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蒙古历史文化与蒙古民间文学

一、蒙古民间文学的概念、范畴和部族特征与地域特点

本书中使用的“蒙古民间文学”的概念指蒙古民族的民间文学。这个概念所包括的范围不仅仅局限于蒙古国境内蒙古人的民间文学，而是要宽泛得多。这个概念与“蒙古文学”、“蒙古古代文学”的概念和范畴相对应。我们所讨论的蒙古民间文学，根据蒙古民族的历史发展和当今世界各地蒙古民族的分布，应包括蒙古国、俄罗斯联邦的卡尔梅克共和国、布里亚特共和国和我国蒙古族的民间文学四大块。由于本书是东方各国国别民间文学概论，因此我们暂且不把我国蒙古族的民间文学收入本书中，就像“东方民间文学丛书”中没有列中国民间文学，其主要原因是虽然中国是东方的重要国家，而且中国民间文学是东方民间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由于中国民间文学的研究已经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中国民间文学概论》已经出版了几十种，已经没有必要再重复。同样道理，我国蒙古族的民间文学作为中国的少数民族民间文学，得到了比较充分的研究，国内学者也比较熟悉，因此我国蒙古族民间文学虽然原则上属于蒙古民族民间文学的范畴，但在本书的论述中我们还是主要介绍蒙古国和卡尔梅克及布里亚特蒙古民间文学。而在蒙古民间文学的一些基本问题的探讨中，我们是把蒙古民间文学当成一个历史的有机整体来看待的，而蒙古国喀尔喀蒙古民间文学、卡尔梅克民间文学和布里亚特民间文学的一些独特性则被看作是蒙古民间文学的部族特征和地域特点，蒙古国喀尔喀蒙古民间文学和布里亚特民间文学等都是蒙古民间文学的组成部分，而不是分属两个国家的两种传统的民间文学。我们从蒙古语的发展历史更清楚地看出这一点。

在蒙古语的历史发展中它与卡尔梅克语和布里亚特语一直保持着最亲密的关系。在语言学上，蒙古语的发展分为古代蒙古语、中古蒙古语、近古蒙古语和现代蒙古语四个时期。在古代时期（12世纪末13世纪初），随着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和建立蒙古汗国，蒙古诸部落氏族语言趋于统一，形成统一的蒙古语。在中古时期（14～16世纪之间），由于蒙古汗国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和其他的历史原因，使得蒙古人彼此分散，相隔遥远，因而趋于统一的蒙古语又开始分裂，各自发展，成为蒙古语族形成诸独立语言的基础。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独立语言成为蒙古语族语言。这一时期的统一蒙古语分化为两种语言：中古东支蒙古语和西支蒙古语。在近古时期，中古东支蒙古语分化为近古达斡尔语、近古蒙古语、近古莫戈勒语三种语言；近古西支蒙古语分化为恩格尔语（东部裕固语）和近古蒙古尔语（土族语）两种语言。这时期的近古蒙古语的三个方言后来形成为卡尔梅克语、蒙古语和布里亚特语。在现代时期，近古蒙古语发展成为我国和蒙古国的现代蒙古语，西迁的卫拉特方言发展为现代卡尔梅克语。从蒙古语分化演变的历史看，卡尔梅克语、布里亚特语和蒙古语的分化是在蒙古语发展的第四个阶段——现代蒙古语阶段才出现的。卡尔梅克语是17世纪前半叶离开准噶尔迁徙到伏尔加河畔的卫拉特人的后裔——卡尔梅克人使用的语言，包括土尔扈特方言、杜尔伯特方言和布扎瓦方言。卡尔梅克人在17世纪中叶以前和卫拉特人一样使用回鹘式蒙古文，1648年以后改用托忒文，1924年以后开始使用西里尔字母。布里亚特语有11种方言，1931年以前一直使用回鹘式蒙古文，1931年开始使用罗马化字母，1938年开始使用西里尔字母为基础的文字。因此，这三种语言之间的密切关系已经说明了它们之间的分开是很晚才完成的^[1]。而三种语言分开以前还一直使用回鹘式蒙古文，用蒙古语书面语来保持文化上的同一性，并用共同的蒙古文学语言来记录和创作了很多文学作品，留下了很多文献。因此，可以说，卡尔梅克语、布里亚特语和蒙古语虽然分属不同的国家，但是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讲，他们的古代文学作品都是用共同的蒙古文学语言创作的，他们的民间文学所体现出来的差异只是口语的方言差异和不同部族、不同地域的差异。卡尔梅克语、布里亚特语和蒙古语在历史上是蒙古语的三个方言，并由共同的蒙古文学语言来保持文化和文学上的共性，虽然在现代蒙古语阶段，随着政治关系，三个方言分化发展成为三种语言，但是这三种语言创作和传承的民间文学一直保持着蒙古民间文学的共同内容和特点。譬如，蒙古英雄史诗发展的颠峰《江格尔》在我国新疆的卫拉特、蒙古国西部和卡尔梅克都有流传，而且最早发现《江格尔》是在卡尔梅克，后来在我国新疆发现大量的《江格尔》和江格尔齐，经过几代学者的研究最后证明了原来是迁徙到伏尔加河畔的土尔扈特蒙古人即今天的卡尔梅克人把《江格尔》从家乡阿尔泰山带到了伏尔加河畔，也清楚了中国、蒙古国和卡尔梅克的《江格尔》史诗原来都是蒙古史诗源流的一支，而不是因为不同民族之间的互相借用或传播造成的。著名蒙古学家尼古拉·鲍培（N.Poppe）在其经典著作《喀尔喀蒙古英雄史诗》中已经清楚地论述了喀尔喀英雄史诗和内蒙古、卡尔梅克、布里亚特英雄史诗之间的关系。我国史诗研究专家仁钦道尔吉先生也进一步深入论述了蒙古诸部族英雄史诗的发展关系，而且这种民间文学发展和分化的基本脉络正好与上述语言发展的情况相吻合。因此，我们在具体表述的时候，根据民间文学作品流传的具体部族和特定地点，将具体作品称之为诸如布里亚特神话、喀尔喀史诗、卡尔梅克《江格尔》等，实际上都是在具有历史统一性的蒙古民间文学的共同平台上进行探讨的。其中一些民间文学作品的文献是用共同的蒙古语书面语写成并普遍流传在操卡尔梅克语、布里亚特语和蒙古语的蒙古人中，譬如书面《格斯尔》和其他故事手抄本。这些古代文献，我们只能看作今天操卡尔梅克语、布里亚特语和蒙古语的蒙古民族的共同财富。因此，我们介绍和论述蒙古民间文学的时候，持卡尔梅克语、布里亚特语和蒙古语共同享用的蒙古民间文学概念，侧重介绍蒙古国民间文学的同时，注意蒙古国的民间文学只是整个蒙古民间文学的一部分，与卡尔梅克民间文学、布里亚特民间文学和我国蒙古族民间文学共同构成了蒙古民间文学的完整的传统。

二、蒙古民族历史文化概述

蒙古民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古老的游牧民族。蒙古民族的起源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关系到蒙古民族作为民族共同体登上历史舞台之前生息在北方草原和蒙古高原的诸多古代民族和部落。匈奴是见于历史记载的第一个在蒙古高原崛起的古代北方民族，公元前3世纪兴起于河套及阴山一带，公元前209年匈奴冒顿单于建立强大的游牧民族政权，并与汉朝不断发生战争。东汉初期匈奴分裂为南北二支，南匈奴与汉族融合，北匈奴一部分西迁，与中亚一些民族融合。匈奴人的语言、军事制度等与蒙古民族有共同特征，在蒙古国境内已发现了多处匈奴墓葬，因此，以蒙古国学者为代表的蒙古学家们主张匈奴就是蒙古人的祖先。而中国学者则认为，东胡和鲜卑与蒙古民族的族源关系更为密切。

东胡是战国时期今辽河上游的西拉木沦河和老哈河流域的古代民族。东胡后裔——鲜卑人、契丹人和室韦—鞑靼人各部落早先都在内蒙古东部地区活动。公元2世纪中叶鲜卑人代替匈奴，占据蒙古高原，建立强大的联盟和割据政权，其中拓跋鲜卑统一黄河流域建立了北魏王朝。

突厥最初游牧在今叶尼塞河上游，后来迁到高昌（今新疆吐鲁番）的北山（今博格多山）。5世纪中叶东胡苗裔柔然攻占高昌，突厥被迫迁到今阿尔泰山南麓。552年突厥首领土门灭柔然，以漠北为中心，建立了强大的突厥汗国，最强盛的时候其势力东达辽水，西至黑海，南达阿姆河，北抵贝加尔湖。公元583年，突厥分裂为东西二部，最终于630年和657年被唐朝所灭。唐代，兴起于呼伦贝尔草原、大兴安岭、额尔古纳河流域的室韦—鞑靼人趁突厥灭亡，推进蒙古高原，导致了遍布突厥语族游牧部落的外蒙古高原开始了蒙古化的历史。我国著名蒙古史专家亦邻真教授认为室韦—鞑靼人是原蒙古人，他们的语言还没有经历过突厥化历史过程。辽金时代的原蒙古人进入外蒙古高原即肯特山地区以后与留在原地的部分突厥人融合，促进了蒙古民族的形成。著名的《苍狼白鹿传说》就反映了蒙古部落和突厥部落的婚姻联盟关系。

916年契丹耶律阿保机建立辽王朝，统治蒙古高原，1125年被金所灭。契丹人大部分被汉族同化，一部分融入形成中的蒙古民族。

公元11～13世纪时蒙古高原上的各部落出现了一种初步统一的趋势。许多部落通过联合和斗争，出现了比较强大的部落联盟。汗是部落联盟的首领，当时最强大的五个部落集团是塔塔儿、克烈、乃蛮、篾儿乞和蒙古。1206年蒙古部的铁木真（成吉思汗）统一了蒙古高原各部，建立了蒙古汗国，从此蒙古民族共同体形成。

1270年忽必烈建立了元朝，统一了中国。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北方民族建立、也是唯一一个由北方草原游牧民族建立的统一王朝。自唐帝国衰落以来，中国周边地区的政治发展有离心和多元化的趋向，如果没有元朝的统一，今天中国的疆域规模也许会完全不同。蒙古民族的形成改变了北方草原千余年来游牧民族兴衰起灭无常的混乱局面，很大程度上也奠定了以后清朝再度完成大统一的基础。在蒙古帝国和元朝时期，成吉思汗西征和长子西征，其结果出现了金帐汗国、伊利汗国、察合台汗国和窝阔台汗国。

1368年，朱元璋建立明朝，改元洪武，为明太祖。蒙古退回草原后，东部蒙古和西部卫拉特蒙古之间持续了近3个世纪的内部战争。16世纪时巴图蒙克达延汗重新统一了东西蒙古各部，将东蒙古分为左右六万户。左翼三万户为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兀良哈万户，右翼三万户为鄂尔多斯万户、土默特万户、永谢布万户。在六万户之外的蒙古各部，还有西北地区的卫拉特、内蒙古东部科尔沁和辽西地区的兀良哈三卫。这些部落不在达延汗的直接管辖范围内。从达延汗六万户蒙古开始，喀尔喀蒙古见诸于历史记载。喀尔喀蒙古是六万户蒙古之一，最初为十二鄂托克，即内喀尔喀五部，外喀尔喀七部。喀尔喀蒙古地处瀚海之北，称外蒙古，又称漠北蒙古。东临黑龙江将军辖境，西至阿尔泰接新疆，南至瀚海与内蒙古相连，北与俄罗斯接壤。明末，喀尔喀部归察哈尔林丹汗管辖。其间，喀尔喀蒙古王公贵族为争夺牧场、牲畜和属众发生内讧。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准噶尔蒙古噶尔丹乘喀尔喀内讧之机，率三万骑兵入侵喀尔喀。喀尔喀土谢图汗部骑兵与噶尔丹在鄂罗会诺尔鏖战兵败后，听从喀尔喀蒙古佛教领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的意见“吁请内附”。康熙三十年（1691年）在多伦诺尔会盟，喀尔喀部正式归附清朝。

1911年12月外蒙古或喀尔喀蒙古王公在沙俄支持下宣布“自治”。1919年放弃“自治”。1921年蒙古人民革命成功，同年7月11日成立了君主立宪政府。1924年11月26日废除君主立宪，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国（The people’s republic of Mongolia）。1945年2月，英、美、苏三国首脑雅尔塔会议规定，“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现状须予维持”，并以此作为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条件之一。1946年1月5日，当时的中国政府承认外蒙古独立。1992年2月蒙古人民共和国改名为“蒙古国”。

蒙古国（Mongolia），国土面积为156万平方公里，是亚洲中部的内陆国家，地处蒙古高原。东、南、西三面与中国接壤，北面同俄罗斯的西伯利亚为邻。西部、北部和中部多为山地，东部为丘陵平原，南部是戈壁沙漠。山地间多河流、湖泊，主要河流为色楞格河及其支流鄂尔浑河。属典型的大陆型气候。蒙古国人口260万，主体民族是喀尔喀蒙古人，约占全国总人口的80%。除此之外还有杜尔伯特、土尔扈特、额鲁特、扎哈沁、巴亦特、布里亚特等蒙古部族在蒙古国被称为少数民族，他们都操蒙古语，另外还有哈萨克和图瓦等少数民族。居民主要信奉藏传佛教，佛教为国教。首都乌兰巴托，全国划有21个省。

乌兰巴托苏赫巴托广场（陈岗龙　摄）

蒙古实行总统制，国家大呼拉尔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行使立法权。1949年10月蒙古与中国建交。

土尔扈特是卫拉特四部之一，原游牧于塔尔巴哈台和额尔齐斯河中游西岸的草原。17世纪30年代由于卫拉特内部冲突的原因，土尔扈特部首领和鄂尔勒克率领属众，并联合和硕特、杜尔伯特的一部分牧众，共有五万余帐，越过哈萨克草原，远徙额济勒河（今俄罗斯伏尔加河）下游地区游牧。土尔扈特西迁后，与卫拉特部仍有往来，1640年曾派代表参加制定《卫拉特—蒙古法典》的会盟。清乾隆年间土尔扈特首领渥巴锡继汗位，这时土尔扈特广大牧民不堪忍受沙皇俄国的压迫和剥削。l771年，在渥巴锡和舍楞等首领的率领下，三万余户土尔扈特、和硕特等部众，冲破俄国军队的追击和拦截，克服疾病和战斗中伤亡的困难，回到伊犁地区。而留在伏尔加河畔的土尔扈特部众与当地民族融合，于19世纪末形成了今天的卡尔梅克人。卡尔梅克共和国位于里海沿岸低地的西部，东部与里海濒临，从北到南跨度是640公里，从西到东跨度是480公里。其南部与达吉斯坦共和国接壤，西邻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和罗斯托夫州，北接伏尔加格勒州，东接阿斯特拉罕州。首府为埃利斯塔市。2003年统计共有人口307，900人，主要居民是卡尔梅克人，占全国总人口的45%。卡尔梅克人都是佛教徒。

布里亚特共和国位于东西伯利亚南部，南邻蒙古国，西邻图瓦共和国，北部和西北部与伊尔库茨克州接壤，东邻赤塔州，领土面积为35.13万平方公里，据2003年的统计共有人口1，003，300人。闻名世界的大湖——贝加尔湖就在布里亚特共和国境内。

三、蒙古人的宗教信仰与民间文学

萨满教是蒙古人的原始信仰，其最突出的特征是多神信仰。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建立蒙古汗国之后，萨满教成为蒙古的国教，忽必烈建立元朝之后受到佛教和基督教等外来宗教的影响，萨满教在蒙古上层的地位受到冲击。元朝灭亡，蒙古贵族退居草原后，萨满教在蒙古民族中的地位一度得到恢复。16世纪末土默特的俺答汗引入藏传佛教葛鲁派（黄教）之后，镇压本土的萨满教，从此蒙古的萨满教走向衰落。现在，我国内蒙古东部、蒙古国库苏古勒省和布里亚特等少数地区还留存萨满教的传承。萨满教主要崇拜腾格里天神，并祭拜山川河流，萨满被认为是人类和神界的使者，在传统蒙古社会中扮演着祭祀、医师和预言者的角色。萨满教的神歌基本靠口头传承，是蒙古民间文学中的宝贵财富。

雅库特的女萨满

萨满教与蒙古民间文学的关系非常密切，蒙古民间文学的许多体裁与萨满教之间有着内容和形式上的发生学关系。在蒙古民间叙事文学中，神话传说的内容和主题都与萨满教有关系。比如，最古老的蒙古创世神话中创造神用潜水者找来的泥土凭借语言力量创造世界的方式被认为就是萨满式的创世方式，最早的人类就是母亲神（创造神）用羊皮缝制的人形中塞满泥土后吹入灵魂而形成的，而皮制人形是典型的萨满教偶像——翁滚。与宇宙的创造和人类起源相关的这些萨满教神话主题和题材广泛流传在西伯利亚各民族和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民族中，是这些民族古老神话产生的文化土壤。在蒙古传说中，最著名的马头琴传说就是萨满教的传说，用美丽动人的爱情故事表达了萨满教的主题。而学者们经过认真研究，已经一致认为萨满教的英雄神话传说和萨满教神歌是蒙古英雄史诗起源、产生的基础。而且，蒙古英雄史诗的主人公都带有萨满的品质，史诗英雄经过考验和征服敌人，完成英雄业绩的过程都与萨满教的仪式有关系。一些学者明确指出，有的蒙古史诗的英雄本身就是英雄和萨满。由此可见，蒙古民间叙事文学的叙事模式和萨满教仪式之间的关系在蒙古神话、传说和英雄史诗中一直有延续不断的传承。

萨满教对蒙古民间歌谣的影响更为明显。首先，古代蒙古的很多民俗仪式都是由萨满主持举行的，因此民俗仪式上演唱和表演的各种歌谣都是由萨满来演唱和传承的。其次，根据学者们的研究，随着萨满教的发展，一部分萨满歌谣逐渐演变为祝词、赞词和宴歌等民间歌谣；一部分严肃的神歌实际上也一直带有民间歌谣的口头特征，并一直保持口头传承的形式。再次，蒙古民间歌谣中的祭词、洒祭词、召唤词等都深受萨满歌谣的影响：一方面，这些仪式歌谣的结构方面遵循了请神、献祭和祈求的仪式程序；一方面，这些仪式歌谣中敬奉的神灵基本上都是萨满教的九十九尊腾格里天神和其他神灵。可以说，从内容到形式，萨满教对蒙古民间歌谣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和深远的。

藏传佛教曾经两度传入蒙古地区，第一次是元朝时期，佛教成为国教，在蒙古民族上层盛行，但是随着元朝灭亡，佛教在蒙古民族中失去了势力；第二次是16世纪末土默特的俺答汗引入藏传佛教葛鲁派（黄教），佛教在蒙古地区站稳了脚，并很快统治了蒙古人的思想领域。从16世纪末开始，佛教对蒙古社会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种影响也充分体现在蒙古文学艺术中，民间文学也不例外。佛教对蒙古民间文学的影响和作用主要在两个方面。

一是佛教的教义和思想影响了蒙古民间文学的内容和思想，尤其是佛教的因果报应思想几乎渗透和贯穿到蒙古民间文学的所有体裁作品的内容中。蒙古创世神话中的创造神逐渐被佛祖释迦牟尼或者瓦其尔巴尼替代，民间叙事文学中的主人公有时候依靠佛教神灵的暗中相助才能经过考验和完成英雄业绩。而祭词、祝词、赞词和仪式歌谣中供奉和赞颂的对象基本上都是佛教万神殿的佛和诸神。佛教通过渗透和利用民间文学的形式，完成了自身在蒙古地区的本土化，也达到了用民间文学通俗易懂的形式宣传佛教教义的目的。而对蒙古民间文学来讲，从形式到内容，深深地打上了佛教的烙印。因此，如果离开佛教，深入研究蒙古民间文学是不可能的。

二是随着佛教在蒙古地区的传播，印度和我国西藏的文学艺术特别是民间文学翻译流传到蒙古地区，在文化交流的河流中丰富了蒙古民间文学的宝库。特别是在民间故事的传播交流方面，蒙古佛教高僧有一个特点，就是用民众喜闻乐见的民间故事来解释深奥的佛教教义，因此很多民间故事是随着解释佛经教义的需要被翻译和传播到蒙古地区来的。古代印度的民间故事集《五卷书》、《故事海》、《三十二个木头人的故事》、大史诗《罗摩衍那》，藏族民间故事《尸语故事》、《诺桑王子传》等都被翻译成蒙古文，在蒙古人中广泛流传。在蒙古民间故事中有许多与印度、西藏民间故事属于同一类型的故事的主要原因就是佛教的传播和佛经翻译。同时，这种民间故事的交流又把蒙古民间故事与中亚民间故事联系了起来，又通过中亚，与欧洲民间故事的传播产生了关联。

佛教是在思想和文化交流两个层面对蒙古民间文学产生深远影响的。我们探讨蒙古民间文学的艺术形式和思想内涵，无法绕开藏传佛教对蒙古社会和文化的巨大影响。

四、蒙古文化的多元性与蒙古民间文学的多层次特征

作为一个对世界产生过重大历史影响的游牧民族，蒙古民族在历史的长河中形成了她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的多元文化特征。这种开放性的多元文化对蒙古民间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可以说，蒙古民间文学的一些重要特点，本身就是蒙古民族传统文化多元性的产物。蒙古民间文学博大精深的根本原因就是蒙古民间文学在蒙古民族与周围民族的文化交流中形成的开放性格。我们都知道，一个民族只有在和其他民族的文化交流中才能更好地发展和繁荣本民族的民间文学和文化，而自我封闭只能导致一个民族的文化的衰落。蒙古民族吸收周围兄弟民族和周边国家文化的精华，鲜明地反映在蒙古民间文学丰富多彩的内容和精深的内涵中。也正是因为这样，蒙古民间文学除了具有独特的民族特点外，同时还具备了国际性，使蒙古民间文学的研究具备了在世界民间文学范围内广泛进行比较研究的可能性。下面，我们就简单谈一谈蒙古民族多元文化对蒙古民间文学的影响。

首先是蒙古民族和北方民族特别是阿尔泰语系的突厥语族民族、满—通古斯语族民族的文化之间具有错综复杂的关系，或者是族源上的密切关系、或者是经过长时间形成的历史接触关系，使得蒙古民族与这些民族的文化之间具有许多共同性、相似性，更使孕育于这些民族传统文化土壤上的民间文学之间也逐渐形成了共通性和相似性。其中，有的共性和相似特征可能是这些民族的先民在各自形成民族共同体之前共同生活在同一个地域的时期就已经形成的，后来各自形成不同的民族共同体之后分别带到现在的民族文化中。有些则是蒙古民族和其他民族在长期的历史接触中形成的。比如说，蒙古神话和阿尔泰语系的突厥语族民族的神话、蒙古史诗和突厥史诗的一些共性主要可能是这些民族还没有形成民族共同体之前的古老的时代就已经形成的。蒙古神话最初是在北方民族共同的神话母胎里孕育出来的。因此，蒙古神话和阿尔泰语系的突厥语族民族的神话在萨满教的信仰基础和神话母题方面有着诸多的共性。这种共同性和相似性的探讨和比较研究关系到蒙古民族和北方古老民族传统文化之间的遥远的因缘。而有些相似性或关系则是后来的历史接触中形成的。比如，卫拉特蒙古人史诗《江格尔》和柯尔克孜（吉尔吉斯）史诗《玛纳斯》之间的一些复杂关系就是比较晚期的时候才形成的。

其次，随着蒙古人普遍信仰藏传佛教，古代印度的民间文学和我国西藏的民间文学也通过佛经翻译等途径流传到蒙古地区来，丰富了蒙古民间文学的宝库。通过佛经翻译，《故事海》《五卷书》《罗摩衍那》《尸语故事》、《目连救母经》等印度、西藏文学作品被大量翻译到蒙古地区来，并在蒙古民族中家喻户晓。我们在上文已经论述了这一点。在民间文学的同源异流关系方面，蒙古《格斯尔》和藏族《格萨尔》的复杂关系一直是学术界争论不休的话题，其主要原因就是这两个民族的英雄史诗之间具有一种难以理清的错综复杂的关系。

油画《蒙古说书艺人》。艺人演奏的四胡主要是用来伴奏说唱本子故事的。

再次，中国汉族文化对蒙古民间文学的影响是经过几个阶段形成的。蒙古人的翻译传统可上溯到13～14世纪以来对佛经和印度、西藏文学的翻译以及对以儒学为主的中国古代经典的蒙译。在17～18世纪以后蒙古翻译传统的持续和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走出佛教的圈子，把大量的汉文小说介绍到蒙古地区来。蒙古人接受汉文小说，除了直接从汉文原著译成蒙古文外，还有相当一部分作品是蒙古人从满文转译成蒙古文的。蒙古人开始对汉文小说感兴趣和大量把汉文小说翻译成蒙古文，最早可能出现在一些掌握满、蒙、汉三种语言文字的蒙古上层当中。漠南和漠北蒙古相继归服清朝以后，内蒙古和外蒙古即喀尔喀蒙古的一些王公贵族因清朝统治者的有意安排，长期居住在北京，逐渐对汉文小说和汉族戏曲及说唱艺术产生了兴趣。因此，北京的一些蒙古王公贵族的府第就开始搜集各种汉文小说和其他文学作品，并把它们翻译成蒙古文，传播到大漠南北的蒙古地区去。其中我们可以举著名的蒙古车王府的藏书为例。同时一些蒙古王公贵族府上还开始养戏班子，如东蒙古的喀喇沁王爷府的戏班子一直保持到20世纪初。因此，当时蒙古人不仅仅接受了书面汉文小说，而且对汉族戏曲和说书艺术还有相当的了解。蒙古人在接受和翻译以及传播印藏文学和汉族文学作品的过程中还体现出了另一种传统，即蒙古人按照本民族的生活习惯和风俗对译本进行了相当多的改编，以力求适合更多的蒙古人的欣赏口味。可以说，蒙古人的翻译作品在相当程度上是和加工改编的创造性工作结合在一起的。蒙古人翻译过来的汉文小说有历史小说、风俗小说、神怪小说、公案小说等等，内容非常广泛。但最吸引蒙古民众的是以中原各朝代历史故事为题材的系列长篇小说。

蒙古国科学院语言文学研究所、民间文学资料库和语音实验室收藏有大量的蒙古本子故事声音资料，蒙古国国立图书馆也收藏有大量的本子故事手抄本，蒙古和俄罗斯的学者也在蒙古国境内搜集到本子故事说唱艺人说唱的本子故事，并出版了口头本子故事文本及相关研究专著。这些都说明了近几百年来蒙古口头传统与中原汉族文学及其口头传统之间的联系。而这方面的比较研究稍显薄弱，目前蒙古国学者和中国学者的合作研究正在酝酿和起步阶段。

最后，我们还应该提到卡尔梅克民间文学和布里亚特民间文学与俄罗斯文化和当地民族民间文学的交流与相互影响。但是，据我们所知，这方面的深入探讨还比较缺乏。俄罗斯学者日尔蒙斯基和梅列金斯基等在俄罗斯各民族史诗和民间文学比较研究方面做了很多工作，我们应该借鉴他们的学术成果，并进一步深入探讨卡尔梅克民间文学和布里亚特民间文学与俄罗斯文化的关系，这样才能深入研究卡尔梅克民间文学和布里亚特民间文学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