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史略

“贺兰西望矗长空，天界华夷势更雄”。贺兰山以东，是独擅黄河之利的银川平原；贺兰山以西，是黄沙茫茫的阿拉善高原，是游牧民族驻牧之所。这“天界华夷”便成了贺兰山的特点。“华”“夷”之间，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的碰撞、渗透，促进了民族的融合和华夏文化的发展。贺兰山与银川平原的发展又是联系在一起的。

原始社会时期

贺兰山东麓是人类最早活动的地区之一。举世闻名的宁夏灵武水洞沟文化遗址，与贺兰山隔河相望，距今3万～1.5万年。据考古调查，在贺兰山下的鸽子山地区，发现了旧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出土了大量产生于1.27万年以前的石制品。说明在1万多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贺兰山下就已经有了人类的活动。

四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人类在贺兰山下的活动更为频繁。贺兰县金山林场、平罗县暖泉和明水湖新石器时代遗址上都留下了人类的踪迹。在暖泉遗址，发现有当时人类居住的浅地穴式房址，房址略呈方形圆角，边长3米左右，朝东设有门道，房址中心，设有炊煮、取暖和照明用的火膛，火膛旁边有磨盘、磨棒等加工食物的器具。这些说明人类已在这里开始定居，并在这里出现了原始村落。

商、周、春秋战国时期

商、周及春秋、战国时期，中原地区已是奴隶社会，社会生产力得到发展，经济、文化空前繁荣。银川平原和贺兰山两侧，是猃狁，羌戎、匈奴等少数民族狩猎和游牧的地方，他们处于氏族公社和军事联盟阶段。贺兰山以人面像、家畜和走兽为主要内容的岩画，就是当时游牧民族文化艺术活动的生动反映。

秦汉时期

秦汉时期，是农耕民族进入河套地区、银川平原得到初步开发的时期。在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加强联系的同时，他们之间还存在着矛盾与斗争。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在公元前215年（始皇32年），派将军蒙恬“发兵三十万人，北击胡，略取河南地”（《史记·秦本纪》），将原属匈奴等游牧民族频繁活动的河套地区归入秦中央版图。宁夏北部属北地郡，在今吴忠西南建置富平县，贺兰山隶之。秦末，中原大乱，“河南地”复归匈奴所有。

汉武帝元朔二年（前127年），派卫青，出云中，击败匈奴之楼烦、白羊二部，“遂取河南地”（《史记·匈奴传》），宁夏北部复归汉邦。

武帝元狩二年（前121年），遣骠骑将军霍去病与合骑候公孙敖“俱出北地”（治马岭，今甘肃环县境），穿宁夏，越贺兰山，战于祁连山，大败匈奴。从此，“匈奴远遁，而漠南无王廷”（《史记·匈奴传》），为银川平原的开发创造了条件。

武帝元封五年（前106年），分全国为十三刺史部，下辖郡县。宁夏北部属北地郡，在黄河以西建置了灵武县（今永宁境）、廉县（今平罗暖泉下庙一带）。廉县是贺兰山洪积扇上出现的第一个县级建置。

《汉书·地理志》：“廉（县）卑移山在西北”。卑移山是文献中贺兰山的第一个名称，当指今贺兰山北段。

东汉安帝永初五年（111年），北方地区发生了规模很大的羌族起义，东汉政府连连派兵镇压。灵帝建宁元年（168年）二月，汉将段颖从彭阳（今甘肃镇原境）出兵北上，“战于奢延泽、落川、令鲜水上，连破之；又战于灵武谷，羌遂大败”（《资治通鉴·汉纪四八》）。“灵武谷”在今青铜峡西贺兰山东麓，是历史文献中关于贺兰山的第一个小地名。

东汉后期，鲜卑族势力发展，首领檀石槐建立了空前强大的部落军事联盟，统治了大漠南北广大地区。东汉灵帝光和年间（178～184年），檀石槐死，子和连立。和连即位后“性贪淫，断法不平”，众叛亲离。出攻北地，数为寇抄，廉县之“廉人善弩射者，射中和连，即死”（《后汉书·鲜卑传》）。和连死后，檀石槐建立的军事联盟很快就土崩瓦解。

魏晋南北朝时期

东汉后期，羌族起义迫使东汉政府将包括北地郡在内的沿边郡县政府内迁，这些地方逐渐成为羌族、匈奴、鲜卑等民族的游牧之地。三国魏时（220～265年），原居于阴山地区的鲜卑族乞伏部，向南迁徙，一度驻牧贺兰山，故贺兰山“东北抵河处，亦名乞伏山”（《元和郡县图志》卷四）。“乞伏山”是文献中关于贺兰山的另一个名称，指贺兰山北端。

西晋建立后，“塞外草原遭大水灾，前后有28万口匈奴和其他杂胡入塞降晋，晋处之内地，与汉人杂居”（马长寿《北狄与匈奴》）。其中武帝太康五年至八年（284～287年），“入居塞者有屠格种，……黑狼种……贺赖种，凡十九种，皆有部落，不相错杂”（《晋书·北狄匈奴传》）。其中“贺赖种”，就是“贺兰部”。他们入塞后，与鲜卑族拓跋氏联姻，在4世纪后期北魏建国的过程中，起了重大作用。

入塞之匈奴、鲜卑等少数民族，在晋室东迁后，先后在北方地区建立了16个政权，称为十六国。其中赫连勃勃建立的大夏国，建都统万城（今陕西靖边北），占有今陕、甘、宁及河套广大地区，并在今银川东建立丽子园，又称“饮汗城”，将赫连夏国的势力，扩展到贺兰山下。

隋唐五代时期

隋唐是我国历史上最繁荣的时期之一。贺兰山下银川平原的社会经济得到了进一步发展。突厥、吐蕃、回鹘、党项等民族在贺兰山频繁活动，隋唐政府也视贺兰山为军事要地。“贺兰山下阵如云，羽檄交驰日夕闻”；“半夜火来知有敌，一时齐保贺兰山”，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贺兰山的重要地位。

入隋后，从漠北入侵中原的突厥族频频犯塞，突厥达头可汗驻牧于贺兰山后。文帝开皇三年（583年），隋分兵数路出击突厥。赵仲卿“以行军总管从河间王（杨）弘出贺兰山，大败突厥（《隋书·赵仲卿传》《隋书·突厥传》）”。这是史籍中第一次使用“贺兰山”这一地名。《隋书·地理志》：“弘静，开皇十一年置，有贺兰山。”

唐初，在贺兰山仍有与突厥的战争。高祖武德五年（622年），“宇文歆邀突厥于崇岗镇，大破之，斩首千余级”（《资治通鉴》）。崇岗镇在贺兰山边，属宁夏平罗县。

贞观二十年（646年），在贺兰山地区居住的回纥吐迷度部破薛延陀后，“南过贺兰山，临黄河，遣使入贡。以破薛延陀功，赐晏内殿。太宗幸灵武，受其纳款”。唐高宗时，设置“贺兰州都督”，管辖贺兰山地区的少数民族事务（《唐书·回纥传》）。

武后天授初年（690年），突厥黔啜可汗占据贺兰山地区（《唐书·突厥传》）。数十年后，到代宗时，吐蕃族又在贺兰山驻牧。德宗建中二年（781年），吐蕃族提出以贺兰山为界，山西划归吐蕃。唐迫于压力，“许之”（《新唐书·吐蕃传》）。

晚唐以后，贺兰山逐渐成为吐蕃、回鹘、党项诸族杂居地区。唐昭宣帝天祐三年（906年）春，“灵武节度使韩逊奏：吐蕃七千余骑营于宗高谷，将击嗢末及取凉州”（《资治通鉴·唐纪八一》）。赵询《聚米图经》曰：“灵武自贺兰山通过，西至凉州九百里。”

五代唐明宗长兴三年（932年）七月，“灵武奏：夏州界党项七百余骑侵扰当道，（康福）出师破之，……追至贺兰山下”（《旧五代史》卷四三）。

宋、西夏、元时期

五代期间，中原纷争，无暇西顾，北方少数民族活动更加频繁。

宋初，党项、吐蕃、回鹘，阻卜诸部并游牧于贺兰山地区。太宗端贡二年（989年），西州“回鹘都督石仁政，么罗王子、邈孥王子、越黜黄水巡检四族，并居贺兰山下，无所统属，诸部入贡多由其地”（《宋史·回鹘传》）。

真宗咸平五年（1002年）十二月，“咩逋族遣使来贡。上闻贺兰山有小凉、大凉族甚盛，常恐与继迁合势为患，近知互有疑隙，辄相攻掠，朝廷欲遂抚之，乃召问咩逋使者，因其还特诏赐之，以激其立效”（《宋史·党项传》）。

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六月，吐蕃族藩罗支“入奏于宋帝，愿率部族及回鹘精兵，直抵贺兰山，讨除残孽（指李继迁），请发大军援助”（《宋史·吐蕃传》《西夏记》）。此时，宋朝重镇灵州已被西夏占领，宋兵已不可能到达贺兰山下，此议当然不会有所结果。

西夏景宗大庆二年（1037年），李元昊“盟诸蕃于贺兰山”（《西夏书事》卷十二），“以贺兰山为固，料兵设险，以七万人护卫兴庆府，五万人镇守西平（今灵武县），五万人驻贺兰山”。并在贺兰山后设白马强镇军司，驻娄博贝（今内蒙古阿拉善左旗吉兰泰），山前设右厢朝顺军司，驻克夷门（今贺兰山大水口），以护卫京畿（《宋史·夏国传》《西夏书事》）。

西夏东北边境与辽毗邻，常因边境部族归属引起矛盾。景宗天授礼法延祚七年（1044年）八月，辽兴宗统率10万大军，分三路亲征西夏。“八月五日，韩国王自贺兰北与元昊接战，数胜之，辽兵至者日溢，夏乃请和，退十里，韩国王不从。如是退者三，凡百余里矣，每退必赭其地，辽马无所食，因许和。夏乃迁延，以老其师，而辽之马益病。因急攻之，遂败。复攻南壁，兴宗大败。入南枢王萧孝友砦，擒萧胡睹驸马，兴宗从数骑走，元昊纵其去”（《宋史·夏国传》）。

景宗天授礼法延祚十年（1048年）七月，元昊“大役丁夫数万，于山之东营离宫数十里，台阁高十余丈，日与诸妃游晏其中”（《西夏书事》卷十二）。

在贺兰山还有“夏国贺兰山佛祖院”（《大方广佛华严经》卷九西夏文押记）。

《嘉靖宁夏新志》卷二：“避暑宫，贺兰山拜寺口南山之颠。伪夏元昊建此避暑，遗址尚存，人于朽木中，尝有拾铁钉长一二尺者。”

辽兴宗为了报复，在元昊死后，趁西夏皇帝年幼，内部权贵纷争之机，于毅宗延嗣宁国元年（1049年）十月，再次亲率大军讨伐西夏。《辽史·西夏外纪》载：“招讨使耶律敌古率阻卜军至贺兰山，获元昊妻及其官属。”然而，别路辽军遇到西夏有力反击，死伤无算，大败而逃。辽军两度进攻西夏未得要领，又于毅宗天祐垂圣元年（1050年）入侵，攻破贺兰山西北的“摊粮城”，“尽发廪积而还”（《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六八，《西夏书事》）。

惠宗大安七年，西夏汉族将军李清劝诱秉常归附宋朝，事为梁太后所知，“杀李清，幽秉常于兴州木砦，距故宫五里许”（《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一二，《西夏书事》卷二五）。《西夏地形图》西夏在贺兰山有“木栅行营”，疑木砦即“木栅行营”。

天盛七年（1155年）九月，仁宗李仁孝，“猎于贺兰原，有骏马损足，命执治道者戮之。阿华侍侧谏曰：‘田猎非人主所宜，今为马多杀，贵畜贱人，岂可闻于四境乎!’仁孝讶而正，还以语罔后，后赐银币奖之，以愧从臣之不言者”（西夏纪》卷二四）。

元蒙成吉思汗曾六次伐夏，于1227年灭亡西夏，其中三次兵至贺兰山。襄宗应天四年（1209年），第三次伐夏，先破贺兰山克夷门，进迫中兴府，引黄河水灌城，襄宗安全纳女求和。献宗乾定三年（1225年），第五次伐夏，先攻占黑水城（今内蒙古额济纳旗境），乘胜南下贺兰山，西夏大将阿沙敢不兵败被擒。乾定四年十一月，蒙古军南下包围灵州，另一路军从盐州推进并包围中兴府。都城被围困半年，粮尽援绝，西夏主南平王李睍献城投降被杀，西夏灭亡（《新元史·太祖纪》《西夏书事》）。

元灭西夏后，贺兰山后即为蒙古各部游牧屯息之地。位于今额济纳旗的亦集乃，为元代西北重镇，其粮食，则需甘肃、宁夏供给，并由河西走廊转运。英宗至治二年（1322年），甘肃行省平章政事乃蛮台下令，宁夏运往亦集乃粮食，可直经贺兰山运去，不必再绕河西走廊（《元史·乃蛮台传》）。

泰定帝泰定四年（1327年）五月，泰定帝“修佛事于贺兰山及诸行宫”（《元史·泰定帝纪》）。

明清时期

元朝灭亡后，贺兰山西部成为蒙古族重要的活动地区。《读史方舆纪要》载：“贺兰山屹峙宁夏西北，实为屏障。正统以后，北人入套中，西犯甘，凉，多取道山后甚至阑入山南，视为通途。”嘉靖五年（1526年），“亦不剌复驻贺兰山后。十五年夏，吉囊以十万众屯贺兰山，分兵犯凉州”（《明史·刘天和传》）。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套寇数万骑屯贺兰山。……三十四年，套寇万骑踏冰西渡，由贺兰山后直抵庄浪”（《明史·达云传》）。类似记载，举不胜举。为了对付蒙骑入侵，明王朝在贺兰山一带修筑长城、关隘。“一声羌笛吹关柳，万卒雕戈拥贺兰”，“山川设险何年废，文武提兵今日来”。

清代，蒙古额鲁特和硕特部屯牧于贺兰山以西地区。据《秦边纪略》卷六载，克乞台吉部落1000千余人、满素太台吉部落1300人皆畜牧于贺兰山后。康熙十六年（1677年），清政府将甘肃东北的龙头山和贺兰山山阴60里以外地区，划归蒙古阿拉善王府管辖（《后蒙古纪事本末》卷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