。西汉末年，王莽建立“新朝”，曾将“廉县”改名“西河亭”，东汉时恢复原名，为北地郡6县之一。当时廉县辖境包括今银川贺兰县西北及平罗县，是两汉时期银川地区管理屯田植谷、移民实边的县级政治、经济中心，也是贺兰山东麓的边防要塞。

东汉末年，鲜卑族首领檀石槐死，其子和连立。和连才力不及其父，即位后，“性贪淫，断法不平，众叛者半”。他在出攻北地时，被廉县之“廉人善弩射者”射中身亡。不久，羌人起义爆发，迫使东汉政府将包括北地郡在内的沿边郡县政府内迁，廉县全境逐渐成为羌、匈奴、鲜卑等北方少数民族的游牧之地，廉县县城也随之废弃。

据北魏郦道元《水经注》载，黄河“东北迳廉县故城东，王莽之西河亭”。这说明北魏时廉县故城在黄河西侧。20世纪70年代，宁夏考古工作者在距银川城区西北40公里的平罗县下庙乡暖泉村3队，发现了一处南北长约200米、东西宽约100米的汉代遗址，四周墙址清晰可见，有些墙土堆积高达2米左右。地面上散布着很多汉代陶片和砖瓦残块，还采集到一些铁钉和汉五铢钱。往西南3公里的贺兰暖泉农场，发现有面积约10万平方米的古汉墓群，墓冢达100多座。其中最大的土冢高约7米，直径15米。在几座清理后的汉墓中，出土了一批汉代陶器、木器、铜器、铁器和玉石饰品等珍贵文物。专家认为，暖泉一带很可能就是汉代廉县的所在地。

廉县的设置，距今已有2100多年的历史，它存在了300多年，是银川地区时间最长的县级建置之一。兴建廉县之初，正值西汉政府向河套地区大规模移民。汉武帝元狩四年（前119年），“关东贫民徙陇西、北地、西河、上郡、会稽凡七十二万五千口”。银川平原亦迁入大批移民，农业人口急剧增长，引黄灌渠开始兴修，农业得以发展。贺兰暖泉农场汉墓中出土的一件铁铸犁壁，长方叶状，长50厘米，宽22厘米，一角为弧圆，背面有两个鼻钮。犁壁若与犁尖连用，可翻晒耕地，以疏松土壤和提高肥料效用。此外还发现了用以深翻土地的铁杈。这说明远在汉代，银川地区的农具就已经相当先进。汉顺帝永建四年（前129年），尚书仆射虞诩上疏中提到，包括廉县在内的北地诸郡“沃野千里，谷稼殷积，……水草丰美，土宜产畜，牛马衔尾，群羊塞道”（《后汉书·西羌传》）。可见当时的农业和畜牧业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与此同时，廉县的手工业也很发达。在贺兰暖泉汉墓出土的罐、壶、博山炉、奁、盒、盘、豆、耳环、灯、鼎等种类繁多的陶器，制作精美，有较高的烧制水平。铜器有镜、带钩、车马具、弩机、矛、壶、锥斗、印章等，玉制品有玉猪、玉琯、紮尺等，都有很高的工艺水平。廉县作为银川地区最早的县级建置，为银川早期的农业开发和手工业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在北魏郦道元的地理巨著《水经注》中，有一段文字记载了银川市在汉代的古地名——北典农城：黄河“北迳典农城东，俗名之为吕城。”

北典农城，银川古城的前身，故址在今银川市兴庆区掌政乡洼路村一带。

西汉时期，汉王朝为了政治经济的需要，在宁夏平原厉行屯田耕战、移民实边政策。汉武帝元狩二年（前121年），匈奴浑邪王率四五万众降汉，于是“陇西、北地、河西益少胡寇”（《史记·匈奴传》）。第二年，汉武帝“徙贫民于关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余万口，衣食皆仰给县官”（《史记·平准书》）。官府供给粮食、衣服、耕牛、籽种，鼓励移民开渠灌溉，屯垦戍边。当时银川平原全境隶属汉北地郡，是“新秦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大批移民徙居，使银川平原的农业劳动力空前充足，宁夏引黄灌区得到了迅速开发。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北地郡上河农都尉班况于汉成帝建始元年（前32年），兴建了北典农城。这座管理银川平原屯田事业的小城是当时上河农都尉的驻地之一。

北典农城又称“吕城”。吕城疑为“吕”字型的一座城池，是由一小一大的两个方形城构成的一座城池。中间有道路可通。其在黄河畔的渡口叫“吕渡”。《西夏纪事本末》卷首所附《西夏地形图》上还有此名。吕渡之称，是否因吕城得名，不得而知。在唐《元和郡县图志》上，北典农城又称“饮汗城”。王一鸣先生考证，饮汗城是北方游牧民族对北典农城的称呼。

北典农城，为银川建城史揭开了第一页。300多年后，东晋十六国之一的大夏国国王赫连勃勃将北典农城（饮汗城）更名为“丽子园”，即“吕字园”，是一座滨临黄河、风景秀丽的游乐城市和大夏国驻兵屯粮的重镇。

北魏时期，民户增多，遂在原汉代北典农城的基础上置怀远县，隶灵州管辖。西魏废怀远县。北周武帝建德三年（574年），迁2万户于此，又复置怀远县，并增设怀远郡治此，距今1423年。

唐高宗仪凤二年（677年），存在了100多年的旧怀远县城因黄河河道西移而遭“泛损”。第二年，于故城以西15里唐徕渠东“更筑新城”（《元和郡县图志》），称怀远新城，即现银川兴庆区所在地，距今1330年。唐代怀远县城的规模和形制已不见记载，但在城东北隅相传建于唐代的汉寿亭侯庙（关公庙），却经宋、元、明、清多次重修，一直保存到民国时期。

据明弘治《宁夏新志》载，在明代宁夏镇城东15里，有一座废城，称为“高台寺城”，“城（指宁夏镇城）东十五里有废城，台居其东，元时呼为下省。”又载：“高台寺，城东十五里，李夏废寺，台高三丈。……下有大湖万顷，水色山光，一望豁然”。这座被称作“高台寺城”的废城，在镇城东15里，地理位置在今银川市兴庆区掌政乡洼路村境内，有人考证，这就是唐代被黄河水淹没的“怀远县城”。

在元代，这座废城被称为“下省”，“高台寺城”则因西夏李元昊在此废城之东建高台寺而得名。明代初年，高台寺城曾再次被黄河崩没。明万历三十年（1602年），庆王府又将高台寺移修到镇城清和门外红花渠东丽景园内，改名延庆寺。清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由地方捐资重修，仍名高台寺。今高台寺安居工程小区即以明代高台寺命名。

西汉的北典农城和唐代的怀远县城在银川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唐代兴建的怀远县城，在宋开宝年间改置为怀远镇。怀远镇为当时灵州“河外六镇”之首，是多民族集居地，管蕃部六族，后增至七族。

公元1001年（宋咸平四年）九月，党项拓跋部大首领李继迁，乘夏州城被毁，灵州一带空虚之际，一举攻下怀远等河外六镇，并于次年（1002年）三月，攻下灵州。将灵州6000余人迁至怀远，在灵州置“西平府”。

宋天禧元年（1017年）六月，李继迁之子李德明在贺兰山游猎，“有龙见于温泉山，山在怀远镇北。德明以为瑞，遣官祀之，于是有迁都之意”。宋天禧四年（1020年）十一月，李德明又在怀远镇梦见龙出贺兰山，命部下参谋，大家都说“西平（灵州）土俗淳厚，然地居四塞，我可以往，彼可以来，不若怀远，西北有贺兰山之固，黄河绕其东南，西平为其障蔽，形势利便，洵万世之业也。况屡现休征，神人允协，急宣卜筑新都，以承天命”。德明遂将都城从灵州迁到怀远镇，改称兴州以居（《西夏书事》）。

李德明遵循古人“相其阴阳之和，尝其水泉之位，审其土地之宜，观其草木之饶，然后营邑立城”（《汉书，晁错传》）的原则，“法天象地”，城池布局暗含北斗之象，使兴州城建置、布局更加完善，形成了建立都城的重要格局与规模。

李德明，实行“和宋联辽”的和平外交政策，为兴州城的建设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使“塞垣之下有耕无战逾三十年”，“粟支数年，拓地千里”，积累了强大的经济实力，为其子李元昊的建国奠定了重要基础。

宋明道元年（1032年）十月，李德明在兴州病逝。李元昊继位后，继续修建兴州城。公元1033年5月，李元昊升兴州为兴庆府。公元1038年（宋宝元元年）十月，李元昊在兴庆府南“筑坛受册，即皇帝位”，正式建立了大夏王国。从此，兴庆府以其国都的地位，进入了与北宋的东京、辽国的上京鼎足而立的昌盛时期。在西夏崇宗（乾顺）即位时（1086年），兴庆府改称中兴府。公元1227年，在成吉思汗率领的蒙古大军的进攻下，兴庆府结束了长达190年的国都历史。

从李德明定都兴州，到李元昊建立西夏国，用了10多年的时间，对原怀远镇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建和营造活动。公元1023年，李德明“遣贺承珍督役夫，北渡河城之，构门阙、宫殿及宗社、籍田”（吴广成《西夏书事》）。公元1033年，李元昊为建国称帝，又“广宫城，营殿宇”。两次大兴土木，营建了城池门阙、宫城殿宇和立国必备的宗庙、社稷建筑，开辟了皇帝“亲耕”的籍田，建成了地位显赫的西夏都城。守城的军队达7万多，比宋代灵州城的全部人口还多10倍，是宋代怀远镇守军的700倍。

据史书记载，兴庆府城垣“周回十八里，东西倍于南北，相传以为人形”（《嘉靖宁夏新志》）。关于“人形”说法，主要是指兴庆府城内外的整体建筑形制而言。有人认为，“人形”是指“城内布局”，是“城中有似人上身的方形建筑群”，城内的“主要干道酷似人的四肢、脖颈的布局结构，头部和手脚应是一些规模较大建筑”。又有人认为“人形”是一个大的整体概念，头为高台寺而枕黄河，身为兴庆府城，脚蹬贺兰山。实际上，高台寺城一带为首，高台寺城至兴庆府城东门一带御道为脖子，东门桥一带的水渠道路及月城为肩膀，“周回十八里，东西倍于南北”的城郭为身躯，南北两关伸延的道路及两旁的建筑是两臂，出西门的主干道及两旁支干道的路、树木，一直伸延到今满城一带的驻军处为腿和脚。

“人形城”的躯体，是指城郭。人的躯体，不算头、脖子和四肢，其长宽比例为2∶1，就是“东西倍于南北”。兴庆府城内有一条象征脊梁的中央大道贯通东西，即现在的解放东西大街。居于府城西部的是宫城，据西夏《天盛律令·内宫待命等头项门》记载，宫城的宫门自东而进，头道为东门，二道为摄智门，三道为摄智中门。经摄智中门可达西夏国王主持政务的大殿。过大殿为广寒门，左右有南北怀门，可直通皇室居住区。

关于兴庆府城的方位，没有文献记载。但现存城址的方位，不是正南正北，而是按东西中轴线偏南15°。这是遵循子午线的磁偏角原理，按北斗七星的斗杓位置在特定时期的体现，同时也与贺兰山的走向有关。大致为南北走向的贺兰山，越往北，越偏东，地质学上称其为北北东向。用罗盘校测，贺兰山与南北轴线偏东约15°。银川兴庆区的方位，是从兴庆府城延续下来的，如果把兴庆区的东西方向，一直向西延伸到贺兰山，其延伸线与贺兰山基本呈直角。这就是说，银川古城的方位与贺兰山的走向都按照顺时针方向偏离了15°。贺兰山偏东15°，银川古城偏南15°。这样的城市布局遵循了北方民居的基本原则。城郭偏离东西轴线15°，千万间房屋东南受暖光面就增大，西北受冷风面就会减小，同时也削弱西北风的受力面。

在都城内的西北方，还建有“逶迤数里，亭榭台池，并极其胜”的元昊宫。有包括中书省、枢密院、三司、御史台、翊卫司、官计司、受纳司、农田司、群牧司、磨勘司、飞龙院、开封府等中央行政、军事官僚机构的官厅衙署和功臣勋戚的宅第园林。

西夏崇信佛教，立国时，曾在兴庆府营建“连云之塔”，并建有皇后没藏氏曾在其中为尼的戒坛寺。李元昊去世后，其未满周岁的幼子谅祚继位。皇太后没藏氏在府城西南起承天塔，又于公元1055年（西夏福圣承道三年）冬十月，建造承天寺，成为西夏著名的佛教圣地之一。此外，还仿中原习俗，在都城建汉寿亭侯庙等寺庙建筑。

城内不仅有民居宅院密集分布在数十个街坊之内，还有许多官营手工业作坊。并设有“文思院”，“掌造金银犀玉、金彩绘素，以供辇舆册宝之用”。还有制作毡、毯、毛褐（羊毛布和驼毛布）的家庭毛纺织作坊。其所生产的马毡、马毯、蒲毡、毡帽、褐衫、褐带、枕毡、毛连、毛栅等毛织品，不仅成为居民的日常生活用品，而且还作为商品同中原地区进行贸易交流。元初，著名的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途经西夏旧境时，曾记载中兴府城“制造驼毛毡不少，是为世界最丽之毡！亦有白毡，为世界最良之毡，盖以白骆驼毛制之也。所制甚多，商人以之运售契丹及世界各地”。

兴庆府作为西夏都城，商业繁荣，贸易最盛，是宋、夏贸易的商品集散地。西夏以牛羊、驼马、毡毯、甘草、蜜蜡、麝脐、毛褐、羚角、硇砂、柴胡、苁蓉、红花、青白盐、翎毛、玉石等土特产品，换取宋、辽、金的粮食、缯帛、罗绮、茶叶、香料、瓷器、金银制品。通过丝绸之路过境的大食、龟兹、天竺、回鹘商人和使者，也常常驻留兴庆府，从事商品交易。

兴庆府是西夏的文化教育中心。在府城内设蕃汉两院，分别掌管与北宋及吐蕃、回鹘、张掖、交河的文书往来，推广西夏文字。将大量的中原儒学经典翻译成西夏文，散布国内。并在都城建文帝庙，设立大汉太学，成为西夏京城学习汉文化的最高学府。同时在全国设科取士，策试举人，立唱名法，儒学之风，蔚然大观。

在兴庆府郊外，东郊有著名的高台寺及诸浮图，贮藏宋王朝所赐的《大藏经》，并延请回鹘名僧往来设坛讲经。西郊贺兰山东麓各主要谷口都建有佛寺，其中尤以拜寺口为最，今日耸立于拜寺口北坡的双塔，东西相距百米，在八角十三级楼阁式密檐塔身上，每层都有佛龛佛像，砖雕彩绘。在双塔西北山坡上，有数万平方米的寺庙建筑遗址，俗称“大寺台子”，其上有大量西夏砖瓦堆积，是我国目前发现的面积最大的西夏皇家寺庙建筑遗址群。

都城规模的日益扩大，使城市人口迅速增长。李元昊称帝前后，都城内外的驻军达十几万之众，加上官吏、商贾、工匠、市民，兴庆府人口当不下二三十万，为西夏国总人口的五分之一。为了管理繁盛的城市事务，在西夏中枢机构的十六司中，专设“掌伊正畿甸之事”的“开封府”。其宏大的城市规模，已远非昔日的怀远城可比。

兴庆府作为西夏都城，是西夏王国得以生存发展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在这里，李德明、李元昊完成了党项羌族建邦立国的伟业。使一座在我国宋代以前的蕞尔小镇发展成为立国190年的西夏国都，从而奠定了今天银川作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的城市基础。

蒙古灭西夏后，中兴府城（即兴庆府）一度空废。元中统二年（1261年），设西夏中兴等路行中书省及中兴府路，治所均在中兴府城。元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中兴府路改为宁夏府路，中兴府城遂改称宁夏府城。元朝末年，因红巾军起义部队“陷宁夏路，遂略灵武等处”，战乱侵扰，人不安居，城池难以守备。参知政事哈耳把台即将宁夏府城西城池（约今银川兴庆区进宁南北街以西地片）废弃，修筑东城区，周回9里余，面积仅为原西夏兴庆府城的一半，俗称“半个城”。

明洪武三年（1370年）设宁夏府，城池仍承元末旧制。两年以后，废宁夏府，“空其城”，“徙其民于陕西”。明洪武九年（1376年），朝廷命长信候耿炳文弟耿忠为指挥，置宁夏卫，并率“谪戍之人及延安、庆阳骑士”修缮城郭，迁徙齐（山东）、楚（湖南、湖北）、吴（江苏南部和浙江北部一带）、越（浙江东部）、秦（陕西、甘肃）等五方之人到宁夏卫城定居。明永乐元年（1403年）后又增设宁夏前卫、左屯卫、右屯卫、中屯卫，五卫治所均设在宁夏镇城。明建文四年（1402年）后，蒙古鞑靼、瓦剌各部日渐强大，成为明代北方边境的大患。明朝在东起鸭绿江、西抵嘉峪关的边防线上修筑长城，并将长城沿线的战略要地划分为九个防区，分段防守，称为“九边”或“九镇”。当时宁夏卫城又因此而称为宁夏镇，成为九边重镇之一，上隶陕西都指挥使司，下辖宁夏五卫并灵州、兴武、韦州、平虏千户所。

明正统九年（1444年）七月，刑科右给事中侯亚从陕西回京受封，向皇帝疏陈沿途见闻。说宁夏故城原来周回18里，现仅9里，城中人口繁众，应仍按旧址扩筑其城。十月，皇帝下令拓修宁夏镇城。将元末弃守的西半部城池修复，砌以砖石，且保存东北一角，未加修整，存元末旧制。

经过大规模的修复扩建后，明代的宁夏镇城郭高3丈5尺，基阔2丈。环城引水为池，池深2丈，阔10丈，水四时不竭，产鱼鲜菰蒲。镇城有6座城门，东曰“清和”，西曰“镇远”，北曰“德胜”，南曰“南薰”，西南曰“光化”，西北曰“振武”。城门之上各建城楼，城墙四角均建有角楼。清和门、镇远门、光化门、振武门之外建月城，南薰门、德胜门外建关城，称为“南关”、“北关”。南关门曰“昭阳太平”，北关门曰“平虏庆府”。另外还有85座悬楼，70座铺楼。整个城郭的门楼、角楼及悬楼、铺楼之设达171座，雄伟工绝。

为了解决镇城内的用水问题，明永乐二年（1404年），宁夏总兵何福“以城中地碱水咸，开窦引水入城灌园，周流汲饮”（《乾隆宁夏府志》）。在城内开凿了东南小渠、西南小渠、西北小渠。东南小渠引红花渠水，飞槽跨壕入东城区；西南小渠引唐徕渠水，飞槽跨壕入西城区西南部；西北小渠引唐徕渠水，飞槽跨壕入西城区西北部。

镇城内设六藩封王府10处，有庆王府、真宁王府（在今银川电视台址）、弘农王府（在今宁夏宾馆址）、丰林王府（在今百吉大酒店址）、巩昌王府（约在今工艺大楼址）、寿阳王府（在今步行街南段西侧）、延川王府（约在今富宁街南段）、华阴王府（约在今民族南街电力宾馆址）、蒙阴王府（在今解放西街中医院址）、镇远王府。其中朱元璋第十六子朱栴的庆王府萧墙高1丈3尺，周回3里。原址在今新华东街以北，解放东街以南，中山南街以西，朝阳街以东。王府设棂星门、端礼门、承运门3座，府内有承运殿、后殿、王宫、宗庙、书堂、迎薰阁、延宾馆、逸乐园等建筑。

在镇城内还建有都察院（在今解放西街怡园址）、太监宅（在今113厂址）、帅府、总兵官宅（俱在今银川第一职业中学址）、公议府、按察司（在今玉皇阁北街南段东）、天使馆（在今新华东街）及宁夏五卫等30多处公署、卫所和官邸。

除了设置必备的署衙司所及地方显贵的府院宅第外，镇城内还建有文庙、儒学（俱在原银川二中址）、书院、射圃、演武教场（在今北京路国际饭店址）等修文习武的场所及坛台祠祀、庙宇寺观20多处。

为生产军事装备的需要，又在镇城设官营作坊“杂造局”，集中240多名工匠，制造盔甲、腰刀、弓箭、长枪、盾牌、兵车等军事器械及使用铅弹的“紧药伏郎枪”。在正统年间建兵车厂，贮总兵官张泰奏置的双轮大厢兵车600辆、总制尚书刘天和奏制的单轮全胜兵车1000辆。设神机库，贮大炮、枪统5600多支。

宁夏镇商业兴盛，是当时西北地区著名的“边陲一大都会”。镇城内有熙春、毓秀、泰和、咸宁、里仁、广和、慕义、永春等32处街坊市集，分别交易“胡麻、糟糠杂物”,“苏杭杂货、鱼肉、瓜菜、五谷”,“布帛、果品、颜料、纸张、山货、鞋帽”及“骡、马、猪、羊”等。

当时的宁夏镇，还是一座风景园林城市。镇城内外建有丽景园、金波湖、南塘、小春园、静得园、寓乐园、赏芳园、盛实园、凝和园等53处景观。其中建于镇城清和门外红花渠东岸的丽景园，是庆王朱栴的私家园林，规模宏大，风景绝佳。园内宫馆轩楼、亭榭台池逞一时之盛。丽景园迄北的金波湖，“垂柳沿岸，青荫蔽日，中有荷芰、画舫荡漾，为北方盛观”。在南薰门外红花渠桥西南的南塘，“周方百亩，菇蒲苹藻、鸥鹭凫鱼杂然于中，泛以楼船，人目之如西湖，居民喜为乐土”（《嘉靖宁夏新志》）。

明代的宁夏镇城在清代称为宁夏府城。清顺治十三年（1656年），巡抚黄图安对府城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修缮。清乾隆三年（1739年）冬，宁夏发生8级大地震，府城“官民房舍，瞬息之间一齐倾坍，而城垣亦俱倒塌，仅存基址”。“震后继以水火，民死伤十之八九，积尸遍野”，城内“抬埋之压死大小口一万五千三百余躯”（《清代地震档案史料》）。

乾隆四年，清廷工部采纳川陕总督鄂弥达关于“宁夏旧城身薄，址又近水，请照满城高厚之式，于旧址内收进二十丈建筑”的建议，由宁夏道尹阿炳安负责重修宁夏府城（《清实录》）。城垣规模较明代大为缩小。工程自乾隆五年五月（1741年）始，第二年六月告竣，共用去库银31.4529万两。

重修后的宁夏府城，周长2754丈，计15里，东西长4里5分，南北宽3里1分。城墙高2丈4尺，比明代宁夏镇城城墙矮1丈1尺；其基阔2丈5尺，比明代城墙厚5尺；顶厚1丈5尺，并以砖石包砌。外垛口墙高5尺3寸，内女墙高3尺。以明代旧制，建有城门6座。城门之上建有城楼，各城门皆沿袭明代称谓。又建瓮城门6座，瓮城门楼6座，角楼4座，炮台铺楼24座，水沟62道，六门马道6座，水关4座。在南薰门外建关厢土城1座，周长598丈。城墙高2丈，基厚2丈，顶厚1丈，外砌砖。设关门1座，曰“朝阳”，马道1座，便门1座，东西稍门2座，水沟23道，水关6道。在德胜门外建关厢土城座，周长436丈，城墙高厚与南关相同。设关门1座，曰“永安”，门楼1座，马道1座，东西稍门2座，水沟13道，水关2道。城河1道，宽3丈，深1丈。

地震前，宁夏府城“人烟辐辏，商贾并集，四衢分列，阓阛南北，蕃夷诸货并有，久称西边一都会”（乾隆《宁夏府志》），被人誉为“小南京”。震后虽重建城郭，且规模小于旧宁夏城，因人口骤减，“地多闲旷，非复向时饶洽之象”（《银川小志》）。直至乾隆中、后期，府城景况才逐渐恢复。“西陲都会”、“小南京”的美称又不胫而走。

据成书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的《宁夏府志》记载，恢复元气以后的宁夏府城，建有万寿宫、宁夏府署、宁夏县署、宁朔县署及所属司院部局等官衙署所40余处，学宫、书院、社学共7所。其中由宁夏知府赵本植在乾隆十八年（1753年）创立的“银川书院”，址在今利民街南光化门西侧。建有房舍百余间。教室东二区，西五区，每区各5间，并建“大雅堂”“文明阁”及图书楼，为宁夏第一书院。

府城内外的坛庙祠阁、寺宫庵院、堂台殿观有80多座，其中较有名的有山川社稷坛（址在今南薰西路）、先农坛（址在今银川商都东）、东魁阁、文昌宫、关帝庙（址在今南门南）、城隍庙（址在今银川景岳小学）、永祥寺（址在今中山公园）、清宁观、福宁寺（址在今富宁街）、报恩寺（址在今银川商城东）、正觉台、十方院、地藏庵（址在今前进街西）等。

城内外形制迥异的石坊、牌楼就有50多座。城中最大的四牌楼矗立在今鼓楼四面，东曰“东来紫气”，西曰“西土孔固”，南曰“南薰解愠”，北曰“北拱神京”。在今利民街西侧有乾隆御书赐云贵总督张文焕之父张应赋坊曰“云林幽”。在清和门大街（今解放东街）有御书赐清初第一良将、勇略将军赵良栋牌坊曰“勇略邦屏”，牌坊两侧的对联是“忆昔鹰扬能百胜，每思方略冠三军”。数目众多的石坊、牌楼，构成清代宁夏府城的一大景观。

当时的府城街道井然，通衢四达，共有127条街巷。有的因官署衙门得名，有的因寺观庙阁得名，有的则以市集得名。一些街巷名一直沿用，至今仍为银川市民所熟知，如羊肉街口、铁匠街（今利民街）、芦席巷（今仁义巷）、柳树巷（今鼓楼南街中段）、王元大街（今民族街）、草巷（今中心巷）等。

城内集市有17处，计有米粮市（今民生巷南段）、羊市（在今玉皇阁南）、猪市（在南关）、青果市（在今步行街南段）、炭市（今中山南街北段）、碴子市、南北柴市（今玉皇阁南北街）、番货市（今鼓楼南街北段）、骡马市、麻市（在今鼓楼东）、估衣市（今业勤巷，原称棺材巷）、木头市（今进宁北街南段）、箱柜市等。外地来宁经商的人以山西商贾居多，还建有“山西商民会馆”（今金凤凰电影院）,两湖会馆（骡马市）、山陕会馆、汾阳会馆（均在小庙街）。清末，府城出现由山西人创办的敬义泰、天成西、隆泰裕、合盛恒、百川汇、广发隆、福新店、永盛福等八大商号。繁荣盛况，由此可见一斑。

清康熙十五年（1676年），清廷首次派八旗兵驻防宁夏，总人数3472口，临时在宁夏府城占用民居驻守。20年后，即康熙三十五年（1697年），康熙亲自统率大军征讨噶尔丹。驾临宁夏时，曾在南门城楼检阅八旗前锋——黑龙江兵，诏令“将宁夏所圈民房九千余间悉还于民”。雍正元年（1723年），为使旗兵在宁夏永久驻防，清廷拨银于宁夏城外东北2里处筑城，以资屯守。这座驻军小城，周长6.3里，城高3.6丈，城壕宽6丈，深2丈。史称“宁夏满城”，亦称“宁夏满营”，其址在今银川市兴庆区东郊红花乡满春村。雍正三年（1725年），设将军、都统。旗兵从此移驻满城，正式定居，总人数增至3757名。

乾隆三年（1739年）冬，宁夏强烈地震，建成仅13年的满城在震中坍毁。乾隆四年（1740年），宁夏道尹阿炳安奉命在距宁夏府城西15里平湖桥东南兴建新满城。筑城所圈民地，按户给价。乾隆五年闰六月七日，新满城及官兵衙署、兵丁房屋全部建造完竣，费银156,520两。

新满城址在今银川西夏区，俗称新城，又称“八卦城”。城郭呈正方形，周长1360丈，墙高2丈4尺，底宽2丈5尺，顶宽1丈5尺。垛口堞墙高5尺3寸，女墙高3尺，底宽1尺8寸，顶宽1尺4寸，均以砖砌。城墙四周垛口1240个，炮眼1363个。

新满城四角建角楼，四面辟有东、西、南、北四座城门，城门之上均建有城楼。东曰“奉训”，楼上供奉文昌帝君像；西曰“严武”，楼上供奉弥勒佛像；南曰“永靖”，楼上供奉观世音菩萨像；北曰“镇朔”，楼上供奉真武大帝像。有瓮城4座，每座瓮城各建门楼1座。有马道4座，药楼8座，炮台24座，水沟20道。环城筑有护城河，宽3尺，深1丈。城内东西南北大街呈十字型，将全城官兵衙署房屋分为面积相等的4个区，各级官署和八旗驻地皆按固定的方位整齐布局。将军府、右翼都统署在城西大街，左翼都统署在城东大街。八旗官兵营房均分布在4个区，镶黄旗、正白旗在城东北区，正黄旗、正红旗在城西北区，镶白旗、正蓝旗在城东南区，镶红旗、镶蓝旗在城西南区。4个区建房均为两列16排，全城共64排房。其中将军府1座，计房124间，副都统衙门2座，每座计房64间，协领、佐领、防御、骁骑校、笔帖式、恩骑尉等官佐的衙署80所，共房屋2176间，兵房5000间。全城官兵衙署房间共7176间。

在新满城驻居的八旗军队，编制为满八旗和蒙八旗，设24名牛录，3472名兵士，统属将军、副都统及协领以下88名官佐管辖，其数目均为“八”的倍数。新满城的周长、城墙高度、垛口数、炮眼数、炮台数、药楼数及城内官兵衙署房屋的排列栋数、将军、副都统衙署房间数、协领以下衙府数、兵房间数等，也都是“八”的倍数。这种以“八”为计算单位的建筑形制和空间布局，暗合八旗，将驻防八旗的编制和城市建筑形制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可谓别具匠心。

另外，在城内东南角建万寿宫，西北角建马王阁、城隍庙，东门大街建关帝庙。在城外西北建斗母宫，东北建三圣庙，西门外良田渠畔建龙王庙，东门外建东岳庙。在城中心十字大街口建有4座牌楼，东曰“承恩”、西曰“威远”、南曰“定功”、北曰“拱极”。在城西门大街建有2座牌坊，西曰“惠泽”，东曰“恩澍”。这些庙宇和牌楼建筑，冲淡了森严的军城气氛，迎合了驻防旗人顺乎地方民俗的心理要求，为他们与宁夏回、汉、蒙各族人民和睦相处提供了宗教信仰上的感情联系。

新满城原居住人口仅为3757名八旗官兵。以后除驻兵外，陆续迁入大批驻军家属，其中包括老人、妇女、儿童等。至道光年间，新满城有1725户，计13411口人居住。

新满城自乾隆五年(1740年)建成，到公元1914年八旗驻防撤销，宁夏驻防旗兵共174年。公元1913年，宁朔县治从省城移置新满城，满城遂成为宁朔县城。公元1915年，宁夏护军使马福祥代表北洋政府颁布满营官兵全部化旗为民。1935年秋，宁夏省政府决定在新满城修建飞机场，强令城内居民限期迁出。军队进城，见房即拆，逢人便赶，城内旗人被迫迁往外地。后来修建起来的飞机场，终因跑道太短，飞机无法起降而废弃，兴建近200年的新满城则成为一座空城。到解放前夕，新满城已是一片荒凉破败的景象。1951年，新满城划归银川市，不久便成立了新城镇，1961年成立新城区。

民国建元，以清代宁夏府之宁夏二字与所辖宁夏县同名，且古为朔方郡之故，改府为道，称甘肃省朔方道，领宁夏、宁朔、中卫、平罗、灵武、金积、盐池、镇戎8县。宁夏府城遂称“朔方道郡城”或“朔方道城”。

1928年10月17日，经国民政府批准，以旧甘肃省朔方道属之8县及民国初宁夏护军使所辖西套内蒙古阿拉善额普特旗和额济纳土尔扈特旗属地合并建为宁夏省。1929年1月1日省政府正式成立，朔方道郡城改称宁夏省城，为宁夏省会。宁夏省城是民国宁夏省政府所在地，同时又是成立于清雍正三年（1725年）的宁夏县、宁朔县县署治所。

民国期间的宁夏省城，城郭仍为清代宁夏府城旧制。从成书于1925年（民国十四年）的《朔方道志》城图上看，省城东至南门大街、北门大街（今中山南北街）、西抵南王元大街、北王元大街（今民族南北街），署所民屋栉比，几无隙地。其余则地多闲旷，尤以城西地片为最。西门大街（今解放西街西段，东至利民街口）两侧，除沿街一排门前店铺、门内四合院外，南北皆尽空旷之地，白碱泛起，蒿草丛生，满目荒凉。

自清代同治年间马化龙回民起义，至1929马仲英打宁夏，1934年元月孙殿英、马鸿逵大战，宁夏省城屡遭战火袭击。城西北振武门（小北门）封圮，南薰门烧毁，镇远门（西门）以南城墙坍圮30余丈。城内明清时代建筑的官衙署所、寺观庵阁、书院学堂及民居宅院多遭兵燹。

1942年，宁夏省主席马鸿逵为了在宁夏提倡蒋介石推行的“新生活运动”，对明清时代流传下来的很多街巷更换了名称。一直沿用至今的有：

新华街，以明代庆王府前大街“新街”更名，原新华街仅自今新华饭店至鼓楼南街（今步行街口）。

中山南北街，清代称南门大街、北门大街。

民生街，明代称“云路”，因街北口有文庙（原银川二中）而得名，清代为米粮市。

民族南北街，明清称南北王元大街，因明万历丁丑年（1577年）宁夏知县王元得名，有讹传为“王银大街”“王爷大街”者。

利民街，明清时代其北段称铁局街，南段称光化门大街。铁局街因明代设有生产铁制军事器械的官营作坊“杂造局”（俗称“铁局”）而得名，后讹传为铁匠街。

富宁街，以清代福宁寺街更名，街内西侧有福宁寺，俗称“大庙”。

仁义巷，清代称西芦席巷，以巷内多有编织芦席的作坊、贩卖芦席的店铺而得名。

中心巷，清代称草巷子，以巷内有草编制品作坊及草料市场而得名。

永康巷，清代称药王庙巷，以巷内有药王庙（址在原银川三中对面原银川市委院内）得名。

1946年10月，在宁夏省城西府井街（现新华东街步行街口至民族南街口）报恩寺旧址成立银川市政筹备处，对东西大街、中山南北街、新华街进行拓宽改造，由当街房主出资修建。东西大街沿街铺面及住房一律砌为青砖门面，且在房檐之上出女儿墙。中山南北街两边铺面住房则全部出檐建廊。在新华街均建为二层砖木楼房，以图整齐划一。将柳树巷(今鼓楼南街)铺面焕然一新，并临街新建了几座二层小洋楼。其中宝珍照相馆小洋楼一直保存到20世纪90年代才因步行街建设而被拆掉。在城东南新建“东花园”（址在今新华饭店），翻建原“觉民学社”大剧院（在今银川剧院址），拆除“平康里”（原清末民国初妓院所在地，今新华购物中心东朝阳南街），辟为平房出廊檐的新市场。改建明代南关“昭阳”门为双城门，由马鸿逵亲笔提名为“胜利门”，以庆祝抗战胜利。

与此同时，将东西大街、新华街（东段）土路铺筑为宁夏特有的黄胶泥混砂石路面，令沿街居民分段拉石碾层层泼水压平，路面呈赭红色。沿街商号店铺门前置大缸盛满清水，按时有警察叫喊：“洒街喽——！”以动员市民手提脸盆盛水泼街压尘。晴天还好，一遇下雨，则路面胶泥打滑，人不能快行。这种景况，一直延续到建国初期。而省城其他街巷，则多用黄土铺垫。所谓“无风三尺土，有雨一街泥”。东西大街行人稀少，偶见达官贵人乘马拉的“轿车子”往返，汽车则寥寥无几。常见驮炭运货的骆驼队姗姗行进在东西大街上，也有赶羊群进城上街的，构成了民国宁夏省城的一道风景。

1933年以前，宁夏省城没有任何近代工业设施，仅有一些手工业作坊。1934年，省政府出资从北平购进一部相传为慈禧太后在颐和园照明之用的发电机，成立宁夏电灯公司，为省城提供极其有限的照明用电，成为宁夏有近代工业之始。

1934年，马鸿逵将在河南信阳组建的修械所带到宁夏，同马鸿宾属下的“宁夏制造厂”合并成立“宁夏修械所”（俗称修枪所，址在今湖滨东街）。除修配部队枪械外，可仿制汉阳造七九步枪，是为宁夏机械工业的滥觞。

1936年，十五路军军粮局长金钟秀在宗睦巷设立了一个用蒸汽机推动石磨的面粉厂，以供军需。1943年，宁夏省主席马鸿逵集资在南门外兴建了官商合办的宁夏面粉公司，“每日出粉二百包左右”。这个厂一直延续到宁夏解放前夕，以后移交人民政府经营到20世纪70年代末。

1939年，在省城东北郊旧满城兴建的宁夏省毛纺厂，是宁夏纺织工业的开端。有职工600多人，主要生产毛毯、地毯、呢料、毛衣、毛线等产品，供应本省及绥西、甘肃等地。

1943年，省府建设厅长李翰园筹资创办了宁夏兰鑫铁厂，建土炉三座，有中型吹风机五台。利用贺兰山铁矿石提炼生铁出售，以作为制铸军锅和农具的材料。

此外，在省城还兴建了宁夏造纸所（址在承天寺南）、宁夏印刷局（址在旧满城）、宁夏制毡厂（址在今玉皇阁北街）、义兴织染厂、宁夏卷烟厂（址在今鼓楼西口腔医院）、光宁火柴厂（址在北郊）、光华玻璃厂、裕宁肥皂厂、富宁被服厂（址在北关）、宝兴粉笔厂、酒精厂等。其余还有几十家小手工业作坊，从事制酒、编织、栽毯、木作、烧砖等行业。

民国初年，宁夏省城的商业有所发展，除了由山西人创办的八大商号外，又增加了多处绸缎洋货商店，其中有“同心裕”（址在柳树巷，今步行街）、“新华丰”（址在车市,今老大楼南边明德巷）“瑞福生”“恒西增”“富源号”“天德裕”(均在今解放西街民生街口至工会大厦一带)。还在米粮市(今民生街)出现了一家经营南货海味的大商店“祥泰亨”。由英国商人创办的商行“新泰兴”及“仁记洋行”“平和洋行”等。经营出口宁夏的羊毛、皮张、毛制品等土特产品。

清末民国初，宁夏近代教育有所发展。公元1906年（清光绪三十二年），宁夏知府赵维熙将公元1753年（清乾隆十八年）兴建的银川书院改为宁夏府中学堂。公元1918年，甘肃省教育厅拨款将宣统三年毁于匪乱的原宁夏府中学堂修葺后，成立甘肃省立第八师范学校，附设甘肃省立第五中学，两校同址，时称“五中八师”。宁夏建省后，分别改名为宁夏省立第一师范和宁夏省立第一中学。公元1919年，宁夏护军使马福祥在镇守使署（今银川第一职业中学址）前创办宁夏回蒙师范学校，开民族教育之先河。1922年，宁朔县知事彭怀智将新满城中学学堂改建为宁朔初级中学。1941年8月1日，宁夏省主席马鸿逵在永宁望洪堡创建私立贺兰中学。1947年8月，宁夏天主教主教王守礼（比利时人）创办私立明正女子中学（址在原银川九中）。

公元1914～1924年10年间，是宁夏近代小学教育发展最快的时期。宁夏省城及宁夏县、宁朔县兴建高级小学校7所，初级小学校42所。其中清真初级小学校9所由马福祥捐资建成。1939年以后，宁夏省城又先后兴建了多所小学，初等教育得到了较快发展。

1944年1月，经宁夏省政府呈准国民政府行政院，将宁夏省城建置为银川市。10月，在西府井街（今新华东街步行街口至民族南街口）报恩寺成立银川市政筹备处，负责筹建诸事宜。1947年4月18日，银川市正式成立，李振国任市长。

宁夏省城在建市命名呈送国民政府行政院时，曾提出过“朔方”“怀远”“银川”三个市名。提名为“朔方”“怀远”均有其建置沿革根据。而提名“银川”，则来自对银川郊野美好的“塞上江南”景观的一种描绘。

“银川”作为古地名，最早见于《新唐书·地理志》：“银州银川郡”。故址在今陕西省米脂县东北。

宁夏地方文献中出现“银川”一词，约在明末清初。当时，一些文人墨客在咏叹银川平原沟渠纵横、水漾晴光、田园密布的秀美景色时，常常用“银川”一词形容其水光潋滟、水漾晴光的水乡风光。到了清雍正年间，“银川”一词从一个咏景词变了宁夏城四周灌区的别称，已泛指银川平原引黄灌区，已经有了指代地域的地名意义。乾隆十八年（1753年），宁夏知府赵本植在府城西创办“银川书院”，首次把“银川”作为宁夏府的别名来正式命名宁夏的第一所书院。不久，赵本植的家庭教师汪绎辰完成了《银川小志》一书。这部志书，实际上是在为乾隆年间的宁夏作志，所以这时的“银川”，已成为宁夏的代名词了。

后来，随着“银川”一名的传播，当时的官僚士绅、文人墨客频繁在诗词文章中引用“银川”一词，并将其指代的区域逐渐限定在当时的宁夏府城。

银川建市之初，行政区划仅限省城的范围，并按原宁夏省城旧区建置为第一、二、三、四区，成立区公署，行使相当于现街道办事处的职权。城外以东、以北属宁夏县，以西、以南属宁朔县。直至1950年，才将银川近郊属永宁县的第四区、第六区10个乡和贺兰县2个乡划归银川市，成立银川市第五、第六区公署，结束了一城之辖，形成了城市包括四邻郊乡的区划格局。

银川建市，正值解放前夕，国民党政权惶惶不可终日。市政建设、城市管理无暇顾及，致使银川脏乱一片。不足3万人的城市，无以为生的贫民就占总人口的五分之一，达6000多人。街头烟鬼私娼招摇过市，乞丐流民成群结队。由于军阀暴政，官商横行，曾繁荣一时的银川商业一落千丈。以“八大商号”为主的数百家店铺纷纷倒闭，名存实亡。银川城百业凋敝，民不聊生，一幅破败景象。所以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银川市地名并不为人熟知，仍习惯称“宁夏省城”“宁夏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