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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夫卡生前不止一次地表白：“我写作，所以我活着”；“与其说我是通过安宁才能写作，还不如说我是通过写作才得到安宁”；“我身上的一切都是用于写作的，丝毫没有多余的东西”⁽¹⁾。他总是不停地写，除了进行小说创作，还写了大量的书信和日记。中译本《卡夫卡全集》共有9卷，其中3卷是小说作品，6卷是书信日记。可见，写作在卡夫卡那里具有非常独特的意义，写作成了他生命存在的根本方式，也是他燃烧生命的过程。故而，如何破解卡夫卡对写作的执著与痴迷，就成了研究卡夫卡无法避开的首要问题。

一、写作是救赎的方式

卡夫卡的生命之旅非常短暂。他出生于1883年，辞世于1924年，只活了41岁。在他生活的时代，德语国家及整个欧洲的思想文化正面临新的挑战和洗礼。比卡夫卡早出生70年的克尔凯郭尔曾高度关注恐惧、绝望、虚无等现代人类主观精神的疾病，但他同时又感到，哲学已无法承担起疗救这些痼疾的重任。面对此种尴尬处境，作为哲学家的他却把目光投向了宗教，试图“用基督教的心理解说来拯救信仰失落后的人心世态”⁽²⁾。稍后，和卡夫卡同年出生的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也对宗教的拯救作用寄以希望，认为宗教虽然在现代社会中不可避免地衰微，但人对信仰的渴求却不会停止⁽³⁾。

卡夫卡终身都生活在恐惧和孤独之中，为了获得精神与心理的安宁，始终没有放弃对生命价值的思考和追求。他以自己的方式探求着与生命意义相关的人生信仰问题，坚持在宗教上必须有自己的独立思考，同时又肯定信仰对人的重要作用：

人不能没有对自身某种不可摧毁之物的持续不断的信赖而活着……表达方式之一就是一个对自身上帝的信仰。⁽⁴⁾

上述特点，集中表现在卡夫卡对待犹太教的态度上。从卡夫卡的经历看，他始终没有追随任何正式的宗教，也没有加入过什么宗教组织，但他又属于宗教传统最为强烈的犹太民族。犹太人的家庭生活与宗教生活是浑然一体的，几乎所有的犹太家庭都信奉唯一的上帝，并且把对子女进行犹太教教育视为家庭的义不容辞的责任⁽⁵⁾，儿时的卡夫卡也不可避免地接受了这一例定的教育过程。不过，卡夫卡比他的先辈更加生不逢时，他在排犹主义的毒雾中长大，饱尝了民族歧视和宗教排斥之苦。加上父亲身上又没有足够的犹太精神，他总是利用犹太教的名义和漫不经心的态度来阐述空空洞洞的教义，使幼年的卡夫卡在内心中产生了对犹太教的抗拒心理。成年后，卡夫卡对犹太教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和思考。譬如，他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深深地意识到人的罪感：

除了一个精神世界外，别的都不存在。我们称之为感性世界的东西，不过是精神世界的邪恶而已，而我们谓之恶者，不过是我们永恒发展中的一个瞬间的必然。⁽⁶⁾

卡夫卡把这种宗教体悟运用到对自我的分析上，愈来愈强烈地感受到自己的灵魂深处也存在着恶与非理性的意识。他明确宣称：“有时我相信，我比任何人都更理解原罪”⁽⁷⁾。他渴望从中获得某种救赎，甚至发出呼喊：“同情我吧，我本身的各种角落都是有罪孽的。”⁽⁸⁾

众所周知，“罪感文化”乃是犹太教的本质特征之一。人类始祖的忤逆行为，成为笼罩在犹太人心灵上无法去除的阴影。但在如何获得拯救的问题上，卡夫卡陷入举步维艰的境地。首先，他所认识的拯救之途既有别于基督教，又与正统的犹太教存在差异。在基督教那里，“原罪”来源于人的欲望，因而人只有通过禁欲，也即弃绝世俗生活，才能获得精神的救赎。而犹太教则认为，人类最初的错误主要在于背弃了与上帝之间的契约，进而产生“偷吃禁果”的行为。所以，人类要想重返乐园，就必须恪守上帝制定的各种戒律。这导致犹太教不同于其它宗教之处，主要是依靠律法来维系人们的信仰，犹太教中的上帝显得比基督教的上帝更加威严，他时刻都保留着惩戒人类的威权。作为一个自幼受到多重文化影响的人，在卡夫卡的深层意识中，自然也有浓重的理性思维和个性自由的元素，他谈论自由的频率绝不逊色于“罪愆”和“苦难”问题。因此他不可能完全进入基督教的那种超验的精神世界。出于对人的历史本质的认知，他认为“原罪”与“自由”是结伴而生的，人被“逐出天堂就其主要部分而言是永恒的”⁽⁹⁾。这颇类似卢梭说过的：“人生来是自由的，却无往而不在枷锁之中”。至于犹太教作为律法宗教的某些褊狭，似乎也无法让卡夫卡全部认同。他试图在犹太人的宿命和人的自由属性之间寻找一条新的出路。他的一些内心独白表现了这种惶惑不安的心绪：

我们为什么要为原罪而抱怨？不是由于他的缘故我们被逐出了天堂，而是由于我们没有吃到生命之树的果子。有罪的是我们的境况，与罪过无关。⁽¹⁰⁾

不能说我们缺乏信仰。但是我们的生活在其价值方面就是取之不竭的。——这里面有一种信仰价值吗？人们总不能不生活吧。

恰恰在这“总不能”中存在着信仰的疯狂力量，在这一否定中这种力量获得了形象。⁽¹¹⁾

由如上引述可知，卡夫卡对信仰的看法基本上是以个人的体验为出发点。在他那里，信仰一头联结着对“罪愆、苦难、希望和真正的道路”的思考，一头又维系着投入现实生活的信心和力量。对于他这样一个敏感、多思而又极为内向的人来说，写作成了他的必然选择。写作能够使他进入到无限的精神领域，在写作的世界里，既可以实现对外部世界的审视，也可以进行灵魂的自审，还能够营造一条通向自我救赎的道路。因此，他将写作视为自己的一切：那是一种时刻都会让人体验到“上帝、生活、真理”的最好方式⁽¹²⁾；是把“内心世界向外部世界推进”的手段；是“像一架断头台那样沉重又那样轻松”的信仰⁽¹³⁾；是最为真诚的“祈祷的形式”⁽¹⁴⁾。

但是写作并没有给卡夫卡带来他所期待的全部希望：

写作乃是一种甜蜜的报偿。但是报偿什么呢……是报偿替魔鬼效劳⁽¹⁵⁾。

出现这种心态的原因十分复杂，其中有自我分析带来的一次次的精神战栗：“当我写作的时候，感到越来越恐惧”，因为“那不是自我抖搂，而是自我消耗”⁽¹⁶⁾。也有无法忍受内心世界模糊性的痛苦。在个体认识的有限性面前，他没有进入中国庄子设计的那种“齐万物”的境界（尽管他非常赞赏庄子），而是以更大的耐力漫步到新的极限，结果反而把自己逼到生命的边界：“我感到接近了撕裂我的更大发作的可能性……我的生命没有足够的自制力去忍受目前的这种大杂烩。”⁽¹⁷⁾但从根本上看，是写作并未使他实现真正的精神企盼。随着主体世界与客体世界的碰撞日趋激化，他内心的矛盾也在不断加强。他既不希望自己的理性力量膨胀到没有信仰的地步，也无法让信仰完全压倒理性。于是他感到自己成了精神上的流浪汉。这时，他对犹太文化的内在意蕴也有了更加深入的理解：

对于原罪有三种惩罚可能：最轻的是事实上的那种，即逐出天堂，第二种是：摧毁天堂，第三种（这应该是最严厉的一种）是：封锁永恒生命的道路，而保留其他的一切。⁽¹⁸⁾

至此，卡夫卡把自己的生命与犹太文化完全融为一体。他像整个犹太民族一样，在苦难面前表现出极大的韧性。尽管通向永恒的道路已被“封锁”，但他抱着殉难的决心，执拗地向那座“灵魂的城堡”走去。因为“写作维持着我”，“不写作我的生命会坏的多”⁽¹⁹⁾。他承认，在这点上他无法和“上帝”达成和解：

我的处境是：上帝不愿我写，然而我偏要写，我必须写。这是永恒的拉锯战。⁽²⁰⁾

二、写作是对父亲的逃离

只要稍微了解一点卡夫卡的人都知道，他曾经给父亲写过一封很长的信。信中他向父亲明确宣告：

我写的是关于你的事，我在那里发泄的仅仅是在你的怀里不能发泄的。这是有意拖延的与你的告别，只不过，这种告别虽然是由你逼出来的，但却是朝着由我选定的方向发展着。⁽²¹⁾

卡夫卡的这封信写于1918年11月，当时他已经写出了一生中的大部分作品。此前，他还多次把自己的文学创作与父亲联系到一起。1912-1913年间，他两度致信库尔特·沃尔夫出版社，希望把他的三个重要作品：《司炉》《变形记》和《判决》“合成一本很好的书，可冠以《儿子们》的书名”。并认为，唯有这样才能表达这些作品在“内蕴”上的“联系”⁽²²⁾。继之，在1916年，他希望出版社能把《在流放地》《变形记》和《判决》放在一起，以《惩罚》的集名出版⁽²³⁾。另外，他还对好友马克斯·勃洛德说：他想“把他所有的文学作品不加区分地混在一起，作为‘从我父亲的身边逃脱出来的一种企图’”⁽²⁴⁾。

把卡夫卡的上述想法联结起来，可以发现当他把自己的文学创作和父亲放在一起时，总喜欢使用“父亲”“儿子”“判决”“流放”“惩罚”和“逃避”这一类的词语。这种用词的偏好，蕴含着他对父子关系的理解，披露了他深层意识中的某些信息。

卡夫卡在幼年时非常畏惧父亲。父亲那强健的体魄和顽强的生存能力，使他在敬慕中夹杂着压迫感。他不无哀怜地说：“我又瘦、又弱、又细，你又壮、又高、又宽。在更衣室里我已自惭形秽，而且不仅是对你，而是对全世界”。⁽²⁵⁾可见，在父亲面前，卡夫卡的自卑心理是明显的。对类似于这种心理特征，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曾指出：在人与社会的交往中，身体条件对人的心理有至关重要的影响，“身体强壮与个人的安全、自由和尊严、幸福与充实”是紧密相连的，它是保障个人不会产生精神焦虑的物质基础⁽²⁶⁾。以此而论，卡夫卡的恐惧首先来源于对父亲强大健壮的震撼。

马克斯·勃洛德认为，卡夫卡对父亲的畏惧还有另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他往往把父亲当作偶像来崇拜，习惯于把父亲权威化，其实这种现象也是人类早期经验的表现，因为：

一个人是不自觉地按着他自己的父亲的形象描画上帝的。而相反的可能性也不能排除，那就是像卡夫卡这样敏感的人，用他们对上

帝的经验来丰富、扩大他们对“父亲”的观念，并充实他们的眼界。⁽²⁷⁾

卡夫卡的上述倾向，在对犹太文化认同的过程中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在犹太人的文化心理结构中，“父亲威权”具有不可撼动的位置，“信仰上帝是和信赖家庭联系在一起的……将上帝奉为父亲往往蜕变为将父亲奉为上帝。”⁽²⁸⁾文化是通过濡染的方式来影响人和控制人的，现实中，卡夫卡的父亲不一定要用语言的形式来警戒儿子如何忠于自己，但他的种种行为却促成了一个重要的结果。它使卡夫卡在内心世界中较早地形成了“父亲/上帝”的意象。

但随着对自己精神世界的理性化梳理的日益深入，卡夫卡在畏惧父亲的同时，也开始了对父亲的冷峻审视，甚至产生了抗父意识。他发现父亲无比自信，总是“认为自己的看法都是正确，别人的看法纯属无稽之谈”。而自己一切表面看来不依赖于父亲的那些想法，一开始便会笼罩上受父亲针砭的阴影。他批评父亲的语言有些尖刻，并明确承认自己无法像“奴隶”一样地去“守法”：

我，是个奴隶，生活在其中一个世界，受种种法律的约束，这些法律是单为我而发明的，而我，不知为什么，却始终不能完全守法。⁽²⁹⁾

显而易见，卡夫卡对父亲的态度是非常矛盾的。在他的内心世界中，畏父和抗父两种意识既相互对立排斥，又彼此依赖兼容。多种不同因素的同体并生，致使他陷入“剪不断，理还乱”的境地。他试图以理性的方式来解释这一切，结果发现理性的思维给他带来的是更大的困惑。例如：对自由的确证和追求把他推向和父亲的对抗，但犹太文化传统和寻常的道德伦理又使他感到愧对父亲，并由此产生了“负罪感”，对于他这样一个有着犹太传统的人来说，这无疑是对上帝和父亲的双重背叛。然而，如果抛弃理性的思考与选择，那就意味着失去自我生命的价值，或许会成为他后来描写过的“虫子”“蟑螂”和“鼹鼠”。继续维持目前的现状，面临的又是反抗与受罚的交替出现，这使他预感到自己命定要以惨败收场。在两难选择、进退维谷的逼迫下，“恐惧”几乎占据了卡夫卡的全部精神空间，恐惧成了他的精神结构的最大表征，并演变为他无法抛却的生存美学，他说：

我的本质是恐惧⁽³⁰⁾

其实，我就是恐惧组成的。它也许是我身上最好的东西。⁽³¹⁾

卡夫卡遭遇的各种恐惧都是无法言说的，因而，他只能进入思考的世界，将自己的复杂感受诉诸笔端。通过此种方式，他既能够与父亲保持一定的距离，尽量避免与外部世界形成更多的正面冲突，还可以获得精神上的慰藉与快感，并证明自我的存在。这样，从1910年开始，他有了写日记的习惯，并且发誓：

我不会再丢下日记，我必须在这里紧紧地抓住自己，因为在这里我才能做到这些。⁽³²⁾

在1911年12月8日，他在日记中又写道：

在我的脑袋里有着庞大的世界，但如何解放我自己和解放它，而不被撕成碎片呢？宁愿上千次地撕成碎片，也不要将它阻拦或埋葬在我的体内。我就是为此而生存在这里的，这我完全清楚。⁽³³⁾

最能够体现卡夫卡既敬畏父亲又逃离父亲作品是1912年写的《判决》。小说采用第三人称写成，但从整体意蕴来看，作者是站在“儿子”的立场，依据儿子们的心态，表现儿子们所生活的世界。和卡夫卡一样，主人公格奥尔格也有一个令他十分敬畏的父亲。现在父亲卧病在床，在他的努力下，商店的生意愈发兴隆，他还与一个富家小姐订有婚约。事业的成功使他觉得自己羽翼已丰，可以顺理成章地“接班了”。他试图编造一个俄国朋友的故事，来反衬自己的成功，以博得父亲的信赖。可是当他来到父亲的房间，竟然勇气全无。因为他看到蜷缩在病床上的父亲“仍然是一个魁伟的人”。这时恋父与惧父的心理同时顿生。不料父亲早已识破了他的“预谋”，在和儿子几个短短的交锋后，大声宣判儿子“是一个没有人性的人”，并要他去跳河自杀。父亲的话像警钟一样震动着格奥尔格的心灵，他为自己的恶念而战栗。

他急忙冲下楼梯，仿佛那不是一级级楼梯而是一块倾斜的平面……他快步跃出大门，穿过马路，向河边跑去。他已经像饿极了的人抓住食物一样紧紧地抓住了桥上的栏杆。他悬空吊着，就像一个优秀体操运动员……他低声喊道：“亲爱的父母亲，我可是一直爱着你们的。”说完就松手让自己落下水去。⁽³⁴⁾

《判决》的令人震撼之处，并不在于它和现实生活保持了多么强的一致性，而在于他真实地展现了卡夫卡内在精神的丰富与复杂。这颗心灵负载着许多人的普遍感受，但又超出一般人的承受能力。正如著名作家残雪所指出的：

艺术家内心的这场斗争之所以比常人更为惊心动魄，那主要原因既是因为格奥尔格的敏感，也是因为父亲的顽强……可是艺术家并不是要指出出路，毋宁说他只是指出了绝路，将可怕的真实揭示了出来。⁽³⁵⁾

《判决》是卡夫卡只用了一个晚上写就的作品，他对它诞生的过程非常满意：“当故事情节在我面前展开的时候，当我在一处水域中前进的时候，我正处于极度的努力与欢乐之中……只有如此，只有在这样一种关系中，用如此彻底将生活与心灵公之于众的方法，才能写出东西来。”⁽³⁶⁾他十分看重这个作品，曾经非常认真地把它送给父亲阅读，但得到的却是极大的冷遇。

在卡夫卡的创作中，《判决》具有奠基性质。此后的作品尽管寓意更为复杂，人们可以有各种各样的阐释，但一般都涉及父子关系问题，作品的中心话语也主要围绕“父亲”“儿子”“威权”“法则”（或法律）和“惩罚”等展开。不同的是，早期作品往往都有一个具象的父亲，到中后期则演变为某种抽象的象征体，如“法庭”“城堡”折磨人的“机器”等等。⁽³⁷⁾

三、写作是我根本的品质

卡夫卡将他的文学创作纳入“祈祷的形式”和“逃离父亲的尝试”，仿佛他对艺术的兴致不是来源于自身的力量，而是外部环境恶性施加影响的结果。卡夫卡的密友勃洛德担心人们会有这种误解，因而在《卡夫卡传》中，用大量的篇幅介绍和描述了卡夫卡作为一个文学家所具有的禀赋与气质。

首先，勃洛德告诉人们，卡夫卡是一个把文学看得高于一切的人，他对文学有一种神圣的敬仰，甚至文学就是他的“新宗教”⁽³⁸⁾。他从事文学创作没有任何利益方面的计较和打算，他最厌恶把文学和钱结合在一起。他在寻找挣钱的职业时，唯一的条件是“职业和写作艺术应该绝对分开”。他把自己投入到写作中，完全是受“塑造事物的欲望”的驱动”，是出于“了解、喜爱观察生活以及对人类的爱”⁽³⁹⁾。

勃洛德还反复强调，作为一个文学家，卡夫卡最可贵的品质是对事物的“绝对真实”的追求：

绝对真实是他的性格中最重要最突出的一个特点⁽⁴⁰⁾。

所以，卡夫卡在接触客观生活时，总试图发现来自我们这个世界中的最为真实的东西。在表现自己的发现时，他并不顾及“文学特点”“艺术标准”之类的规则，他“丝毫没有被文学史的感觉迟钝的分类所束缚”，只忠实于自己对事物的感受和体验。“这就是何以他是最好的倾听者、最好的提问者、最好的读者和评论者的原因”。⁽⁴¹⁾在这里，勃洛德揭示出成就一个大作家的最基本的个人条件，而这种条件也是推动艺术创新的不可或缺的原因。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对卡夫卡的上述特点，他的女友密伦娜也有清醒的看法。她惊奇于卡夫卡竟像一个懵懂无知的儿童一样，用非常痴迷的神情观察世界；她还认为，正是那种对彻底和绝对的追求，才使卡夫卡成了“在穿衣服的人群中唯一的裸体者”⁽⁴²⁾。

卡夫卡把这种“绝对真实”也运用到对自我的分析上，这方面的超常能力使他比任何人都更明白自己和文学之间的缘分：

在我身上一种对写作全力以赴的专心致志已经看得出来了。当它在我的体内各组织中变得清晰的时候，这写作就是我生命的最有用的方向，一切都向那里拥挤而去，让所有的集中于性的欢乐的、吃和喝的欢乐的、最最多的便是音乐的欢乐的能力全都腾空了。⁽⁴³⁾

事实确实如此，当卡夫卡在文学之路上刚刚启程的时候，他就已经为自己的未来铺就了艰辛和痛苦。其中最大苦恼是工作、职业与写作的尖锐矛盾。为了摆脱父亲的束缚和挣钱生活，他不得已到保险公司上班。为了家庭的利益，他也曾在一家工厂里形式上接受了一份股份。可是，不时涌动的创作欲望又喧闹着要求释放，他不得不忍受思考中断、创作受阻的煎熬。他在办公室和写作之间上下颠簸，但他始终保持着自己的唯一方向。他能够将自己对各种痛苦的感受最终转化为奇特的“图像”，如神秘的法庭、蒙眬的城堡、“美丽的伤口”、“耗子王国的歌手”，等等。于是，图像既是卡夫卡顿悟人生的结果，又是他创造才能的升华。图像也调节着由内在矛盾所形成的张力，使他在“恐惧”和“澄明”中获得维系生命与创作的力量。对于这种文学特质，卡夫卡本人在他的《随笔》里做过简练的概括：“什么都没有，只有图像，仅此而已”⁽⁴⁴⁾。

在论述卡夫卡的写作人生时，“孤独”是另一个无法绕开的问题。“孤独”和“恐惧”像一对孪生的兄弟，一直在追逐着他，缠绕着他。孤独加重了他的恐惧，恐惧又催化着他的孤独。然而，卡夫卡又沉溺于对孤独的咀嚼与品味，他说：

我知道，小时候我经常孤独，但那多半是被迫的，很少是自己等来的快乐。而现在我投入孤独的怀抱，一如河水流入大海⁽⁴⁵⁾。

实际上孤独是我唯一的，是对我的巨大诱惑⁽⁴⁶⁾。

这又是卡夫卡人生中的一大悖论：害怕孤独，而又津津乐道于孤独，甚至全身心地去拥抱孤独，孤独成了他生命中的一个重要部分。这一特点在卡夫卡的爱情婚姻上有集中表现。卡夫卡承认，婚姻是一个人的必须：“连犹太法典都说：男人没有女人便不能算是人，那么我不算是人了？就算是人，也只是一个‘从没有陪过自己妻子上楼’的人”。出于投入生活的热望，他向鲍威尔·菲莉斯求婚，认为这是一个“不可动摇的判决”。当他收到对方的书信时，有些“欣喜若狂”，称这些信是“魔法的信”，“我从信封里抽出许多写了字的信纸，但信封总是不空”⁽⁴⁷⁾。但不久他的情绪就发生了波动：“菲莉斯，我匍匐在你面前，请把我踢开吧，所有其他的都是我两个人的末日。”⁽⁴⁸⁾他甚至向挚友勃罗德诉苦：“没有她（指菲莉斯）我活不下去，但是有她也活不下去”。卡夫卡在婚姻问题上徘徊不前，其直接原因是担心对方不理解自己的写作：

最亲爱的菲利斯，你不了解我，你不了解我坏的一面，这坏的一面也是来源于你可以称之为文学，或不管你如何称呼的那个核心……不是事实阻止我，而是恐惧，一种不可战胜的恐惧，害怕得到幸福；是一种乐趣和命令，为了更高的目标而折磨自己。⁽⁴⁹⁾

显然，卡夫卡是把婚姻爱情与写作对立了起来，他赋予写作以绝对的形而上的意义。在1920年所写的札记《他》中，卡夫卡又一次透露了这一信息，即害怕婚姻影响“他那不容变更的使命”。他并没有说明那个“使命”是什么，但几乎所有的读者都明白，那是对现代人处境的悲天悯人的情怀。无怪乎，在他死后30多年，当N·N格拉特泽请求菲莉斯公开出版卡夫卡写给她的书信时，菲莉斯回忆当年情景不禁潸然道：“我的弗兰茨是个圣人。”⁽⁵⁰⁾

在对待孤独的态度上，卡夫卡与尼采极为相似。尼采不安于孤独，又终身追求孤独，甚至视孤独为强者的表现，是生命的最高享受。卡夫卡赞赏尼采，并且能够将孤独转化为艺术创造。他笔下涌现了一大群孤独者的形象，他们或者是孑然一身的单身汉，如K.、约瑟夫·K、老光棍布鲁姆费尔德等；或者是有思考能力的动物，如鼹鼠、甲虫、小狗和猴子等；或者是不被人理解的艺术家，如《饥饿艺术家》《约瑟芬，女歌手或耗子的民族》中的主人公。他创造的许多形象都成了孤独的象征符号，他所有的作品都是孤独者的艺术。

总之，在艺术和艺术家的关系上，卡夫卡依然表现出悖论性特点。这自然使我们想到他的小说《饥饿艺术家》。小说主人公以表演饥饿的极限为自己的最高追求，但在他临近生命的边缘时，他的表演被强行禁止了，他为此感到愤怒。小说中的艺术家陷入了一个他无法解决的怪圈：一方面饥饿是他唯一的艺术,是他生存的凭借；另一方面,正是饥饿在威胁着他的生存，并因此也否定着他用生命代价得到的艺术。卡夫卡面临的也正是这样的境况：只有写作才能调节情感、意志和理性之间的冲突和张力，消解内心生活的痛苦，但疯狂的写作也摧毁了他那瘦弱的身躯，加速了他走向死亡的进程。

四、写作是向死而生的悲歌

弗洛伊德将维系种族延续的性本能与维系个体生命的自我本能合并为生本能，认为它导致繁殖、新生命的诞生和延长,抗拒着死亡。然而人总有一种返回无机状态的、回复到初始的本能，也就是死的本能。生的本能与死的本能共同构成了人的本我，从个体生命一开始，两种本能就同时存在、相互冲撞。生命本身就存在于趋生与趋死的本能之中。

上述两种本能在卡夫卡身上都有充分的显现，它们或轮番出击，或不可分割地纠缠在一起；它们在撕裂着卡夫卡，又在组合着卡夫卡。

从本色上看，卡夫卡是一个有着强烈求生本能的人。他说：“我无限渴望独立、自我依赖及各个方面的自由。”⁽⁵¹⁾纵观他的一生，表面上是在生存所划定的圈子里循规蹈矩地生活，但实际上总想冲破这层层重围，找寻一条通向生命自由的暗道。他声言，为了这个目标自己不仅颇为执拗，而且有点“好斗”：

我斗争，谁也不知道这一点……军事史上点出了像我这样本性好斗的人的名字……斗争使我充满了超出我享受能力或天赋能力的欢乐。⁽⁵²⁾

对“斗争”和行动的渴望，还使卡夫卡十分向往歌德式的叛逆。他赞赏歌德那种“即使解救不会到来，我仍然愿意时刻无愧于它”的精神，喜欢重复导师歌德的话：

一切都在斗争，都在搏斗。只有每天都必定能征服爱情与生活的人才会得到它们，这是歌德说的……关系到我们人的事情，歌德几乎都说到了。⁽⁵³⁾

即使是写作，也是他实现生命意志的一种方式。例如，短篇小说《十一个儿子》完成后，他感到欣慰和轻松，“十一个儿子非常简单，是我这会儿写着的十一则故事”。所以如此，似乎是实现了一种心理补偿，即认为自己也可以在作品中建构一个家族，完成与父亲的创造力量相似的事业。小说中的故事都是他的孩子，实现了他做父亲的愿望，而且他在创作他们的时候，感觉比做真正的父亲还要骄傲，因为这些儿子与他达到真正的融合，永远不会背叛他、抛弃他。

但死亡本能又一直在缠绕着卡夫卡，或者说卡夫卡心中始终拥有一种可怕的死亡恐惧。与生俱来的生活缺失，没有和睦的家庭氛围，没有健康强壮的体魄，写作常常被迫中断等等，都在刺激着他的死亡本能。正像罗杰·加洛蒂所说：“卡夫卡生活在一种持久的紧张状态里，生活在焦虑和恐惧之中，恐惧袭击直至他内心深处。”⁽⁵⁴⁾这些因素在他身上越积越多，而解除的有效途径就是死亡。他在给勃罗德的信中说：

只有一点是肯定无疑的，除了死以外，没有什么使我可完全信赖的东西。⁽⁵⁵⁾

他以戏谑的口吻谈论死亡：把自己经常走的一条小巷叫作“自杀者的助跑道”，而离此不远的一条河被他称作“通天的河”⁽⁵⁶⁾。他以漫不经心的态度对待自己的结核病：“不管怎么说，首先应该在一个花园里躺下，尽可能地享受这疾病的甜美，这里边有许多甜美的滋味呢。”⁽⁵⁷⁾。

在卡夫卡身上，死亡本能与生命本能并不是二元对立，究其实质而言，死亡本能本来就植根于生命本能，他的死亡本能越强烈，其求生的本能也就越坚韧。解决这种矛盾的唯一途径仍然是写作，写作被卡夫卡赋予了过多的乃至不堪负重的意义与价值：

我生活在一片虚弱的、或者压根儿就不存在的土地上，生活在一片黑暗之中，从这黑暗之中，那种黑暗的暴力任意地肆虐，摧残着我的生命，而不顾我的结结巴巴。写作维持着我。当然我的意思并不是说，要是我不写作，我的生活会更好。相反，不写作我的生活会坏得多，并且是完全不能忍受的，必定以发疯告终⁽⁵⁸⁾。

但生的困惑和写作的尴尬处境，又不时地加重着他的恐惧意识。于是，令人惊愕的逻辑怪圈又出现了：他用近乎自我虐待、自我毁灭的方式创作，结果“甜蜜的美妙报偿”竟走向魔鬼般的“惩罚”。怀着难以名状的心理，在一生中的最后一篇日记里，他写下了这样一些断断续续的话：

对一切都无能为力，除了对痛苦。

却依然，不是“却依然”，你看着我如此恐惧和紧张。

在写下东西的时候，感到越来越恐惧。这是可以理解的。每一个字，在精灵的手里翻转——这种手的翻转是它独特的运动——变成了矛，反过来又刺向说话的人。⁽⁵⁹⁾

卡夫卡在他的作品中也尝试着拿起武器与妖魔进行战斗，也在寻找获胜的可能。但现实却无法抗拒，且永远大于个人。所以，在外界的规定性变得过于沉重，而内在的动力又无济于事时，人的可能性只能是死亡。《变形记》中的葛里高尔、《判决》中的格奥尔格、《在流刑营》中的所谓犯人，都是被动地接受了死亡。但到了《诉讼》《城堡》等作品中，主人公却主动走向虚无或死亡。约瑟夫·K是在领悟了人活着“像一条狗”之后而引颈自戮的，K，得到的“恩准”只是在城堡的外围暂时居住下来，他用毕生精力换来的只是一个并无实际意义的“传谕”。结局固然是可悲的，但对生命和自由的放弃中才真正表现出了生命和自由的价值。这是一种无奈，卡夫卡把它叫做“独特的殡仪”：

凡是我写过的事将真的发生。通过写作我没有把自己赎回来。……

我始终是黏土，没有把火星变成火焰，而仅仅是利用它来照亮我的尸首。那将是一种独特的殡仪……作家就是把自己当作尸首交给坟墓。在彻底的忘我情况下用所有感觉器官来享受这种殡仪，或者说想要叙述这种殡仪⁽⁶⁰⁾。

怀疑写作的救赎价值，卡夫卡才决定焚烧作品。临终前他在病床上还坚持看《饥饿艺术家》的校样，“他不禁长时间泪如雨下”。他没有回避自己的命运，耗尽了生命的能量来为存在寻找答案，然而最终还是陷入绝望，正像饥饿艺术家所说：

我只能挨饿，我没有别的办法……因为我找不到适合自己胃口的食物。假如我找到这样的食物，请相信，我不会这样惊动视听，并像您和大家一样，吃得饱饱的⁽⁶¹⁾。

因“找不到适合自己胃口的食物”而甘愿挨饿，这放在卡夫卡那里，也就意味着无法和现实达成和解。面对一个荒谬、虚假的世界，卡夫卡最终坚守了自己的纯洁，如果他也像其他人那样“吃得饱饱的”，今天的他也许就不值一提，今天的我们也不会对自我有如此深刻的认识。正是他的拒绝和解，为我们洞开了一扇观察现代人生存的窗户，并通过他超常的想象，为我们敞开了一片尚未被照亮的存在领域。

由卡夫卡的写作人生，使我们想到为20世纪思想文化而献身的另外两位大学者：克尔凯郭尔和尼采。克尔凯郭尔在孤独和忧郁之中连续多年写作，为的是将救治全民性的“痼疾”当作自己的责任。他还发现，写作是最好的自我治疗方式：

我只有在写作的时候感觉良好。我忘却所有生活的烦恼、所有生活的痛苦，我为思想层层包围，幸福无比。假如我停笔几天，我立刻就会得病，手足无措，顿生烦恼，头重脚轻而不堪负担⁽⁶²⁾。

尼采在《艰难时代的哲学》大纲的第一部分提出了“治疗哲学”的概念。“在失去上帝看顾的世界中，他向往超人和权力意志，希望凭借恢复哲学的权威来救治人性的痼疾。可是他终于敌不过‘治疗’与‘毒药’之间的巨大张力，带着他那充当“文化医生”的宏伟志向，不由自主地走向精神分裂，又从精神分裂走向了死亡。”⁽⁶³⁾

三位文化大师不约而同地走了非常相近的道路，他们试图通过写作抵达自我和世界的内部，抵达存在的荒凉地带，从而为自己和人类的处境寻找新的价值坐标，但最后的结局是把自己变成了一个不幸的存在，一个意味深长的时代精神标本，成为卡夫卡所说的“人类的替罪羊”⁽⁶⁴⁾。

但是，通过写作他们已经在用各自的方式反抗着荒诞，他们艺术地创造了各自的精神王国。即使在今天，他们仍然用倔强的身影带着我们一起上路，一起生活。因为从他们的伟大体验中，我们领悟到人类在二十世纪的存在边界，使我们对自己的认识有了更清晰的形象。

(1)卡夫卡经常将写作视同为生命，此类内容可参见《卡夫卡全集》第8卷，第27、159、191、343、438、444页。

(2)［丹麦］克尔凯郭尔：引自叶舒宪《文学治疗的原理及实践》，《文艺研究》1998年第11期。

(3)［德］雅斯贝尔斯：引自叶舒宪《文学治疗的原理及实践》，《文艺研究》1998年第11期。

(5)李明滨主编：《文学史重构与名著重读》，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84页。

(24)［奥］马克斯·勃洛德：《卡夫卡传》，漓江出版社1999年版，第26页。

(26)［德］哈贝马斯：《交往与社会进化》，张博树译，重庆出版社1989年，第170页。

(28)［英］查姆·伯特曼：《犹太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16页。

(35)残雪：《灵魂的城堡》，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29页。

(42)斯默言：《卡夫卡传》，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94页。

(45)卡夫卡：《致菲利斯的信》，引自叶廷芳《卡夫卡与尼采》，载《科学中国人》2005年第5期。

(50)引自李青：《一个文学家的宗教观》，福州大学学报，2000年第7期。

(51)转引自N·N·格拉特泽：《弗兰茨·卡夫卡传》英文版，纽约1986年，第42页。

(52)叶廷芳主编：《论卡夫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94页。

(54)（法）罗杰·加洛蒂：《论无边的现实主义》，上海文艺出版社，第118页。

(62)《克尔凯戈尔日记选》：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版，第46页。

(63)叶舒宪：《文学治疗的原理及实践》，《文艺研究》1998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