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5 智者的魅力——对黑塞的文化解读

智者的魅力——对黑塞的文化解读

在德语文学中,赫尔曼·黑塞是最受敬重的作家之一。据称,他的作品已发行3亿册,数量之大甚至超过了被称为“德国文学宙斯”的歌德。与此相对应,在世界上的一些国家和地区,曾程度不同地出现过“黑塞热”。这说明黑塞的作品已不仅仅属于瑞士或德国,而是全人类的共同文化遗产。黑塞能获得如此殊荣,并不因为他给小说艺术带来过令人惊异的“革命”,而在于他本人的宽广的文化胸怀,以及由此促成的充满智慧的作品;或者说,他那博大的文化精神和超越民族意识的文化眼光,正是他的作品经久不衰的重要基础。

黑塞成名后,人们给予他许多美誉,例如有人把他称作“世界学者”“世界公民”。的确,不论从文学创作还是生活道路看,黑塞都有特殊的“国际”背景。

从幼年开始,他就生活于一种开放的、融合东西方文化的氛围中。他父亲是德国人,曾在印度当过传教士。母亲是法籍瑞士人,出生在印度,也同样从事过传教工作。他的外祖父是对东方和印度很有造诣的学者。在这样一个有着多元文化背景的家庭环境里,黑塞很早就有机会接受来各方面的熏陶和濡染。他在晚年写的回忆录中说:“这座大房子确实是各方世界的辐辏之地。在这儿我们祈祷、读圣经、研究印度语文,乐声盈耳。在这儿,主人们懂得佛祖、老子,客人们来自五湖四海”(1)。可以说,黑塞所体现的文化“包容性”特点,最早来自家庭的影响。

黑塞没有上过正规的大学,他14岁入毛尔布隆神学校,因不满学校的僵化和枯燥乏味,于第二年辍学。1895年又告别家乡,到社会这所大学里学习安身立命的本领。但黑塞在少年时期的阅读范围之广,是大部分人所不能企及的。在短短几年里,他读完了一半的世界文学史,还顽强地钻研艺术史、语言和哲学。在黑塞阅读的所有文化名人中,对他最具亲和力的是歌德。他赞赏歌德“呼吸的是印度、中国和希腊智慧的共同空气”,并坦言:“在所有德国诗人中歌德是我最要感谢的,他最令我思索,折磨我,鼓励我,迫使我去追随或反驳”(2)。和精神导师歌德一样,黑塞对中国文学始终保持着特殊的偏爱,他涉猎过的中国作品可以开列一个很长的书目。在中国作家诗人中,李白是他十分敬仰的。李白对道家精神的追求与执著,李白为人的放荡不羁和孤傲,使黑塞产生了深深的认同感。

在黑塞那里,最为引起他痴迷的是文学和哲学,两个领域的学问从一开始就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在自传中说:

在西方哲学中,对我影响最大的有:柏拉图,斯宾诺莎,叔本华和尼采;还有历史学家J·布克哈特对我也有影响。但他们对我的影响都不及印度和中国的哲学对我的影响大。(3)

黑塞致力于文学与哲学的联姻,其中不乏德国文化传统的推动,但主要是由他的个人修养和文化气质所决定。他把文学和哲学作为表达智慧的基本方式,通过二者的结合,不断追求精神价值的自我超越。

许多人喜欢黑塞,还在于黑塞能够将自己的文化性格外化为对生活的真诚和豁达。例如,为捍卫人格的独立,他从来不参加任何团体或组织,拒绝担任何公职,也不愿接受各种荣誉和头衔。他还是个喜欢安静、内敛敏感的人。把自然的美丽淳朴与人的个性自由视为不可分割的整体。1904年离开城市移居巴登湖畔,1914年定居瑞士南部的堤契诺,1923年干脆加入瑞士国籍。文学创作之余,与农民为伴,和音乐结友,还创作了大量的绘画作品。可以认为:黑塞那敏锐的观察力、深刻的感悟力,他作品中所蕴含的智慧的光华和思想的魅力,以及舒展自如、如诗似画的艺术风格,都与对自然的拥抱和来自大自然的启迪密切相关。

但黑塞并不是一个只关心个人感受的唯美主义者,相反,“他对社会的文化责任感之强烈也是罕见的”(4)。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违背自己诗人的本性,写政治性文章抨击沙文主义。在《朋友,换个调子唱吧!》中深刻批判了德国狭隘的民族主义者,他因此被指责为“卖国”。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以敏锐的洞察力,在小说《荒原狼》(1927)中,通过主人公的病症向人们发出关于战争的警告。直至晚年,黑塞仍是一个坚强的和平主义者。

海明威曾经说:

一个在众人簇拥之中成长起来的作家,固然可摆脱他的孤寂之感,但他的作品往往就会流于平庸。而一个在孤寂中独自工作的作家,假如他确实超群出众,就必须天天面对永恒,或面对缺少永恒的状况(5)

海明威和黑塞是同时代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海明威的感受,也正是黑塞所经历过的。为了寻求“永恒”,黑塞一生都是一个孤寂的、不知疲倦的精神旅行者。

从本色上讲,黑塞始终是一位西方作家。他在自传中说:“但我终究是个欧洲人”(6)。被称为黑塞的“精神兄弟”的托马斯·曼曾指出:“黑塞代表了一个古老的、真正的、纯粹的、精神上的德国”(7)。故而,当我们强调黑塞对东方文化的接受时,不应忽视西方传统和近现代哲学对他的重要影响。这种影响首先表现在黑塞对传统人道主义思想的继承、对现代人的生存处境的思考、对精神拯救的企盼与探求上。

西方文化历来以重视人的个性发展,尊崇人的“自由意志”为基本特征。这些思想成为后世德语文学的灵魂,赫尔德、歌德和席勒都曾把个性的养成和发展作为文学的基本主题。黑塞的思想和创作与他的德国先辈们有血脉联系。他明确宣告:

马克思和我之差异除了他涉及的纬度大大超过我之外,就在于他想改变世界,我则想改变个人,他直面群众,我直面个人(8)

在谈到他的个人经历与体验时,他说:“只要一听到‘你应该’打头的话,我就全身不舒服,一股倔强的劲儿就会油然而生”(9)。但黑塞倡导的个性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它已远离某些浪漫主义者的“基尔索纳斯情结”(自恋情结),表现出强烈的人文关怀倾向。在他看来,群体的力量总是大于个体,各种权威都在限制个体的发展,但人必须坚守自我,进而通过“个人的人道化”达到“世界的人道化”。黑塞的个性化理想必然与现实发生激烈的碰撞。面对现实的窘迫,他尽管有堂吉诃德“大战风车”的感觉,但还是立志要做“个体、心灵、良心的守护者”(10)。而他的作品,正是在矛盾的撞击中才得以爆发出思想的力量。例如,他最醉心的文学主题是人的自我实现,他的整个创作都是人的心灵的艺术。对于自己创作上的这一特点,黑塞也有概括:

我所有的作品都不是为着某种目的或为着某种倾向而写的,但现在如果让我回过头来找一个所有作品的共同意义的话,从卡门钦特到荒原狼再到约瑟夫·克乃西特,都可以解释为对个人人格和对个体本身的捍卫(或者也可看作是窘迫中的呐喊)(11)

由于黑塞重视自我认识和自我解放,因而,在哲学这个领域,他给予最大关注的是人生哲学和生命哲学。首先,他对柏拉图的钟爱是明显的。柏拉图希望人们走出“洞穴的阴影世界”,进入“理念的澄明世界”,这种“心灵转向”的完成,首先植根于人对自己本质的认识,类似我国的孟子所说的“尽心”“知性”。其次,还要依赖良好的教育和高尚的生活方式。从宏观角度扫描,黑塞的人物都经历过由混沌到澄明的“心灵转向”过程。例如代表作《荒原狼》中的哈勒尔就逐渐认识到:人的躯体只有一个,而里面的灵魂却是无数个,世界疯狂和野蛮的根源正在于人本身。他在对自己进行了粉碎性解剖后,终于走出混沌之国,由歌德、莫扎特这些“不朽者”把他重新送回生活。从生活实践角度看,黑塞本人一直把柏拉图推崇的生活方式作为自己立身行事的准则。他终身都追求超凡脱俗的精神生活,他的优秀著作都是在这种状态下完成的。而黑塞对于战争的和平主义观点也和柏拉图的“理想国”的思想不谋而合,他还把晚年的得意之作《玻璃球游戏》(1943)称为“柏拉图式的梦”。

当然,作为一个走在时代前列的作家,黑塞的思想总和现代哲学有许多合拍之处。叔本华认为生命就是痛苦,唯有艺术和宗教才能使人摆脱烦恼。黑塞正是在叔本华学说的引导下,更加悉心地研究印度哲学与宗教,并创作了小说《席特哈尔塔》(1922)。书中主人公内心苦闷,厌恶俗世,离家出走后顿悟到佛教的真谛。这部小说为黑塞的东方想象迈出了坚实有力的第一步。此后,由于不能超越当时欧洲和德国的混乱现实,黑塞一度遭遇精神危机,这又促成他向尼采学说的靠拢。在尼采那里,他领悟到西方价值体系的崩溃,同时又发现了生命力的饱满和充盈。同时期的小说《荒原狼》表现了这种思考和感受。哈勒尔对社会的深刻洞察,使这部小说成为解析时代病症的典型文本,而人物在多重性格下所形成的张力,恰好彰显了生命升华的必要性与可能性。黑塞曾谈到:

我认识到,哈勒尔是一个能忍受痛苦的天才,按照尼采的某些说法,他在自己身上已经培养了一种天才的、无限的、可怕的承受痛苦的能力(12)

但黑塞的睿智及对待人生的态度,还是让他与尼采保持了一定的距离。哈勒尔并没有成为傲视一切的“超人”,也没有以戏弄的态度来对待痛苦和死神,而是在穿越精神炼狱后,其思想和人格都得到了整合与升华。

在艺术倾向和美学思想方面,黑塞主要继承了由赫尔德和歌德等人开创的浪漫主义传统。此外,黑塞还与审美主义有着若即若离的关系。这一思潮最初表现为以王尔德、戈蒂耶为代表的唯美主义运动,之后经过尼采等人的推动,成为颇具气候的文化思潮。黑塞接受审美主义影响的具体途径是通过尼采,尽管他不欣赏尼采的“主人道德”,但尼采主张艺术才是生命的真正的创造,启发人们返回到人生的诗意世界,这是黑塞所认同的。进入中年以后,随着艺术思考和创作实践的日渐深入,黑塞开始抛弃审美主义片面强调感性经验和审美快感的观点,而主张艺术与精神的超越性。这时,文化史专家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的作者)进入黑塞的视野。布克哈特注重文化对现代社会建设的关键作用,同黑塞关注内在的生活,追求人性完善的理想目标更接近。即便如此,“审美主义也在黑塞此后的文学创作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痕迹”,例如,在《克林格梭尔的最后夏天》《荒原狼》和《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等作品中,仍然保留着审美主义所热衷的某些主题。

黑塞热爱和推崇东方文化,这已是不争的事实。至于其中的缘由,不能单纯理解成就是为了弥补西方文化的不足。对此,黑塞本人做过解释:“所有民族的智慧都是同一性质的,没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东西”(13);“耶稣的教诲、老子的教诲、吠陀经的教诲、歌德的教诲,在其中都含有永远的人性(14)。很清楚,黑塞是用一种“世界公民”的眼光来看待文化问题,他看到了文化虽有民族之分,但在本质上体现着全人类的“同一性”和普世性。

黑塞和东方文化的关系大致经历了由初步接触,到系统研究,再到有所吸纳并实现某种超越的漫长过程。早期的家庭濡染,为他开启了东方世界的大门,但对东方文化的深入了解,是在接近而立之年的时候。1904年,在叔本华影响下,他开始比较系统地了解印度宗教与哲学。印度文化有淡化客体、突出主体和看重内心精神生活的特征,它使处于迷茫状态中的黑塞深受启发。1911年黑塞进行了一次印度之行,尽管他对旅行的收获有些失望,但印度的文化精神却流淌在其后的许多作品中。《席特哈尔塔》就是以印度婆罗门教为题材,描述了贵族少年席特哈尔塔离开家庭,历经磨难后在河边大彻大悟的故事。小说的整体框架借用了释迦牟尼生平传记的结构,主人公可视为佛陀的化身。及至黑塞的最高成就之作《玻璃球游戏》,书中仍不时浮现着佛陀及中国先哲的身影,闪烁着他们的智慧的火花。音乐大师是小说中一个熠熠生辉的圣者形象,他在临近生命终点时,“已完全丧失了说话习惯,但是一直保持着一种清明愉悦的平静状态”。游戏大师克乃西特之所以能超凡入圣,是因为他破除了对世间幻象的痴迷执著。书中关于他前生的三篇传记,颇类似于佛教中的佛本生故事。最后,克乃西特在道德责任心的驱使下,毅然入世,承担起在世人眼中一项微不足道的工作,这既是一种破除“小我”的超越,又体现了佛教的“自觉觉他”思想。

但黑塞的文化胸怀决定了他不会把寻求的目光停留在一个地方。印度之行使他有机会接触了一些中国人,他发出感叹: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人:一个强大的民族!与之相比其他的亚洲民族只能算可怜的小弟弟,即将被我们的欧洲文明吞噬(15)

这时的黑塞正在进行人如何走向真正的“内心之路”的思考,因而,中国哲学无疑为他打开了另一扇洞见人生智慧的窗户。最先引起黑塞驻足凝视的是道家学说。他称老子为“中国最伟大的智者”(16),认为庄子的文思没人与之相比,道家学说比印度哲学更适合欧洲人,也比当时欧洲流行的各种学说,诸如悲观主义、无政府主义等,更有利于人的健康发展。他认真研究道家思想的核心“道”,在他心目中,“道”既是关于宇宙本源的哲学体系,又是思想行为应遵循的道理。在“道”“一”思想的指导下,黑塞的后半生一直在追求各种事物的和谐统一,如《玻璃球游戏》中的“卡斯塔里”就是一个集各种思想精华于一体的精神王国。道家主张通过内心和谐而“得道”,成为这部小说最直接的思想原料。另一个对黑塞产生重要影响的道家理论便是关于“两极”的思想。当时的一些德国人觉得老子的理论十分矛盾,黑塞却认为“并不矛盾,而是辩证地看待世界,因为生活是两极的”。黑塞将这种双极互补思维广泛地运用于他的文学创作。例如在人物塑造上,他的主人公几乎都是二重性格,人物设置多以对立与互补的形式出现。《德米安》是黑塞踏上“走向自我”之路的第一部标志性作品。小说中的辛克莱有向善的本性,但因童年时受到诱惑犯过一次小错,从此不敢再向命运迈出一步。德米安似乎是上帝或理想的化身,他开导辛克莱:生活充满了光明与黑暗,人是魔性与神性的结合体,二者没有绝对的界限,对于每个人而言,关键是能够正视自己,进而实现生命的突围。小说中的名言是:

每个人的生活都是一条通向自己的路。

鸟从蛋里挣脱出来。蛋即世界。谁要想出生,就必须摧毁一个世界。鸟飞向上帝,上帝叫阿卜拉克萨斯(17)

这个阿卜拉克萨斯是一个集魔性与神性为一体的神祇,黑塞认为二者的结合才能画出生活的圆。小说的意蕴自然使我们联想到庄子的“齐物论”,而人物由禁锢飞向新生,又与庄子描述的超越外在限制的精神逍遥游极为相似。

黑塞在1910年开始接触儒家。比较而言,黑塞文学中儒家文化似乎没有那么浓重,但这并不等于说他“重道轻儒”。他在《生平简述》中说:“假如一个人自己选择宗教不是痴想的话,我一定会顺从内心最深处的召唤皈依一个旧式的宗教:儒教、婆罗门教或天主教。”(18)黑塞亲近儒家的时候,欧洲有一批儒家的批判者十分活跃,中国正在发生以反孔、“倒儒”为标志的新文化运动。仅此而言,足见黑塞能够保持自己文化立场的独特性。

黑塞接触儒家略晚于道家,这与他的创作重心较多转向对现实的关注有关。在黑塞看来,儒家思想主要是一种“道德学说”,他对儒家的吸收主要在“仁爱”和“修己安人”方面。儒家主张有成就的“君子”应遵循三个循序渐进的步骤:“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这种思维模式被黑塞运用到《玻璃球游戏》中。该小说的象征体系界于现实和超现实之间,而“玻璃球游戏”是人类精英文化的综合,“尽量消灭个人主义”是游戏“最重要的指导原则之一”。主人公克乃西特最先服务于“卡斯塔里”,成为这个精神王国的主宰,虽然有了令人崇敬的地位,但他意识到“卡斯塔里”和他本人都有缺陷。他们没能融入社会,使个体和文化都面临失去生命力的危机。最后他走出“象牙之塔”,准备在服务大众中开始新的生活。黑塞将这种服务他人的思想寓含在主人公的名字中,因为“克乃西特”(Knecht)本身就是“仆人”的意思。

余秋雨先生在《千年一叹》中讲过这样一件事:一位希腊学者问他,为什么研究西方哲学达到一定高度总会转向东方,而研究东方,又总是先被印度哲学所吸引,最后在中国哲学中归结(19)。这位学者的发现能够概括一些哲学家乃至文化大师所走过的道路,例如叔本华、雅斯贝尔斯、歌德、托尔斯泰等,他们在晚期都曾把目光投向东方。但这种说法不一定符合所有人的情况,黑格尔就批评过东方没有哲学。黑塞与黑格尔同为德国人,他走过的道路与那位学者所说的十分吻合,却与黑格尔不同。二者的重要的区别在于:黑格尔是按着西方模式建构他的哲学体系,他的思维和视野始终在西方,表现出一种哲学家的执拗;黑塞能突破西方文化的框架,致力于各种文化的融合,具有文化人的旷达和宽容。

的确,如果要概括黑塞一生最倾力的事业和理想,应该用“融合”与“统一”的字样。他毕生都在探索西方与东方、人与自然、宗教与哲学、大我与小我、内在与外在的统一。而且,融合统一并不意味着扬此抑彼,其最终的指向是通过相互救弊,实现新的超越。

例如,宗教作为文化的核心地带,始终是黑塞重点思考的对象。他认为几乎人类积累的所有智慧与知识都聚集在宗教中,信仰本来就是人生的哲学思考:

信仰和怀疑是相互呼应、相互弥补的。没有怀疑的地方,就没有真正的信仰。(20)

但他拒绝褊狭的宗教意识。他是基督教徒,却从不参加任何形式的教会,因为“许多教会欠缺高度宽容精神,都把自己封为独一无二最好的,而视他人为错误。”(21)他坚持各种宗教的平等存在,认为:

不管任何宗教都是美的。宗教重视的是精神,不论是接受基督教的圣餐,或到麦加去朝圣,在本质上都相同……相信这点的人,不能不成为贤者。”(22)

从根本上说,黑塞独特的宗教观念导源于他深厚的哲学修养,他像中国的老庄一样,总是注意到事物的两极性,他说:

不管什么样的真理,其相反也是真理,不管什么样的精神立场,都是一个极端;而另一个极端同样也是精彩绝伦的。”(23)

在黑塞涉及宗教题材的作品中,一般都贯穿着上述思想。《东方之行》的里奥是个象征性人物,他的言谈举止,既有道家老子的味道,也有罗马教皇的某些表征。他是一个朝圣团体的核心,当他失踪后,团体也即陷入分裂,黑塞由此暗示了文化综合的重要。席特哈尔塔历尽艰辛,最后在流动的河水旁征得觉悟。他由潺潺的流水联想到“柔软胜过刚强,爱比暴力更强大”。由河水的无言明白了“真理是不可言传的”,“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更重要的是,主人公从河水那里领悟到生命的“秘密”:世间的一切都处在“变”与“不变”之中,因而,瞬间即永恒。于是,河水俨然成了人的生命的象征,成为个体的自我和永恒自我的“结合体”。从主人公的思考中,我们既可领略到西方宗教对超验精神的追求,又能够感受到东方文本化的具体和鲜活。黑塞在后来给茨威格的信中说:席特哈尔塔“虽然穿着印度的服装,他启程时是婆罗门和佛陀,却结束于道”(24)

从哲学角度考察,黑塞所致力的“融合”更为明显突出。例如,西方哲学的思维模式是主客二分的二元论,从古希腊肇始,就习惯于把主体与客体分开来加以梳理和认识,这使西方哲学历来重视人的主观性,片面强调理性的张扬。出于对西方未来的关心,黑塞极其关注人的和谐发展问题,将“更适合人本性发展”的儒道思想融入自己的创作。于是他逐步改变早期作品那种人与各种关系极端对立的模式,努力寻找自我与超我共生、精神与现实共处的道路。黑塞还把哲学上的思考运用到对现实政治的冷峻分析上,他的许多政治评论往往洋溢着哲学的光华。他曾指出:

我认为导致今天人类这种状态,有两个精神病,即技术的夸大妄想和国家主义的夸大妄想。这两个精神病创造了今日世界的面貌和自我意识,引发了两次的世界大战(25)

至于如何救治这些病症,黑塞不仅阐述过有无相生、祸福相依的道理,还结合孔子的名言谈了自己的看法:

“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者与?”……我经常思索这句格言和一些其他的格言,也用于思考世界大事和在未来几年或十几年将要统治世界并要制造完美的那些人,他们所作所为像伟人孔夫子,但在他们的行为背后不具备他的智慧,即“不可为”(26)

这既是对那些不可一世的军国主义者的讽刺,也是对执政者和许多西方人的劝谕。但黑塞从来不把某种哲学观点运用到极限,他不是在任何问题、任何时候都主张“无为”。在1932年完成的《东方之旅》中,主要人物里欧身上虽然还带有强烈的道家隐逸放旷色彩,但这个形象基本上还是表达了将个人融入社会的愿望。到了《玻璃球游戏》,“服务”与行动更是主人公竭尽全力的目标。上述实例表明,黑塞拒斥绝对和静止,他肯定文化中的普世性,追求文化的包容性,并且能用动态的眼光看待文化问题。黑塞也不赞成民族文化的“优劣说”,不主张用一种文化来统治或征服另一种文化。

这就是黑塞。他是精神探索的孤寂的旅行者,也是文化平等与互补的先行者。他的思想主张和生活实践昭示我们:在世界日趋一体化的今天,我们更需要用宽广的胸怀来推进各种文化的交流与融合;而处于这个时代的文化人们,包括作家、艺术家及从事各种精神创造活动的知识分子,应多看看黑塞,多想想黑塞,因为我们需要更多的黑塞。

【注释】

(1)黑塞:《朝圣者之歌·黑塞诗歌散文集》,谢莹莹编,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0年版,第174页。

(2)黑塞:《黑塞传》,王滨滨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2007年版,第18页。

(3)黑塞:《荒原狼》译本序,李世隆译,漓江出版社1986年版,第1页。

(4)谢莹莹:《个体心灵的守护者》,见《朝圣者之歌·黑塞诗歌散文集》,第3页。

(5)海明威:见《海明威谈创作》,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25页。

(6)黑塞:《朝圣者之歌·黑塞诗歌散文集》,第167页。

(7)托马斯·曼:引自《朝圣者之歌·黑塞诗歌散文集》,第5页。

(8)黑塞:《朝圣者之歌·黑塞诗歌散文集》,谢莹莹编,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0年版,第501页。

(9)黑塞:《朝圣者之歌·黑塞诗歌散文集》,谢莹莹编,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0年版,第185页。

(10)黑塞:《朝圣者之歌·黑塞诗歌散文集》,谢莹莹编,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0年版,第100页。

(11)黑塞:《朝圣者之歌·黑塞诗歌散文集》,谢莹莹编,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0年版,第99页。

(12)黑塞:诺伊曼《深度心理学与新道德》,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115页。

(13)黑塞:林郁主编《黑塞的智慧》,文汇出版社2002年版,第87页。

(14)黑塞:林郁主编《黑塞的智慧》,第87页。

(15)黑塞:引自陈壮鹰《赫尔曼·黑塞的中国情结》,《中国比较文学》1999第5期。

(16)黑塞:《黑塞小说两篇》,胡其鼎编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

(17)黑塞:《梦系青春》(原名《德米安》),同济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79页。

(18)《朝圣者之歌·黑塞诗歌散文集》,第195页。

(19)余秋雨:《千年一叹》,作家出版社2006年版,第496页。

(20)黑塞:林郁主编:《黑塞的智慧》,文汇出版社2002年版,第83页。

(21)黑塞:《黑塞散文选》,张佩芬译,百花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291页。

(22)《黑塞的智慧》,第86页。

(23)《黑塞的智慧》,第67页。

(24)引自张佩芬《从〈席特哈尔塔〉看黑塞的东方思想》,《外国文学评论》1987年第3期,第119页。

(25)《黑塞的智慧》,第142页。

(26)夏瑞春:《黑塞与中国》,法兰克福苏尔坎普出版社1974年版,第114-1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