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落”与“重建”——论哈代作品的现代宗教思想
一
托马斯·哈代是一位非常关心宗教问题的作家，在他公开出版的14部长篇小说中，几乎都涉及宗教，并且毫无例外地向人们传达了一些新的思想观念。这在西方国家，尤其像英国这样惯于保持正统的宗教思想的国度，自然给他带来许多责备或非难。譬如，1891年写成的《德伯家的苔丝》就引起过轩然大波，哈代被指责为亵渎神圣(1)。其后，1896年《无名的裘德》刚刚问世，批评界就有人对小说中的宗教倾向表示强烈不满，有人把《无名的裘德》叫做《淫乱的裘德》，还有一位名叫威克菲的主教当众焚烧了这部小说。哈代本人对此感到愤懑，他说：“主教一怒之下烧毁了这本书，这是因为他今天还没有机会烧死作者本人。”(2)“如果这种事继续下去，我就不再写小说了。”(3)
现在，人们一般不会再在“是”或“非”的层面上谈论哈代的宗教思想，但如何对其作出更为合理的阐释和评价，确实令人感到棘手。国外围绕哈代研究提出的宗教观点可谓五花八门，正如哈代的一位传记作家瑞金纳德·史密斯所说：“在英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多关于宗教问题的争论。”(4)在我国学术界，择其要者就有下列各种不同说法。第一种是“否定说”，认为“到创作《德伯家的苔丝》的时候，哈代已成为一个彻头彻尾的无神论者，一个对基督教持批判态度的宗教背叛者，一个敢于向基督教发起攻击和挑战的反宗教主义者”(5)。第二种是“发展说”，把哈代的宗教思想看作一个完整的过程，其间经历了由信仰到怀疑再到反叛和批判的不同阶段(6)。第三种是“改造说”，提出哈代并不完全拒绝宗教，只是“以艺术的形式探讨了对传统基督教进行改造的问题，认为基督教应该剔除对上帝的神秘主义阐释，重视理性在宗教信仰中不可忽视的地位”(7)。第四种是“烙印说”或“艺术需要说”，认为哈代本人“有深厚的宗教文化底蕴”，这致使“其作品中许多情节、意象都打上了基督神学的烙印”，他“匠心独具地把神学和历史巧妙地交融在一起，使作品产生了一种强烈的艺术感染力”。第五种看法较为流行，即“矛盾说”，其中以马炫的观点最具代表性。他在《论托马斯·哈代的宗教思想》一文中提出：“哈代一生对于基督教的信仰、怀疑、反叛和反思始终是交织在一起的，他的宗教思想始终处于一个复杂、矛盾和变化的过程中。”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哈代在人道精神和基督精神“这两种水火不容的精神力量之间动摇着、矛盾着”(8)。
哈代的创作生涯跨越两个世纪，前后经历近60年。其间接受了多方面的影响，因而包括宗教在内，他的思想的确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着，并且表现得比较复杂。但仅仅得出这样的结论，等于说哈代在宗教上没有形成自己的看法，至少是一个在宗教问题上游移不定的人。这对于如何把握其宗教思想的本质内涵，实在有隔靴搔痒之感。至于把哈代看做“宗教的背叛者”和“反宗教主义者”，固然可以在其作品中找到一些依据，但由于忽略了许多其他事实因素，这种说法也很难自圆其说。另外，也不可单纯地从“艺术需要”角度来理解哈代对宗教的表现，由他的作品发表后的反响可知，当时许多人关注的并不是这些作品的“艺术感染力”，而是它们的宗教倾向，宗教因素非但未能取悦所有读者，反而给他带来了许多困惑和麻烦。
其实，不论哈代的思想多么复杂，从总体上看，他始终是一位真诚的人道主义者。人道主义是他观察和思考一切问题的出发点，是他生活和创作的精神基地。他对某些宗教学说和宗教形式的批判，对基督教一些思想观念的颂扬或肯定，都是围绕人道主义展开的。他的探索之所以非常艰辛，关键是因为他一直在执拗地寻找基督教和人道主义之间的契合点。他期待建立一种祛除偏激特点的、具有包容性的宗教观念。这种宗教由于剔除了不合理性的成分，保留了“对至善的敬畏和热爱”，因而渗透着强烈的世俗精神，体现着更为符合时代发展的“向善进化”的理想。
二
首先应该肯定，哈代始终对宗教怀有浓厚的感情与深深的眷恋。他的家乡多塞特地处比较偏僻的南方，受宗教的影响十分强烈。他的双亲都是十分虔诚的基督教徒，祖父、父亲及叔父都是教堂乐队的成员。在他们的带领下，少年的哈代经常出入教堂，参加教区组织的各种演出活动。社会环境和家庭氛围培育了哈代的宗教感情，在后来的作品中，他多次表现了对安详简朴的教区生活的追忆，对乡村的基督教堂的爱恋。他曾对一位朋友说：“我相信上教堂，它是一种道德修养的训练，人们需要一些这样的东西。在乡村，假如没有教堂，就没有一切生活。”(9)
20岁时，哈代在家乡结识了牧师亨利·穆尔。这是一位对宗教极有造诣的学者。此时起源于美国的福音教派风靡一时，亨利·穆尔正是当地的代表人物之一。该教派鼓励民众仁慈向善，提倡宗教宽容。受穆尔的影响，哈代对福音派的宗教精神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并一度打算像他众多亲戚一样，做一个献身宗教的神职人员。虽然哈代并没有去当牧师，但这时期的宗教感受在他日后的生活和创作中留有明显的痕迹。例如，他即使到伦敦也经常光顾福音派教堂，他还坦言《德伯家的苔丝》中的牧师克莱就是穆尔的部分写照。
但是，哈代对基督教的某些教义并不完全赞同，对基督教现状的不满也经常流露于言表，他在1902年给友人的一封信中写道：
如果教会在不久的将来悄悄地将超自然的教义抛弃掉，仅保留“对至善的敬畏和热爱”这一教义，对此，一万人中不会有一人反对。那些被传统教义排斥于大门之外的绝大部分思想家将会加入信徒的行列，我们神圣庄严的古老教堂就会再度成为人们精神生活的中心(10)。此后，哈代又提出：
仁慈的上帝的理论已经受了数千年的考验，结果产生的是现在这种不体面的声名狼藉的局面。在这个基督教影响最深的欧洲大陆，推行一种好也不好，坏也不坏的上帝理论也许值得试一试(11)。
很明显，哈代对基督教的“超自然的教义”持保留态度。在他那里，基督教并不完全等同于上帝，信仰也不一定要和神秘的偶像发生必然联系。他把这种主张称作“好也不好，坏也不坏”，既是强调其与当时流行的宗教思想的区别，也蕴含着对传统宗教思想的继承与反拨。
“超自然的教义”主要来自传统的基督教思想，它的形成有悠久的历史渊源。早在公元3世纪，作为哲学流派的“新柏拉图主义”就为后来的神学思想埋下了种子。该派代表人物普罗提诺对柏拉图的理念论进行改造，将理念世界做了等级上的细化，提出神或者上帝是一切存在物、一切对立与差异、精神与物体、形式与质料的“源泉”，而它自己则没有对立与差别，因而是绝对的“一”。“一”既不寻求什么，也不拥有什么或缺欠什么，它是极其完美的。相反，凡肯定性的判断，凡“是”和“有”的东西，都有对立面，所以都是“多”而不是“一”(12)。“新柏拉图主义”直接影响到奥古斯丁。这位“伟大的教父”为神学体系的确立做出了重大贡献。他在《上帝之城》《忏悔录》和《论三位一体》等著述中，全面阐述了基督教教义，在强调上帝的概念具有永恒与绝对性质的同时，着手从理性与信仰的关系方面区别了三种不同的思想对象：第一种是只能相信，不能或不需要理解的东西，如历史事实；第二种是相信和理解同时起作用的对象，如数学公理和逻辑规则；第三种是只有先信仰，然后才能够理解的对象，这就是关于上帝的道理。于是奥古斯丁得出了一个有名的结论：“正如先知所说：‘除非你相信，否则你将不会理解’，因此，心灵由相信进而理解”(13)。他甚至把这个观点推向极端，明确提出：“宁愿不理解而找到你，不要专求理解而找不到你。”(14)奥古斯丁之后，经院哲学仍在致力于基督教神学体系的完善。托马斯·阿奎那在《神学大全》中，从动力因、因果论、必然性、完美性、目的论等五大方面来论证上帝的存在。
但是从“新柏拉图主义”到奥古斯丁和阿奎那，其学说本身都存在着无法克服的矛盾。奥古斯丁为开脱上帝对世界上存在着恶的责任，而引入人的自由意志论，认为人有自由选择的权利。但他由此又强化了恩典和原罪，实际上等于取消了自由意志。他关于上帝的理论被后人概括为“因其荒谬，故我信仰”。阿奎那用逻各斯来论证上帝的存在，但他恰恰在逻各斯的追逼下发生了困惑。对此，哲学家威尔·杜兰亚有个形象的说法，他把希腊哲学比作“特洛伊木马”，而把这匹木马拖进经院哲学的人正是阿奎那。据说，晚年的阿奎那对知识的价值产生了怀疑，他说：“所有我撰写的内容与神启示给我的内容相比，不过是稻草而已”，于是他终止了《神学大全》的写作(15)。
以上引述表明，尽管历代神学家试图调和基督教学说中理性与信仰的矛盾，但二者之间的裂痕一直未能消除。后来“超自然的教义”经常受到人们的质疑，也是在所难免的事情。而哈代对这个问题的感受比一般人更加强烈，其中还有时代与个人的原因。从时代的角度探源，当时的欧洲早已经历了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在科学和理性的强大攻势面前，基督教已经逐步由自然领域退回到道德情感的世界，最终将“爱”与“善”作为自己的精神家园。到19世纪中期，西欧各国的思想文化正在经历着空前的动荡不安，宗教迫害已被许多国家所废止，言论自由成为许多人的共识。这时期自然科学得到长足发展，天文、地理和生物等领域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这一切从根本上撼动了基督教一贯坚持的“上帝创世说”，于是“上帝隐退了”“伊甸园失落了”的声音此起彼伏。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哈代与穆尔牧师的儿子荷雷斯·穆尔结成至交，荷雷斯把当代英国文学介绍给哈代，帮助他走上文学创作道路。他们还曾一起讨论过1859年到1861年间几乎所有重要的新书。其一就是颇有争议的《论文与评论》，该书对传统的宗教观念和教义颇多微词；另外一部更为重要也更富争议的书是1859年出版的《物种起源》，哈代认真地阅读了它，并成为“《物种的起源》的最早的拥护者之—”(16)。继之他又研究了赫胥黎、斯宾塞、休谟、穆勒、边沁、叔本华等人的哲学，还迷恋过实证主义和生命意志学说。英国哲学家穆勒在《自由论》中阐述了自由与权利问题，哈代对他的思想十分赞赏。
以上各种因素对哈代宗教思想的形成起到了推动作用。大约在1864年前后，他对上帝的观念发生动摇，开始抨击基督教道德的虚伪性与僵死的教条。其中的一些基本思想一直延续到他的中后期。例如在90年代后，他曾多次谈论上帝问题：
我对上帝的寻找已经50年了。假如他存在，我早该找到他了。当然，这是指作为一个具有外化人格的上帝——即从这个词（上帝）唯一纯粹的含义上来讲的(17)。
在当今世上，对上帝这个名词有52个解释，照我看来，最合适的意思不过就是“造物主”。（cause of things）(18)
关于“第一推动力”（first cause）的概念，有神论者称之为“上帝”，而无神论者却称之为“非上帝”，其实这两者是指同一概念，只是在文字上如何命名的小问题使得双方不能握手言和①。
仔细揣摩哈代关于“上帝”的言论，似乎向我们透露了这样的信息：尽管哈代一直保持着宗教热情，始终在关注和思考着宗教问题，但他已否定了人格化上帝的存在；他主张对“上帝”要有更为宽泛的理解，“上帝”主要是作为一种精神上的信念而存在的；围绕对“上帝”的认识，不应该出现教派之间的纷争。这样，哈代的宗教思想就剔除了神秘主义，更具开放性和包容性特点。
不过，在具体的创作实践中，哈代关于“上帝”的思想表现得比较丰富和复杂。例如，他既希望通过上帝的精神力量来抑制日益堕落的伦理道德，又反对教会借用上帝的名义制定诸多教规来压制人。这一特点在《德伯家的苔丝》中有集中体现。小说中的安玑不无感慨地说：“上帝不在天堂，人间一切乱套”。但当“自然之女苔丝”被亚历克奸污时，哈代对那个虚幻的上帝发出责问：“苔丝的保护天使哪儿去了？她那朴素的心所信仰的上帝哪儿去了？”苔丝生下私生子后，自行给孩子行洗礼，按传统的教规这是忤逆行为，她对这种不合情理的教规大惑不解，对“上帝”的公正性产生了疑问：“苦恼，我现在以天父、天子及圣灵的名义，给你行洗礼。”“如果上帝因为没有得到正式的洗礼就不让孩子入天堂，那么这样的天堂无论对谁都没有什么价值可言了。”
三
当我们用宗教的眼光阅读哈代的小说时，第一个突出感受是这些作品与基督教《圣经》有着无法分割的联系。圣经故事往往成为他小说的结构框架；《圣经》的人物与意象，如乐园、魔鬼、天使、替罪羊、十字架等，大量地出现在小说的各个艺术环节，二者形成若明若暗的对应关系；《圣经》的语言和词汇经常被随手拈来，或者作为人物的话语出现，或者是作家的叙述方式和手段。哈代把《圣经》作为自己文学创作的重要源泉，其中缘由不能排除受读者因素的制约，因为在欧洲这样的地区和许多国家，人们习惯于从宗教的视角阅读作品，宗教是他们衡量作品的重要依据。但从根本上看，是由哈代及其宗教观念所决定的。他自幼学习拉丁文，熟读《圣经》，有极深的宗教文化修养，宗教经典中的人物和故事可谓烂熟于心，其中的词句叠印在他的脑海中，成为他日常思维的一个部分，也是他的创作灵感的重要来源。他否定人格化的上帝，批判僵化的宗教教条，但他汲取了《圣经》中所包含的普世性思想，并且使之成为自己作品的基本主题或思想倾向。对此种情况，T·S·艾略特曾有过概括：
圣经之曾对于英语文学发生文学的影响，并不是因为它向来被视为文学，而是因为它向来被视为上帝话语的传达(19)。
基督教最重要的思想精髓是倡导人们仁慈、宽恕和博爱，这方面的箴言和训诫充溢于整部《圣经》。在《德伯家的苔丝》中，哈代通过苔丝与亚历克的一段对话，有意让苔丝表示自己深信“登山训众的大道精神”。在那个典故里，耶稣说：
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
《远离尘嚣》（1874）是哈代的成名作，小说的整体构思显现了基督教的向善与博爱思想。主人公的名字是伽百列·奥克，这正好对应着圣经故事中的“伽百列”。在《新约》中，伽百列既是宣告施洗者约翰和耶稣降生的天使，又体现着浓重的人道精神。小说中的奥克就是一个伽百列式的人物，他虽然对基督教的繁缛仪式不满，却怀有一颗宽厚的善良之心。他爱着农场主芭思希芭，但遭到了对方的无情拒绝。后来每当芭思希芭遭受不幸的时候，他并不是幸灾乐祸，而是像天使一样出现在她的面前，为她排忧解难。当他在经济上遭遇打击后，首先想到的是芭思希芭，并不胜感激地说：“谢天谢地，我幸亏没有结婚，在我要受穷的日子里，她该怎么办呐！”他甚至帮助自己的情敌波德伍德，在精神上给予其鼓励和安慰，使其渡过难关。哈代在作品中这样写道：“奥克身上就多了这么一点点基督教徒性格……那就是他的谦卑，还多了那么一点诚实。”芭思希芭显然是对应《圣经·旧约》中的拔士巴。拔士巴是一个耽于感官享受的女人，被大卫王所爱，在丈夫被派上战场战死后，便嫁给了大卫王，上帝杀其子以示惩戒，后与大卫生所罗门。在哈代的小说中，芭思希芭显得有些高傲和虚荣，她对奥克的真诚不屑一顾，却被特洛伊的外表所迷惑，导致一系列悲惨事件的发生。
《德伯家的苔丝》是哈代批评基督教虚伪道德和僵死教条最为强烈的作品，但也不啻为伊甸园神话的现代版本。苔丝的“堕落”是受恶人引诱的结果，这类似于夏娃在蛇的诱惑下偷食禁果。苔丝在失身后想用歌声来抒发郁闷，“她试唱了几首山歌，都觉得不够有力，忽然转念想起了她在尝到知识之果前的星期天上午常常读到的祈祷诗，于是……”在这里，哈代有意把男女主人公的故事与《旧约·创世纪》联系起来，寓意着罪恶必将带来灾难。苔丝始而丧失“天真乐园”、继而丧失“爱情乐园”、终而丧失“生命乐园”，然而通过自我的“救赎”和“救赎”他人，在精神上获得了“重生”。所以，苔丝是一个牺牲者，是为他人受难的形象。这又令我们想起《旧约》中“替罪羊”的故事：亚伦把两只公山羊牵来，用抽签方式决定哪一只应归神，哪一只是替罪羊。抽出来给神的羊，亚伦要把它宰了作赎罪的祭品；另一只要带到旷野放生，活活地献给神，用来赎罪(20)。同样的情景在小说的结尾处浮现了：已经走到厄运尽头的苔丝在“祭坛石”上被捕，这块石板是在古代宗教仪式上被用作放祭品的地方；安玑因此而真正认识了苔丝，明白了生活中的至理。哈代似乎在晓谕读者：苔丝是一位集“经受种种磨难的约伯”“作为替罪羊的基督耶稣”以及“圣洁虔诚的玛利亚”于一身的悲剧人物形象。鉴于一些人对《德伯家的苔丝》的误解，哈代在小说第五版的序言中直言不讳地指出：他之所以认为苔丝是“纯洁”的，不仅仅依据“这个形容词在‘自然’中的意义，以及美学对它所有的要求”，也是根据“基督教最优美的一方面对这个形容词所给的精神解释”。哈代所说的“精神解释”，其实就是基督的“登山训众的大道精神”，它包含着博爱、宽容和忍让。
哈代对“向善”思想的追求非常执拗，到小说的封笔之作《无名的裘德》问世，他仍一以贯之地坚持基督教《圣经》的最高境界。小说中弱冠之年的裘德，在风骚的艾拉白拉的勾引下跌入了情欲陷阱，婚后不久，艾拉白拉抛弃裘德另觅新欢，裘德只身移居基督寺，与表妹淑邂逅。淑本可与裘德正式结合，但她由于“害怕婚姻契约里的种种条件会把他们的爱消灭了”，宁愿和裘德自由同居。裘德不愿拂逆淑的意愿，还百般呵护她。但裘德与淑的选择为教会所不容，世俗所不齿。历经打击，淑终于向教会和世俗社会屈服，决定回到前夫的身边。裘德置自己于无涯的痛苦之中，年未而立就抱恨离开人世。裘德的一生是“爱人”的一生，诚如小说的“隐身叙述者”所言：“他的品性上既然有这种弱点（仁爱之心——笔者注），那就等于说，他这个人生下来就是要受尽痛苦的，一直受到他那无用的生命闭了幕，他才能脱离苦海。”
概括而言，在哈代笔下，尽管没有了神性的上帝，但上帝的神性被形象化地赋予了人。哈代坚信，真正的上帝不是从外部强加于人的惩罚性力量，而应当是人道德本性的一种自觉要求。出于此种理解，他塑造了一大批基督式的人物形象。除了上文提及的奥克、苔丝和裘德外，属于同一类别的还有《林地居民》中的基尔德、《还乡》中的托马沁、《卡斯特桥市长》中的伊丽莎白·简……这些人尽管卑微、脆弱、渺小，且最终都归于沉寂与消亡，但他们在磨难和厄运中并没有出自本心地放弃过对真、善、美的向往，他们以顽强的毅力，在矢志不渝的追求中展现出生命本身的力量。
莱布尼茨在关于辩神的论说中指出：“‘善’像智慧一样属于上帝概念”(21)。据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哈代所言的“上帝”也就是“至善”。它既不抽象，也不遥远；他沉淀于人类智慧的结晶《圣经》之中，但更多的是复现在人们世俗生活的方方面面。
四
在《德伯家的苔丝》中，哈代借安玑·克莱之口说了一段极富深意的话：
凡是创造出来的东西,都要把它们震动；那些不堪震动的都要挪开,那些不怕震动的才能存留(22)。
哈代把安玑写成一个主张对基督教进行改革的人，说他“对于宗教，生来就是完全趋向改造那一方面的”。安玑的话语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哈代本人的观点，哈代受达尔文主义的影响，认为世间的一切都在进化发展，作为人的精神产物的宗教，也应该不断进行调整和充实，人们应该从动态发展的眼光来看待宗教，而不是从静态消极的角度来阐释宗教。因此，宗教的生命力也来自历史的检验，那些具有普世性的思想需要“存留”下来，而陈腐的教条则理应受到扬弃。
譬如在婚姻问题上，基督教《圣经》就有经不住时代“震动”的缺憾。《旧约》最初作为犹太教的经典，允许丈夫休妻，其中的《申命记》明文规定：“人若取妻以后，见她有什么不合理的事，不喜悦她，就可以写休书交在她手中，打发她离开夫家。”(23)作为早期的律法宗教，犹太教有轻视妇女的倾向，这势必给妇女带来痛苦，也为松散的婚姻关系留下空间。这样的规定引起主张“爱人如己”的耶稣的反对，因此在《新约》中，耶稣严禁男人休妻，其真正用意在于促使男人高度规范自己的行为，以避免悖逆人性的家庭婚姻观念给妇女造成痛苦。但中世纪以降，教会往往对耶稣的教义采取了只求接受、不求理解的态度。他们把世俗的婚姻同上帝联系在一起，宣扬婚姻是上帝赐给人间善男信女的恩惠，因此夫妻双方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背离上帝的旨意，否则必然遭到惩罚。经过长期的宗教强化，这些观念已深深地积淀于人们的心理和意识之中，成为带有惰性特点的传统偏见。
哈代珍视人的自由权利，尤其关注现实中妇女的地位及处境，他的14部小说几乎都涉及爱情婚姻题材，甚至以此作为故事情节的基本框架。但哈代反对强加在婚姻制度上的各种不合理的教条，积极主张建立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关系。他希望宗教道德规范应有益于促进人类生活的和谐幸福，而不是凌驾于人性之上的强制性手段。《德伯家的苔丝》在许多方面都表现了哈代对基督教陈腐观念的抨击。小说中的苔丝因亚历克的强暴而失身，她本来是一个受害者，理应受到更多的宽容和慈爱，然而，被宗教偏见所左右的人们却将她视为“不洁”和“堕落”。有形和无形的打击接踵而至，痛苦紧紧地追逐着她，直到与安玑相逢，她才恢复了生活的信心，并真正燃起了本能的爱的火焰。但安玑在知道苔丝曾经有过失身的经历后，不愿接受这一事实，无情地指责苔丝，结果将苔丝推向了更加黑暗、绝望的深渊。在故事结尾，哈代以尖刻的口吻写道：“‘典刑’明正了，埃斯库罗斯所说的那个众神的主宰，对于苔丝的戏弄也完结了。”表面上看，哈代是把苔丝的悲剧归结为上帝的不公正，似乎承认存在着一个有意志力的上帝，实际上是揭示了上帝的虚幻性，即上帝作为人们心造的产物，他不可能掌控人间的悲剧和喜剧，人们依赖上帝，只能受到生活的无情戏弄。这也是哈代不去直接言说“上帝”，而用异教的宙斯来取而代之的主要原因。其实，作为现实主义作家，哈代的倾向性更多的是体现在他对情节和人物的描写中。小说中除了传统的偏见和习俗外，把苔丝推向绝路的人是亚历克和安玑。安玑是个试图进行宗教革新的人物，但事实上却成为宗教偏见的组成部分，他无法正视苔丝的所谓“失身”，竟然以卫道者的身份伤害苔丝，这既证明了传统的宗教思想是多么的顽强和可怕，也显示出苔丝悲剧的必然性。
对陈腐的宗教观念，对强加在人身上的各种宗教教条，哈代一直持否定和批判的态度。在《林地居民》中，查蒙德满怀愤怨地说：
社会坚持的教条真可怕——多么严厉，多么冷酷，多么无情——对有感情的人多么无情。唉，这套教条真让我害怕。我动辄得咎，出了这么一点毛病，它就戳我一刀，有了那么一点失误，他又刺我一枪。由于这套教条的存在，我总得不到我所追求的东西，我总是失败。
对此，哈代进一步评论道：“这种教义，从前有过一个时期，也曾对人类有过贡献，现在这种办法，只是那种宗教荒诞离奇的最后一幕罢了。”于是，在人道主义精神的驱使下，哈代塑造了一系列敢于蔑视和挑战宗教教条的叛逆者形象，通过她（他）们的行为，肯定了人的自然本性，颂扬了人的自由精神。如《还乡》中的女主人公游苔丝就是一个具有独立自主精神的现代女性。她风姿秀逸、仪态万方，有火一样的激情，异教的眼睛里闪烁着不安的灵魂。她把爱情视为生命，并不惧怕人们的议论，也不滥用自己的激情，能够保持女神般的骄矜和自负。她的浪漫天性绝不会被宗法社会所见容，最后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勇敢地和情人一起私奔。这个形象表明，尽管哈代肯定了宗教存在的合理性，但他更为尊崇人的自然本性与合理的追求。他曾借安玑之口说：“假使近代文明里宗教这一项，是从希腊发源的，而不是从巴勒斯坦发源的，那对于我们人类来说，结果一定要好得多。”
从宗教主题上看，《卡斯特桥市长》也是一部引人注目的作品。小说从正面肯定了基督教仁慈、博爱的思想，同时又讽刺了其繁缛仪式的虚伪和无用，反映了过分的形式化正在使这种宗教遭遇新的危机。小说写到，在离城几里远的一个偏僻的小房子里住着一位叫孚尔的先知，人们常向他求助宗教上的问题，但“他有时觉得惊奇：在他的屋子里，人们会承认得那么少，却相信得那么多，而在教堂里，人们承认得那么多，却相信得那么少”。类似的细节经常出现在哈代的笔下，它寄寓着作家本人的一贯主张：信仰高于律法和祭祀，内心纯洁高于外在行为及效果。哈代的主张更接近原始基督教的本义。耶稣当年对后期犹太教进行改革，就是因为他看到了律法和祭祀注重的只是人们的外在行为，却从不限制人的心念，这极易给表里不一、口是心非的伪君子留下生存空间。针对犹太教的弊端，耶稣特别注重心灵的信仰和纯洁。在耶稣看来，“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24)；他还说：“我喜爱怜恤，不喜爱祭祀。”(25)显而易见，在信仰的外在形式和道德评价两个方面，耶稣赋予了内在意向一种优先权和重要性。但是，中世纪以来的教会却一直在强化着各种外在的繁文缛节，其实是对自己原初的善良本义的背离。从这一意义上看，哈代更接近基督教精神。正如J.C.戴夫所说：“尽管哈代缺少来自信仰上帝的安慰，但比起那些指责他为异教徒和离经叛教者的人，哈代更加接近真正的基督徒。”(26)
五
在《德伯家的苔丝》的结尾，哈代移植了人类始祖失去乐园的意象。当苔丝被处以绞刑之后，安玑和苔丝的妹妹“手拉手向远方走去”。同样的情景，在弥尔顿的《失乐园》中也出现过：亚当和夏娃被逐出乐园，“二人手携手，慢移流浪的脚步，告别伊甸，踏上他们孤寂的路途。”哈代借用“失乐园”这一原型，是在隐喻现代人失去乐园的痛苦。
但是哈代并不是悲观主义者。从亚当和夏娃的坚定步履中，他看到了人类复得乐园的希望。他本人用毕生的精力，也一直在为寻找乐园和重建乐园辛勤地劳作。他经历过痛苦的灵魂颠簸，受到过激烈的批评和指责，却始终没有因此而放弃过自己的精神探险。
哈代留下的足迹是曲折的，也是清晰可辨的。在19世纪后半期反思基督教文明的文化语境下，他开始了对宗教问题的思考。他怀疑上帝的存在，但并未得出“上帝死了”的结论，因为上帝即“爱”，人类社会永远需要爱的养育和熏陶。他剔除了《圣经》的神秘主义成分，否定了其中的某些戒律，但又将它的某些思想和形式融入自己的创作。他反对用各种宗教教条和形式来束缚人的个性，压抑人的发展，同时又肯定宗教对促人向善的作用。所以，与尼采等人相比，哈代的宗教思想并无偏激性，它带有更加适应时代发展的“完善”和“进化”特点。从其所包含的本质精神看，实际上是对既往的人道主义传统的继承和发展，表现出把文艺复兴的“个性”思想、启蒙运动的“自由、平等”精神和基督教的“宽容、博爱”教义融为一体的努力。
总之，哈代的宗教观是一种倡导人性完美的哲学。他希望人们在理性和信仰的双重力量引导下，真正实现和谐统一的健全人格，进而推动整个人类文明的进化。哈代对未来的目标充满了期待，但他并不盲目乐观，因为那毕竟是需要人类不懈努力的理想。哈代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不仅辛勤而又执拗的构建理想，而且肯定了为实现理想的奋斗是必须的。
晚年的哈代多次流露出将宗教与理性融为一体的愿望，并且相信在即将到来的20世纪里，社会文明将因此而获得发展。
【注释】
(1)详情参见托马斯·哈代：《原书第五版及以后各版序言》，载中译本《德伯家的苔丝》，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3页。
(2)肖科斯：《托马斯·哈代评论史》英文版，1970年版，第36页。
(3)F.E.哈代：《托马斯·哈代传》英文版，麦克米伦公司，1933年版，第7页。
(4)金纳德·史密斯：《托马斯·哈代：生平与创作》，牛津出版社1965年版，第215页。
(5)陈珍：《从〈德伯家的苔丝〉看托马斯·哈代的宗教观》，《青海民族学院学报》2007年第4期。
(6)汪涛：《托马斯·哈代小说作品中的宗教主题》，《湖北大学学报》1998年第6期。
(7)万燚：《论哈代的宗教观》，《宜宾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
(8)马炫：《论托马斯·哈代的宗教思想》，《外国文学评论》，2003年第4期。
(9)迈克尔·米勒盖特：《托马斯·哈代传》英文版，牛津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539页。
(10)R.L.普尔蒂：《托马斯·哈代书信集》英文版，牛津大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885页。
(11)F.E.哈代：《托马斯·哈代传》英文版，麦克米伦公司，1933年版第175页。
(12)参见《西方哲学原著选读》，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261-264页。
(13)奥古斯丁：《布道辞》，转引自赵敦华《基督教哲学1500年》，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4页。
(14)奥古斯丁：转引自《听大师讲哲学》，吴广远著，中国民航出版社2006年版，第31页。
(15)张志伟：《西方哲学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63页。
(16)引自聂珍钊：《哈代的小说创作与达尔文主义》，《外国文学评论》2002年第2期。
(17)F.E.哈代：《托马斯·哈代传》英文版，麦克米伦公司1933年版，第293页。
(18)F.E.哈代：《托马斯·哈代传》英文版，麦克米伦公司1933年版，第176页。
(19)F.E.哈代：《托马斯·哈代传》英文版，麦克米伦公司1933年版，第176页第82页。
(20)《旧约·利末记》第16章，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2007年版《圣经》，第109页。
(21)［德］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程》上卷，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676页。
(22)哈代：《德伯家的苔丝》，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76页。
(23)《旧约·申命记》第24章，见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2007年版《圣经》，第189页。
(24)《罗马书》第3章：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2007年版《圣经》，第171页。
(25)《马太福音》第12章：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2007年版《圣经》，第14页。
(26)J·C·戴夫：《人类困境中的哈代小说》英文版，麦克米伦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1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