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落难”到“回归”——《鲁滨孙漂流记》与成人仪式
《鲁滨孙漂流记》（1719）自出版以来就一直受到普遍关注。在西方，它经过无数文化权威们的引导与解读，已逐渐由通俗走向了经典。在我国评论界，传统的理解是将鲁滨孙看成一个“真正的资产者”，人们对他的勇于进取、富有自信、坚毅勇敢的性格特征大加赞赏，但又批判他的“绝对功利主义”倾向(1)。另外，不少人从后殖民理论角度对这部小说进行评析，认为它展示了殖民扩张时期西方人的共同文化心理，如作者以赞赏的态度描写主人公对荒岛的无条件占有，在极力铺陈土著的野蛮化的同时，肯定了鲁滨孙用基督教观念教化和改造星期五。因此小说构成了一种权威的叙事模式，它使他者文明处于不在场地位，鲁滨孙是帝国文化滋生出来的第一代典型的殖民者(2)。
其实，《鲁滨孙漂流记》的阅读空间仍可进一步拓展。例如小说最为引人注目之处是描写主人公的漂流史，包括他落难荒岛前、经受磨炼和离岛回归这样一个完整的过程。正是通过这一过程，鲁滨孙完成了他个性的成长与发展，实现了人与自身、人与自然、人与宗教、人与社会的融通。从小说文本提供的这些基本事实出发，我们似可从两个向度发掘这部作品所包蕴的社会与文化价值：一方面，从纵向角度将主人公的漂流史与古代的“成人仪式”相勾连，把它视为“成人仪式”的准备、进行和完成三个阶段的移植或再现；另一方面，从横向角度将主人公的成长史与近代的“成长小说”相对照，进而显示它在西方近代文学，尤其是18世纪文学中的功能与价值。我们确信，这样的解读方式，既可揭示神话原型所包含的丰富内容，也有助于加深对《鲁滨孙漂流记》的社会学和文化学意义的重新认识。
一、“成长小说”与“成人仪式”
艾布拉姆斯是这样定义成长小说的：它的主题是主人公思想和性格的发展，叙述主人公从幼年开始所经历的各种遭遇。主人公通常要经历一场精神上的危机，然后长大成人，认识到自己在人世间的位置和作用(3)。巴赫金也曾对成长小说进行过专门的阐释。他指出，成长小说区别于其他大部分小说的首要特征在于，“这里主人公的形象，不是静态的统一体，而是动态的统一体”。其次，“时间进入人的内部，进入人物形象本身，极大地改变了人物命运及生活中一切因素所具有的意义”(4)。因此，巴赫金特意把成长小说强调为“人的成长小说”。另一位学者莫迪凯·马科斯在《什么是成长小说》中对众多定义进行了归纳分类，指出成长小说的定义主要有两类：一类把成长描绘成年轻人对外部世界的认知过程；另一类把成长解释为认知自我身份与价值，并调整自我与社会关系的过程(5)。在此基础上，包括艾布拉姆斯和巴赫金在内的许多学者都认为，成长小说的最初蓝本是卢梭的《爱弥尔》（1762）和歌德的《威廉·迈斯特》（1776-1796）等小说作品。
但笔者认为，从原型批评角度看，成长小说的原始模式应当有更深远的追溯。人类学的研究结果显示，自古以来，在许多原始部落或民族中流行着一种专门为未成年人举行的仪式——“成人仪式”或者也称“过渡仪式”。仪式期间，这些未成年人将暂时脱离团体社会，被部落中的长老或专职的巫师带到远离社会的隐秘之地，接受种种折磨和考验，并在此期间学得本部落的神话、历史、习俗和道德价值观。等到仪式结束再返回原地与社会融合的时候，可以说他们仿佛脱胎换骨，成了新人，已经能够履行团体社会赋予的职责和义务了(6)。人类的这种古老体验，在古代文学中早已得到有力印证，如远古希腊神话中赫拉克勒斯建立“十二件大功”的故事，中古时期广为流传的骑士传奇中的“圆桌骑士与圣杯”的故事，都可视为成长小说的原始模式。
人类学家认为，原型社会的某些法则在深层次中是与现代社会相通的(7)。在现代文明社会里，理性化、有序化的教育代替了严格甚至残酷的成人仪式，但无可否认，作为人类心理深层的无意识积淀，这种普遍存在仪式原型也出现过多种变体。例如文学就以其特有的虚拟性和变形的方式，为我们重现了远古时代盛行的成长仪式，释放了现代人心理中沉积已久的原始的无意识欲望。
二、“成人仪式”之序曲：演绎年少轻狂
“成人仪式”之所以有存在的必要性，是因为人们往往在年少的时候作为个体游离于社会之外。在成人仪式进行之前，主人公会一直遭遇困扰，处于徘徊期，无法真正认识世界，认识自我，当然也无法形成任何信仰方面的观念。但这也是通向成人的必经之路，它需要的是一种自我克服的过程和面对人生的勇气。如果人们能够深刻地经历生活，那么这种和生命互动的过程既是痛苦的，也是生动的。与这一过程相对应，我们发现，《鲁滨孙漂流记》的主人公曾先后经历了四次航海体验，在这个时期的经历中，完全暴露了他与社会、与自我乃至与宗教精神的种种冲突。
作为生活在岛国的年轻人，鲁滨孙一出生就不安于现状，很早就在脑子里“充满了遨游四海的念头”。在第一次航海前，他曾有过犹豫，一直在是否出海的抉择中挣扎，但他没有预测到航海对他的未来会造成多大的影响，最终他拒绝了家人的劝告，将父亲描绘的伊甸园般的“悠闲而快乐的生活”置之脑后。
满怀着梦想，鲁滨孙在一位老船长的带领下踏上旅程，走向他想象中的世界。但航海伊始就经历了大风暴的洗礼。在恐惧中他确实退缩过，除了本能的害怕没有其他原因。但当死亡的恐惧过后，美丽的海景出现时，主人公又将之前的想法完全丢弃。如他所言：“完全忘记了自己在危难中发出的誓愿和诺言。”(8)可见，在矛盾的煎熬中，曾一度被鲁滨孙肯定过的“明智而清醒的想法”对他起不了作用，他承认自己被神秘的力量所控制：
倒霉的命运却以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逼着我不肯回头。尽管有几次我的理性和比较冷静的头脑曾经向我大声疾呼，要我回家，我却没有办法这样做。
在以后的几次航海中，鲁滨孙依然我行我素。这个阶段他的理性思维处于蛰伏状态，个人欲望充塞了大脑和身体，基本上是一种肉体的旅行。这样，笛福似乎向人们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在成长的历程中，冒失和冲动是不可逾越的环节，它往往导致灵魂的纷乱不安。这种“原罪”式的驱动使事态一直向着不利于主人公的方向发展。在遭受一系列痛苦的磨炼后，他才开始有所醒悟：
当人们不满于他们目前的现状，而把一个更坏的情况与他相比的时候，上天往往就要替他们换一换地位，让他们从本身的体验中认识到以前的生活是如何的幸福。
这个阶段的选择和经历，与后面的孤岛生活形成鲜明对比。在孤岛上，主人公的思想意识逐步走向成熟，他的选择也朝着有利于自身发展的方向迈进。鉴于此，可以把这四次航海的经历看成是鲁滨孙的“成长仪式”的序曲，而他在进入荒岛前后所发生的变化，愈发突显了成人仪式的意义所在。应该说，鲁滨孙这个时期的矛盾，对于我们所有的人来说，都并不陌生。正如我们在阅读《荷马史诗》这类作品时会感到无比欣喜一样，我们被《鲁滨孙漂流记》这本书深深吸引，关键在于它揭示的正是我们每一个人的鲜活的生命过程，它映照着我们内心的最初的骚动。故而，卢梭在评价《鲁滨孙漂流记》时说：“每个正在成长的男孩都应该先读读这本书。”(9)
三、“成人仪式”之主旋律：化解种种冲突
可以这么说，主人公流落孤岛就象征着成人仪式的正式开始。他所乘坐的船只被暴风雨抛向荒无人迹的小岛，远离人类贸易正常航线好几百海里以外。远离人类，这正是成人仪式中的最大要素。因为只有游离于社会之外，个人才能在生存的磨难中学会独立地运用智慧，学会正确思考，最后成为一个成熟的人而回归社会。虽然主人公独自一人来到荒岛，但却在绝望之中发现生存的生机，那条破船为他提供了部分劳动工具和生活资料。这表明成人仪式的宗旨是让一个人尽快成长起来，而非将他置于死地，因而团体（社会）的帮助是必要的。
但成人仪式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是平衡和协调各种冲突，抽掉这些内容，成人仪式就成了毫无意义的过程，就会失去它应有的功能价值。由此可见，远古人类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们并不像现代人那样，千方百计来掩饰人无法避免的各种冲突，而是通过一些特殊的方式，使个体被社会规范所制约压抑的心理能量得以释放，从而缓和或消除由冲突而生发的各种问题。对此，荣格曾独具彗眼地指出：现代社会的最大弊端恰恰就在于“没有给阴影原型的个性化提供充分适当的机会”(10)。
在荒岛上，主人公明确意识到自己的理性思维开始发挥作用了：“我的理智现在已经能够逐渐控制我失望的心情，因此我开始尽量安慰自己，把当前的好处和坏处加以比较。”他抛弃不切实际的幻想，能够用“务实”的态度看待自己和生存环境的关系，并且把既往生活中获得的经验转化为具体行动。在不断地失败与突发情况面前，他进入生命的一种新状态，踏上了完善个性的艰难历程。
（一）上帝与恶魔同在
成长仪式要平衡和协调各种冲突，首先必须解决人的自我认知问题。在古代神话与仪式中，它主要表现为如何认识人的能力与价值，进而把握好人神之间的关系。我们所熟知的荷马史诗的故事、俄狄浦斯的故事以及赫拉克勒斯建立“十二件大功”的故事，都涉及到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如前两个故事的主人公都曾在“神意”（规律与必然）面前显得过分自信，因而受到惩罚；后一个故事的主人公只有在克服了骄横和放纵之后，才真正实现了“加入”。在近代西方，基督教已成为文化的主导潮流，上帝在人的心目中确立了不可动摇的位置。人的个性完善的重要标志在于是否和上帝建立了正常的“契约”关系，是否在上帝的指引下立身行事。这样一来，上帝在西方人那里，就不仅仅是一种信仰，更多的时候，他也是理性的思维。信仰只是人的精神的一个支点，真正对人的完善起推动作用的是理性思考这根杠杆。理性可以把人由“原罪”导向“救赎”。
在《鲁滨孙漂流记》中，主人公既是行动的形象，又是思考的形象。登上“绝望之岛”之前，他只知行动，不会思考，这是由于他的自我意识是分裂的，他没有依靠一种信仰来维系内在精神的和谐。他既缺乏对自我的认知，又没有能力调整自己与外部的关系。进入荒岛，在经历了一系列不考虑后果所带来的挫折之后，他开始有了思考的习惯，知道寻求精神支柱的重要。他想到了上帝，并进行灵魂反省。他先是看到了自己没有任何宗教观念：
这么多年来，我不记得自己曾经信仰过上帝，也没有反省过自己的行为……危难中不知敬畏上帝，获救时也不知道对上帝感恩。
继之又发现自己对上帝采取了功利主义态度，如遇难时“在整个过程中，我除了照例叫几声‘上帝救我！’以外，完全没有一点宗教思想，而且一等地震过去以后，连这种呼声也听不见了”。
鲁滨孙在真正意义上对宗教观念有所认同，是在孤岛上病重的时候。在病魔的威胁下，他发出真诚祈求上帝的呼声。那也是他第一次真诚地祈祷上帝，尽管当时“连自己都不知道说些什么，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说这些话，因为我的思想非常混乱”，但在此后的几天内，主人公终于认识到：
我那沉睡已久的良心，便开始觉醒，开始责备我的过去的生活，在过去的生活中，犯了许多不平常的罪行，这才惹怒了公正的上帝。
小说对疾病的描写具有非常重要的启示意义。疾病在表象上是生理出了问题，但在更深的层次上，它暗喻着主人公在精神上的残缺。正是这场持续了十余天的大病，不仅把主人公推向了精神炼狱，而且促使他开始了一场灵魂与道德的“驱魔”运动。而用身体上的疾病来表现精神上的疾病，把生病看成是有罪之人进行忏悔的契机，这也是成长仪式和成长小说惯用的做法。于是疾病就成了小说主人公最终获得自由的方式。
他看到自己在过去一直被“恶魔”缠身：“八年来，我一直过着水手的生活，染上了水手的种种恶习……我生性愚笨，善恶不分。即使在一般水手中，我也称得上是个邪恶之徒：冷酷无情，轻率鲁莽。”“我完全没有想到上帝，想到天意，我的行为全然如同一个畜生，只受自然规律的支配，或只听从常识的驱使，甚至连常识都说不上。”这种严酷的自我忏悔，还使主人公明白了人往往是在利益的驱动下变得毫无理智。譬如，为了买几个便宜的黑奴，而丢弃安定富裕的生活,试图跑到几内亚去，结果流落荒岛。在接下来的几天中，鲁滨孙还展开了形而上的“天问”：
我经常看到的大地和大海，到底是什么东西？到底从什么地方来的？我和一切其他的动物，包括野的和驯的，有人性的和无人性的，究竟是些什么呢？又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
他似乎觉悟到冥冥中的一切都有超越自然的力量在主宰。在治理疾病其间，他第一次有意识地阅读《圣经》，并且“做了一件生平从未做过的事：我跪下来，向上帝祈祷”。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小说主人公特别提到，就在他确立了对宗教的信念时，他的日记有一天漏掉了，至于这一天为何会漏掉，他自己也说不清楚。其实对这个疑点，已有学者作过解读。保尔·艾尔肯把《鲁滨孙飘流记》中的时间分为世俗时间和永恒时间，他认为漏掉日记意味着小说主人公已被抛到世俗时间之外，开始进入具有永恒意义的另一种生活(11)。事实的确印证了这一点。当主人公再次阅读《圣经》时，他对“拯救”有了新的理解：
我现在对上帝别无他求，只求他把我从罪恶的深渊中拯救出来……我无意祈求上帝把我从从这荒岛上拯救出去。与灵魂获救相比，肉体的获救实在微不足道。
鲁滨孙悟出的道理，正是基督教“原罪”与“救赎”学说的精义所在。接下来我们看到，尽管“恶魔”还不断跑来作怪，但对于已建立了理性信仰的主人公而言，那只不过是短暂的迷失。如他像傻瓜一样进行造船工作，花了将近半年时间，结果小船做得非常好却无法从旱地送到水中。他并未因此怨天尤人，而是更加认识到合理地运用理智是多么的重要。又如，见到野人的脚印和梦中出现野人，曾使他感到恐惧，以为是上帝要惩罚他。转而又觉得如果能得到野人将会使自己有了“仆人”和“帮手”。但当他真正救助了野人（星期五），他发现他是忠实、诚恳、可爱的，认为他们与文明人一样，被上帝赋予“同样的能力、同样的理性、同样的善良和责任感，也赋予他们同样的嫉恶如仇的心理”，这时他产生了一种布道的热情和冲动。在用宗教观念开导星期五和回答对方的刨根问底时，他自己也加深了对宗教奥义的思考和认识。他坦率地承认：“在向他说明道理的过程中，我自己也在许多问题上获得了不少知识……”尤其是在回答星期五关于“既然上帝的力量是强大的，为什么不早点把魔鬼杀掉”这个问题时，他的思维已进入抽象化的高度，他终于明白了这是由于每个人心中都有魔鬼，魔鬼将伴随人类的始终。
在小说中，鲁滨孙由一个无所不能的设计者，转变成一名上帝的求助者，而后又成为基督教福音的传播者。这样的过程，并不表明他对上帝的臣服是消极、被动的。我们知道，他是在肉体的生存完全有保障情况下才成为上帝的“子民”的。换句话说，鲁滨孙对上帝的臣服是他追求精神自救和精神自由的表现。所以，这一转变使他从孤独状态中走了出来，荒岛也不再是他的“最糟糕的囚牢”，他成了荒岛的开发者和享受者。
（二）绝境中的生存
哲学家罗素说：“人类自古以来有三个敌人，其一是自然，其二是他人，其三是自我”，“生存的问题首先意味着，人类要按着自己的意志去征服自然”。(12)罗素的话带有西方人固有的思维特征，他从人的本体意义去看待一切，把人和周围的关系理解为敌对的。但他的观点也有普世意义，因为人类文化正是由这三种关系而产生的。人类在他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既要遇到内在的自我冲突，更要遇到来自大自然的挑战，人类只有克服这个困难，才能生存下去。因而，许多涉及成长题材的传说和作品，大都要表现人与自然的关系。
在这方面，《鲁滨孙漂流记》最具典型意义。小说把主人公置于人迹罕至的荒岛，几乎断绝了他和群体之间的所有往来，让他独自一人解决生存中遇到的全部问题。这种环境设置构成对人的生存意志和能力的极限性挑战。故此，对主人公劳动生活的描写成为这部小说的最大亮点，也是它历来被人们称道的重要原因之一。
总体上看，鲁滨孙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他的航海生活和岛上得病之前。整部小说是从航海写起。按着大量研究过古代“加入”仪式的荣格的说法，航海对成长仪式往往是关键性、决定性的事件。因为海洋是自然伟力的代表，航海的历程可以使人“转变至一个更高的境界”(13)。在最初的航海中，鲁滨孙对自然处于懵懂无知状态，他只知道自己是一个体面的商人，出海就是为了冒险、赚钱，“对航海的事一无所知”。他甚至无法区分什么是“微风”和“风暴”，等到风暴袭来时，只能表现出极度的恐惧和手足无措。这表明城市文明生活已使他与自然发生疏离，他在自然面前既渺小又被动。在其后的两次航海中，鲁滨孙和几位船长有了比较亲密的接触，船长传授给他很多知识，这对他以后的孤岛生活有极大帮助。但引领只是事情的开端，真正的成长还要靠自己的努力与体悟。海岛遇难把鲁滨孙推向死亡的边缘，这时候恐惧心理和求生的欲望占据了他整个精神空间，但也逼迫他确立了自己的行动哲学：“呆坐着空想获得不存在的东西是没有用的……我产生了自己动手的念头。”他用了整整十三天时间搬运沉船上的物资，接着为自己建造住所，想办法生火。到后来学会捕猎，为了节省火药而驯养山羊。在这个阶段里，鲁滨孙起初完全是一个受自然支配的人，继之他具有了向自然索取生活资料的能力，他与自然的关系也由疏离而变得有所亲近。
第二阶段是鲁滨孙患病及其稍后的一段时间。这是他调整自我与各种关系的关键性阶段。在鲁滨孙皈依上帝之前，他具有“本体不确定性”特点。因为我们发现，从小说的叙事结构看，笛福总是把他的人物置于“奴隶——主人”这一框架，最初把他描绘成一个受原罪意识支配的人。于是，在他那里“奴隶——主人”就发生了易位或置换：就和上帝的关系而言，他本应是上帝的子民或奴仆，但他远离上帝、不敬上帝；就他和自然的关系而言，他应该是自然的亲近者和支配者，但却成了自然的奴隶。改变这种状态的契机仍是那场极具象征意味的“大病”。“病”的洗礼促使他确立了上帝的位置，建立了在荒岛积极生活的信念，他认识到“真正的幸福不是被上帝从患难中拯救出来，而是从罪恶的深渊中拯救出来”。鲁滨孙自我意识与自我身份的转换，还可在“训养山羊”这一多次出现的情节中得到确证。从一般意义说，由对动物的猎捕到对动物的驯养这一转变过程，表明主人公已确立了人对自然的支配地位。从更深层的意义上说，对山羊的驯服实际上是主人公在重复自己的故事：上帝为了改变他那难以驾驭的天性将他弃置于“绝望之岛”，然后将他驯服；而他则挖陷阱把山羊逮住，再把它们驯服成家畜。可见，鲁滨孙在荒岛上的事业就如同上帝在人间的事业(14)。
接下来，鲁滨孙和自然的关系进入全新的阶段。他不仅支配自然、利用自然，而且全身心地融入自然。他开始用审美的眼光欣赏岛上的风光，第一次看到了“可爱的草地”“茂密的森林”“连绵不绝的山脉”“清溪从山上流了下来”“葡萄藤爬满树枝”……他被秀丽的自然景色所感奋，觉得“眼前一片清新翠绿，欣欣向荣，一派春天气象；周围景色仿佛一个人工花园”。自此，他的劳动也有了自由愉悦的性质。他怀着愉快的心情种植庄稼，制作面包；他为修饰生活而建造“别墅”，为环游全岛而造船；他对自然规律的掌握充满兴趣，并如鱼得水。而他所做的一切，早已超出求生的范围，“因为，我所有的一切，已尽够我享用了。”“我没有敌人，也没有竞争者与我来争权夺势。”“我在这里挣脱了一切人世间的罪恶……我心理没有任何贪求的欲望。”至于过去曾趋之若鹜的金钱，那更是一些“肮脏、可悲而又无用的东西，对我毫无用处”。
鲁滨孙的荒岛生活具有耐人寻味的人学意义。它在新的层面提出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体现了人从受自然支配到回归自然，并与之融为一体的过程。与此相对应，小说中对劳动亦有崭新的理解，即劳动决不仅仅是为了进行价值交换,劳动本身就是目的，劳动充分体现了人的愿望，是人的自由本质的体现。而鲁滨孙作为劳动者形象，其中也隐含着丰富的寓言性意义。他在荒岛依次历经了渔猎、采集、牲畜、耕作、简单手工劳动、资本积累的全过程，这简直就是一幅活生生的人类历史的进化发展图。从这个意义上讲，鲁滨孙就是人类进步的化身，他的身上浓缩了全人类积极进取、奋斗不息的伟大精神。
（三）从自我平衡过渡到与社会适应
在孤岛生活了二十几年之后，鲁滨孙在思维和行为方面均趋于成熟。但这还不够，成人仪式若要完成，则必须回到社会的大环境中。因而，作为回归的过渡与缓冲，小说中陆续出现了“野人”，“落难”的西班牙人，还有最后将鲁滨孙带回大陆的船长等人。他们的出现，已俨然形成了一个小小的社会。
最初主人公对野人怀有矛盾心理。在野人正式出现前，他做过一个相关的梦。梦是人的潜意识的显现。这个梦既表现了主人公对久已生疏的社会群体的恐惧，又包含着他对重新加入的渴望，究其实质都是人所共有的“阴影原型”的体现。正如他自己所承认的：
人生显得多么光怪陆离，变化多端啊！我们今天所爱的，常常是我们明天所恨的；今天我们所追求的，常常是我们明天所逃避的；我们今天所希冀的，常常是我们明天所害怕的，甚至会吓得胆战心惊……我以前觉得，我最大的悲哀是被人类社会所抛弃……可现在呢，我只要疑心会看到人，就会不寒而栗。
这种矛盾心理，使他在如何对付野人上一直犹豫徘徊。为了自身安全，他曾想置他们于死地，但“一想到为了自己获救，非得别人流血，我就感到可怕，好久都想不通”。最后在星期五遭受危机的时刻，他脑子里突然产生了一个强烈的、不可抗拒的念头：“我要找到一个伴侣，一个帮手呢；这明明是上天号召我救这个可怜虫的命哩。”上帝的感召和重新加入群体的渴望，驱使他救助了星期五，并在和对方的交流中建立了人的情感。
但《鲁滨孙漂流记》毕竟是一部西方小说，笛福也是一个西方作家。小说主人公能否重新进入社会，关键还在于他确立的价值观念是否与整个西方的价值体系保持一致。为此，作家特意安排了鲁滨孙在孤岛上的两次冒险：解救西班牙“基督教徒”和智救船长。在解救西班牙人的过程中，他依然遇到宗教信念与杀人流血的矛盾。他责问自己：“我究竟有什么使命，什么理由，有什么必要去杀人流血，要去袭击这帮人呢？他们没有加害过我，也没有意识加害我。”但转而又想到：这些人的野蛮行为违背了上帝的意志，“上帝只要认为适当，他就可以亲自执法，对他们全民族所犯的罪行，进行全民性的惩罚”。于是在上帝的名义下，他大开杀戒，和他的伙伴一起杀死了二十一个野人。获得胜利后，他的确陶醉了：
我不断地带着一种高兴的心情想到我多么像一个国王。第一，全岛都是我个人的财产，因此，我具有一种毫无疑义的领土权。第二，我的百姓都服从我，我是他们的全权统治者和立法者。
鲁滨孙的胜利不仅仅来源于他的力量和信心，更多地在于他作为支配者和征服者的精神驱动。他在整个战斗中的心理过程，微妙地体现了西方文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价值观念：人在创造中获罪，但又在反省中赎罪。
最后智救船长，则比较全面地展示了鲁滨孙个性的成熟和他的各种支配能力的提升。他的拯救计划周密稳妥，拯救行动果敢而不乏机智。他以神的秩序的维护者面目出现，向被救者们宣布：“诸位先生，不要怕我，……说不定近在你们面前的正是你们料想不到的朋友呢。”他使被救者肃然起敬：“他一定是从天上派遣下来的”，“因为我们的处境已经不是人力所能拯救的了”。他还合理地运用了“宽容”与“惩罚”两种原则：依照英国法律叛徒是要被绞死的，但他没有那样做，而是将他们留在岛上作为惩罚，并且将一切生存法则都教给他们，为的是让他们通过自力更生，生活得更舒服。在返回英国之后，主人公还不忘再度登岛来看望他们，给他们带来蔬菜种子等。书中经常提到鲁滨孙以“总督”身份出现，其实是一种社会责任的体现，在这个荒岛上需要他来为那些“居民”们主持公道。因而，“总督”只是一个称谓，它包含的意义不仅仅是一种对土地和权利的占有，还应有主人公的社会责任感和承担意识。
四、“成人仪式”之尾声：回归社会，融入群体
在小说接近尾声之处，出现了一个庆祝胜利和船长“送礼”的场面。船长主持了带有狂欢意味的送礼仪式，并表示可以带领鲁滨孙返回英国。由落难的船长承担主人公回归群体的任务，正与古老部落成人仪式的完成由长老执行相吻合，同时也与小说开头对那位船长的描写形成呼应。
在“仪式”的执行中，主人公将船长送的衣服穿在身上，这时他觉得全世界再也没有什么事情比这个更不舒服、更别扭、更不自然的了。衣服是文明社会的象征，穿上衣服就等于恢复了社会身份。在成人仪式过程中，鲁滨孙在精神上成长了，但要在生理上重新成为一个社会人，也需要过渡。当小说中船长说“我们等这些仪式过去以后”这句话时，也就预示着成人仪式的正式结束。鲁滨孙终于离开孤岛，回归社会，立业成家，成为一个完整的社会人。
在小说结尾，作者还安排了这样的情节：主人公由巴西回英国时，本来有两条船可供他搭乘，但最后他没上其中的任何一艘船，结果这两条船出海不久都出了事故。这证明了主人公身心的完善，在处理各种复杂事情时，已经能抵制各种诱惑，做出正确的抉择，尽量避免偶然。
《鲁滨孙漂流记》是一部蕴涵着丰厚思想文化价值的作品。从人文主义的传统看，在成长中寻找精神家园是人类的永恒追求和共同经历，“成人仪式”也因此是人们认识自我、认识社会，建立个人身份，实现人生价值的一条有效途径，或者说，仪式的过程也就是人的社会化过程。笛福的这部小说与成人仪式存在诸多对应关系，是有意为之，还是人类集体无意识的自然流露，这的确是一个有待研究的问题。但笔者倒宁愿把它视作一个具有启示意义的象征。它既向人们暗示了分离意识与个体意识的重要，但同时又以最生动、最有力的事实晓谕人们：我们都属于一定的群体，个性的成熟以能否融入群体为标志。
从18世纪文学的思想文化语境看，笛福和他的时代保持着最密切的联系。他作为一个精力充沛而又喜欢思考的启蒙主义作家，所面临的重要难题是：如何协调经济发展和人的道德准则的关系，即清教思想中那些道德伦理和世俗社会里人的生存发迹之间的矛盾。为此，他借助文学的虚拟性特点，跨进18世纪热衷于写成长小说的作家行列。但他既不像法国的卢梭那样，通过主人公的成长史，形成对外部制度和陈腐观念的强烈批判，也不像德国的歌德那样，更多地专注于人的内在精神发展。他的鲁滨孙精明、能干、务实，兼有“思”和“行”的双重特点，他运用自己充满活力的个性，在荒岛上创造了一个新的神话。他使“创造”与“救赎”这两种观念达到了完美地融合。
【注释】
(1)朱维之等主编：《外国文学史》，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版，第133页。
(2)参见：张法：《20世纪西方美学史》第19章，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赛义德自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罗纲、刘象愚主编：《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3)［美］艾布拉姆斯：《欧美文学术语词典》，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18页。
(4)［苏］巴赫金：《巴赫金著作集：小说理论》，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30页。
(5)引自芮渝萍：《美国成长小说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页。
(6)［苏］叶莫·梅列金斯基：《神话的诗学》，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日］祖父江孝男：《文化人类学百科辞典》，青岛出版社1989年版。
(7)张法：《20世纪西方美学史》，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49页。
(8)《鲁滨孙漂流记》：徐霞村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第1版。
(9)《鲁滨孙漂流记》中译本序，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新1版，第3页。
(10)［美］霍尔：《荣格心理学入门》，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14页。
(11)保尔·艾尔肯：《笛福小说中的时间》英文版，雅典左治亚大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61页。
(12)［英］罗素：《西方的智慧》，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第11、6页。
(13)［美］约翰·维克雷：《神话与文学》，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197页。
(14)钟鸣：《〈鲁滨孙漂流记〉的双重阅读》，《外国文学研究》2000年第3期，第8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