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与子”：西方文学的一个永恒母题——由《俄狄浦斯王》引发的思考

一

公元前5世纪，剧作家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在希腊问世。此后，这一悲剧在西方文坛便显示出经久不衰的魅力，不仅出现了许多同名剧作，而且产生了一大批沿用这一古老的母题和意象创作而成的小说与电影。伴随文学家、艺术家对俄狄浦斯题材的关注，破译“俄狄浦斯之谜”也就成了许多文化史家和文学批评家所热衷的话题之一。尤其是19世纪以来，许多学者曾经运用各种批评方法对该剧进行了大量研究。弗洛伊德用心理分析方法研究悲剧主体的行为动因，肯定了悲剧主人公有弑父的原始冲动，把“弑父”解释为儿子潜意识中“恋母”情结的表现。⁽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家则反对把“弑父”说成是男人对女人的争夺，认为这一行为从根本上说是儿子对父权专制的本能的反抗。一些社会与历史学批评学者则比较看重该剧的时代内容，认为剧中抽象的命运是当时雅典社会矛盾的象征。法国学者皮埃尔·威尔南一改以往只重内容而忽视形式的研究倾向，他从语义学和符号学角度切入该剧，在分析了剧中出现的大量双关语后指出：正像整个剧本围绕谜语展开一样，剧中谜样的语言也具有双重及多重的含义，这一切只能说明“人类不是一种可以描述或下定义的存在，他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一个一直也没有解开其双重含义的谜”⁽²⁾。其后，列维·施特劳斯运用结构主义方法详细分析俄狄浦斯的故事系列，认为整个故事所思考的，就是一个在原始文化中一直思考的问题，即人的起源问题：人是来自土地，还是来自人？人是由同一的还是由不同亲缘关系所生。但从故事的逻辑模式看，古希腊人还无力找到一个满意的答案。⁽³⁾上述引述表明，“俄狄浦斯之谜”具有永恒的普世性质，人们在不同的时代，都可根据自己的体悟对它作出多种阐释，它是一个充满诱惑力的话题。

我们认为，破译“俄狄浦斯之谜”的根本途径在于必须紧扣原悲剧所提供的基本故事与思想要素，即俄狄浦斯的“弑父”与“娶母”为何存在着因果关系，俄狄浦斯偶然行为的结果为何与预先发生的神谕必然性完全一致。而要解开这些谜中之谜，首先有必要从历时性角度去剖析剧中“弑父”这一中心动作在希腊文学中的发展与演变过程。

其实，文学中对“弑父”行为的描写绝非肇始于索福克勒斯。早在此前就已广为流传的奥林匹斯神话中，“弑父”已经是被反复讲述的话题。诗人赫西俄德所著的《神谱》就具体记载了诸神内部父子之间惊心动魄的斗争。据载，最先从大地身上诞生出来的男神是乌拉诺斯——天空，他虽然是大地之子，但一出世便获得了“父”的地位。接着大地与天空结合，生下了包括克洛诺斯在内的十二提坦巨神。这些子辈的强大力量构成了对父亲天空的威胁，因而遭到父亲的仇视，他把儿子们打入黑暗的洞穴。但地母盖亚鼓励众子起来造反，她生出一批白铁，锻造了一把大镰刀，于是天空这个众神之父被儿子克洛诺斯阉割了。天父丧失了作为男性实体的标志，这意味着父的权力、地位和力量的解除。而父的消失又为子演变成新的父提供了先决条件，克洛诺斯拥有了先父的一切，但也重复了先父的一切，将新生婴儿全部吞食。他的不义引起了儿子们的愤怒，宙斯带头为子辈复仇，把父亲从尊位上赶走，开始了自己的统治。所以，在后奥林匹斯神话中，宙斯虽然不乏暴力和权力的特征，但总体上被描述为众神和人类普遍臣服的万神之父。在他统治的时代，混乱的血缘家庭转变为一夫一妻制的父权家庭，宙斯是父权家庭和父系社会结构中至高无上的权威的集中代表。自此在文学幻想的世界里，父权趋向绝对化，对父权的反叛己非易事，普罗米修斯因违抗宙斯而遭受残酷的惩罚，可视为有力的佐证。

在上述创世神话中，子对父的反抗与子回归父位的循环，实际上是一场又一场争夺父位和权势的暴力斗争。不过在父权地位尚未成为神圣、绝对之前，子之弑父表现出义无反顾的正义性，子对父的叛逆得到了明确的肯定，并且，母亲的地位和作用也表现出其存在的合理性，这表明前奥林匹斯神话中的父子之争是母权制向父权制过渡时期的产物。然而，在后奥林匹斯神话中，随着唯一的、权力无限的父神的确立，母亲的作用消失殆尽。父神——宙斯的弑父行为既得到了认可，同时他通过弑父而获得的特权也就具有了合法性质。这样，神话的创造者虽否定了具象的单个的父亲，但在总体上却表现出对男性秩序、父权中心的认同。换言之，它只肯定个体的弑父行为，而不否定父权的长久统治。这种宏观上的崇父意识的形成，导致具体的弑父行为必然与罪恶感、恐怖感及相应的惩罚交织在一起。有关俄狄浦斯的传说与后奥林匹斯神话产生的时间大致相同，因此，它集中体现了后奥林匹斯神话关于父与子关系的基本特征。

按照希腊传说和索福克勒斯的描述，俄狄浦斯的弑父行为也有其正义性，对此，故事和悲剧作品一开始就通过神谕的形式进行了揭示：俄狄浦斯的父亲拉伊俄斯曾劫持过恩人珀罗普斯的儿子，于是神诅咒他必然遭受报应，最终将死于儿子之手。所以，就其实质而言，俄狄浦斯“弑父”乃是子对父的不义行为的惩罚，是现实中“了辈”取代“父辈”的曲折反映。不同的是这一行为是儿子在神力的驱使下以不自觉的方式完成的。但剧作家并未因此宽容俄狄浦斯，因为他还告诉人们：神预言俄狄浦斯弑父之后必定要娶母为妻。这一预言在剧中也果真应验了。这样，剧作家在暗许俄狄浦斯弑父并为其找到托辞的同时，又对这一行为定了罪。为了强调罪恶之重，他着重从两方面对弑父行为及其后果进行了渲染：先是剧本一开场就描绘因天神震怒，忒拜城正遭到特大瘟疫袭击；最后写事情真相大白后，俄狄浦斯和他母亲的痛苦惨状和由此引出的恐怖画面。索福克勒斯的这一创作意图也体现在他对俄狄浦斯题材的处理与选择上。据考证，在希腊的神话传说中，俄狄浦斯的故事还有其他说法，最关键的有两点：一是俄狄浦斯只杀了父亲，并没有娶母生子，他的四个孩子是他和另外的女人所生；二是俄狄浦斯的余年是在忒拜城度过的，他并没有被儿子们驱逐出境。此外，许多研究者已注意到，不管在传说中还是在悲剧中都有一个对不上的事实，即俄狄浦斯和他母亲间年龄的巨大差异使他们不可能正常地生下四个孩子。索福克勒斯不仅渲染“弑父”的恐怖和必将受到的惩罚，而且在取材上有意舍弃其他说法和忽略细节的真实，这表明他不外乎是想向人们证明：“弑父”必将带来秩序的混乱。于是，在他的悲剧里，如同“娶母”具有破坏禁忌体制的意义一样，“弑父”也当然成了一种禁忌。然而，即便如此，“弑父”这一血淋淋的行为毕竟在剧中发生了，尽管它是披着“神力”驱使的外衣。

至此，我们不难得出如下结论：其一，在包括俄狄浦斯故事在内的整个古代希腊文学中，“父子关系”以及与此相关的“弑父”行为乃是一个被不断重复的文学母题，它的发展演变始终与希腊社会的历史进程和人们的思想观念相一致。文学中的父子之争实际上隐喻着现实中父权与反父权的斗争。其二，由文学作品的描写可知，随着父权文化的确立，古代希腊人对父权制持有明显的矛盾态度。一方面他们强调了父权的先在性与永恒性，另一方面又表现出对父权的反叛或抑制。这种矛盾既来自父权制本身，又来自父权的对立面——子辈自身。就父权制而言，维护其永恒的统治既需要避免极端的专制，并给子（臣民）一定的权利，允许他们一定程度的行为自由，又必须限制子（臣民）对父（君主）的僭越，防止其行为超出界限。就子辈自身而言，“弑父”是为了使自己成为父，反叛权威是为了使自己成为权威，但对父权的反叛如不加任何节制，这又势必危及子辈自身及其所代表的未来社会的存在结构。因此，“弑父”必将在子辈的内心深处产生矛盾、困惑和焦虑。

得出如上结论，主要是依据索福克勒斯所提供的故事要素，以及神话所具有的跨学科性质。在这一点上，我们的看法与结构主义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有殊途同归之处。这位学者认为，从叙事学角度看，神话之所以是神话，其“实质并不在于它的文体，它的叙事方式，或者它的句法，而在于它所讲的故事”⁽⁴⁾，因而，神话通过故事来隐喻人类的普遍性心态。从人类学的角度看，俄狄浦斯的故事显示出文化的相对性原则，作为俄狄浦斯神话的一部分，“不仅索福克勒斯，而且弗洛伊德本人，都应包括在俄狄浦斯神话有记载的版本之内，跟早期的或者看起来更‘可靠’的版本等同”⁽⁵⁾。

二

当我们对西方文学进行整体回顾或扫描时，可以发现被古代希腊人反复重讲的“父与子”母题，亦流贯于后代各个历史阶段的文学中。后代西方文学不仅在相当程度上遵循了这一文学母题并形成一种普遍化的主题模式，而且对该母题进行了各具特色的生发和运用。

当然，文学母题作为社会历史和文化发展的产物，它有其固定的结构方式和相对稳定的品质，因而，它的实现有赖于一定的历史阶段中观念与现实、传统与创新等因素的融会贯通。众所周知，古代希腊文明的结束是以基督教在西方社会取得正统地位为标志。基督教宣扬上帝是至高无上的统治者，是主宰芸芸众生的万民之父。这种学说强化了父权统治的神圣地位，使宗教文化和父权文化不可分割地扭结在一起。因此，在黑暗的中世纪，社会及文化观念中的崇父意识得到了空前的巩固，文学中的父子关系更多地表现为子对父的“顺从”、“屈服”。于是，由古希腊人开创的“父与子”母题中的诸种对立要素，则因阳光与养分不足而进入蛰伏时期。

发生在14—17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对宗教学说提出了大胆挑战。人文主义者要求个性解放、反对个性压抑的呼声酿成了藐视权威的普遍文化氛围。正是在这种进步与保守、前进与停滞等新旧因素相互斗争中，“父与子”母题中的对立要素开始在文学中被激活。文学巨匠莎士比亚首当其冲，他在自己的一系列喜剧作品和悲剧《罗密欧与朱丽叶》中，塑造了一大批敢于同封建家长相抗衡的青年子辈形象，而与之相对的父辈则成了被批判、嘲笑的人物。不仅如此，莎士比亚还把笔锋直接指向了父权文化的最大代表，即那些集君权和父权于一身的封建暴君们。在17世纪的法国，莫里哀作为文艺复兴和莎士比亚传统的最大继承者，在他的一系列喜剧中描画出一个父辈形象的画廊，举其引人注目者就有《伪君子》中的奥尔恭、《悭吝人》中的阿巴公、《史嘉本的诡计》中的吉隆特、《无病呻吟》中的阿尔冈等等。与虎虎有生气的青年子辈相比，这些父辈不仅自私、专横、丧失理性，而且成了被子辈们无情捉弄的笑料。

然而，不论莎士比亚还是莫里哀，他们对父子冲突的表现都极有分寸，其作品中较少出现血淋淋的弑父场面。他们贬抑或揶揄具体的父亲的同时，又在总体上肯定了父权统治，甚至将父权的得失与国家的“治”“乱”相联系。如莎士比亚不仅将克劳迪斯和理想的父王老汉姆莱特相对照，将李尔王的暴虐和他的慈悲相对照，而且谴责了克劳迪斯、高纳里尔、吕甘等人的僭越行为。造成这种状况的现实原因主要是欧洲社会还处于中世纪的封建专制时期，这使整个文艺复兴运动“并没有摆脱中世纪基督教文化这个旧机体”⁽⁶⁾。同时，17世纪理性主义在法国等地的盛行，也极大地约束了人们的思想与行为。因此，即使这一时期的文化巨人，其身上也经常笼罩着叛父与崇父的双重阴影。

在西方文学史上，对父权文化真正具有颠覆意味的当属英、法资产阶级革命前后产生的一系列作品。两次革命均以推翻君主专制为目标，并先后把雄踞男性社会权力之巅的国王送上断头台，可视作社会政治领域的“弑父”运动。这种专制与反专制间的斗争，有力地催发了文学中“叛父”意识和“弑父”意识的滋生与发展，不少作家公开向父权文化发出非难与攻击，并明确肯定了叛父行为的合理性与正义性，从而形成了运用“父与子”关系进行创作的热潮。英国的弥尔顿既是第一位大胆提出“弑君无罪论”的革命斗士，又是第一位用《圣经》题材宣扬反叛“夭父”的杰出诗人。他的长诗《失乐园》不仅塑造了权威的反叛者撒旦的形象，赞颂了人类始祖亚当、夏娃对天父的悖逆行为，而且借撒旦之口指斥上帝是“天上的暴君”。在法、德两国，有的作家抨击了以父权文化为表征的封建等级制。博马舍的《费加罗的婚姻》写仆人运用机智战胜了粗暴专横的封建家长伯爵大人，预示了推翻封建特权的法国大革命运动的开始。有的作家控诉和抗议了父权专制对人的戕害，如卢梭的《新爱洛绮思》、席勒的《阴谋与爱情》，都通过青年男女的爱情悲剧揭露了父权统治的非人性。启蒙文学的另一位作家伏尔泰，则对历史上的俄狄浦斯故事发生兴趣，他的同名悲剧把弑父者刻画成一个勇敢、高尚、富有智慧的英雄。但在抨击父权制成为时尚的18世纪，某些作家仍表现出对父权制加以适当限制的良好愿望，伏尔泰、狄德罗倡导“开明君主制”，其出发点多少也含有缓冲父辈文化与子辈文化矛盾冲突的意义。如伏尔泰在描述新旧因素的对峙后，总要设计一个由开明君主进行治理的理想国度，就是这一观念的体现。

19世纪文学中的“父与子”主题具有承上启下性质。一方面它继承了传统模式的某些因素，另一方面在具体的生发和运用上又表现为内涵的丰富与视角的扩大。如《红与黑》不仅写了主人公与父亲的敌对态势，而且写了他对拿破仑的崇拜。《约翰·克利斯朵夫》中的主人公既有对生父的厌弃，又有对舅父的亲近。两部作品都暗含了在反对专制父亲的同时去寻找精神父亲的意蕴，表现了人对父权文化既排斥又依赖的矛盾心理。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则开辟了从心理领域表现父子关系的新途径。他在《卡拉马卓夫兄弟》中把性爱与“弑父”视为因果关系，将子与父争夺女人作为子弑父欲望的原始动机，同时也表现了对弑父行为的恐惧和焦虑，这无疑为后来弗洛伊德的“俄狄浦斯情结”一说提供了有力的例证，使这部小说更具现代性。从具体的表现手法看，有些作品对父子对立关系处理得比较隐蔽。巴尔扎克的作品往往避开父子间的正面纠葛，或写父亲对子女的病态的爱，或写父亲在金钱的支配下如何毁掉儿女的幸福，但都显示了金钱在父子（女）关系中的间离作用，作品中的父亲形象都带有非理性特点，成了反讽的金钱象征。

三

进入20世纪，西方社会普遍表现出理性衰微和信仰危机。在人们对社会现实及前途都极度失望的情形下，尼采代表大多数人爆出“上帝死了”的声音。于是，包括父权观念在内的各种传统观念均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这种思想文化条件，终于促成了文学中“父与子”母题模式在观念世界和现实世界之间又一次获得较大程度的贯通。这时期既产生了诸如德国表现主义、美国犹太文学这样一些热衷于“父与子”主题的文学流派，也出现了卡夫卡、索尔·贝洛等一批以“父与子”为经常性主题的作家。另外，由于许多流派和作家是打着文学革新的旗号进行创作的，这导致他们在继承传统模式的普遍规则的同时，又具有对传统的多方面超越。

从主题学角度考察，随着时代与生活的急剧变化和人对世界的整体把握能力的加强，许多现当代作家对“父与子”母题的运行与操作都进行了适当的调节与演化。在调节演化的具体方式上，“父与子”的家庭结构模式有了较为明显的消解，它一般不再纠缠于两代人的具体矛盾和生活细节，而是借助“父”与“子”关系的形而上属性，生发出生活现象中所包孕的普遍意义，推演出关于世界的系统而又复杂的学说。在演化运用的内容方面，父辈与子辈的含义已不仅仅具有专制与反专制、新与旧、保守与进步等对立内涵，而是显得越来越宽泛。他们有的已不再是具象的父亲或儿子，而是外部世界中某种对立关系的隐喻与象征，或者是文学的创作者对整体世界的内心体验的载体。如卡夫卡的作品虽然大都是在家庭意义上的扩展，但家庭的代表或发言人在早中期创作中是具体的父亲形象，在中后期则变形或移位为抽象的象征体，《城堡》中的城堡、《诉讼》中的法庭就是父亲——威权的象征体。它高高在上，决定着主人公的命运，主人公却永远无法与它接近和沟通。对于主人公而言，它虽然不再是具象的父亲，但仍行使着父亲指责人、判决人和惩罚人的职责。它在主人公心目中的地位，如同父亲形象在儿子心目中的地位一样，依然是高大、威严、专横和神秘莫测。这样，卡夫卡就通过这种带有父子对立性质的关系设置，展开了有关人类文化的哲学思考。不过，即使在卡夫卡那些最具现代性的作品里，传统母题的诸因素也并没因此而泯灭，它仍保留着对立要素之间相互扭结与胶着的态势，仍显现出子辈及其相关力量在强大权威面前所产生的叛离与畏惧共存的矛盾状态。

在叙述学方面，现当代作家在表现“父与子”母题时，一般不再满足于传统的叙事手法，即以“子”作为叙述主体，整个故事的叙述往往是从“子”的立场、“子”的角度出发。现当代作家提倡全方位、多角度的叙述视角。卡夫卡的一些作品既表现了儿子对强悍、威严的父亲的内心感受，又写了父亲对儿子的藐视、占有和防范心理。贝洛的《洪堡的礼物》叙述两位有师生之谊的作家间的关系纠葛，为此，作家让两位主人公同时担当叙事主体，并通过二者关系由和谐到对立，最终归为和谐的演变过程，让各自在对方身上终于发现了自己。这种由两者或两者以上的对立要素所构成的“我——他”或“他——我”的叙事模式，是真正意义上的父子冲突。它显示了现当代作家在对“父”与“子”集合化处理中，一般都融入了他本人对人类本体的矛盾属性的整体思考。另外一些作家则从强调文学是心灵世界的表现出发，非常重视叙事内容的主观性。他们的作品大都以父子冲突中子辈的各种感觉、欲望、情绪、本能为叙事起点。犹太作家菲力浦·罗斯在其代表作《彼特诺的怨诉》中，把家庭、母亲等父辈因素作为子辈痛苦的起因和意象，设置出一个矛盾窘迫的关系场和心态氛围。因为在主人公的感觉中，父母乃至老师仿佛是无处不在的法官。这里的父母与其说是某种形象典型，不如说是一种心理梦魇。英国作家伍尔夫的《到灯塔去》巧妙地沿用了俄狄浦斯故事的母题和意象，并将这一故事“重新语义化”。她通过对小说中子辈詹姆斯内心世界中的幻想与梦境的挖掘，表现了在父亲“暴君”的统治下所产生的强烈弑父欲望。同时她以一个女性作家的独特视角展示了詹姆斯对母亲纯真的爱。在这部作品里，儿子的“反父”与“恋母”因浸润着作家的主观判断而有了新的意义，它超越了权力之争的范畴，也不存在对母爱的争夺动机，而是子对父的来自本能及心理的反抗。

在文学作品的结构层面，现当代作家为了追求文学的象征和隐喻，大都厌弃通过现象的铺叙去直奔主题。故此，在含有“父与子”主题的作品中，一般都在显性的故事框架下有一个与之发生内在联系的隐性框架，或在表面的故事情节下，往往有一个与之平行发展而内涵更为宽泛的隐蔽情节线。上文所涉及的卡夫卡、索尔·贝洛等人的作品已初步显露了这一特征。如两位作家有时借助父子纠葛或代沟轮回现象的描述，来隐喻现代文化中的诸种冲突，有时则将对父子关系的思考融汇到大千世界多元对立要素的设置中。但最能体现上述特征的作品的是罗伯·格里耶的《橡皮》和纪德的《伪币制造者》。《橡皮》的显性情节是青年侦探瓦拉斯奉命到某小城调查案情，结果弄巧成拙，误杀了经济学教授杜邦，而杜邦正是抛弃过他的生身父亲。在情节展开的关键之处，小说多次重复俄狄浦斯故事中的“斯劳克斯之谜”，点出了瓦拉斯表面是在追查凶犯，实则是在寻找和追杀父亲的过程中把自己引向“犯罪”。这一切既与俄狄浦斯的故事相暗合，又强调了现代西方社会父子关系的异化。纪德的《伪币制造者》由很多零散的生活片断所组成，没有统一完整的情节。但在这些组合的片断下，却贯穿着寻找父亲、逃离父亲的情节线。小说开篇是青年学生斐纳尔发现自己是私生子的秘密，他离家出走，寻找生父，由此引出一系列青少年离开家庭、逃离父亲的故事。小说中的这种寻找与逃离的二重组合矛盾结构，表现了现代西方社会父子关系的悖离、隔膜，乃至人与人之间亲和力的消失。

四

如上我们从即时性角度就“俄狄浦斯故事”的“不同版本”，也即“父与子”文学母题在各时期的演化作了回顾与扫描，现在有必要从共时性角度对这一母题作一些总结与思考。

首先，我们注意到了这样一个事实：如同父子关系在人类历史上具有其内在的恒定品质一样，文学中的“父与子”母题也始终保持着自己的普遍性模式。这一模式在形式上主要表现为各要素间既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在内容上则意味着对权威的维护或抗拒。从“父与子”关系所暗含的特定文化语义看，不论是西方还是东方，自古以来文化观念中的“父”就是秩序和固守的象征，而“子”却代表着变化与发展。“子”在整个文化“生命”的演化过程中，虽然实现了对“父”的延续，但同时又预示着对“父”的分离和超越。关于“父”与“子”之间这种复杂关系的阐释，或许可借助“果核”与“果皮”这样的比喻。果核是生命的本源，是未来的种子，果皮既是对生命本源的保护，又是对生命本源的固守。果皮借自己的保护力量使生命延续成为可能，生命的延续又须以冲破躯壳的限制为先决条件。而新生命的诞生，又宣告了另一个果皮与果核的生成。这种生命循环发展过程中父子间既相生又相克的关系，既可显示人类文化史程的延续一般呈由父辈到子辈的动态方式，亦可揭示任何形式的延续和发展都需要子辈对父辈的背离和超越。因此，子辈对父辈的依存只是一种表象，而由背离和超越所引发的冲突才具有绝对性的普遍意义。人类的祖先早就感悟到了这一点。我们发现，不仅古代希腊文化，而且早于它而出现的古代希伯来文化中，就已埋下了“父与子”冲突的种子。《旧约》开篇的第一个故事《创世纪》，其本身已透露出天父对人类的成见和人类对天父的背离。在稍后的上帝与亚伯拉罕和摩西立约的故事中，“子民”与上帝的关系非但没有和谐，反而进一步激化了，如以色列（Isreal）名分便包含着“与神角力”之意。随着《旧约》成为基督教经书的一部分，上帝对“子民”的限制和“子民”的背离是一种罪恶的观念，不仅进一步得到了强化，而且被融进了“原罪”与“救赎”的神学框架中。这样，具有人本特点的古希腊文化和具有宗教特点的古希伯来文化二者在“父与子”程式上获得了一定意义上的贯通，并形成观念形态上牢固的模式意义，成为后代文学作品的基本原型之一。

从“父与子”关系所包孕的社会历史内容看，在人们的思想观念中，“父”一直象征着社会生活中的权威与保守力量，而“子”一直代表着富有革新意义的行动与反叛。父辈的任何努力都是为了使自己的权威得到维护，为此他们可以通过政治的、经济的和宗教的途径，诉诸规劝与恐吓、经验与超验、信仰与功利等手段迫使子辈屈服。然而人类自由天性的导向和生命演进的规律都决定了子辈不会永远屈从于父辈，父辈对权威的维护只能激起子辈更大的对抗。在人类社会漫长的发展过程中，由于男性始终居于社会的中心地位，由于宗教文化对父权制的强化，从而使父子斗争成为整个社会生活斗争中非常生动的部分，以致演变为社会矛盾冲突的前沿和缩影。另外，人类社会的发展总是以新陈代谢的方式进行，并大都通过两代人之间的矛盾斗争或代与代之间的更迭得以实现，因此，父子间的冲突与社会力量间的冲突就具有了异质同构的意义。这一特点既为后代作家在“父与子”程式中充塞各种社会冲突的对立要素提供了方便，也为“父与子”母题向更宽泛的意义升华找到了基本的结构内涵。当然，在社会矛盾表现为同质的差异时，这种“充塞”与“升华”就显得较为单薄和肤浅；在社会矛盾表现为异质的对立时，其“充塞”与“升华’就显得较为丰厚和深刻。在现当代，随着人们对人类自身本性认识的深化，和对外部世界综合体验能力的加强，“充塞”与“升华”则愈发向心理化、整体化、抽象化方向发展。就此而言，我们对西方文学中“父与子”母题的探讨，其意义绝不仅仅限于文学本身，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见出人类文化和人类思维的律动与演化。

【注释】

(1)弗洛伊德：《图腾与禁忌》，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14页。

(2)［法］让·皮埃尔·威尔南：《〈奥狄浦斯王〉谜语结构的双重含义和“逆转模式”》，见《古希腊三大悲剧家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886年版，第505-508页。

(3)张法：《20世纪西方美学史》，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09-214页。

(4)［法］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人类学》，文化艺术出版社1989年版，第46页。

(5)列维·斯特劳斯：《神话的结构分析》，见《最新西方文论选》，漓江出版社1991年版，第112页。

(6)张弘：《文艺复兴·基督教文化·人文主义传统》，《外国文学评沦》1992年第3期。