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望审判与生存悖论下的自救——论《洪堡的礼物》
绝望审判与生存悖论下的自救——论《洪堡的礼物》(1)
一、身份标志——关于“边缘化”的思考
从《旧约》的叙述角度看，犹太民族的话语在整个叙述的语境里始终占据中心地位，犹太民族的“神圣的选民观”流贯于所有章节，成为回荡于《旧约》中的最持久的声音，正是这种优越感赋予了犹太民族强烈的身份意识。作为一种原生要素，这种身份意识成为散居各地的犹太人共有的精神特征。表面上它体现为一致的宗教情怀和风俗传统，深层次上便聚合成一种强劲有力的精神潜流。反映在文学创作中，尤其是二十世纪美国犹太文学里，这种民族意识便带有文化标志的性质。
索尔·贝娄是当代美国文坛最具代表意义的作家，也是美国犹太文学的最大代表。作为犹太裔作家，他的作品总是呈现出浓郁的犹太文化气韵。例如，在他长达60年所创作的13部长篇小说中，从第一部《晃来晃去的人》到绝笔之作《拉维尔斯坦》，几乎所有的主人公都具有犹太民族历史文化的背景特征，都保持着共同的文化认守。
洪堡·弗莱谢尔和查理·西特林是《洪堡的礼物》中的两位犹太裔作家，他们禀性各异，年龄有别，但都怀有强烈的使命意识，在他们的血管里都流淌着犹太救世主义的激情和冲动。洪堡是20世纪30年代闻名全美国的大诗人，他对艺术的作用抱有极大的期待，渴望以柏拉图的美的观念改造“实用主义的美国”，为解决物质与心灵的矛盾，试图“把艺术圣典与工业化的美国作为平等的力量连在一起”。当艺术的理想在现实中接连碰壁后，他又以更大的热情投身政治，希望通过支持民主党领袖上台，在华盛顿重建魏玛，而他就是新政府的歌德。西特林在洪堡的提携下走进文坛，起初纯粹是为了高尚的目的而从事文学，他坦言：
我并不热衷于金钱，啊，老天，对啦，我一心想的是做好事。我想做好事想做得要命。
然而，两位主人公的理想主义与美国社会的价值取向发生了冲突，他们的成功都无法长久持续。洪堡的爱人之心被视为过时的东西，不再有人喜欢他那“纯正而富于人道气息”的诗作，他甚至连在大学里谋得一份固定的职业都成为无法实现的奢望。最后在穷困潦倒中死于一个廉价的小客店。西特林从知名的传记作家、剧作家到最后的破产、被情人欺骗玩弄，最终一无所有。
值得我们留意的是，洪堡和西特林始终具有强烈的身份意识，他们不约而同地体认到“犹太”这两个字给他们带来的尴尬。譬如，洪堡在将西特林推荐给塞威尔时说：“我告诉你，我们是犹太佬。在这普林斯顿，我们对塞威尔没有任何威胁。”当西特林问洪堡究竟想要什么的时候，洪堡说了一段耐人寻味的话：“我想让你和我一样感到羞辱，你不是真正的美国人，你不过是这些基督徒大宅子里的犹太小耗子。”洪堡的这段话与其说是在责备西特林，不如说是对自我处境的咀嚼。
1976年，贝娄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瑞典学院秘书吉罗在《授奖词》中说：
写《晃来晃去的人》，即没有立足点的人，过去是，而且在不小的程度上，到今天仍然是贝娄创作中的一条重要座右铭。(2)
吉罗的话亦可从另一个层面理解，即贝娄的主人公之所以没有“立足点”，关键在于他们的生存处境的边缘化。其实在贝娄之前，摩迪凯·开普兰在《犹太教：一种文明》（1934）中已对犹太人，尤其是移民美国的犹太人的生存处境做过精辟分析。对此，该书的中文译者概括道：这些人一方面已经现实地接纳并融入美国社会，把美国看成自己的“第二故乡”；一方面却又体会并滋长了一种失落感和无归属感，更加怀念自己的传统文化和上帝赐给的“希望之乡”。美国这个“大熔炉”熔炼了各种文明，但这只是表面上的，对许多犹太人来说，他们对自己的双重身份产生了心理不适以至分离。许多犹太人在这种精神折磨中拷问自己：“我是谁？”(3)开普兰在论及“当前犹太教面临的危机”时，曾引用一位著名的美国犹太妇女的话：“我会请求上帝把我造成一个非犹太人，但是，由于我已经无从选择，我只能祈求‘他’帮助我成为一个好的犹太女人。”(4)这些悖论性语言表达的是犹太人的非我意识和身份困惑，它自然使我们想到卡夫卡和贝娄本人，两位都是犹太裔的文化精英，但他们或者回避自己的犹太身份，或者否定自己作品中的犹太性。这似乎表明，进入20世纪，犹太人及其思想信仰正面临新的挑战，他们遭遇到来自社会结构和文化观念等方面的冲突，作为喜欢形而上思考的民族，他们注定要比自己的先辈们经历更多的精神磨难。
二、生存悖论——夹缝中的挣扎
但是，贝娄的高超之处绝不仅仅在于他书写了当代犹太人的忧思和困惑，在很大程度上，他是把犹太文化作为自己的精神基地，进而向外辐射到整个西方的社会与文化系统。就《洪堡的礼物》而言，他通过两位主人公的遭遇，将犹太民族的文化难题，诸如身份困惑、精神流浪和家园意识等，与20世纪西方世界的普遍困境做了某些整合。这样，就使这部小说超越了一般性民族范畴，具有了以普遍人性为基础的世界性品质。
小说的上述特质集中体现在洪堡的“死”和他馈赠给西特林的“礼物”上。因为洪堡的死是整部小说情节形成的内在动因，而小说的外在框架是借助西特林的回忆，将关于洪堡的故事频频穿插在各叙事单元之间，洪堡的死既然作为叙述链条的中间环节被委以重任，那么他与西特林的关系，以及他留给西特林的“礼物”，即洪堡编写的剧本提纲，就成为理解小说的关键。剧本提纲的基本线索大致可概括为：
纽约的一个叫科科伦的作家,娶了一位霸道十足、令人望而生畏的美国女人为妻。但他遇到一位年轻貌美的女人,并趁老婆不注意与其私奔到非洲，在那里甜蜜地游荡。归来之后科科伦写了一本精彩纷呈的书。可是书不能出版,因为那会毁了他的婚姻。出版商读后为科科伦想出一则妙计——“你与你老婆在同样的季节到同样的地方进行一次一模一样的旅行……”科科伦依计而行。旅行结束后,科科伦出版了他的书并获得巨大成功，但老婆很容易看穿了一切，离婚后弃他而去。情人在得悉科科伦领着他老婆重复了那次神圣的旅行后火冒三丈,再也不想见他。于是,科科伦成了孑然一身……(5)
洪堡留给西特林的“礼物”的确非常厚重，它显示了洪堡的才华，表达出洪堡对西特林的友谊，使西特林摆脱危机并重获成功。但这个故事还有多重寓意。科科伦的妻子既是世俗生活的象征，又代表特定契约和伦理规范。在社会伦理框架中，她的地位是合法的，但在个性需要张扬的艺术殿堂中，她又是不合时宜的。故事中特别提到，在她的干扰下，科科伦的许多创作计划只能束之高阁。至于科科伦那位美貌的情人，既扮演着艺术女神的角色，又暗喻着各种形式的利诱。“情人”的狂热可以刺激科科论对艺术的追求，但又有足够的力量把他推向深渊。科科伦的两难处境在于他既想要泼妇般的老婆又难舍美艳动人的情人：“没有那泼妇的折磨，他就不会有个性，他甚至于不会成为一个美国人……同时他是一个真正的作家，不出版就等于毁了他。”故事中的人物身份极具现代商业社会的某些特征，这决定了它不是古希腊的“赫拉克勒斯的十字路口”的重复，因为它并不涉及纯粹的伦理性问题。确切地说，在科科伦的寓言里，伦理不再使人沉重，艺术家所遭遇的更大危机是鱼和熊掌无法兼得的烦恼和痛苦。艺术家既想拥抱自己的崇高事业，又难以超脱浮世生活的诱惑，结果只能被无情地抛入进退两难的境地。
科科伦的生存困境也正是洪堡和西特林的困境。洪堡对艺术美表现出极大的热诚，他期待着文学对市侩主义的胜利，他断言：“既然美国是一个世界强国，市侩主义就应当完蛋，而且必须完蛋！”但事实又迫使他承认：美国“太粗，太大”；“垄断资本主义就像对待老鼠一样对待每一个有创造力的人。”于是他只好向金钱俯首屈就：
我对金钱感到着迷，虽然作为一个诗人不应该这样，但是这是有原因的。这个原因就是毕竟我们是美国人。
洪堡的确在早年也有过艺术之美与世俗享受双收的经历，但随着他的作品“过时”，他开始饱尝艺术屈就金钱的灾难。到了晚年，他写成了剧本却无人愿意出版，想在大学开诗学讲座，却因囊中羞涩而只好作罢。洪堡产生了科科伦式的焦虑，“艺术家自我”和“世俗自我”的激烈冲突,使他失去了其人生坚实的立足点。在痛苦的折磨下，艺术女神飘然而逝，他成了“酒鬼、药罐子、天才、狂症患者、阴谋家”。至于西特林，他比洪堡要相对复杂些，他既有知识分子的冥思，也会纵情享乐。如果说洪堡的悲剧在于忍受不了贫穷和失败，而又执拗地坚持自己的艺术理想，那么西特林的悲剧则在于他抵御不住成功和荣耀；换言之，洪堡在潦倒中依然在彰显其“艺术家自我”的生命力，而西特林在浮华中瓦解的正是他艺术家的敏锐和才情。但令人感到费解的是，洪堡倾尽全力完成的剧本，洪堡在世的时候没有人愿意出版，而在他辞世后却把西特林推向成功。艺术究竟在扮演什么角色？其实，这正是现代艺术遭遇到的另一个悖论：在诸神的光辉被遮蔽的时代，艺术家必然面临更多的偶然。这自然使我们想到被海德格尔评论过的那句荷尔德林的名言：“在贫困的时代里诗人何为？”
洪堡和西特林的关系是解读小说意蕴的另一个关键。面对洪堡，西特林经历了一个由精神上的追随，到视同陌路，到最终二者的精神合二为一的过程。洪堡的诗在三十年代引起轰动时，西特林视洪堡为精神导师。到了四十年代，西特林得到普利策奖被尊为著名剧作家时，他和洪堡渐渐疏离，因为地位、名誉和享受使他有足够的理由投入世俗物欲的怀抱。但西特林与洪堡的疏远并非绝对彻底，按他自己的话说：“我经常梦见洪堡，这就说明我实实在在地爱着他”。作为西特林的情人，莱娜达便是世俗物欲的表征，她充当着满足艺术家的“世俗自我”的角色。莱娜达曾给西特林写过一封信，其中有些意味深长的话：“我无意和什么精神啊、智慧啊、宇宙呀这些东西搅在一起”。她甚至把话锋直指洪堡和西特林的关系：“你对冯·洪堡·弗莱谢尔的迷恋加速了我们关系的瓦解。”莱娜达所秉持的乃是正宗的“美国精神”，这种以标榜享受、物欲和务实为特征的形而下的观念，恰与洪堡作为犹太人和诗人所代表的精神理念形成对峙。最后，西特林在法庭上被前妻整得破产，继之又被莱娜达无情地欺骗、抛弃，这无异于接受一次绝望的精神审判。西特林在异常痛苦的情况下，深切地理解了洪堡的不幸和疯狂致死的原因。他在洪堡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命运：在美国这样一个实利主义社会，艺术家“试图把世俗的收益与诗的清高结合起来”，最终只能是或者被利欲之水淹没，或者“被诗的烈焰所毁灭”。
三、自救之途——走向精神之旅
贝娄目睹了文化危机的大量现象，亲历了许多重要的事件，如他的朋友、诗人德尔莫尔·施瓦茨悄无声息地惨死于纽约的一家下等旅馆，另一位朋友，诗人约翰·贝利曼被迫跳河自杀。这一切都触发了他对美国该如何对待它的艺术家和艺术家如何完成自救的思考。
在如何完成自我精神救赎上，贝娄的作品尽管表现得比较复杂，但总体上受到存在主义哲学的影响。例如，面对世界的荒诞与虚无，贝娄的主人公都经历过以“自为存在”对抗“自在存在”的过程，而且几乎无一例外地产生了一种根本性的焦虑。根本性的焦虑是存在主义哲学家极为关注的问题，以此为基石，他们描述了人的生存状态，构建了各自的理论体系。克尔凯郭尔用恐怖、厌烦等一系列体验概念去阐释人的基本的存在状态。海德格尔则用“畏”和“烦”来描述“此在”的结构整体，认为只要人存在着，厌烦就存在着，“在世的此在，本质上就是烦。”(6)《洪堡的礼物》中西特林所遭遇的最大精神危机就是莫大的烦恼与惶惑，他坦率地承认：“我的心一直在碎裂，我已经厌烦透了。”在经历种种失败后，他定居芝加哥，准备写一部以“厌烦”为主题的书。之所以选择芝加哥，是想在“粗俗的芝加哥审视工业主义下人的精神状态”。至于“厌烦”的原因，西特林是这样分析的：
从我自己身上，我所观察到的烦闷的根源有下列一些：一是缺乏与外部世界的直接联系。二是在我看来，有自我意识的自我就是厌烦的活动中心。
西特林的自我分析是深刻的，但在摆脱厌烦的方式上，似乎不应归结为海德格尔所说的那种享乐与放纵。因为从西特林生活的整体观照中，找不到其奢靡生活与厌烦主题的恰当关联。何况这里还有一个先后的次序，即厌烦是在他奢靡的生活过程中渐渐产生，于是也就无须赋予其借用奢靡的生活摆脱厌烦情绪的动机。在小说中，厌烦已成为一种挥之不去的存在状态，其发展极致便是对死亡的关注：“炫目的哲理，闪光的意识，超绝的技艺——这一切对于死亡都无能为力。”西特林的推论表达了与克尔凯郭尔相近的哲学思绪，后者以“漂泊的犹太人”为象征，论述存在即是痛苦，并进而提出：不管人们怎样“厌烦”生活，他还得永远活下去，在个体别无选择地履行生存义务的进程中，隐藏的是更为深切的荒谬和无意义感。(7)可见，存在主义给西特林带来的只是荒诞与虚无，它非但不解决边缘化的困境，反而加重了更深层次的绝望。
洪堡的自救方式也经历了一个由外到内的过程。最初，他试图通过政府的更替，总统人选的更换，以重新找回艺术和文化的尊严。但后来意识到文化艺术不再是左右政治体系的砝码，而诗人的敏感又把他推向了恐怖，他惶惑地追问“我们怎么办？”第一步的自救失败后，洪堡想在普林斯顿大学当个教授先稳住阵脚，但终因为拿不出钱而被对方拒绝。洪堡的自救接连遭遇失败，使得他原本明晰的方向变得混乱不清，也逼迫他不得不将目光转向自我。但此时洪堡的精神已经趋向崩溃，他只能把内心的积郁向外发泄：他用暴君式的手段对待妻子凯丝琳，那也只是换一个方式宣泄对金钱社会的痛恨，因为他怀疑妻子被洛克菲勒家的人收买了；而他阻挠西特林的剧本的演出，也无非是由内心深处强烈的失败感而生的嫉妒。洪堡最终发疯并死于破旧的小旅店，是为他的自救做出的最好评判。
在对洪堡和自己的人生之路进行了全面审视后，西特林的思考愈发走向形而上的层面。小说的后半部分，西特林开始对施太内尔的人智学（Anthroposophy）和神秘主义产生兴趣。他在与谢尔特博士的讨论中提及，“意识、思想和觉悟的力量是自由的源泉。只有思想才会清楚地表明灵魂的存在，肉体不过是灵魂的表象和镜子。”于是，在特定的语境下，西特林总习惯于用一些形而上的词汇来表述对超验性的理解。按照布洛赫的理论，这些精神实体实际上就是人在乌托邦中与自我相遇的审美创造物。当人的整个精神和生命还处在尚未真正实现本质性存在的过程之中，他需要不断通过审美、艺术和宗教来加以完善。故而，“希望”是一种本体论状态，即“可能性”高于“现实性”的、不断怀着希冀面向未来的一种乐观的人生心理状态(8)。如此看来，贝娄引导他的主人公走向神秘主义和人智学，并非出自逃避现实，而是对现时自我的超越。
四、另一种生活——拥抱生命与家园
有记者曾问及贝娄，他的人物是否在寻找如何活下去的答案，贝娄对此作了肯定性回答：
现在居于中心地位的问题是人类在混乱与默默无闻之中要决定究竟是坚持存在下去还是走向毁灭”(9)。
基于这样的认识，贝娄反对作家只专注于主观的内心生活，提倡小说应反映社会的历史真实。于是，在《洪堡的礼物》中，贝娄着意描绘了许多客观的生活画面，让人们体会文化危机背后的真实原因。例如，当西特林和莱娜达准备乘飞机去马德里时，他得到哥哥尤利克需要做心脏手术的消息，西特林毅然赶往得克萨斯，去见身为地产商的尤利克。莱娜达无法理解这一举动，她说：“要了我的命，我也想不明白你为什么对你这位哥哥如此迷恋。他越贬低你，你反而越甘拜下风。”莱娜达的行为逻辑显然是功利性的，它始于人心深处对精神价值的漠视及对物质实利的迎合。在整部小说里，寡淡的亲情充斥其间。贝娄痛心地看到，这种人与各种关系的疏离，蔓延到生活的所有角落，整个都市生活充斥着欺骗、交易和勒索，“友谊”和“爱”这些古老命题已经失去应有的光泽。
和作品中的许多主人公一样，贝娄具有很强的使命意识。在《谈谈小说家的职责》一文中，他批评了社会中许多异化现象后说：
对于我们小说家来说，剩下的事情就是思考了……他必须开始思考，而且不只是要思考自己那狭隘的个人利益和个人需要(10)。
《洪堡的礼物》中，西特林一再发出“生命究竟是什么？人生的意义何在？”之类的疑问。这种对永恒生命的强烈渴望、对个体存在的强烈感知，可以视之为生命意识。正如有的论者所指出的，西特林正是由此出发，展开了对“人”的全面关注和思考，其中主要涉及到对生命个体的思与忧，对世界和人类的思与忧，对文学艺术命运的思与忧(11)。但贝娄从来都不是悲观主义者，他说：
查理·西特林不愿被那些代表“科学”尊严的恐吓所吓倒。我自己也有点是这样的(12)。
事实王国和价值王国不是永远隔绝的……生活中可能存在着某种真实，也许这些真实毕竟还是我们在这个大千世界中的朋友。(13)
我们看到，贝娄所说的“价值王国”和“真实”就是生命意识和家园意识，其核心内容是体现着犹太传统及普世性的“爱”和“善”。小说接近结尾部分，贝娄通过大量细节展现了一幕幕动人的情景。如粗鲁的尤利克留下遗嘱告诉西特林说，如果自己死在手术台上，西特林就应该娶他的老婆霍顿丝为妻，因为他认为霍顿丝比西特林找到的任何女人都要好。西特林这样描述当时的场景：“午后的骄阳有如一堵金墙立在那里，一团爱的气氛弥漫在我们中间，不论是尤利克还是我都茫然不知所措。”又如，当西特林明知自己是被莱娜达欺骗之后，他依然无微不至地照顾莱娜达的儿子罗杰，他们之间的对话单纯又充满温情：
“查理，你有巧克力吗？”罗杰说。
“有的，孩子，我给你带来了些。”西特林说。
西特林并没有因为莱娜达的欺骗而迁怒于罗杰，相反处处渗透着爱的温情。上述亲与爱的关系，在洪堡的葬礼中达到高潮。西特林顺着棺材，站好位置抓住棺材的把手缓缓移动。他怀着愧疚的心情说：“洪堡，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外甥和兄弟，他热爱善和美，他的一件小小的发明正在三马路和爱丽舍田园大街娱乐公众，同时也正在为大家囊括巨金。”当西特林看到一台矮矮的黄色小机器在挖掘泥土时，不无悲怆地在心底呐喊：
啊，洪堡，我是多么难过啊。洪堡，洪堡——这就是我们的下场。
在小说的结尾，孟纳沙问查理一朵小花的名字，查理答道：“我可不知道，我自小在城里长大的。一定是番红花吧。”两个老朽关于“一朵春天的花”的对话折射出恬淡、自然、返璞归真的生活意趣，这也许就是查理·西特林“不一样的生活”的序曲。
【注释】
(1)《洪堡的礼物》，见《索尔·贝娄全集》第6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2)［瑞典］吉罗：《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词》，《索尔·贝娄全集》第13卷，第254页。
(3)［美］摩迪凯·开普兰：《犹太教：一种文明》，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页。
(4)［美］摩迪凯·开普兰：《犹太教：一种文明》，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页。
(5)《索尔·贝娄全集》第6卷，433-439页。
(6)［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231页。
(7)王齐编译：《走向绝望的深渊——克尔凯郭尔的美学生活境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05页。
(8)［德］布洛赫：《二十世纪西方哲性诗学》，王岳川编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23页。
(9)贝娄：引自《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谈创作》，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59页。
(10)贝娄：《索尔·贝娄全集》第13卷，2002年版，第221-223页。
(11)程锡麟：《西特林的思与忧》，《当代外国文学》2007年第4期。
(12)索尔·贝娄：《谈作家和创作》，《索尔·贝娄全集》第13卷，第252页。
(13)索尔·贝娄：引自宋兆霖《索尔·贝娄全集·总序》第1卷，第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