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鹅的绝唱”——《无名的裘德》的生态主义解读
哈代的创作题材十分丰富，广泛涉及英国的历史和现实。他的小说一般都是表现人与社会、性格与环境的对立。哈代把自己的小说分为三类：“罗曼史和幻想小说”“机敏和经验小说”“性格和环境小说”，其中“性格和环境小说”是哈代创作的最高成就。这类小说以英国西南部威塞克斯广大的农村地区为背景，生动地描绘了自然世界的多姿多彩，展示了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表现出对大自然的深情依恋。由于这一风格非常鲜明，因而在作家在世的年代就引起过人们的关注。伍尔夫把哈代称作“大自然一个细致入微、炉火纯青的观察者”，“田野和晨曦的忠实儿子”(1)。D·H·劳伦斯认为，对外部环境的深刻理解是哈代作品的灵感之源，那些“真正的悲剧意识是从作品的背景中得到的”(2)。这种肯定和赞扬一直延续到今天。如当代英国学者乔纳森·贝特在其生态批评著作《大地之歌》的开篇就提出一个重要的观点：哈代和奥斯丁的作品之所以经久不衰，备受瞩目，是由于它们展现了古老的英格兰田园风光的精髓，那些已经成为我们记忆中的画面。
在包括“性格和环境小说”在内的整个哈代创作中，《无名的裘德》（1896）的地位是独特的。它几乎涉及哈代在此前所采用过的各种题材，如农村破产、人与环境的冲突、人的悲剧命运、爱情与婚姻等。另外它也是哈代在小说方面的封笔之作，此后哈代一直倾心于诗歌创作，直至逝世。关爱和喜欢哈代的人对其终止小说创作感到惋惜，同时也因《无名的裘德》的魅力所吸引，视它为“天鹅的绝唱”。现在，我们从生态主义角度解读这部小说，可以发现哈代对自然的理解和体悟是十分深刻的，他不仅表现了自然的生命与伟力，而且揭示了人和自然法则之间的无法分割的关系。作品处处充溢着哈代对自然的依恋之情，同时也流露出他对诗意世界即将逝去的担忧和恐惧，就这层意义而言，将《无名的裘德》冠之为“天鹅的绝唱”，也是恰如其分的。
一
哈代是一个真正的“自然之子”。他出生在英国西南部多塞特郡的一个乡村，那里风景如画，有绿树成阴的林地和石楠丛生的荒原，有秀丽的山川和连绵起伏的农田牧场，也有古老幽深的庄园建筑和淳朴淳厚的土语乡音。在他一生的80多年里，只有5年时间离开过农村，他的所有小说和后期的诗歌都是在这片热土上完成的。也就是在这里，哈代把故乡的一切都融入了艺术世界“威塞克斯”，并使之成为自己的精神家园和心中的一方绿洲。
《无名的裘德》也是以威塞克斯为背景，同名主人公裘德从小生活的村庄玛丽格伦就在北威塞克斯。小说开篇伊始，映入我们脑际的是一幅幅农村生活的图景：裘德掀开了水井的盖子，“靠近井口的地方是一圈绿色的青苔，再往上一些是一圈鹿舌羊齿类植物”(3)；远处望去，他给农夫晁坦工作的麦地上唯一突出的东西，是去年堆成的麦垛，看见他走近前来，觅食的乌鸦从那里飞起。这里的一切都散发着清新的气息，田野上吹着“一小时十英里的微风”，裘德“冲着东北，张开了嘴，好像喝甜的液体似的，把风吸到肚子里”。
但是，正像大自然处在生生不息的运动变化中一样，哈代笔下的自然界，乃至他描绘自然的风格也呈现流动变化状态。在早期的一些作品中，他喜欢表现自然风光的神奇秀丽。《绿荫下》（1872）揭开了“性格与环境小说”的序幕，整个作品分为《冬》《春》《夏》《秋》四部，主人公的生活和命运与一年四季同步展开，英国农村的风光和习俗得到富有诗意的展示。小说奠定了哈代创作中的一个基调：对大自然真挚的关爱，对宗法制农村生活的赞扬和肯定。中期作品以《还乡》（1878）为代表，景物描写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被认为是英国小说中为数不多的散文佳作。作者把爱敦荒原作为人物活动的背景，但它不再是浪漫宜人、令人陶醉的牧歌田野，而是一片苍茫遒劲，万古如斯的荒原。它有“泰坦”一般的躯体，“抑郁寡欢的面孔上，岁月不曾留下丝毫印记”，成了一种永恒精神的象征，具有凌驾宇宙之上并支配着人类命运的神秘力量。男女主人公克林和游苔丝在这座荒原上奋力挣扎，最终都走到了生活的尽头。后期作品兼具抒情和凝重的特点。《德伯家的苔丝》（1891）中的不莱克摩山谷“土地肥沃,田野永不枯黄,泉水永不干涸”，到处有嗡嗡鸣叫的蜜蜂，翩跹起舞的蝴蝶，上蹦下跳的蚂蚱。“自然之女”苔丝生活于这如诗似画的环境中。但不久轰鸣的机器声打破了这里的安宁，自然的风光不再依然如故，苔丝的厄运也接踵而至。
《无名的裘德》几乎集中了哈代上述所有特点。轻快的抒情性描写让人有身处自然中的怡然自得，但历史的叙说又使人感到凝重和压抑。裘德生活的村庄“不但年代古老，并且人家稀少。它坐落在北维塞司的丘陵相连的那片起伏高原中间一个山坳里”；“村子北面是又凉又硬的白垩质高原”。在哈代充满睿智的眼光里，这里的自然万物都包蕴着隐秘的灵性，它们像一位有生命力的老人，见证和记忆着人世间的一切：
其实在那片地方上，每一块土块，每一块石头，都和旧日有许多联系：古代收获时期唱的歌儿，过去人们讲的话、做的艰苦劬劳的事迹，都有余音遗迹，在那儿流连下去。每一英寸的土地，都曾有过一度，是勤劳、欢乐、玩笑、争吵、辛苦的场所。
男主人公裘德出场时年仅11岁，他刚刚送别了离任的老师劳逊先生。劳逊叮嘱他：“记住啦，作为一个好孩子，对于畜类和鸟儿都要仁慈；好好地用功念书。你要是万一有上基督寺(4)那一天，千万可要去找我。”老师的叮咛和对未来的期待，使这孩子“脸上是一片死板沉静的神气”，随着大车在青草地上的消失，裘德觉得四周空旷寂寥，“显出一幅又深又远的圆形透视画，终点是由颤动的水面做成的一个光亮的圆盘”。他低着头往井里看，“一颗眼泪由他眼里一直落到井的深处。那天早晨有些薄雾，那孩子喘的粗气，在那凝重不动的大气里氤氲，好像一片更浓的雾”。这样的景象我们很难用“触景生情”“情景交融”之类的语汇来加以概括。它像一个寓意幽深的特写镜头，随着焦距的推远和拉近，隐约透露着某些象征的意味，譬如人的命运的预兆，人和自然的交相呼应，人从自然中得到的启示，但这些都只能供人揣度和体味，很难作出明确的结论。
然而，哈代的特点和功力也许正在于此。他总是善于将那些富于生命意志的人融化到自然中，让他们与自然形成对应关系：自然养育着他们，左右着他们；他们也热爱自然，或者敬畏着自然。在裘德身上，我们看到更多的是他对自然万物的拥抱与关爱。他一直把小学老师离开时对他说的话牢记心中。当他摇着哗啦板儿为农夫晁坦的麦地赶鸟时，看着那些“屡次想啄食而又屡次受挫”的鸟儿们心生怜爱，竟忘记了自己的职责，他越看越感觉它们“像是态度温和的朋友、靠他吃饭的食客”，于是就大声地招呼它们：“可怜的小东西，我请你们吃一顿饱饭吧……你们饱饱地吃一顿吧！”看着这些埋头吃着的小墨点点儿，裘德有一种“共生天地间的同感”：“它们的生命是那样的渺小，那样可怜，所以和他自己非常相似。”在回家的路上，到处是雨后成对儿的蚯蚓，他虽然因为失职被农夫晁坦作践了一顿，但他不忍心再去践踏别的任何东西，于是就用脚尖拣着路走，没踩死一条蚯蚓。还有“他每一次把一窝小鸟捉回家来以后，总要难过得半夜睡不着觉，往往第二天又把小鸟和鸟窝送回原地”。
和裘德一样，小说的女主人公淑也拥有一颗善待动植物的爱心。她在小学的时候参加学校的朗诵比赛，背诵课文《乌鸦》，“她背的时候，皱着小眉头，悲伤地四处看着，对着空气喊，好像有一个鸟儿站在那儿似的”。老姑太太也认为，她“把那个吃死东西的脏老鸹表现得都活了”。只有从内心真正关心爱护动物的人才能做到这样感同身受。在裘德和淑同居后，有一次因搬迁把一对家鸽卖掉了，事后他们都难过到了极点，因为“这一对鸽子，本是淑的宝贝儿”。鸽子是被邻近的卖鸡鸭的人买去的，当淑经过那个卖鸡鸭的铺子时，就“不假思索地，把绾篮子的木栓儿拔掉了……鸽子咯咯地叫着飞走了。”
此类细节在《无名的裘德》中比比皆是。号称“风景大师”的哈代竟如此深情地专注于对自然界微小生物的描写，他让我们感受到的不是琐屑和累赘，而是审美上的愉悦，因为我们都有过同样的乐趣，都分享过和正在分享着大自然的赐予。从哈代的叙说和描写中，我们还可以体悟到不少生活的至理：人们对自然保持真挚的感情，就是保持自己的童贞；自然不单是人的对象，更是人的生命的一个部分，人热爱自然就是热爱自己的生命；人与人之间应有伦理标准，人和生物界之间也应遵循一定的生态伦理；在生物圈的共同体中，人类不仅要亲近自然，还要珍视大自然的所有存在物。
二
19世纪下半期，欧洲经济发展迅速，在单纯的利益观念驱动下，人们对自然的开发利用到了空前放纵的程度。农村作为自然界的最大领地，受到的侵入和毁坏就更为严重。对此，马克思曾做过这样的概括：
大工业和按工业方式经营的大农业一起发生作用。如果说它们原来的区别在于前者更多地滥用和破坏劳动力，即人的自然力，而后者更直接地滥用和破坏土地的自然力，那么，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两者会携手并进，因为农业的产业制度也使劳动者精力衰竭，而工业和商业则为农业提供各种手段，使土地日益贫瘠(5)。
没有证据表明哈代读过马克思的著作，但作为同时代的思想精英，二者对时代病症的认识还是非常趋同的。《无名的裘德》中的人物就生活在按工业方式经营农业的维多利亚时期，它固然带来经济效益的增长，但造成了自然的凋敝和农民的破产。在小说中，哈代痛心地描写了玛丽格伦在这一过程中所发生的变化。如人们为了追求实力到处开垦土地，改造高地：
那块地里新近耙过而留下的纹条，像新灯芯绒上面的纹条一样，一直伸展着，让这片大地现出一种鄙俗地追求实力的神气，使它的远近明暗完全消失，把它过去的历史，除了最近的几个月而外，一概湮没。
许多古老的景观也被毁掉。屋顶上开着窗户的草房被铲平了；原来的教堂也被夷为平地，石料有的用来砌了猪圈，有的被碾成碎石预备铺路。哈代对砍伐树木尤其不能忍受，他借裘德的视角写到：“他看见伐树的或砍树枝儿的，就有些受不住。他还是孩童的时候看见剪晚枝的（那时树里的汁液都已升到树梢，一剪树枝，就有好些树汁流出来），他就心疼。”在写《无名的裘德》之前，哈代在《还乡》等作品中多次表达了对森林和树木的钟爱。他似乎看到了它们也在进行着“适者生存”的竞争：“更多的树紧紧地挤在一起……它们那损坏了外形的树杈由于相互摩擦和敲打而伤疤累累。”而那些被砍伐的树木就像被生存击败了一样，只“留下的正在腐烂的树桩，这些树桩,在它们的长满青苔的基座上直立着，好像一颗颗黑色的牙齿直立在绿色的牙床上。”
哈代深受达尔文《物种起源》的影响，他赞同进化论的观点，并能以此来理解自然界和社会生活的运行法则，但他也认识到生存竞争的残酷性。在《无名的裘德》中，他客观地反映了英国南部农村逐渐走向破产的事实，同时流露出对传统生活逝去的留恋，尤其是充满了对生存竞争中的弱者的同情。小说写道，由于对自然过度的破坏和占有，使很多农民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不得不到处打工、流浪。收养裘德的老姑太太只能去开面包店，连艾拉白拉这样的喜欢游手好闲的人，在少女时代也为了不在家里吃闲饭，曾经在酒店里当过女侍。裘德被辞退赶鸟工作之后，就很自然地帮助老姑太太打理面包店。等到大一点时候，又去石匠铺当学徒，他要学会一种将来能在城市里生活的手段。在和艾拉白拉结婚之后，因为自己没有任何土地，裘德只好作石匠活维持家庭的开支。但微薄的收入根本不能养家糊口，艾拉白拉毅然离开他而跑到澳洲去谋生。裘德只是当时许多英国农民的一个缩影，在哈代的小说里，与他类似的还有苔丝、奥克等一大批人物，他们作为农民却无法在农村获得应有的幸福，流离失所和为生存条件所困扰，已经成为这些人走过的共同生活道路。通过此类人物的经历，哈代再现了在自然的人化过程中，许多人所必然遭遇的不幸。这等于向整个社会敲响了警钟：进化和发展是必须的，但不能以牺牲自然为代价；一味地“征服自然”“战胜自然”，不仅打破了自然界的和谐，而且也会使人类社会结构失去生态平衡，进而引发社会问题。
三
一些生态主义学者认为：早在20世纪30年代，生态学就已经走出了“生物学”“自然科学”的狭窄范围，开始迈向文化学、人类学、社会学乃至哲学、神学等领域；生态学的“人文转向”也影响到文学，它要求创作者和批评者不能仅仅局限于人与自然的关系，还应把目光扩展到更深、更广的层次，即人的精神生态平衡问题。
但是，从创作实践的维度看，包括哈代在内的不少作家已经接触到后来的生态学家所热衷的许多问题。例如，哈代批评了自然生态正在遭到肆意破坏的现象，揭示了社会生态失衡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同时也反映了人的精神生态正在被扭曲的情况。
前文提及，哈代接受了进化论的影响，他用进化的观点理解自然和社会的生态问题。同样，他把进化论也运用到对人的精神生态，尤其是其中的道德伦理的思考上。达尔文在研究生物性机体进化的基础上，看到道德是人类机体进化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而高等动物的社会本能、合作本能是道德产生的自然前提。达尔文之后，在斯宾塞等人的推动下,哲学家们把生物进化规律和动物适应环境的机制应用于人类和社会，“认为道德是生物进化过程在人类社会阶段上的发展形式……道德随着生存条件的变化而变化，道德进步是人的生物本性不断地适应其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漫长渐进的过程。”(6)但哈代在借鉴上述理论进行创作时，表现出两个显著的个性特征。一个是他对当时盛行的主流道德持否定或保守态度，二是他侧重通过婚姻爱情这一角度来表达他对道德的看法，并由此涉及宗教偏见问题。
小说中的裘德生活于维多利亚时代，这时的英国早已经历了启蒙运动的洗礼，经济上进入了资本主义工业化时期。但由于英国是一个相对保守的国度，人们的思想观念还相对落后。例如在婚姻方面依然维持着传统观念，婚姻被认为是上帝对那些有德行人的一种恩赐和嘉奖，是通过法律而签订的神圣契约；一旦在教堂举行了神圣的仪式，任何人都没有解除婚约的自由；离婚是对上帝的不敬，是不道德的、要为世人所唾弃的行为。所以，在常人眼里小说中的裘德和艾拉白拉、费劳逊和淑就是这种名正言顺的夫妻，当他们违背自己的本性，毫无情感地勉强生活在一起时，大家都觉得十分正常，彼此相安无事。然而，在裘德和淑出于感情的驱使，没有办理结婚手续就走到一起时，许多人就无法接受这样的事实，认为是不可容忍的罪恶行为。
费劳逊尽管认为淑的离开不合礼仪和规则，但作为一个有点知识的人，表现得非常大度，他坚持：“如果一个人，掉到泥塘里，大声求救，我只要办得到，我一定要帮助他”。但他的这种“开明”受到周围人的质疑，连学校的主任委员都找他直接谈话，施行干涉，费劳逊被迫辞去教师的职务，离开了沙氏屯。
在外界的压力下，裘德和淑也曾打算从形式上履行结婚手续，但以往遭受打击的经历使淑对婚姻怀有莫名的恐惧，她觉得靠一纸合同维持的婚姻往往是人的陷阱，于是终究逃离了婚姻的惯常形式。因为没有正式结婚，淑到处遭受歧视，就连杂货铺小伙计也对她投来异样的目光。裘德作石碑和凿碑文的主顾也减少了，他不得不带领全家开始一种迁徙不定的生活。但每到一处，他们都受到那些维护风化的人们的指责和刁难，在基督寺他们甚至无法找到安身的房子。继之发生了更加惨烈的悲剧：由于心理变态，裘德和艾拉白拉所生的小孩时光老人在吊死了两个弟妹后，自己也结束了幼小的生命。生活把淑和裘德逼到了尽头。淑作为一个原本有异教思想的女性，现在却觉得上帝在惩罚她，她重新回到费乐生那里，表示要做一个顺从的女人。裘德放弃了进基督寺学习和日后做牧师的梦想，绝望之际烧毁了所有的书籍，在极度的悲苦中走完了他30岁的生命历程。
哈代为《无名的裘德》题写的卷首词是：“字句叫人死”，这句话引自《圣经·新约》(7)。另外，在小说初版的作者原序中，哈代写道：
这部小说，本来只是作者以一个普通人的身份，为成年的男男女女写的；它只企图把那种会紧随人类最强烈的恋爱之后而来的悔恨和愁烦、讪笑和灾难，直率坦白地加以处理；把一场用古代耶稣门徒拼却一切的精神对灵和肉作的生死斗争，毫无文饰地加以叙说(8)。
把上面引述的两个内容联系起来，我们不难体会哈代的真实用意。哈代所说的“字句”，其实就是指那些虚伪的，并且已经远远落后于时代的道德伦理，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宗教偏见。这些陈旧的观念被用形式化的教条固定下来，形成一种违背人性的合力，牢牢地束缚和捆绑着人。在它的作用下，人们的道德价值判断往往发生颠倒或错位，把本来不正常的看作天经地义的，把本来正常的视为大逆不道。于是，像大自然被无情地“践踏”和“毁容”一样，人的自然情感也遭到压抑或摧残，甜美的爱情变成了“悔恨和愁烦、讪笑和灾难”，最终把人推向生死存亡的边缘。
但哈代的深刻之处在于：他不仅反映了人与外部世界碰撞后所产生的种种痛苦，而且能深入到人的内在世界中，发现人的精神生态因裂变而出现的严重失衡。为了说明这一点，需要对裘德和淑的个性特点及其相互关系做些分析。
裘德是一个热爱有机界一切生命的人，同时又是一个积极向上的理想主义者。尽管他连连遭遇失业的打击，进神学院当牧师的愿望却始终没有放弃，因为在裘德的心目中，基督寺是知识和神圣的象征。在实际生活中，裘德把这种心理也投射到淑的身上，他对淑的爱是全神贯注的，但在很大程度上又把淑过分地理想化了。这样，淑同他向往的那座城市一样，都有空幻化、神圣化的特点。这明显是裘德性格上的一个缺陷，它主要表现为习惯于将理想上升为“偶像”。这一心理定势来源于裘德的宗教感情。在小说中裘德的志向和行为一直与宗教保持着联系，譬如他最喜欢摆弄的东西就是各种雕像，诸如“耶稣受难”“石膏天使”“圣贤先知”等，甚至把它们摆到淑所工作的铺子里。
淑的形象体现着哈代人物塑造上的一个重要特征，即他总是把女人与自然联系在一起。他在《德伯家的苔丝》中写道：
一旦女人成了户外自然的一个组成部分,就获取了一种魅力,不再像平常那样只是一件放在室内的物品了。地里的男人只不过是地里的一个人体,而地里的女人则是田地的一部分,她们不知怎的失去了自身的界限,吸收了周围景物的精华,与这些景物融为一体了(9)。
所以淑是一个比裘德还要接近自然本性的人物，她不屑于形式化的婚姻，当裘德一再要求和淑申请登记结婚时，淑表白了自己的担忧：
你一旦按照盖有政府印信的文件同意来爱我，我按照政府的许可，在店内受你的爱，那就要怕你了————哎呀，那太可怕、太腌臜、太叫人恶心了。
但问题可能就发生在这里，淑对爱情的理想化追求，正与裘德的意愿相一致，再加上第一次婚姻失败的历史仍历历在目，使她只愿意做裘德的精神伴侣。为了表露自己独特的智慧和情感感受，她不得不在“天真少女”和“灵魂伴侣”双重角色之间游移，以便取得裘德的接纳和认同。这位最害怕男权的女性却重新落入男权思想的圈套。从裘德的角度看，理想主义使他不能正确地从情感角度来认识淑，他不了解淑细微复杂的心理变化和性感受，一味认为淑性欲冷淡只是由于她高尚、空灵的性格品性所致。尽管他抱怨过淑：“你这个魂灵，你这个没有肉体精灵，你这个亲爱的、甜蜜使人心痒难挠的幻影”。理想化的爱情婚姻依然经不住世俗世界的挑战，在外部世界的强大攻势下，深埋在潜意识深处的宗教因素和其他传统因素被激活了：淑为赎罪而回到费劳逊身边，裘德失去了心灵最后的栖息地，在疾病交加中死去。
哈代并没有和他的主人公站在同一个水平线上，他对他们倾注了极大同情，但也不能不提醒人们：任何片面性的生活都不会带来心灵的平衡，并且极易在外力的作用下发生变异。合理的方式是首先要遵循人的自然天性，做到趋乐避苦，这是人生的基本目的，也是一切意志和行为的根源。哈代的思想受到了伦理学家穆勒的启示，穆勒在他的《伦理学》一书中声称：
所有将被实际履行的行为，只要真的能产生最大程度的快乐,就将是正确行为；同样，所有将来可能被履行的自愿行为，只要能产生最大程度的快乐，就是正确的(10)。
这一思想在《德伯家的苔丝》中得到印证：“那种寻找欢乐的趋向是不可抵抗的、普遍存在的、自然发生的，它渗透在所有从最低级到最高级的生命中。”(11)这是一种功利主义的进化观，其价值判断是任何进化都须符合人的自然天性，都应有利于人的健康人格的形成。
四
马克斯·韦伯将现代世界概括为“去魅的世界”（Disenchanted world）(12)，“去魅”既意味着自然家园的丧失，更意味着人的内在性和自主性的丧失。哈代是个先行者，在当时历史条件及社会文化背景下，他没有明确提出“生态主义”和“生态批评”这些概念术语，但他的作品已经包含着现代思想的诸多因素。例如他已经发现整个世界正在逐渐地“去魅”。人在征服自然，自然在疏远着人，自然对人的启迪和提升作用正在消失。作为对人有着精细观察的作家，他比许多人更深刻地感受到人的内在分裂正加速着其主动性的丧失，人不再是“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人变得弱小无助，人或者被严重地扭曲了。
哈代在晚年写的《辩护》一文中，引述了他在20年前写的一首诗里的两句话：“假如有路通往善，就急需要考察恶。”接着他又解释了自己的这一思想：“这就是说，通过研究现实，随着观察一步一步获得明确认识，着眼于可能的最好结局：简而言之，就是进化的社会向善论。”(13)出于上述思考，哈代在《无名的裘德》中塑造了一个奇特的形象：裘德和艾拉白拉不幸婚姻的产物——时光老人。他从出场到结束都还是一个孩子，但生活中的各种折磨已深深嵌入他的心灵。他没有儿童的天真与活泼，对自然世界的一切都感到毫无兴趣，总是用古怪的神情沉思默想，仿佛一个看破万般世事的老者。在他眼里，父亲裘德无上向往的基督寺只不过是一座恐怖的“监狱”，父母的几度离合也是不关痛痒的事情。更令人震惊的是，他幼小的年纪竟然亲近死亡，为了减轻精神上的痛苦和生者的负担，他在吊死两个弟妹后，轻易地结束了自己尚还稚嫩的生命。哈代在小说中一再用“幽灵”来称谓“时光老人”，说他“似乎异常缺乏一般儿童那前途有望的一切迹象”。哈代为这孩子命名“时光老人”，恐怕不只是着眼于当下，而是预示着未来：如果人类不重视平衡好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等各种生态关系，势必受到历史发展的惩罚。
【注释】
(1)［英］伍尔夫：《论托马斯、哈代》，引自瞿世镜主编：《伍尔夫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594页。
(2)［英］D·H·劳伦斯：《托马斯哈代研究》，转引自聂珍钊：《悲戚而刚毅的艺术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3)哈代：《无名的裘德》，张谷若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下同。
(4)一般认为，基督寺影射牛津，哈代本人曾想进入牛津大学，但最终没能如愿。但哈代自己说，基督寺并不完全等于牛津。
(5)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56-1975年。
(6)聂珍钊：《哈代的小说创作与达尔文主义》，《外国文学评论》2002年第2期。
(7)《新约·哥林多后书》第3章第6节，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2007年版，第200页。
(8)《无名的裘德》中译本，第2页。
(9)托马斯·哈代：吴笛译《德伯家的苔丝》，浙江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102页。
(10)［英］穆勒：《伦理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8页。
(11)托马斯·哈代：《德伯家的苔丝》，王忠祥、聂珍钊译，长江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142页。
(12)［德］马克斯·韦伯，参见吴国盛的《自然的隐退》，东北林业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13)托马斯·哈代：《辩护》，见《新旧抒情诗·序言》1930年英文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