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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萨特与加缪首次谋面，从此结成亲密的盟友。其后由于分歧日渐增多，二人的关系出现裂痕，最终导致1952年的公开决裂和相互攻讦，这一势不两立的立场一直持续到1960年加缪逝世。这是一段陈年往事，此前学界已有过讨论。但总体上看，对二者在政治上的分歧谈论较多，至于哲学层面上的问题，似乎还没有言说清楚。这实际上等于只注意了结果，而忽视了造成分歧的深刻原因。另外，随着时光的流逝和各种新思潮的出现，萨特和加缪也在被“边缘化”，如人们更热衷的是解构主义的文本世界的研究，而对存在主义的人学理论不再那么重视。针对上述情况，就萨特和加缪的思想与创作再做一些比较与梳理，仍是有意义的事情。

一、共同的荒诞感

萨特和加缪之所以能一度结成盟友，关键在于他们对世界与人生有着共同的认识和把握。

作为在新世纪诞生和成长起来的文化精英人物，他们比叔本华、尼采等人更深刻地经历了世界的混乱和无序，他们更多地遭遇了“上帝”失落后人的焦虑和虚无。为了探求新的生活真理，两位学者把“人的存在”作为其思考和研究的起点。不过，他们都拒绝古典哲学那种对人及其生存状态的描述。在古典世界里，规律支配一切，自然、社会和历史都受规律的制约，因而，古典哲学总是通过对规律的昭示来给予人们信心与力量。萨特和加缪一致反对从规律和必然的角度来界定人和世界的关系，在他们看来，这既不符合世界的本质，也完全舍弃了个别的丰富性。

萨特关于荒诞的哲理有一个逐步形成或系统化的过程。早期的萨特主要是以文学家而名世，他的哲学观点更多地表现在文学作品中，1938年出版的哲理小说《厌恶》是其成名作。罗杰·加洛蒂指出：

萨特的第一部小说《厌恶》，是以否定荒诞的哲学为起点，反对肯定论和价值论的古典哲学。这部小说是一份真正的哲学宣言。小说的主题是：一旦我失去了目的，世界便没有任何意义可言了。⁽¹⁾

小说没有通常意义的故事情节，以虚构的主人公洛根丁的日记组成。主人公出场的时间定格在1932年，当时他正在写一本历史人物的传记，但在写了大半部后却开始感悟到：人们总是在自己的历史和别人的历史包围中生活着，他是通过历史来看自己身上所发生的一切；人或者尽量像他叙述的历史那样活着，或者对历史做出否定，而“人”就是不断地否定着过去，同时自己也会被将来所否定，所以人永远处在一种虚无中。这样一来，洛根丁对叙述历史失去信心，继之产生了无法摆脱的厌恶心理。对写作、生活和周围一切都感到厌恶。他哀叹：“我孤零零地在这一片欢乐和正常的人声中。所有这些人把他们的时间花在相互解释和庆幸他们的意见相同上，我的天，他们多么看重所有人意见相同这件事。”⁽²⁾毫无疑问，洛根丁的厌恶是处于觉悟中的现代人对自身处境的反应，这种反应表现为一种不适、一种醒悟，一种“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孤独感，一种对大众浑浑噩噩现状的背弃。

1939年发表的短篇小说《墙》，也是一部典型的存在主义小说，小说的主人公“我”——游击队员伊比埃塔在主观上对必死的命运处之泰然。当他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为了耍弄敌人，故意胡编了一个谎言，但敌人按着他的话去做，却真的抓捕到他的战友。原本是为了保护战友，结果却成了叛徒，在偶然的支配下，人的动机和行动过程都失去了意义，变得不可理喻。

《厌恶》和《墙》在内容上紧密衔接，相互印证。《厌恶》开始思考人的存在问题，以文学的形式确立了存在主义哲学的基本命题，即“没有本质的存在等于虚无”。《墙》提出了存在主义哲学的另一个命题：“人是自由的，人的命运取决于自己的选择。”但联系两个作品的逻辑起点都是对世界荒诞的体验。因为世界的荒诞必然导致存在的虚无，面对荒诞和虚无，人命定是自由的。至此，萨特的思想框架已初步形成。1943年，《存在与虚无》正式问世，这部著作继往开来，奠定了萨特在当代哲学中的地位。此后萨特的学说虽仍有发展，但大体上未脱离此书的基本框架和理论基础。

就在萨特精心构造自己的哲学体系的时候，加缪也展开了对当代人的存在问题的探讨。这位出身低微、历经磨难的“准无产阶级作家”⁽³⁾，对荒诞性的体验更具体，更强烈。甚至有人认为，“荒诞”作为一种哲学理论上的深刻阐述，是从加缪这儿开始的，加缪是真正的“荒诞哲学家”。

加缪是从荒诞感进入到荒诞的理论分析。他指出，荒诞的感情不同于荒诞的概念，是“荒诞感奠定了荒诞概念的基础”,“荒诞感是活泼鲜亮的”⁽⁴⁾。荒诞首先是一种情绪，一种感受，一种体验，一种氛围。对此，他在《西西弗神话》中有绝妙的描述：

起床，有轨电车，四小时办公室或工厂打工，吃饭，有轨电车，又是四小时的工作，吃饭，睡觉；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同一个节奏，循着此道走下去，大部分时间轻便自然。

然而，当人对这一切提出质问时，生活的无根性就暴露了，“一切就在这种略带惊讶的百无聊赖中开始了”⁽⁵⁾。加缪还分析了荒诞的主要特征：首先，荒诞不在于人，也不在于世界，而在于两者的分离⁽⁶⁾。就像“人与其生活的离异、演员与背景的离异”⁽⁷⁾。其次，荒谬就是人的动机与效果的悖反：“人天生有一种对绝对和统一的怀乡病”，人们希望世界是理性的、秩序的、可以认识和掌握的，但人的这一愿望无疑早已破灭。这就是说，将一切归结为合理化、秩序化不过是人对世界和自己的双重欺骗。上帝死了，一切所谓合理的先验价值都不过是虚假的人为，毫无意义。由此可见，加缪并不是一个狭隘的非理性主义者，他是要理性地收敛起过去的“种种野心”，他的哲学的起点是非理性的理性。

生存哲学的阐明无疑是最晦涩暧昧的问题，因而仅仅诉诸于哲理性的表述似乎还显不够，在更多时候它需要借助具体的形象来让人感受和体悟，这就决定了加缪与萨特一样，必然通过文学的形式来诠释自己的思想。加缪的《局外人》与萨特的《厌恶》有异曲同工之妙，也采用主人公自述的方式。小说中的莫尔索对周围的世界非常冷漠：对于母亲的辞世，女人的爱情、家庭与婚姻，以及杀人犯罪而被判处死刑，他都能超然处之。他杀人并没有理性的理由，只是因为热得难受的感觉在生理上造成了错觉，因而引发冲动，造成杀人的事实。法院判他死刑，他并不觉得意外和可怕，而是静静地等待死亡的来临。莫尔索的冷漠源于他对荒诞的清醒认识，他早就看到了生存和命运已是一种异己的东西，所谓法庭的审判，只不过是将要上演的一场徒有虚名的闹剧。事实正是如此，最终法庭定罪的依据并不是“杀人”案件本身，而是莫尔索为母奔丧前后的私生活。这样一来，原本一个并不复杂的过失杀人案，经过司法机构的“运转”后，却被加工成了一个“丧失全部人性”的“预谋杀人案”。可见小说定名“局外人”，就是用来比喻人被流放到一个与他漠不相关的世界里，世界将他视为局外人，他将世界视为局外人，从而构成了人与世界的荒诞关系。

二、对荒诞的体验与超越

1942年，加缪的《局外人》正式出版。这件事推动了两位学者的友谊，但也显示了他们在哲学思想上的某些差异。萨特从中发现了知音，很快就对该书做出评价：“《局外人》是一部经典之作，一部理性之作，为荒诞及反荒诞而作。”⁽⁸⁾加缪自此开始了和萨特的交往，但他明确反对有人把自己称为“荒诞哲学家”：

我不是哲学家，对理性没有足够的依赖，更难相信一种理论体系。我的兴趣所在，是探讨怎样行动，更确切地说，人们既不相信上帝，又不相信理性的时候，应当如何生活。

不，我不是存在主义者……萨特是存在主义主义者，而我发表的理论著作《西西弗神话》，恰恰是反对那些存在主义哲学家的⁽⁹⁾。

萨特和加缪的话都是认真的，现在我们将二者放在一起，既不想苟同加缪本人的说法，也不意味着把加缪的思想看作是萨特的重复。事实上，对存在主义而言，他们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他们的学说从不同侧面体现了存在主义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当然也为后来的分手埋下了种子。

（一）偶然与对立

对于荒诞的来源，萨特和加缪的看法并不完全一致。萨特的荒诞源自广泛存在的偶然性，对“偶然性”问题的说明是萨特展开其哲学体系的基石。由于“偶然性”的支配，客观存在物和人生都变得没有意义，这种无意义所能引发的就只有无边的虚无感和荒诞感。萨特把“偶然”贯穿于他的所有作品中。《墙》的主人公能够在面对死亡时做出自由选择，但最终无法逃脱被偶然的作弄。《厌恶》中洛根丁的厌恶感最初就起源于对偶然性的发现，他说：

根本的问题是偶然性。存在，就是在那里，如此而已。存在物存在着，任凭彼此相遇，但是人们永远不能还原它们……偶然性并不是一种伪装，也不是人们能够消除的一种现象，它是绝对的。⁽¹⁰⁾

于是，偶然性弥漫于洛根丁的整个精神空间，不仅人是偶然来到这世间的，就连桌、椅、树木、纸张等各种物体都毫无理由地存在着。先于萨特的另一位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曾对存在的“偶然性”问题有过论述，他把人的基本存在方式解释为“被抛入的设计”，认为我们是被偶然抛入世界中，我们找不出人之所以存在的任何理由和原因。到了萨特的哲学思想中，这种“被抛入”的东西进一步发展到囊括了万事万物，扩大化为阐释一切荒诞现象的本源。

加缪认为“荒诞产生于人类呼唤和世界无理性沉默之间的对峙”⁽¹¹⁾，或者说荒诞来源于含有悖理性的矛盾对立。这种对立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人需要理解世界，要求对世界有明确统一的认识，但世界充满矛盾和混乱；人希望自己幸福地生活在一个和谐、安宁的世界里，但世界却充满着战争、屠杀和暴虐，人的生活是痛苦的堆积。面对人类的苦难和如此残忍的现实，人感受到的世界没有亲切感，人的理性无法澄明世界。第二，人渴望永生和对世界的终极认识，但人的命运却注定要死亡，这也就是说人是死刑犯，只是被判缓刑而已，这种必死的命运是很残酷的发现。于是永恒与有限之间无法调和的矛盾也构成了荒诞。第三，人与世界的分裂造成了人与他人、人与自我的分裂。人是“一个在世的存在”，从合理的境况来讲，他应该是依据人性的要求和世界保持适合的关系。但是，事实与此恰恰相反，人感到生活在异己之邦，是流放者。人无法把握自己与外部世界的关系，随之人与自我的分裂也出现了。第四，人要求世界确立明确的伦理规则和价值观念，从而使是非分明，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使人们有规可循，有理可讲，但是，这个失去了上帝的世界却是一个没有主宰的世界，因为“一切都是允许的”，它无法为人指定道德标准和价值观念。

对“偶然”与“对立”的强调，使萨特和加缪否定了古典哲学极力推崇的普遍规律和永恒价值，揭示了人与各种关系的疏离，从根本点上划出了与古典哲学的界限，同时也为他们在荒诞中的选择取向提供了理论依据。但比较而言，萨特主要是以一个哲学家的气质来表现他的思想，尽管他强调“偶然”，淡化“普遍”，实际上他总是试图将现象抽象化为具有绝对性的至理，这导致他极易把“偶然”推向极端，而较少看到必然和规律。加缪更多地是从一个文学家的角度来表现他对荒诞的体悟，他的思想中较多地浸润着对生活的体验，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就显得更容易被理解和接受。

（二）痛苦与幸福

萨特和加缪都认为，自人被抛入这个世界后，就注定了他要面对荒诞，他无法避开对荒诞的感受和体验。但由于人既不可能得到上帝的指点，也无法依赖规律和必然作出判断，故而人的体验不仅是复杂的，而且带有被动性特点。从结果上看，它不是把人导向逻辑和理性，而是将其推向心灵和情感。

《厌恶》中，洛根丁的厌恶感其实是他对世界、对人生、对自身存在的一种精神感受：世界是由古怪、固执、庞大的事物构成的荒诞不经的存在体，“世界的存在本身那么丑恶”⁽¹²⁾；人生是由缺乏意义的偶然性构成的，人的存在只不过是“一堆柔软的、怪模怪样的形体，乱七八糟，赤裸裸——一种可怕和猥亵的赤裸”⁽¹³⁾。因而，主宰洛根丁精神世界的只有“典型的痛苦”“丑恶的痛苦”：

我外面的世界那么丑恶，桌子上肮脏的杯子那么丑恶，玻璃上的棕色污点、玛德兰纳的围裙和老板娘那个肥胖的情夫的亲切的样子那么丑恶……萨克管发出了四个音，这四个音响来响去：仿佛说：“要像我们一样，有节奏的痛苦。”⁽¹⁴⁾

从30年代末开始，哈代对自己的思想作了某些调整，由“绝对自由论”进入“相对自由论”，强调自由选择也应该依据一定的尺度，譬如应有责任意识，要想到任何选择都会影响到他人。但伴随着此种变化，人的“焦虑”感却得到进一步的强化，因为人在为自己选择的时候就已经充满焦虑，当他必须顾及他人时，焦虑就加倍了。在1945年发表的剧本《禁闭》中，萨特从反面证实了他的这一思想。剧中只有三个人物：唯一的男性加尔森是色情狂，战争中的临阵逃脱者；艾斯黛尔是个一味沉溺于肉欲的、丝毫不顾及他人的利己主义者；伊内丝是女同性恋者。这三个人被“偶然”捆绑在一起，形成了一种特殊的纠葛关系，他们是一个“死结”，既无法分离、又无法相爱、也无法消解。结局是：“让我们继续下去吧！”结论是：“啊！真是天大的笑话，用不着铁条。地狱，就是别人”。

由此可见，萨特强调了生活和人的阴暗性的一面，并把它们推向绝望的境地，不给希望以存身之地。于是由荒诞而生的痛苦将永远折磨着人。对此，加缪看得更为清楚：

萨特先生的说教使人转向虚无，但也使人转向清醒。通过他笔下的那些创造物，他给我们永远地留下了这样一个形象——一个坐在其生命废墟中的人，这个形象相当恰当地代表了他的著作的伟大和真实。

萨特笔下的主人公强调人身上使他厌恶的东西，而并不把失望的根由建立在人的某些高尚的东西之上，这样，他就可能并没有提供他焦虑的真正意义⁽¹⁵⁾。

加缪对萨特的评价是客观的、平和的。他从“真实”的层面肯定了萨特的魅力，但并不赞同萨特将“厌恶”和“焦虑”绝对化。他认为，荒诞不过“是指非理性和非弄清楚不可的愿望之间的冲突”⁽¹⁶⁾，生活本身并非没有意义，无意义的其实是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所做的选择。所以在《局外人》中，没有一处表明莫尔索厌恶生活。相反，他享受每一天的生活，并且享受周围物质世界中最质朴的快乐。他甚至不久就适应了在监狱中的生活，想象自己同样也能习惯在一颗空心大树的树干中生活。当莫尔索与指导神父进行了激烈的冲突之后，物质世界的气味很快又让他获得新生。他想起了妈妈，准备把一切重新回味一遍：

我面对着这个充满了星光与默示的夜，第一次向这个冷漠的世界敞开了我的心扉。我体验到这个世界如此像我，如此友爱融洽，觉得自己过去曾经是幸福的，现在仍然是幸福的⁽¹⁷⁾。

在形而上的层面，加缪肯定了人生的荒诞和无法改变的事实，犹如莫尔索最终被“荒诞”地判处死刑一样。但是人的本性给人生带来了一线光明，人渴望美好的生活、追求自由和爱情，这是人生的全部意义。加缪把自己的感受凝聚到一系列文学形象中，我们看到，从执拗的莫尔索，到坚持推动巨石上山的西绪福斯，再到为了大众奋不顾身的里厄医生，都充分显示了加缪对人类美好理想的向往。

（三）自由与反抗

萨特和加缪不仅比前人更深刻地揭示了荒诞问题，而且还试图为人们指出一条超越荒诞的道路。这种对人的生存、尤其是当代人生存的理由和意义的全面质询，是他们的最令人尊敬之处。正是由于这一原因，萨特享有“世纪的良心”的赞誉，加缪则被认为“热情而冷静地阐明了当代向人类良知提出的种种问题”⁽¹⁸⁾，是“最受年轻一代欢迎的导师”⁽¹⁹⁾。

但在如何超越荒诞上，两人指出的具体路径并不完全一致。萨特为战胜荒诞而确立的思想武器是“自由”，自由是萨特哲学的中心议题。萨特认为，虚无是自由的诞生地，没有虚无，就无从谈论自由。“虚无”既源于客体世界，也来自人的主观意识，客体世界本身没有规律和理性，充满偶然性，这决定了它的虚无性。因而，在“上帝已死”的时代，人最初也只能是空无所有，没有什么先验的本质，他是被判定为自由的。换言之，人在世上处于无限的自由、无限的责任和虚无的存在的混杂中，人必须充分利用自己的自由权力，在选择和行动中不断赋予自己以本质。萨特还进一步提醒人们，要在不断地超越中获得自己的本质，还必须首先将外部世界虚无化：“虚无只有在被明确地虚无化为世界的虚无时，才能成为虚无；即，只有当它在虚无化中明确地指向这个世界以把自己确立为对这个世界的否认时。才能成为虚无。”⁽²⁰⁾萨特的这个命题既包含着对客体世界的强烈否定意义，又鼓励人们在实践中去塑造自己。

加缪选择的出路是“反抗”。他在哲学随笔《西西弗神话》中指出，人们应对荒诞的态度有三种可能：生理自杀、哲学自杀和反抗荒诞。但是，肉体的毁灭只能是对荒诞的逃避，那是一种轻视自己的态度，是对生活的亵渎。哲学自杀意味着人在荒诞面前放弃思考，进而逃离到宗教信仰这个古老的“精神家园”中去寻求解救。但是，当尼采发出“上帝死了”时，西方文明的基石也就随之倒塌了⁽²¹⁾。加缪赞赏的是第三种可能：反抗荒诞。在哲学随笔《西西弗神话》中，他塑造了西西弗这个反抗荒诞的悲剧形象。西西弗受罚推着巨大的石头上山，但他并未因劳而无功停止他的劳作。他“超越了自己的命运，他比他推的石头更坚强”；他的“沉默的喜悦全在于此，他的命运是属于他的”⁽²²⁾。加缪不仅把西西弗看作反抗荒诞的英雄，而且把它视为人类超越荒诞的永恒性哲理形象。在这篇随笔的结尾，加缪满怀激情地写到：

攀登山顶的奋斗本身足以充实一颗人心。应当想象西西弗是幸福的⁽²³⁾。

此后，加缪在《反抗者》（1951）中进一步发挥了反抗荒诞的思想，并将其运用到对社会及历史问题的观察思考上。在该文中，他对“反抗者”进行了极为简明的界定：“何为反抗者？一个说‘不’的人。然而他虽然拒绝，，却并不放弃；他也是从一开始行动就说‘是’的人”⁽²⁴⁾这表明，在加缪的心目中，反抗者也是对生活抱有真挚态度的行动者和理想者。

同样是面对荒诞，萨特张扬人的自由，加缪高标人的反抗。但他们的学说的逻辑起点都基于对荒诞性的认识，都显示出对人的存在问题的高度关注。他们始终围绕人与世界的关系、人的生存状态、生存价值、存在意识和存在方式这些根本性问题展开。据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在“人学”的一些根本性问题上，萨特和加缪并没有与古典人道主义形成实质性对立。他们的学说是在“上帝死了”和理性动摇后所建立的新人道主义，是虚无主义废墟上的价值重建，是在充满奴役和非正义的世界上执著地追求自由和正义的表现。

但在对“自由”和“反抗”的具体阐释以及这些概念的外延上，两位学者的观点存在相左的地方。加缪的反抗学说更多地继承了古典哲学传统，即对共同人性的信仰。在加缪之前，哲学家狄德罗、伏尔泰、康德等人都认为，存在一种普遍的、不变的、先于具体的、历史的人性，这种人性是人身上都有的，每个人都应遵从这个普遍概念，每个人都是它的特殊例子。加缪要求反抗必须以承认共同的人性为前提，一切行动都要以尊重共同人性、人的尊严为前提，使行动成为相对的行动，成为为人服务的行动。加缪曾说：

人为了生存一定要反抗，但这种反抗不应越过在自身所发现的一个界限，这就是人们聚集在一起才开始生存……当我们考虑它的行为与业绩时，应该思忖它是否忠于最初的崇高原则或者相反，它是否由于倦怠或冲动而忘记了崇高原则，沉迷于专制或奴役。⁽²⁵⁾

萨特不承认共同人性。他认为既然存在先于本质，那也就从根本上否定了共同人性，人先存在，然后才有这样那样的人，“人们是依存于时代而不是依存于某种人性的。”⁽²⁶⁾由此扩衍，萨特将自己的学说辐射到各个层面和人的所有行为中。他的长篇三部曲《自由之路》（包括《懂事的年龄》《诞缓》和《心灵之死》），是他自由选择哲学最为壮观的文学实践。小说主人公玛蒂厄的一生涉及思想文化和社会政治诸多领域，是“自由选择”的图解和范例。正如萨特在介绍他的这部小说时所说：“人可以自由地介入，但只有当人为了自由而介入时，他才是自由的。”⁽²⁷⁾1947年萨特发表《什么是文学》，书中进一步体系化了他此前提出的“文学介入说”，要求作家必须通过作品对当代社会、政治事件表态，从而保卫日常生活中的自由精神。这种“介入”观念，事实上是将文学纳入了哲学政治学范围进行思考。应该说，萨特的“自由选择”比加缪的“反抗”具有更多的积极取向，也更具现实性，但相对而言，似乎缺少加缪那种强烈的历史意识，以及由此引出的凝重的思考。

（四）执著与均衡

萨特的人学思想，可分为前期的“绝对自由论”时期（1828—1939）和后期的“相对自由论时期”（1939—1880）

“绝对自由论”的人学含义主要有三条：“一是客观存在的纯粹偶然性；二是主观存在的绝对自由性；三是主、客观关系上的完全对抗性”⁽²⁸⁾。所以，初期的萨特仅仅将个人看作一个孤立的个体，忽视了个体的存在与周围社会的联系，有夸大个体，将自由意志绝对化、抽象化之嫌。短篇小说《墙》就集中体现了这一特点。小说中的伊比埃塔面对死亡也不愿供出游击队长的藏身之处，但他在解释为何这样做时，竟说了这样一席话：

他的生命并不比我的生命更有价值；任何生命都是没有价值的……我知道得很清楚对于拯救西班牙他比我更有用，可是我不在乎什么西班牙，什么无政府主义，什么都不再重要了……我可以出卖格里来挽救自己的性命，而我拒绝这样做。我觉得这简直有点滑稽。这是一种固执。我想：

“我多么固执呀！”于是一种特殊的愉快心情侵占了我。⁽²⁹⁾

萨特以肯定的态度刻画了伊比埃塔这一形象，而他本人颇类似于伊比埃塔。在如火如荼的反战运动中，他远离时代潮流，一味埋头写作，成为孤独的自由主义者。但二次大战爆发后的事实改变了他的思想。1939萨特被应征入伍，他不得不去兵营，与那些素不相识的人挤在一起，被火车拉向自己并不想去的地方。这时“社会”这个概念才印入萨特的头脑。为了矫正自己的思想，在《存在与虚无》中他开始强调“责任”。但即便如此，书中的“选择”与“行动”仍具有抽象性，目的指向尚欠明晰。萨特哲学上的偏颇受到来自多方面的质疑。为了回应人们的指责，他在1945年发表了《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强调在自由选择的同时，必须承担责任，表现出使存在主义向道德学、伦理学靠拢的倾向。但由于萨特的哲学是以“非理性”为本质特征的，这种调整又面临着将自己的理论“理性化”的危险。及至晚年，萨特哲学中的矛盾也未得到最终的解决。《辩证理性批判》（1960）是这时期最重要的哲学著作，他试图将存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相调和。一方面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这个时代唯一不可超越的哲学，宣称自己的存在主义就是“依附”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另一方面又认为马克思主义已日益僵化，表现出“人学空场”，要用存在主义去修正马克思主义。

表面上看，萨特后期的思想处于摇摆不定的状态，实质上他始终保持着自己在哲学上的一些基本观念，他的调整都是在原有的根基上的充实、扩展，并且还具有干预现实的社会政治的意向，这样他非但没有解决自己的学说中的矛盾，还招来了许多麻烦。7幕剧《赃手》是他这时期的重要作品，剧中主人公是一个出身中产阶级的年轻共产党员，为了用一个行动告别他的出身，参与了谋杀党内高层人物的活动。萨特的初衷似乎是想告诫共产党应正确对待资产阶级出身的青年，不要把路线斗争与个人尊严、人格平等对峙起来，党内路线斗争不能取代人的自由意志。剧作发表和公演后，萨特引起了左翼势力的强烈反对，这迫使他多次发表声明，要求停止演出此剧，甚至试图用“大家都有理”又“都没理”的希腊悲剧理论来平息风波。

加缪的哲学有一种贯穿始终的风格，即“均衡”。如果对其进行梳理，会发现它的逻辑线路是很清晰的，大体上沿着“荒诞——个人的反抗——集体的反抗——反抗的限度”的路径展开。

1942年，小说《局外人》和哲学论著《西绪福斯神话》的出版宣告了“荒诞哲学”的形成。前者是关于荒诞的感觉，后者是关于荒诞的概念和理论，在此基础上引出行动和反抗的准则。但伴随着西绪福斯由痛苦走向了幸福，加缪又意识到有必要对反抗进行适度的限制，因为他的确也看到了反抗的过度发展所带来的对普遍人性的践踏。这种思考的直接结果是《反抗者》和《鼠疫》（1947）的问世。《反抗者》提出应该用“地中海均衡思想”来规范与限制反抗，主张反抗应该在否定与肯定的平衡中进行。“反抗者”既是说“不”的人，也是说“是”的人，就意味着反抗的内容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要否定他人超越其权利范围的行动，其二是要肯定人性原则和人自身拥有某种不容侵犯的权利。《鼠疫》中的反抗已经从意识发展成为行动，反抗者也由孤独的个人变成了团结的集体，中心人物里厄医生是一个为战胜困境而大胆选择和行动的“英雄”。

在具体表述上，加缪擅长使用一系列相互对立、相互均衡的概念，如荒诞与反抗、痛苦与幸福、个体与集体、绝望与希望、反抗与节制等；甚至一些著述的题名也是相辅相成的，如：如《反与正》《流放与王国》《正义与仇恨》《不做受害者，也不当刽子手》等。鉴于此，有的研究者把加缪的荒诞哲学称为“一种充满光明的阴郁哲学”，认为它既是含着微笑的悲歌，又是充满激情的壮歌。

加缪从走上创作道路始，就在思考“均衡”的问题。早在1933年写的一篇名为《勇气》的文章中曾说：“在这世界和我本人的正面和反面之间，我拒绝选择”⁽³⁰⁾，其意图是通过这些互相均衡的概念来批判和纠正当时那个被虚无主义与激进思想笼罩着的世界。如果要追究这种均衡思想产生的原因，首先应该归于古希腊文化对他的影响。他不像尼采那样，把希腊文化分解为既相互斗争又彼此融合的日神精神和酒神精神，他更多的是看到了古希腊精神中的平衡和节制：它“始终固守节制的观念，它从不把任何事物推向极端，无论神性还是理性。”⁽³¹⁾在《反抗者》中他用古希腊思想对德国意识形态展开批判，希望欧洲再次回到适度、节制和中道的观念上来。

（五）抽象与体验

萨特和加缪年龄相差不大，因而他们所处的时代和社会背景具有相似性，但两人的生活经历及思维方式却有一定的差异。

萨特出身于法国的一个小资产者家庭。父亲去世后，萨特跟随着母亲到外祖父家生活。萨特的外祖父当过教授，家中藏书颇多，他因此受到了良好的文化熏陶。大学毕业后专攻哲学，潜心研究胡塞尔、海德格尔的学说。继之到德国留学，师从现象学大师胡塞尔。

相对而言，萨特早中期接触的社会实际不够深入广泛，他的哲学思想主要是在书斋中形成的。正如萨特在自传体作品《文字生涯》（又译《词语》）中所说：“我骨子里是柏拉图学派的哲学家，先有知识后见物体。我认为概念比事物更真实，因为我首先接受的是概念，而且是作为实实在在的事物加以接受的”；“总之，我对一切的理解都是颠倒的，我把例外当作规律。”⁽³²⁾这段自述性文字表明，他在观察和思考问题方面，更多的是使用哲学家的思维方式，喜欢并擅长把事物上升到形而上的层面，追求意义的绝对性。尽管萨特认识到了自己的某些偏颇，承认这些倾向“后来我花了三十年的时间方始摆脱”，但毕竟影响到了他的整个哲学体系的营造。他习惯于把诸如荒诞、虚无、绝望、偶然这些概念推向极限，并让他的文学人物在生存境遇的极限中进行选择。仅从这点上看，萨特也体现了当代西方哲学的一个共同特点：“片面的深刻”。

加缪的哲学思想则是从生活体验中获得的。加缪祖籍法国，生于阿尔及利亚，父亲是在孤儿院长大的。在加缪不满周岁时父亲被战争夺去生命。他的母亲是西班牙人，曾经漂流非洲做过女佣，因丈夫战死的刺激而几乎耳聋。她一个人带着加缪兄弟俩和他们的外祖母，在阿尔及尔的贫民区里艰难度日。战后两年，加缪兄弟俩被确认为战争孤儿，由国家帮扶才得以上学读书。加缪从上中学就开始打工挣钱来维持学业，所以他很早就关注社会现实。他在哲学修养上不如萨特，但对现实生活的感受却比萨特丰富和深刻。艰难的生活经历，强化了加缪对人与世界对立的体验；同时生活的艰辛也磨砺出他倔强的性格，进而使他在荒诞面前必然采取反抗的态度。所以加缪的一生都是依靠个人的努力不断向上，最终成了一位博古通今的现代文化人。他“绝非一个只在书本中讨生活的书斋学者，绝非一个靠逻辑和推理建立起自己理论体系的理论家。他的理论形态充满了生活的汁液”。他具有一种“贴近大地的实实在在”，是一个“务实求真，充满了活力的智者”⁽³³⁾。

同时，加缪笔下的世界是荒诞而快乐的。他曾说过：

贫困从来不是一种不幸：光明在那里散播着瑰宝。连我的反叛也被照耀得光辉灿烂。我想我可以理直气壮地指出，这反叛几乎始终是为了大家而进行的，是为了使大家的生活能够升到光明。⁽³⁴⁾

据加缪的传记作者吉奈斯蒂埃回忆说，加缪还创办了杂志《海岸》，其意图是用“地中海精神”与萨特的文明形式相对立，这种为加缪所推崇的精神就是“压倒一切的对生活的热爱”⁽³⁵⁾。

三、结局：由分歧走向决裂

萨特与加缪之间原本有着兄弟般的情谊。对萨特来说，加缪不仅是“最后一个好朋友”，而且是唯一一个真正的“伙伴”。萨特为人孤傲，一般很少赞扬自己的竞争对手和思想文化界的同行，但是加缪却是一个例外。当加缪的小说《局外人》刚一问世，萨特就在《南方手册》上发表评论文章，给予高度评价。1943年，萨特的剧本《苍蝇》彩排，促成两人的第一次相识。此后他们来往频繁，一起讨论战争前途，共同切磋艺术；并且都是一身兼二任：左手写哲学著作，右手写小说。

共同的荒诞感把萨特与加缪联结在一起，但围绕着各自作品的相互评价，日益表现出彼此间哲学观念的差异。概括而言，在加缪的《反抗者》发表之前，他们的分歧主要集中在对荒诞的不同体验和认识上，加缪肯定了萨特的荒诞感，但并不同意萨特对荒诞的理解，或者说不愿意看到荒诞总在一个平面上循环。至于萨特将人的存在划分为“自在”和“自为”，加缪经常表示自己的保留，认为这种对立太僵化。反过来，萨特责备加缪对连续性兴致过高，说他痴迷于类比和联系。对加缪的“共同人性说”更是多有微词。正如贝尔纳·亨利·列维所指出的：加缪从一开始就与萨特存在着思想分歧⁽³⁶⁾。于是，加缪不愿让别人把他看作是存在主义者，而萨特也说加缪“同存在主义毫无共同之处”⁽³⁷⁾。到《西西弗神话》发表，在如何超越荒诞的问题上，加缪与萨特的分歧愈发明显，那个不断推石上山的西绪福斯与萨特式的人物迥然相异。此外，在政治观点方面，两人的意见也经常出现相左的情况。尤其是1946年以后，战事发生了变化，原本都是中间派立场的两个人，政治倾向发生了分化。萨特的选择明显倾向于苏联和共产党阵营，但加缪对恐怖的前苏联集中营和斯大林极权主义不满，而选择倾向于欧洲。最后，加缪的《反抗者》的出版成了他们关系破裂的导火索。

《反抗者》更加突出了《西绪福斯神话》中“反抗”的主题，并对历史进行了梳理和分析，最终形成了“我反抗故我在”的命题。但从他一贯的“均衡”思想出发，认为反抗不可越过普遍人性的界线，否则就失去了它原来的意义。加缪在书中考察了反抗的两种形式——“哲学的反抗”与“历史的反抗”，他认为这两种反抗都由于最终接受了杀戮而迷失了方向，而“革命”往往与杀人的经常化与合法化是联系在一起的。⁽³⁸⁾

《反抗者》中关于哲学、道德和政治观点都与萨特及其主编的《现代》杂志的看法相悖。弗朗西斯·让松写了《阿尔贝·加缪或反抗的灵魂》一文，未经萨特审阅，就发表在《现代》杂志上。文中语言尖刻，措辞激烈，加缪读后非常不满，以为是萨特幕后指使，便不理让松，直接给萨特写信，进行驳斥。萨特也以《答加缪书》的形式，对加缪的观点严加批驳，称加缪“是个资产者”，“抛弃了历史”，“变得恐怖与粗暴”，《反抗者》的出版是一场反革命的“热月政变”等等⁽³⁹⁾。此文在《现代》杂志中刊出后，直接导致两人的友谊不可避免地走向了破灭。

加缪与萨特的论战表面上是围绕着对前苏联阵营的态度而展开,实质上是两人不同的生活道路、不同的性格特征、不同的哲学观点和思维方式的碰撞所致。站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会清晰地看到萨特和加缪沉潜于历史深处的真诚与尴尬，也看到了他们在人性道德上的相通。加缪遇难后，萨特在致哀词中说，加缪通过自己对历史的拒绝，“重新确立了道德事实在我们时代中心的存在”。他还说，他们“分手”后，是在“以另一种方式共处”。这表明，两位伟大学者在根本点上一直是相通的，那就是对人类前途命运的共同关心。

(1)［法］罗杰·加洛蒂：《萨特的戏剧与小说是我们时代的见证》，引自柳鸣九编选《萨特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30页。

(3)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词：引自柳鸣九主编《加缪全集·总序》（第1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5页。

(4)加缪：《西西弗神话》，《加缪全集》（第3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84页。

(5)加缪：《西西弗神话》，《加缪全集》（第3卷），第75页。

(6)加缪：《西西弗神话》，《加缪全集》（第3卷），第85页。

(7)加缪：《西西弗神话》，《加缪全集》（第3卷），第71页。

(8)柳鸣九编：《加缪生平与创作年表》，《加缪全集》（第4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446页。

(9)柳鸣九编《加缪生平与创作年表》，《加缪全集》（第4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446页。

(15)《文艺理论译丛》第3辑，中国文联出版社公司1985年版，第305-309。

(16)加缪：《西西弗的神话》，《加缪全集》（第3卷），第84页。

(17)加缪：《西西弗的神话》，《加缪全集》（第3卷），第62页。

(18)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词：引自柳鸣九主编《加缪全集·总序》（第1卷），第1页。

(19)［法］莫里亚克：引自柳鸣九主编《加缪全集·总序》（第1卷），第1页。

(21)加缪：《西西弗神话·荒诞的自杀》，《加缪全集》第3卷，第69-73页。

(22)加缪：《西西弗神话·荒诞的自杀》，《加缪全集》第3卷，第137-139页。

(23)加缪：《西西弗神话·荒诞的自杀》，《加缪全集》第3卷，第139页。

(26)萨特：《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附录》第21页。

(27)米歇尔·贡塔等编，《萨特著作目录及提要》，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214页。

(29)萨特：《墙》，见时代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厌恶》，第249页。

(30)《文艺理论译丛》第3辑，中国文联出版社1985年版，第406页。

(31)张容：《形而上的反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34页。

(32)萨特：《文字生涯》，《萨特文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36、447页。

(34)加缪：《反与正·作者序》，见《加缪全集》第3卷第4页。

(35)［法］吉奈斯蒂埃：《阿尔贝·加缪》，引自《文艺理论译丛》第3辑，中国文联出版社公司1985年版，第505页。

(36)［法］贝尔纳·亨利·列维：《萨特的世纪——哲学研究》，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500页。

(37)［法］西蒙娜·德·波伏瓦：《萨特传》，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310页。

(39)柳鸣九：《加缪全集·总序》，《加缪全集》第1卷，第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